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绿：声音

    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是我。

    他的出现令人惊讶，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让人捉摸不透里面的情绪。除
了惊讶，我只能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已经席卷了我努力想表现出来的惊喜。慌乱
里唯一能想起来的是，他个头不高，结实，眼神冷竣。

    他是个有家的男人，他在我脑子里出现时，通常忠实地伴随着那样一个女人，
长方脸短卷发，比较苍老，比较彪悍，风风火火，生活幸福。这种幸福随手可拾，
满大街都是。

    我脑子里迅速地推测他是怎样找到我的，我们已很久未联系。在这个城市里，
我经常被迫不停地搬迁，电话也往往变换不定，但他找到我了，正站在我居住的
城市，不，或许是坐着，也或许是躺着，试图入侵我的生活。

    入侵！我竟然马上想到的是“入侵”两个字，并且做出了戒备的反应，好像
他进入的是我的上海。在来自梅城的人面前，有这样一个瞬间，我似乎可以代表
上海。这个瞬间，仅仅出于一个先来后到的心理暗示，比如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
了好望角，从此，好望角便是迪亚士的好望角。

    他一开口，我就已经察觉出他的茫然，置身于大都市楼丛和人海里的百无聊
赖。他说陪杨老师来看病（我在片刻懵懂之后，终于明白杨老师就是在我脑子里
与他相伴而生的中年女人，他在我面眼称她“杨老师”而不是别的一目了然的称
谓，刻意如此，我是否有点过于敏感），没说什么病，我也没插话问他，这与我
有什么关系呢，我过着忍者般的生活，讨厌被干扰，也讨厌与已婚女人发生纠葛。

    他说，我们很久未见了。

    我说，是啊，好多年了。

    到底多少年呢，我无法计算出来，记忆一瞬间那样模糊暗淡。我感觉到自己
轻飘飘地笑，似乎从另一张嘴里发出来。他也在那边笑，笑声随时会令人紧张地
断掉。他笑着等待什么？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处于等待之中，在一间有点发潮的房
子里等了很久，我又在等待着什么？很明显，我因为自己的等待状态才联想到他
也处于跟我同样的境地。

    我要等他干干净净地笑完，然后我说，你现在在哪？

    他说了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地名，在浦东。我说，我在虹口区，正好一个在西
边，一个在东边。

    他说，我对上海一点都不熟悉，很多年前来过一次上海，上海现在很大。

    我说，是啊，去一个地方有时候要坐二三个小时的车。你那边有地铁站吗？

    他说，不清楚，我没坐过地铁，在外面通常打车。

    我说，上海打车挺贵，有些司机很黑，听到外地口音就故意绕远路，所以在
车上最好少说话，倒是坐地铁最方便。

    说完，我停下来，他慢吞吞地“嗯”了一声。

    突然我们同时开口（他说你——我说我——），又同时停下话头。他沉默着，
我只得接着说（我忘了之前想说什么），上海的湿气很重，这一点跟梅城差不多。
上海菜还可以，就是糖放多了点，酱油也放得比梅城重，有几家湘菜馆的口味做
得挺地道。

    他用几个无意义的语气词表示回应。

    我不得不问他，你准备在上海呆几天？

    他说，明天走。

    我暗暗松了口气，说下午单位在乌镇有个活动，不知今晚能不能回上海。我
没有说谎，的确十分钟之后有车来接我，不过并不是去乌镇，而是一个私人约会。
我杂志社的同事们，下午去乌镇，我没有参加。

    他说，没关系的，有时间再联系。我想象着他尽力让语气显得无所谓，却不
能真正地无所谓。这一点，我们有相似之处，很难对着一只空虚的话筒恰如其分
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情感，尤其是表达柔情。我曾经在电话里试图对一个爱过的男
人表达思念，听到的却是自己生硬干涩的声音，而且那样地不自然。这让我不得
不佩服一位从事过播音行业的同事，她在电话里对任何人，都可以一副发嗲到起
鸡皮疙瘩的腔调，哪怕是她暗自仇恨的人。

    声音是一种表达障碍，它追逐着的或许总是假象，像四分五裂状的龟壳，把
柔软而肮脏的肉体藏得紧紧的。古人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说明听觉的误差要
比视觉的误差大N 多倍，隐蔽了面部表情的交谈（古人强调说话时必须正视对方
的脸），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廉价，轻如鸿毛。

    这个城市里，每天将有多少人拨错电话号码，还有多少推销商品的人不断地
给陌生人留下电话，他们，我的同事，同属于声音的幽灵。

    我虽然明白声音具有蛊惑性，但也往往凭借一种声音对人产生喜恶，比如即
将到来的这场约会中的男人，有一副打动人的浑厚嗓音，如果仅仅通过嗓音来判
断一个人的外形，我能想到的是一个深沉而又温柔的男人，身材不一定高大，但
目光深邃而富有涵养。多年来，虽然我已忘记徐一鸣的脸，却怎么也甩不掉他的
声音，像在那段特定记忆里生下了根。相比之下，徐一鸣的嗓音已经显出河枯水
干的凄凉迹象，而这个即将到来未曾谋面的男人，却正是一眼水波涌动的泉。

    我最后对徐一鸣说，你明天有时间，打我电话。等他挂机后，我怅怅地挂掉
电话。明天徐一鸣绝对不会再打电话给我，其实我最后的那句话已经让他知道，
我不想与他见面。

    我坐在衣服凌乱的床上，忽然想起，离开梅城之后，与梅城的联系，仅止于
梅家的人，梅家之外的人，几乎从未电话联系过，哪怕是年节里的短信问候，也
从未出现，似乎双方达成一种惊人的默契，通讯薄上那些属于梅城的号码，从来
都悄无声息地沉寂着，无来无往。号码后面的老面孔，还有来到上海的徐一鸣，
告诉我这样一个放任自由的事实：梅城的亲情，梅城的友谊，梅城在我情感上留
下的千丝万缕，固执地在那个遥远的小镇上端坐着，沉了海生了根，在小镇上生
生灭灭，只有在梅城，才鲜活生动，才血肉丰满，离开了梅城的草木瓦砾，将灰
飞烟灭，虚假可笑，不是由于人性虚伪，而是被时光沉淀了的情感对环境也满怀
挑剔。

    徐一鸣匆匆出现，然后匆匆从不属于他的城市里消失，他走过的路面马上有
清洁人员清扫，他呼吸过的空气马上被城市里的湿气带走，他睡过的床用过的物
品被清洗掉散发着消毒剂的残香，他或许不小心在地毯上用烟头烫出了一个黑色
的洞眼，那也不属于他，这个洞眼不过是众多污垢中极普通的一个斑点，人们通
常无视它的存在。城市里任何角落都逃不掉，被人飞速地替代覆盖。

    我只能说，在这个令他茫然不知的城市里，打出电话，是一个时间的错误。
我听清他的声音时，就已将他看成一个善良的入侵者，一个累赘，好像时光让他
日渐弱小，而我日益强壮。我第一次强烈感觉到，结束一次对话像结束一场恋情
一样艰难，徐一鸣挂掉电话时，是否也深有此感。我清楚从此以后他不再会打电
话给我，我也是，不管在梅城，还是在上海，一切都已经完结，从电话挂断那一
刻，我们变成了真正的陌生人。

    手机开始震动，唱起《完美的一天》，“我要一所大房子，还有大的落地窗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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