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什么时候我得住医院,拉维克?”凯特·赫格斯特龙问。 “随你便。明天、后天,什么时候都行。相差天把问题不大。” 她站在他面前,柔弱,稚气,自信,美丽,却不再年轻了。 两年前拉维克为她割过盲肠。那是他在巴黎的第一次手术。她为他带来了好运。 从此以后,他在那儿继续工作,从没有警察再来跟他找过麻烦。她是他的吉星。 “这一次我倒有点儿害怕,”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有点儿害怕。” “你用不着怕。还不是例行公事。” 她走到窗子前面,朝外望着。那儿是兰开斯特旅馆的院子。一株古老而硕大的 栗树,张开它苍老的手臂,伸向湿漉漉的天空。“这雨啊,”她说,“当我离开维 也纳的时候,天在下雨。我在苏黎世醒来,雨还在下。而现在到了这儿--”她又 把窗帘拉上了。‘宽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老了。’” “一个人还没老的时候,往往会这么想的。” “我应当不一样。两星期前我离了婚。我应当高兴啊。可是我却厌倦得很。什 么事情都在重演着,拉维克。为什么啊?” “事情决不会重演的。重演的是我们自己哪,就是这么回事儿。” 她微笑着,坐到一张安放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幸而回来了,”她说。“维 也纳已经变成了军营。凄凉得很。德国人在作践它。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奥地利人。 奥地利人也同德国人一样,拉维克。我原先以为那是悻道天理的:一个奥地利的纳 粹。可是我竟亲眼看到他们了。” “那是不足为奇的,凯特。权力原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疾病哪。” “是的。而且是最容易改变人的形态。那便是我要求离婚的原因。我在两年前 跟他结婚的那个可爱的游手好闲者,忽然变做摇旗呐喊的冲锋队的头目了,他竟强 迫伯恩斯坦老教授冲洗马路,而他自己站在旁边大笑。这位教授一年前还医好过他 的肾炎呢。如今借口说他收费太贵。”凯特·赫格斯特龙抿起嘴唇。“其实,费用 是我付的,而不是他。” “你摆脱了他,应当高兴。” “他还要我偿付二十五万先令的离婚费呢。” “便宜,”拉维克说。“凡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总是便宜的。” “他没有得到一个钱。”凯特·赫格斯特龙抬起她的鹅蛋脸,那脸蛋儿好比宝 石一般雕琢得毫无暇疵。“我告诉他,我对他、对他的党、对他的领袖的看法-- 而且还说,从今以后,我将把这些看法公开宣扬。他拿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威胁我。 我嘲笑他。我仍然是个美国人,我受大使馆的保护。我不会有什么事儿--可是对 他可不一样,因为他跟我结了婚。”她笑了。“他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从那以 后,他就不来找我的麻烦了。” 大使馆,防御,保护,拉维克这样想。那仿佛是隔世的事情。“要是伯恩斯坦 还能开业行医,那才怪呢,”他说。 “他再也不能了。我第一次出血的时候,他是秘密地为我检查的。谢天谢地, 我不能有一个孩子。一个纳粹所生的孩子--”她颤抖着。 拉维克站起身来。“现在我得走了。下午你再给维伯尔检查一次。不过是一种 形式罢了。” “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我这一回有点儿害怕。” “可是,凯特--这也不是第一次嘛。比你割治盲肠还要简单得多呢。”拉维 克轻轻搂住她的肩膀。“你是我到这儿巴黎以.后做的第一个手术。那好像是一个 人的初恋。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何况你还是我的吉星,给我带来了运气,这个角 色你还得做下去。” “是的,”她说道,一边瞧着他。 “那就好了。再见,凯特,今儿晚上八点,我来接你。” “再见,拉维克。现在我到曼恩蒲希去买一套晚服。