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写法怪异的作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像库切这样每部作品都要变换叙述套路。
跟他以前的小说相比,2003年完成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则完全是另
一种实验文本,看上去很像一部思辨录,可是人物关系和人物本身的话语层次又极
为丰富。这部别出心裁的复调小说早晚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当然那是
派给学者们的差事,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倒是不妨跟着库切的人物去体验那种悲
凉心境———当主人公与世人周旋之际,你差不多也能发现当下生活的精神陷阱。
库切这回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名叫伊丽莎白的澳大利亚人,东
西不多却很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你可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
替身,确实有许多因素给人这种暗示,包括早年的欧洲经历,作为作家在英语世界
中的边缘身份,以及对西方基督教主流文化所持相似的批判态度,等等。但是千万
别把她当做库切本人,别说性别不同,年龄也差一截,关键是作者和他塑造的人物
总归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比起故事之中的她,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作者的“外
在立场”(exotopie),这使得他对世界的观察比她更透彻,看法上也更有分寸。
库切的策略是让伊丽莎白去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
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对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
这一来抛头露面的伊丽莎白让他玩残了,既然被推到“看”与“被看”的双重境地,
那么她既是一个火力点也成了被攻击的标靶,她得为自己寻找立足的思想空间,甚
至不得不从记忆的帷幕后边揭开最隐秘的人生经验———比如用性的仪式来抚慰垂
死的菲利普老头那些事儿。如此“博爱”之举大大超越了理性的禁忌,会不会成为
心中的一个窟窿?连她自己都不禁嘀咕掉进这窟窿里是不是走向堕落的开始。
可以看出,书中布满了精心设计的对话关系。伊丽莎白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
对话者,像女主持人苏姗·莫比乌斯,游轮上的尼日利亚作家艾古度,她的姐姐修
女布兰奇,还有阿波尔顿学院的教授们,还有她的儿子约翰和儿媳诺玛,都从不同
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有人沉默不语,也是一种声音。有这样一个插曲,伊
丽莎白在阿姆斯特丹要作的演讲是批评文学作品对暴行的过度描述(她认为那会损
害心灵),巧的是在那儿偏偏遇上她要作为反例举证的一位作家,她心怀善意去找
对方做一番说明,可人家听完偏是一声不吭。不能沟通的心灵发生了碰撞,这给伊
丽莎白造成了无所适从的心理震荡。那位名叫保罗·韦斯特的作家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真相不应该被再现吗?她有时也会从对方的立场来校验自己。库切让伊丽莎白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是他并不袒护自己的代言人,在许多时候读者会觉得对方的
说辞也很有道理。伊丽莎白在阿波尔顿学院所作的尊重动物生命的演讲让许多人感
到不快,诺玛甚至把她的言论视为话语权力的运作,而读者也会顺着这种思路想开
去:那种强加于食肉者的罪恶感是否也将引向对公众权利的褫夺?诺玛显然不是作
为某种陪衬而出现,这种自在的声音不是作为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是一种他者的
“我”。同样,伊丽莎白和姐姐布兰奇的各说各调亦在对立中形成了叙述的张力,
姐妹俩关于耶稣和希腊人的争议饶有哲趣———祖鲁人的贫穷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精
神抚慰?是痛苦的耶稣还是生机勃勃的希腊人形象?作为一位特里萨嬷嬷式的人物,
布兰奇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自然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她知道人们需要的是某个像他
们一样受苦受难、能够帮他们背负十字架的人。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然而,非洲
的穷人难道就该永远笼罩在愁苦的阴云之中?伊丽莎白受不了这个。她永远在为理
想而争辩,走到哪儿都会弄得举座不欢,到头来自己也不爽。无奈中她痛苦地诘问
自己:“所有其他人都跟生活妥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她也想过,自己是不是
疯了?
也许这会被人视为一部借人物之口直接表达思想的小说,犹如狄德罗的《拉摩
的侄儿》一路,但是真正的区别在于:被前人写进文学史的所有那类作品,没有一
部在艺术上能达到库切的高度。正是由于作者在叙事圈套上玩了一手,以及叙述语
式和细节处理上的苦心孤诣,《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恰恰不是那种纯以
思想取胜的东西。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库切,比其他那些也玩过小说的饱学之士更
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小说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叙述而不是论述,是叙述的方式决定了
思想的存在。小说头一章里,伊丽莎白参加颁奖活动时,有记者请她谈谈自己“主
要的思想是什么”,她上来跟人家兜圈子,“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
这也许正是库切的自我警示。库切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
式,譬如某种现象、事件、问题、范畴……以及这中间的话语关系,当然也有日常
生活的鸡毛蒜皮———当然不能说尽是鸡毛蒜皮。他让伊丽莎白跟别人惹起一场场
争论,那所有的事端的背后都有他充满睿智的目光,显然问题不在于孰是孰非,而
是将灵魂带向何处。穿堂入室,推牖揽月,库切颇有涵容的叙述处处显示出美学上
的分寸。
在“众声喧哗”之中,伊丽莎白一步步被逼入思想的死角,或者说走入了这样
一个思想的怪圈:是文学的力量把她引向对人的关爱,可是拿这种关爱去影响世界
却又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她不能不这么想:“假如她,像她现在这样,必须在讲故
事和做好事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她相信,她宁愿选择去做好事。”文学的信念
到这时终于崩溃。小说最后一章是类似地狱审判的寓言,伊丽莎白在那种卡夫卡式
的场景中陷入绝望。文学是否应听从真实的召唤,作家怎样做社会的书记员,以及
心灵与思想、信仰的关系等等,成了审判和听证的内容。这一章标题就叫“在大门
口”,那扇紧闭的大门似乎专为伊丽莎白一人而设,她过不了这道关,因为她将文
学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然而,此处并非真理所在,也许事情正如理论家托多洛夫所
说,“小说的叙述并不像历史的叙述那样向往客观真理,迈进这扇大门是徒劳无益
的。”(《批评的批评》)
也许她真是疯了。不是在卡夫卡的场景中陷入绝望,而是在绝望中陷入卡夫卡
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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