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今夜无人入睡(4)
牛到这个地步的学校能接受你就是一种荣幸,至于奖学金,和阪大我的妻子
还能讨价还价一下,和洛克菲勒我们基本上不敢提这事。何况实验室主任哈丁一
开始就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的妻子,在他的实验室,博士6 年毕业算是天才,8
年毕业说明你很努力,8 年还无法毕业十分正常。
这和大阪大学开出的条件已经是天差地别了:阪大的说法是正常情况下4 年
毕业,如果你特别优秀的话可提前一年毕业,每个月大约一万五千人民币的奖学
金。如果没有讨厌日本这种情绪化的因素,我和妻子的选择应该是不难做出的,
但是我和妻子还是做出了去洛克菲勒的选择——出自于对日本几乎本能的厌恶,
也出自于对哈丁的崇拜。
事情如果真的照我们设想的那样去发展,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故事了。在我
和妻子做出去美国的决定没多久,命运就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哈丁去世了,
去世得极突然,突然到任何人都猝不及防。
说起来这件事很有点滑稽。哈丁突然去世竟然是源于他独特的个人爱好——
马拉松长跑。52岁的人还喜欢马拉松长跑,这让我对哈丁顿生好感,充满敬意,
因为它说明:第一,哈丁显然不服老,他还在锻炼身体,还在试图去做更多的事
情;第二,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长跑习惯,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体锻炼了,它更是
一种意志的磨炼。它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哈丁向时间以及命运挑战的精神。
可是命运偏偏用它最冷血的方式嘲笑了这种挑战:哈丁在参加马拉松比赛的
时候,跑到第八公里的时候猝死了。没有人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它还是不可思议
地发生了。
命运的恶搞(2 )
就这样我和妻子失去了坚持去美国的最后一个理由。虽然即使没有哈丁,那
个实验室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失去了哈丁的实验室就
好像失去了灵魂,变得没那么令人向往了。
于是,妻子来到了这个开满樱花的国度。一开始我还在对命运做出微不足道
的抵抗,我拒绝去日本,哪怕只是探亲,直到后来妻子面临毕业分配。当她不远
万里飞回来和我商量未来怎么办时,我才意识到经过几年的生活,妻子已经完全
日本化了,她程序化法律化的思维已经很难融入中国现实中的人情社会。如果留
在日本,妻子已经内定在日本国立放射研究所工作,回国的话,她很难找到这样
好的工作。
再说如果继续分居的话,对家庭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孩子出生才3 个月妻
子就泪别我们继续读书去了,再见面时孩子已经完全不认识母亲了。如果毕业后
还是分居,我已经看不出妻子对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这个家庭还有什么继
续维持的必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要放弃。而30多岁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这个
年龄移民已经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了。妻子竭尽全力替我找到的工作是明治大学
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的一个职位,专业并非完全对口不说,合同还要一年一签,这
让习惯了国内安稳生活的我很难接受。何况从男人的角度出发,家庭的重担由妻
子来挑是有伤自尊的事,相比之下,我宁可回到妻子在国内读硕士时由我供养她
的日子。
不过从家庭整体利益出发,在国内我的收入虽然算是中上,但和妻子的相比
还是差一大截的,更何况,移民对孩子的未来也有莫大的好处,所以能放弃的只
有我了。
命运就是这样把我一步步逼向死角,我能做的只剩下苦笑。
对自己移民的国家抱有与生俱来的敌意和反感,却又不得不在这个国家生活,
这恐怕是我今生不得不面对的第二个悖论了。
又点燃了一支烟,我借着尼古丁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虽说作为医生,我
再清楚不过香烟的危害了,但是自从人生面临一个这样重大的抉择开始,我就越
来越离不开香烟,这次回国更是达到了高峰,几乎每天都是两包香烟。我沉迷在
慢性自杀中,无力自拔。
一连抽了两根香烟后,我皱眉扔掉了烟头,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自从两年前
父亲因为肝癌去世以后,我和妈妈空间的距离虽然越来越大,心理上的距离却越
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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