我必须摆脱这一份疲倦的 感觉。还有一种仿佛给缚在蜘蛛网里的情绪。那维也纳,”她苦笑着说。“梦的城 市哪--” 拉维克搭电梯下楼,穿过大厅,经过酒吧间。有几个美国人坐在那儿。屋子中 央,有一大束红花供在一张桌子上。在灰暗的、分散的光芒中,它们突然具有一种 污血似的微暗的颜色,可是走近一看,他才发现那是十分新鲜的。原来这不过是外 面的光线把它照得这样惨淡。他对着这一大束红花,瞅了半晌。 国际旅馆的二楼一片喧闹。许多房间都敞开着,女招待和服务员在往返奔跑, 房东太太则在走廊里指挥这一切。 拉维克走上楼梯。“这儿在干什么啊?”他问。 房东太太是一个丰满健壮的女人,胸脯隆得很高,脑袋瓜儿可是太小,头上是 短短的、乌黑的卷发。“那些西班牙人都走了,”她说。 “我知道。可是,这么晚了,你们为什么还在收拾房间?” “明天早晨我们就要用。” “有新来的德国难民吗?” “不,西班牙的。” “西班牙的?”拉维克问,一下子不明白她的意思。“怎么回事儿,他们不是 才走吗?” 房东太太睁着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瞧着他,微笑起来。这是一种最简单的会心 和最简单的讽刺的微笑。“另一批人又回来了,”她说。 “另一批什么人啊?” “当然是对方的人罗。不过,那原是常有的事。”她向一个正在打扫房间的姑 娘关照了几句话。“我们是一家老旅馆,”她带着点儿得意的口气这样说道。“我 们的客人,总喜欢回到我们这儿来住。他们还在等着原来住过的房间。” “他们在等着?”拉维克惊愕地问道,“谁在等着?” “对方的人。多数以前在这儿住过。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被打死了,不过其余 的人,还在比亚里兹和圣让德吕兹等着,等着这里的房间空出来。” “以前什么时候,他们在这儿住过?”他问。 “可是,拉维克先生!”她很惊奇,他竟没有马上听懂。“当然罗,当时是普 里莫·德里维拉做西班牙独裁者。那时候,他们不得不逃出来,到这儿居住。后来 西班牙成立了共和国,这批人就回去,而那些保皇党和法西斯党人,便来到了这儿。 现在,这后来的一批人已经回去,共和党人又要回到这儿。那些至今还活着的人。” “对了,这些我倒不曾想到。” 房东太太对着一个房间看。一张前王阿方索的彩色图像,还悬挂在床头的墙壁 上。“把那张像取下来,让娜,”她叫道。 那姑娘把图像取了下来。“这儿。放在这儿。”房东太太把那张像放在右手的 墙边,往前走去。隔壁房间里挂着一张佛朗哥大元帅的图片。“这一张也取下来。 跟另外几张放在一起。” “这帮西班牙人为什么不把像片一起带走呢?”拉维克问。 “难民回去的时候,很少带着像片走的,”房东太太说。“像片是在异国他乡 用来自我安慰的东西。回去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而且,镜框也太不方 便携带,玻璃容易破碎。像片一向总是留在旅馆里。” 她把另外两张胖元帅的图像:一张是阿方索的,另一张比较小一些的,是奎北 ·德拉诺的,跟其余几张一起放在走廊里。“圣像可以留在房里,”她发现一张色 彩斑斓的圣母像,便这样说道。“圣徒是中立的。” “也不尽然,”拉维克说。 “在艰难的时代,上帝往往会有一个机会。我甚至看见过无神论者在这儿祈祷 呢。”房东太太用一个精力旺盛的动作,让她左边的胸脯舒适一点。“当水淹到你 脖子的时候,你没有做过祈祷吗?” “当然做过。可是我倒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只是一个勉强的信徒。” 服务员走上楼梯。他带着一大叠像片,打走廊里走过去。“你要拿去重新布置 吗?”拉维克问。 “当然罗。做这种旅馆生意的人,一定要圆滑老练。这样,才真正能使旅馆做 出个好名声。尤其是对我们这儿的那号客人,说句老实话,他们对这类事情非常敏 感。如果他的头号敌人色彩鲜艳,有时甚至还配着金色镜框,气概非凡地俯视着他, 这样一个房间,那你休想会有客人来住。我说得不对吗?” “百分之百对。” 房东太太转向那个服务员。“把这些像片放在这儿,阿道夫。不,最好你把它 们放在灯光照得到的墙边,一张一张地排列着,这样我们可以看得见。” 那个人发着牢骚,弯下身去准备这个展览。“现在你在那里要挂些什么上去呢?” 拉维克很感兴趣地问。“难道是野鹿啊.