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上榜 “上了”我是早就料到的,只是不知考上 哪个大学。辅导长不卖关子,但说得也 不是很直接: ”你的分数落在政大哲 学系,但这个志愿你没填,再来是东海 中文系,也没填……” 我笑着问他:“我该不是什么都没填吧?”,再踏入管训队时,我觉得对过去 这段失去自由的岁月有了新的体验。无论是在新收队挑土,还是在监狱申请延期假 释被驳回,我都还算不上是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因为我根本不曾真正把巨石从 谷底推上山顶。我记得西西弗斯曾获上主的应许:“有一天,巨石将不会再滚下来!” 我期待这一天。即使到头来,巨石仍无情地滚落我的宿命,我也了无遗憾。毕竟我 已走过这段艰辛的旅程。 由于胸中已。了无牵挂,我很快便恢复原本活泼的个性,积极融入队上的生活。 不论是操练,还是上工,我都做得兴致勃勃,即使每月只领一百多元工作金,也不 再怨怼,只觉得失去自由就得被剥削,不管是在监狱,还是在管训队,谁叫自己不 珍惜自由呢?下:正休息的时间,我除了担任义务代书,偶尔还客串说书人的角色。 我在狱中曾读过许多章回小说,诸如三国水浒、封神聊斋、七侠五义、添丁传奇等, 都是可以现卖的,还差一点打破队上职业说书人的饭碗。 有一天晚上,讲古仙仔那里一场,在下铺,讲的是水浒传,我这里一场,在上 铺,说的是廖添丁。他那里要人斟茶,我这里自备开水。他那里每告一个段落,就 要擦起汗巾,等众人意思意思,我这里不但免费,而且好戏连台,不卖关子。 说着说着,我这里正热闹时,他那里忽地散场。不一会儿,讲古仙仔已站在我 的床铺底下,身边还站着两个靠他吃红的。他收起扇子,用扇柄敲敲我的床沿: “少年仔!好汉不挡人财路,你有本事,考上大学,就要快活去了,何苦为难我呢?” 我一听立刻收场,也不介意他身旁那四颗拳头,反而乐得转到他的场子,当个 内行的听众,偶尔也充当他的替补。 寝室里的热闹,又恢复原来的生态。 放榜那天下午,辅导长骑着重型军用机车回来,一见面,他就用吼的声音: “林建隆!上了!上了!” “上了!”虽然是意料中的事,我仍忍不住跟着吼了起来,“是真的吗?真的 上了吗?” 其实,联考一结束,在考场门口,就有一些知名的补习班,在那里散发完整的 试题和答案。我回来对过之后,再查核上届分数的落点,知道自己上了。不但上了, 而且还不是在榜尾,我的分数大约落在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我当时很激动,恨不 得冲到户外去狂舞一番,但想到自己的身份,也就克制了下来。而克制的结果是, 趴在自己的床铺上,着实饮泣了一番。 “上了”我是早就料到的,只是不知考上哪个大学。辅导长不卖关子,但说得 也不是很直接:“你的分数落在政大哲学系,但这个志愿你没填,再来是东海中文 系,也没填……” 我笑着问他:“我该不是什么都没填吧?” 辅导长也笑了:“有!你填了东吴大学英文系。” 辅导长是台北人,对坐落于外双溪的东吴大学自然有一些认识。他告诉我东吴 是一所基督教创办的老大学,从大陆迁来的,作风有点保守。不过,它山明水秀, 校门内两排尤加利树,站成一条绿色的长廊,脚踏车队穿进梭出的,颇有特色,应 该很适合我这种“隐士型”的人去念。 我一听“两排尤加利树”,“脚踏车队穿进梭出的”,赫然想起离开新收队之 前所做的梦。辅导长描述的情景竟和我的梦境一样,缺的只是坐在我脚踏车后座, 那个长发披肩,隐然有着西洋轮廓的女大学生而已。我甚至大胆地想起,自己迷迷 糊糊坐在教授位子的那个荒唐的梦。 我很满意东吴大学,特别是能念它的英文系。我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考上的,将来人学,想必不会输给其他同学才是。何况士林外双溪离我基隆老家并 不太远。 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台北县三芝,那里风水甚好,清朝时生产一种奇特的黑 糯米,皇帝才能吃的。