监狱即学校? 我换上监狱的夏天制服——淡蓝的短衣短裤, 一双拖鞋。随狱警走入新收房之前,我回身 看一眼通往工场的小径,每一条都覆盖灰色 的雨棚。我断定,囚犯的光头是不打伞的, 当天空流泪的时候。 台北监狱不在台北,它在桃园龟山。入口处是一栋横排建筑物,一楼的会客室, 我以前来过几次,都是为了探望狱中的友人。 我生性懒惰,平常不太喜欢到外地访友,但如果有要好的朋友入狱了,我一定 至少去探监一次。当初探监的真正动机,直到自己踏进了监狱,才惊觉并不纯是为 了友谊。说起来,那有点像是古时候的老人,临终前总会预先准备好棺木和寿衣, 并对自己日后的葬身之处特别关心,也特别感到好奇。 监狱会面的方式和管训队不同,它不是面对面交谈,而是隔着一层强化玻璃, 透过里外各一只电话沟通。相较之下,管训队的会面方式,倒像是监狱的“特别会 面”,是特权分子才能享有的。走进第一栋横排建筑物,我的心中不但没有任何陌 生或焦虑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早已探过路的安定感。 出了横排建筑物,眼前是一大片方形空间。空间被一条笔直狭长的水泥路隔成 两半。右边是一栋一栋横排的舍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很嘲讽地命名下去。左边 则是一栋一栋横排的工场,用阿拉伯数字依序命名。每栋舍房和工场之间,各有横 向的小径相通。踏进监狱一步,就走在笔直狭长的水泥路。那条路的最大特色,是 搭在头上的雨棚,从会客室这端一直搭到最深处的礼堂。我由两名狱警左右戒护, 走过青青草地,很快便看见左侧一座篮球场。那大概是这里惟一的体育设施,但听 说台北监狱有数千个囚犯。再往前,我的视线立刻被左边第一栋建筑物的标语吸引 住——“监狱即学校”。 表面上,它和外面建筑物上的标语没什么两样,然而“监狱” 和“学校‘’的并置却在我心中产生强烈的张力。我在初中时,曾把学校当成 监狱,如今,却被要求将监狱看作学校。虽然那只是一个标语,于我却是莫大的讽 刺。 走到水泥路中段,在与一条横向小径交叉的地方右转,便是总台。总台不同于 一般机关或航空公司的柜台。它虽也做些人员登录迁出、公文收发的服务,但在一 般囚犯眼里,却是天堂与地狱、希望和痛苦的十字路口。入狱出狱,调房移监,上 工下工,会面回房,还有“犯规”时进出“监狱中的监狱”,都必须经过这里。记 得初中时读过一篇文章,说古代有一位姓杨的读书人,每过歧路,便会伫足大哭。 当时读完觉得莫名其妙,现在走到总台,才忽然明白他哭的是人生方向的不可预知。 寄妥行李,办完手续,我换上监狱的夏天制服——淡蓝的短衣短裤,一双拖鞋。 随狱警走人新收房之前,我回身看一眼通往工场的小径,每一条都覆盖灰色的雨棚。 我断定,囚犯的光头是不打伞的,当天空流泪的时候。 新收房关的是最“低级”的囚犯。我说的“低级”,不是与“高级”的对比, 而是相较于一、二、三级囚犯。新收的当然属于最低的“第四级”了。 按级数分,一级囚犯是刑期早已过半,正等待假释的。 为了让他们及早适应社会生活,所以两人一房,上下铺,面积最小。二级囚犯 是刑期刚过半,假释报是报了,却有可能驳回,必须等升上一级再报,这类囚犯四 人一间,也是上下铺,面积次小。三、四级囚犯通常关在一起,理论上是十几人一 间,睡地板,面积约五坪,但在旺季时,一间挤二十多人也是常有的事。至于新收 房的格局,则比照三、四级房,只是收容的人犯又更多了些。 我住新收房,就像苦行僧挂单,很少躺着睡,大部分时候都盘腿坐着。同房的 狱友一开始都以为我是出家人,纷纷拿着素菜、水果来奉献。等弄清楚我是管训队 借提来的,便少有人敢跟我接触。 例外之一,是一位工程师,犯的是公司法或什么的,我也不懂。我一进来,他 便对我很友善。当时狱中一包新乐园香烟售价一千,狱友们都当人参在抽。