风景啊,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啊,这一类的 图片吗?” “只有在不够的时候。否则的话,我还是把原来的像片挂上去。” “什么是原来的像片?” “就是从前的旅客挂过的像片。就是那些回去执政的旅客留在这儿的像片。这 儿就是嘛。” 她指点着走廊左边的墙壁。那服务员已经把新的像片排列起来,放在房里取下 来的那些像片的对面。两张是马克思的,三张是列宁的,其中的一张,一半给纸贴 掉了,一张是托洛茨基的,还有几张是内格林和百班牙共和党其他一些头头的黑白 图像,放在小一点的镜框里。跟那些放在右手对面墙边的阿方索、普里莫和佛朗哥 的神气活现的一排像片比较起来,就显得不太引人注目,而且没有一张有那么灿烂 辉煌的色彩、装饰和纹章。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两排哲学思想截然相反的人像, 在这个灯光惨淡的走廊里,彼此默默地互相注视着,而夹在他们中间的是,那位有 才能、有经验、有她民族的讽刺机智的法国房东太太。 “那时候我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她说,“当那些大人先生离开这儿时。 这年头啊,政府执政的日子都不长。你看我做得很对吧--现在,它们迟早都会有 用的。做旅馆生意的人,就是需要这点儿远见。” 她吩咐着,照片应该挂在哪里。她把托洛茨基的像片搁回去。对他,她还吃不 准。拉维克仔细地看着那张有一半给纸贴掉的列宁像片。他把纸沿着列宁头像的线 条撕了开来--纸片底下露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头像,那是托洛茨基,正在向列宁微 笑。很可能是一个斯大林的信徒,用纸把它贴起来的。“这儿,”拉维克说。“还 有一个潜伏着的托洛茨基。那是从前友好、友爱的年头留下来的。” 房东太大接过这张像片。“我们不妨把这一张扔掉。它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 这一半永远在侮蔑另一半。”她把像片递给服务员。“把镜框留着,阿道夫。那是 上好的栋木料子。‘’ “其余的像片你怎么处理呢?”拉维克问。“阿方索啊佛朗哥啊的像片?” “放到地下室去。你怎么也说不出有没有那么一天还要用到它们咧。” “你这儿的地下室,一定很壮观。一个当代人的博物院。那边你还有别的像片 吗?” “哦,当然罗;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俄国人的--几张列宁的比较简单的像片, 用硬纸板作框架,是最后放进去的,还有那些末代沙皇的像片。那都是死在这里的 俄国人留下来的。有一个在这儿自杀的人,还留下一幅了不起的油画原作,配着厚 重的金镜框。此外,就是一些意大利人的像片。两张加里波的三张国王的,还有一 张仿佛从破报纸上剪下来的墨索里尼像,那时候他还是苏黎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罗,这东西只有作为古董的价值了。谁也不会喜欢把它挂起来的。” “你也有德国人的像片吗?” “还有几张马克思的;那些都是最普通的;一张拉萨尔,一张倍倍尔--还有 一张是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和另外许多人的合影。那一张上,诺斯克被人用墨 水涂掉了。那些先生告诉我,诺斯克已经变成了纳粹。” “是的。你可以把它跟那张社会主义者的墨索里尼挂在一起。你没有德国对方 那些人士的像片吗?嗯?” “我们有!我们有一张兴登堡,一张威廉皇帝,一张俾斯麦,还有”--房东 太太微笑了起来--“甚至还有一张穿着雨衣的希特勒。搜集得还相当齐全呢。” “什么?”拉维克问。“希特勒吗?你打哪儿弄来的?” “从一个同性恋者那里。他在1934年来到了这儿,那时,勒姆和其他一些人在 那边被杀死了。他很害怕,不断地祈祷。后来,有一个有钱的阿根廷人把他给带走 了。他叫普慈。你要看看那张像片吗?它就在地下室里。” “现在我不要。不要到地下室去看。当旅馆里所有的房间,全挂上同样一张像 片的时候,我才愿意去看呢。” 房东太太向他狡猾地紧瞅了一会儿。“哦,原来如此,”她然后说。“你的意 思是,当他们都作为难民逃到这儿来的时候。” 