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节:辞"国学大师"(1) 辞" 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 国学大师" 这一灿烂辉 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 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 同学们谈国学,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毕竟是保留在所谓" 国学" 中的。当时在主席 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 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 于无声处听 惊雷" ,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 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 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 身起鸡皮疙瘩。这情况引起了一位学者(或者别的什么" 者" )的" 义愤" ,触 动了他的特异功能,在杂志上著文说,提倡国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话真是石 破天惊,匪夷所思,让我目瞪口呆。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想通。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 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 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 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 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 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 国学大师" 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 国学小师" 都不够,遑论" 大师" !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 国学大师" 的桂冠摘下来。 辞学界(术)泰斗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 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 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 人们常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 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 泰斗" 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 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 却偏偏把我" 打" 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 学界(术)泰斗" 的桂冠摘下 来。 辞" 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 国宝" ,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 国宝" ,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 " 国宝" ,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 国宝" 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 国宝" 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 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 以他就成为" 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 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 国宝" 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煞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 国宝" 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 皆大欢喜。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来蒙着华贵的绸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却完 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欢而且习惯于讲点实话的人。讲别人,讲自己,我都希望能够讲 得实事求是,水分越少越好。我自己觉得,桂冠取掉,里面还不是一堆朽木,还 是有颇为坚实的东西的。至于别人怎样看我,我并不十分清楚。因为,正如我在 上面说的那样,别人写我的文章我基本上是不读的,我怕里面的溢美之词。现在 困居病房,长昼无聊,除了照样舞笔弄墨之外,也常考虑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有 关的问题,凭自己那一点自知之明,考虑自己学术上有否" 功业" ,有什么" 功 业" 。我尽量保持客观态度。过于谦虚是矫情,过于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为 我所不敢取。我在下面就" 夫子自道" 一番。 我常常戏称自己为" 杂家" 。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科技领域内的 许多方面都感兴趣。我常说自己是" 样样通,样样松。" 这话并不确切。很多方 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辙押韵,说着好玩而已。 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我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 后觉。研究开始时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奇才异能,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后来逐渐似 乎开了点窍,到了德国以后,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 快车道。回国以后,受到了众多的干扰,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开放,新风 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据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德国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 是原始佛教梵语。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方面的题目。在论文中,我论到了一个可 以说是被我发现的新的语尾,据说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上颇有重要意义,引起 了比较语言学教授的极大关怀。到了1965年,我还在印度语言学会出版的《Indian Linguistics 》Vo1 .Ⅱ发表了一篇On the Ending-neatha for the Fuar Ruom Rlunel Atm,in the Budccher mixed Dialeer 。这是我博士论文的持续发展。 当年除了博士论文外,我还写了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讲不定过去时的, 一篇讲-am >o ,u 。都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在德国,科学院是最高学 术机构,并不是每一个教授都能成为院士。德国规矩,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无 所谓系主任。每一个学科全国也不过有二三十个教授,比不了我们现在大学中一 个系的教授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再选院士,其难可知。科学院的院刊当然都 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我以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异国的毛头小伙子竟能在上面 连续发表文章,要说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纯粹的谎话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 结论至今仍能成立,还有新出现的材料来证明,足以自慰了。此时还写了一篇关 于解谈吐火罗文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