一根烟 用十行纸卷成十几根“老鼠尾巴”,还不算最省的。他却每卷一次烟,一定敬我一 支。等混熟了,他才鼓起勇气,说出心中的好奇:“你两个脚踝怎么了?好像有两 圈旧疤痕?”我吸一口“老鼠尾巴”:“那是因为长期戴脚镣的关系。”他吓了一 跳!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其他的狱友也围了过来,其中一位唐突地问:“听说管训队员连站着也 能睡,这可是真的?”我说:“真的!”记得在管训队工地时,我经常趁官兵一个 不注意,撑着十字镐或圆锹,站着便睡。 “那你是从管训队来的,难怪坐着也能睡,我们还以为你是和尚呢!”我知道 已被他的话套住,但我不介意,我正在享受记忆中站着睡的乐趣。 工程师是学化工的,但在新收房看的却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这下子轮到我 对他好奇了:“你看的那本厚厚的是什么书?”他抬起头,看看我,再把头埋进书 里。 “你不是学化工的吗?为什么念梭罗的书?” 他的头愣在书页里,额上浮出两颗狐疑的眼珠:“你怎么知道……” 我打断他:“封面有他的名字。” 这不是他要的答案,他继续问:“你知道梭罗是谁吗?” “美国文学家兼哲学家。”我答。 他合上书本,也学我的姿势端坐了起来:“你读过他的书?” “没有!” “那你……” 我再度打断他,在“地狱”里已经很久没说过人话了,想不到来到“坟墓”, 身边的“尸体”竟是可以促膝的。 我急着想和他沟通,却又有点担心自己会养成抢白的坏习惯:“我在一些诗集 里读过诗人引述他的话。” “你还记得那些引述的话?”他对我的好奇开始带有一点深度,但我的答案却 是:“不记得了!” 他脸上不但没有失望的表情,反而更增几分兴趣:“你那些诗集都是在管训队 念的吧?” “不是!” “那是……” 我又打断他,但这次我觉得是在接话,不是抢白,“那是初中时念的。” “国中就开始读诗集?” “对!那时我一心只想将来当一个诗人。” “结果却当了流氓?”他想笑,又忍了下来,“那你在管训队都读些什么书?” 我想笑,也学他忍了下来。这书呆子大概以为到哪里都能念书,而且想读什么 就读什么。我不禁为读书人经验世界的狭隘感到悲哀,也庆幸自己有机会到管训队 历练一番。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管训感到庆幸,也是第一次体悟到人生没有一条 路是白走的。 我很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但还是简短说出一本书的名字:“领袖遗训!” 他听完,再也忍不住爆笑了起来。两边墙角的狱友,立即把“老鼠尾巴”捺熄。 他们最先听到狱警棒打房门的声音:“干什么?是谁笑得那么大声?”工程师吓得 把头藏在梭罗的怀里。 其实,我喜欢阅读新诗,不是初中时才开始的。早在小学四年级,我便和新诗 结下不解之缘,那是一张旧报纸牵的线。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煤村还是文盲的聚 落。大人是不读书的,一切的知识,都来自等待挖掘的山丘,暗无天日的坑道就是 教室,黑鸦鸦的煤炭就是老师。小孩虽能上学,平均也只上到小学而已。就拿我们 家来说吧,我大姊只念小学三年,二姊五年,三姊学龄时,遇着父亲矿变,没有入 学,哥哥小学毕业。这样的识字情形,在我们矿区可说十分普遍。 因此,没有一个人家是订报纸的。 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是在小学四年级。有一天,我在矿场的煤堆上玩耍,远处 风中,忽然回旋飘来一张旧报纸。我知道,那应是吹自某个陌生过客的手里。我好 奇地浏览正面五花八门的新闻。