鲍里斯·莫罗佐夫穿着金色的制服,站在沙赫拉扎德夜总会门前,替一辆出租 汽车开了门。拉维克走下车来。莫罗佐夫微笑着。“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倒是真不想来。” “我硬要他来的,鲍里斯。”凯特·赫格斯特龙跟莫罗佐夫拥抱了一下。“谢 天谢地,我又回来和你们在一起了!” “你有一颗俄国人的灵魂,凯特。天知道你为什么出生在波士顿。来吧,拉维 克。”莫罗佐夫把大门推开了。“一个人的志愿总是很伟大的,可是实行起来便显 得懦弱了。这里边,有令我们烦恼的地方,也有吸引我们的地方。” 沙赫拉扎德装修得像是一座高加索的帐篷。招待都是俄国人,穿着塞加西亚的 红制服。乐队是由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组成的。沿墙有一排平台,客人们就 坐在平台前面的小桌子旁边。桌面铺着平板玻璃,灯光从底下照上来。这地方很暗, 客人很挤。 “你喜欢喝一点什么,凯特?” “伏特加。而且要那些吉普赛人演奏一番。我已经听腻了行军时演奏的那支 (维也纳森林)了。”她将双脚从鞋子里滑出来,搁到了平台上。“现在我已不再 疲倦啦,拉维克,”她说。“巴黎只来了几小时,却早已把我改变了。不过我仍然 觉得好像刚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似的。你能想象得出吗?” 拉维克望着她。“差不离,”他答道。 塞加西亚人送来了一小瓶伏特加和两个杯子。拉维克斟满两杯,把一杯递给凯 特·赫格斯特龙。她喝得很急,仿佛渴极了似的一下子就喝干了,把空杯放回到桌 上。然后她环顾四周。“一个被虫蛀空的洞窟,”她说道,又微微一笑。“可是一 到夜晚,它又成了一个避难和梦幻的巢穴了。” 她往后面靠下去。从桌面的玻璃板底下照耀上来的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的脸。 “为什么,拉维克?一到晚上,样样东西都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了。好像什么都难不 倒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事事如意,而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可以在梦里实现。为什 么?” 他微笑着。“我们都有自己的梦,要是没有了梦,现实生活就会使人受不了。” 乐队开始调音。一架小提琴拉出来的几响空荡荡的五度和音和几声急奏,在屋 子里回荡。“你看来倒不像是个拿梦来欺骗自己的人,”凯特·赫格斯特龙说。 “你也可以拿真实来欺骗自己。那是个更危险的梦了。” 乐队开始演奏。起先只有鼓。低柔沉闷的音锤,从黑暗中敲出一支低沉的、几 乎听不清楚的旋律,随后又把它高高抛起,成为一种轻柔的滑音,迟迟疑疑地传给 了小提琴。 那个吉普赛人慢慢地穿过舞池,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边。他站在那儿,微笑着, 肩上搁着一把小提琴,他有一双大胆的眼睛,一张十足贪婪的脸。没有这一只小提 琴,他也许是个贩卖家畜的商人--有了这只小提琴,他就是一个草原啊,漫漫长 夜啊,地平线啊,以及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一切东西的使者。 凯特·赫格斯特龙觉得这旋律,就像四月里的泉水,落在她的皮肤上。忽然间, 她充满了共鸣;可是没有一个人在呼唤她。散散落落的声音在悄悄地响着,模模糊 糊的记忆碎片在飘动,有时候好像锦缎似的发出一种闪光,可是它们全都旋转开去 了,没有一个人在呼唤她。没有一个人在呼唤。 那个吉普赛人鞠了一躬。拉维克在桌面底下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凯特·赫 格斯特龙在角落里动弹了一下。“你曾经快乐过吗,拉维克?” “常常很快乐。”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真正的快乐,不容你喘息,不容你思考,占有一 切的快乐。” 