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四) 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 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 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 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 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 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 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 年7 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 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 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 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 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 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 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 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 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 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 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 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 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 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 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 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 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 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 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 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 “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 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 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 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 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 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 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 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 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 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 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 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 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 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 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 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 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 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 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 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 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 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 ------------ 学生大读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