翻过来,我看见醒目的“副刊”两字。我试着阅读 上面的小说、散文和新诗。我反复地细读,最后终于咀嚼出其中的滋味。我发现我 不仅喜欢副刊刻画的生命脸谱,更着迷于那一小块新诗文字的神妙组合。 从此,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到码头附近的报摊集中区,去翻阅当日出炉的早、 晚报副刊。那些报摊大多依附在骑楼梁柱,每隔十几二十公尺一摊,远远望去,竟 也乱中有序。 报摊摊贩都是上海人,除了满口“阿拉”,也会讲几句难听的英文。他们在摊 架上摆一些中文书报做掩护,暗地里卖的是裸女封面的西洋杂志,走私的洋烟,还 有靠岸美国大兵爱嚼的口香糖和巧克力。那些美国大兵有白人,有黑人,黄昏后, 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开始进出骑楼内的酒吧间。 由于我总是光着脚丫,穿一身美援面粉袋裁制的小衣小裤,背后是“净重三十 公斤”的印字,怎么看也不像是买报纸的,倒像是准备偷窃的流浪儿。报摊摊贩通 常只是盯着我看,瞳仁偶尔由黑转白,但若是有美国大兵远远走来,他们便不是伸 出中指,不耐烦地问我:“你到底买是不买?”或是挥动拂尘也似的衣袖,驱蝇般 地呵斥:“去去去!去!”他们给我的白眼,和“逐客”的方式,令我长时难以忘 怀。那也是为什么我会在长大之后,已经经营赌场了,还时不时不务正业地纠众到 码头的酒吧间,向那些也是上海人的酒吧老板敲竹杠,动不动就砸店,或与美国大 兵斗殴的原因。而我后来也发现,那些报摊摊贩,其实也兼为酒吧把风,并做他们 的眼线。 在那种情况下,我阅读早、晚报副刊,顶多只能浅尝辄止,然后很快便得转到 另一家报摊。我发现用这种游牧的方式,要想好好读完一篇小说或散文,是很困难 的事,惟一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的只有新诗。既然如此,我便专挑那迷人的小块文 字来阅读。我这样“偷读”副刊的习惯,大约维持了五年。到了初中二年级,我已 能在一盏茶工夫,掳掠报摊所有副刊的新诗。如果说“白吃白喝”是一种流氓行径, 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已经开始“白读”了。 新收房不必上工,但狱友们却都巴望着早一天下工场,因为房里的日子不好过。 一日三餐,吃完睡觉,却没人受得了。 先说吃的,早餐有“稀饭”,是昨日的剩饭加热水。中餐、晚餐则不加热水, 是当天的饭。佐饭的菜肴自备,自备的方式有二。一是向监狱的“福利”社购买, 菜钱由保管金扣除。什么料理都有,只是售价约高于市面五至十倍。付得起这种价 钱的,一般称为“大肚仔”。然而,“大肚仔”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囚犯还是得仰 赖家里送菜,家里送来的菜真的不够了,才忍痛向监狱购买。监狱里有所谓的“加 菜”,每周一至两次,遇有上级巡视,再应付一次。都是去腿截胸的咖哩鸡,不多 不少,每人两块。若不幸只分到一块,另一块便由马铃薯充数。 新收房的“吃”,其实是整个监狱的缩影,因此即使无法忍,也得受。真正令 人受不了的,是新收房的“睡”。由于每房只有五坪地板,却要睡二十多人,因此 大家协议,晚上睡觉一律侧躺。翻身时,如果不是全体一致,便得自行起立,翻好 身再躺下来。这样的睡,自然很少人能适应。于是,能昼寝的,便成为新收房供奉 的偶像。最会昼寝的,一日顶多睡个几次,只是睡时,狱警随时都会来敲门,因此, 到了夜晚,还是得瞪着窗外的星星到天明。至于那些无法在白天偷睡的,日复一日, 便有灯枯之虞,于是只好称病,向牢门外每周前来看诊的狱医,讨两粒感冒药吞了, 才勉强昏睡个几时。 