拉维克望着面前这一张激动的小小的脸,她对于快乐,只知道一个解释,最最 游移不定的一个,恋爱,却不知道其他的什么。“常常很快乐,凯特,”他说道, 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知道这跟她说的也不一样。 “你不愿了解我。或者你不愿跟我谈起这个事情。现在跟着乐队唱歌的那个女 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我好久不到这儿来了。” “你在这儿看不到那个女人的。她没有跟吉普赛人在一起。她一定坐在什么地 方的一张桌子旁边。” .“那么很可能是个客人。这儿常常会有的。” “一种奇怪的嗓音,”凯特·赫格斯特龙说。“既悲伤又有点儿反抗的意味。” “那是歌词的原意嘛。” “也许我就是那支歌。突然之间。你听得懂她唱的是什么歌吗?” “Ja wass loubill--我爱你。这是普希金的一支歌。” “你懂俄语吗?” “只有莫罗佐夫教我的那一点儿。大多是骂人的话。俄语倒是最好的骂人的语 言。” “你不喜欢谈起你自己,是吗?” “我甚至不喜欢想到我自己呢。” 她静静地坐了一会。“有时候我以为旧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她随后说。“那 种无忧无虑的自由,那种期待--所有从前的一切。” 拉维克微微一笑。“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凯特。生活这件事是太伟大了,在 我们停止呼吸以前,决不会过去的。” 她没有听着他所说的话。“常常有那么一种恐惧,”她说。“一种突如其来的、 无法解释的恐惧。仿佛我们一离开这儿,外面的世界也许就会突然崩溃似的。你也 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的,凯特。人人都有。这是一种欧洲病。最近二十年来才有的。” 她沉默了。“可是,这已经不是俄国歌了,”她随后说道,仔细倾听那音乐。 “不是了。那是意大利歌。Santa Lucia Luntana。 聚光灯从小提琴手那里转移到乐队旁边的桌子上。拉维克这才看清了那个正在 唱歌的女人。原来是琼·玛陀。她独自坐在那儿,一只胳臂撑在桌子上,眼睛直瞪 瞪望着前面,仿佛在沉思,而她旁边又一个人也没有。在雪亮的灯光下,她的脸儿 显得很苍白。它再也没有他所知道的那种平板而朦胧的神色了。突然地,它显示出 一种动人心弦、孤独凄清的美,他记得曾经见过一次,瞬息即逝,就像这个样子- -那一夜在她房间里--可是那时候,他还以为是酒后的柔和的幻影,后来果然一 下子便消逝,而且消失不见了。现在可又出现在那儿,完整的,甚至更多。 “怎么回事啊,拉维克?”凯特·赫格斯特龙问。 他转过头来。“没有什么。我知道那支歌的。一支那不勒斯人的断肠曲。” “回忆吗?” “不。我没有回忆。”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比他预计要用的语气更为激动。凯特·赫格斯特龙便对着 他瞧。“有时候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拉维克。” 他做出一个防御的姿势。“也无非是跟别的什么人一样啊。这年头儿,天下满 是身不由己的冒险家。每一家难民旅馆里,都挤塞着他们那批人。而每一个人的经 历,对亚历山大·仲马、维克多·雨果来说,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现在,他还 没有开始讲述,我们已经在打哈欠了。这儿,是给你的另一杯伏特加,凯特。这年 头儿,最大的冒险,乃是一种简单的生活。” 乐队开始演奏一支布鲁斯舞曲。他们演奏得很糟。几对客人,便下池去跳舞了。 琼·玛陀站起身来,朝出口处走去。她那走路的样子,仿佛屋子里空无所有似的。 拉维克突然想起莫罗佐夫跟他说起过的,关于她的那些话。她在拉维克的桌边紧紧 地擦过。他以为她已看见他了,可是她的眼光却马上若无其事地扫过了他,转向远 处,走出房间去了。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一直注意着他的凯特·赫格斯特龙便这样问。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