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早已被流传是“龙穴”。我想我能 在管训队考上大学,应是多少靠着“龙穴”的护荫吧?至少父亲一定会这样认为。 父亲年轻时,因为种田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告别祖母,到基隆去挖煤。在我成长过 程中,常常要随父母回三芝的。 那时我们坐火车,从基隆出发,到达台北再转车,转的是开往淡水的小火车。 下车后,再搭公路局车到三芝,到了三芝,还要走一段崎岖的山路,才能见到祖母。 我喜欢上下于祖母采茶的山丘,更喜欢小火车驶经士林时,窗外淡水河上悠然扬起 的渔帆。士林是我童年回家必经之途,若能沿着士林,溯着双溪,找到我未来人生 的方向,应是吻合我童年浪漫的幻想的。 考上大学,当然免不了要接受总队长的“召见”。只是,我知道此去必然“会 无好会”,因为我不是在他的批准之下,“合法”考上大学的。 他召见我的地方很奇怪,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一间官兵集会的大礼堂。 我跟着传令兵边走边纳闷:“召见一个小小的队员,需要这么大的礼堂吗?”若不 是用来下马威,就只有“神经病”才能解释了。 总队长高高坐在讲台上,我则被带到台下面对他立正站着。整个礼堂空无他人, 除了他背后的孙中山像,和我背后的蒋介石像。 他轻咳了一声,四壁的回音立刻在我耳里交响了起来:“是谁带你去考大学的?” 我心想:“你这不是白问?我怎么可能说出任何人的名字?” 他看我沉默以对,更加抓狂地吼着:“是谁准你去考大学的?” 我觉得他实在是无聊,也跟着百无聊赖地看着脚上的鞋带,发现左脚没有绑好。 我很想弯下腰去,重新系好鞋带。 他大概看我已被唬得低头了,而他该发的脾气也发了,再逼问下去,万一我来 个抵死不说,他除了颜面尽失,又能奈我何?于是他换了个倨傲但较不凌人的口气 :“你今天考上了大学,但你要知道,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当初也是考上大学 的,我是放弃大学才去考军校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军中其实没几个。“ 说到这里,他大概也已察觉到自己的语无伦次,加上我从头到尾保持缄默,因 此,除了放我走,他其实再也没什么好说的。 离开那个怪怪的总队长,我的心情似乎也被他感染了,一路上总觉得怪怪的。 回到队上不久,我便听到某种传言,传言的出处是小队长。自从联考回来,我 便和小队长们建立起至少是互信的友谊,而他们和辅导长的袍泽之情,我也是十分 清楚的。因此,从他们口中传出来的?肖息,我又怎能不信?他们分别告诉我辅导 长很可能会被上级以“抗命罪”论处。 我听完,一方面觉得不可理喻。一个辅导长,根据自己的细心观察,发现某一 个队员不但有心,而且有实力考大学,加上又有台北监狱典狱长来函为他背书请命, 因此协助他报考,结果也顺利考上。这样的辅导长没有获得奖励已经够背了,还要 被治罪,难道警备总部对自己的干部,也像对流氓那样蛮不讲理?明明是美事一桩, 看在上级眼里,为什么就变得不一样?管训队并非作战单位,任务以辅导队员为主, 那些从不接触队员的“上级”,有什么正当性来指责辅导长“抗命”? 另一方面,我也为辅导长可能面对的凶险感到心急。有一次,我就梦见他被戴 上脚镣,关在军事看守所。我想要解救他,觉得他不该被关在那里,却无论如何也 无法接近他。 梦醒之后,我觉得十分汗颜。如果他当初也和“上级”一样,不但不允许我读 书,还千方百计堵死我的出路,说不定我会和三弟一样,在水淹鼻孔的情况下,伺 机夺枪,二话不说将他毙了,并且认为这样的小人死有余辜。但如今,面对即将因 我而受罪的辅导长,我又能拿什么回报他?我发现一直以来,我都活在以自我为中 心的世界,一切的努力,都只为个人图。我告诉自己:“我愿代他受罪!”问题是, 我连代人受罪的能力都没有。我必须承认,现阶段的我,所蓄积的仍只是破坏的能 量,和毁灭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