除了吃、睡的限制,新收房一日只“放风”一次。也就是在舍房外的小庭院, 胡乱做做操,走动走动,限时十分钟。 其余的时间,大伙儿像叠在南北货车里的猪仔,动弹不得。 尤其时序已近仲夏,整个牢房只有一扇铁窗和递饭菜的风口。 说它是吓司烧的蒸笼“,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太热,大家又订了一个规矩:任 何人都不能霸占铁窗,或堵住风口。这样一来,活动空间又小了一些。 这种日子,新收房狱友多是在叫苦声中度过的,我是少数的例外。过去,我是 那种“好天不存雨来粮”的人,进了监狱,自然两手空空,加上家人无法定期为我 寄钱送菜,于是便沦为狱中通称的“大头仔”。我虽是“大头仔”,却从不为三餐 感到“头大”。经过管训队炼狱般的磨难,我觉得不必“强制工作”就有饭吃,已 经是一种幸福,何况还有狱中的旧识,知道我到了新收房,隔三岔五便会送来一些 料理、香烟和金钱,加上同房狱友,特别是那些需要我代写书信状纸的,也都十分 乐意和我分享他们的食物。因此,在新收房,我不但没有“吃”的问题,也第一次 想起家里的弟妹,他们是否也像我这样温饱?新收房的“睡”,对我来说更不是问 题。无论是“集体侧躺”也好,“一起翻身”也罢,我在管训队早巳适应得很好, 加上我天生“好睡”,就算站着,也能人梦。 看着新收房狱友视睡觉为畏途,听他们起床后的长嘘短叹,我再一次庆幸自己 的被管训经验。 新收房狱友十分宝贝“放风”的时间,我却巴不得连那十分钟也取消掉。由于 在管训期间,除了“领袖遗训”,一切书报杂志都在禁止之列,因此到了监狱,看 到任何有文字的东西,便恨不得当场将它生吞活剥。 在新收房,我读了不少书,都是“工程师”提供的。提供的方式是,他读完一 本,我接收一本。一书两读,他说:“这才划算!”相处一个多月,我们一起读过 古典小说《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和台湾小说《亚细亚的孤儿》, 俄国小说《战争与和平》、《卡拉玛佐夫兄弟们》,日本小说《千鹤》,以及美国 小说《老人与海》。至于前面提到那本梭罗的书,工程师是早晚才摊开来看。那似 乎是他的“枕边书”,因此一直轮不到我读。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垂涎那本书。 平均每两三天,我们便读完一本厚厚的小说名著。 我惟一感到不足的是,工程师只读故事不读诗。我愈加对他那本“枕边书”感 到好奇了。 我不但对每日的“放风”感到厌烦,也对没读多少书就要点名、吃饭觉得无奈。 一个多月过去了,真希望下工场的机会统统让给别人,我只要专心读书。 然而,下工场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临了。离开新收房那天,太阳像一头野兽,刚 被铁窗夹着。工程师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梭罗,语带腼腆地说:“这本书送给你吧! 反正我每天早晚读它,一个多月了,好像也不太能读得懂。很佩服你,只有初中毕 业,却能逼着我读完这么多书。保重!分手之后,希望你能替我把这本书读通。” 我用双手接过那本书,封面上用中文题着《瓦尔登湖》四个字。我忽然想起初 中时读过诗人引述《瓦尔登湖》的句子,然后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惧。 我该不会像一般的囚犯,将“自我”化约为“吃”、“睡”和“放风”的琐事 吧?该不会在临终时,猛然回头,才惊觉自己根本没有活过吧? 我告诉工程师:“我会把这本书读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