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特别的机遇

    4 两次特别的机遇 1914 年的圣诞节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圣诞节。那时我还
不到两岁。我站在一棵圣诞树前面，那棵树高极了，顶天立地的。树上柔和的烛光
照亮了房间。就在那片烛光里，我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向我走来。
他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穿着一件灰中带蓝的制服，竖着绿色的领子，袖子上还镶
着绿边；那是帝国王室军团的节日盛装。

    我听见有人说，“这是沃纳叔叔。”我便抬头看他。

    他弯下身子，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我马上就觉得这个人很友善，但我从
此再也没见到他。1915年5 月2 日，沃纳叔叔在奥地利军队对俄国军队的一次军事
行动中牺牲。然而，沃纳叔叔仿佛还活着，许多年前那个圣诞前夜的场景还留在我
的记忆中。

    那个时候，奥地利的孩子以为圣诞节期间出生的婴儿就是幼年基督，他带着礼
物而来。天使是他的助手。有个房间是留给幼年基督的，孩子们知道不能打扰了他。

    在埃尔霍夫，我们的保姆住在二楼。宽敞的大楼梯直对着底下的大起居室，那
儿被唤作“大厅”。圣诞前一星期，大厅从楼梯那被关上了。

    圣诞夜，我们小孩子穿上了特别为这个节日准备的最漂亮的衣裳；兴致高极了。
接着，传来了——银色大钟的声响，我们可以去大厅了。我们的心怦怦乱跳，小心
翼翼地走下大楼梯。哦，奇迹！一棵光彩夺目的圣诞树立在那儿。柔和的烛光被亮
晶晶的玻璃彩球和天使羽毛上那闪闪发光的纱巾放大了无数倍，将整个大厅照得光
辉灿烂。我们就这样站着，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我们一点一点靠近那棵树，发现了上面的用金线吊着的小饼干。还有用彩色纸
头包裹着的蜡烛，两头用银线扎着，紧紧地系在树上。透过覆盖在天使羽毛上的那
层漂亮的纱巾，还能看见拖着玻璃长翅膀的天堂鸟和其他五彩缤纷的装饰物。这一
切在孩子眼里显得尤为神奇，因为我们相信这是耶稣授意天堂降临人间，给我们捎
来礼物，分享他的神奇。

    树边上有只食槽，小耶稣就躺在里面。他微笑着冲我们张开双臂。他的头发鬈
鬈的，软软的，和他身子底下的稻草一个颜色。我真高兴他没有直接躺在稻草上，
而是睡在一条漂亮的、四边镶着蕾丝的白垫子上。我真希望食槽里的这个小耶稣是
个真人，而不是用蜡做的，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像真的宝宝那样动来动去了。

    欣赏完之后，整个家，包括家人与仆人们，便齐声唱起“平安夜，神圣的夜”。
随后，大家会一个一个地被领到他或者她的礼物面前，家具上铺着白桌布，那些礼
物就放在白桌布上。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惊喜。当然了，在圣诞节，我们和所有的孩
子都不例外：我们也有礼物送给我们的父母。他们对每样东西都赞不绝口，就像以
前从来没见过似的。女孩们收到的通常是娃娃，是妈妈用布头做的，还带着家具呢。
但我记不大起男孩子们收到的礼物了，但我至少还记得有一年圣诞，沃纳收到了一
匹木马还有一窝小动物。

    叔叔的模样，那棵圣诞树，在我脑海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段有关沃纳
叔叔在1914年那个美妙的圣诞夜的记忆，我会永远珍藏下去。

    我童年时代在埃尔霍夫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那年我五岁半。我第一次，也是
仅有的一次见到了我的外曾祖母，阿加莎. ·布罗伊纳伯爵夫人。什么场合？那是
她八十五岁大寿，埃尔霍夫为她举办了一个盛会。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
很早很早以前拍的，照片上是阿加莎一家四代。她母亲能活得这么长寿，能与大家
拍成这样一张照片，这够让我的外婆欢喜了。照片里我还是个小孩子。外曾祖母光
临埃尔霍夫的时候，身边还陪着一些亲朋，因为外曾祖父许多年前就过世了。在外
曾祖母的生日庆会上，我记得妈妈的表姐妹；洛琳·奥尔施佩格阿姨，还有爸爸的
一个同事兼朋友，欧文·沃尔纳也来了，他后来和洛琳阿姨结婚了。欧文·沃纳有
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嗓子，喜欢唱咏叹调，并且随时都乐意来上一曲。

    我记得一身黑色的外曾祖母是位非常老的夫人，有点驼背，脸上满是皱纹。她
头上戴一顶白色的花边圆帽，帽沿上穿着一根黑色的缎带。我没有印象她是个怎样
的人，但能够享受一个如此盛大的生日庆会，她一定深得家人的爱戴。



    她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妈妈，玛丽阿姨和康妮婶婶就开始为我们缝制衣服，
并为那天午餐后的活动构思节目，这些节目也是庆祝的一部分。节目被安排在旧网
球场上的那个工棚里上演。那里搭了一个小小的舞台，上面放了一个巨大的木质画
框。我们穿着旧式的服装，像雕塑一样站在里面。大人们摆出了一个海盗船的场景，
玛丽亚与我穿着长长的宫廷服装，高腰，还有粉红色的腰带。我们还戴着配套头饰，
白色雪纺绸做的，形状好似一朵小小的粉红色玫瑰。鲁珀特穿一件同个式样的蓝白
条外套，戴一顶黑色学士帽。我的第二套行头最令我心仪。我的打扮就如同一名中
世纪骑士，暗红色天鹅绒短裤，一件配套的束腰外衣，四边镶着羽毛，边上拴了根
皮带还插着把刀。我穿了一双小小的红色天鹅绒便鞋，四边镶着羽毛，戴一顶四边
同样镶了一圈毛的红色天鹅绒贝雷帽，帽沿上还斜着粘了一根红色的羽毛。

    外婆有不少旧时的杂志，《慕尼黑画报》之类的，都是些给大人看的非常艺术
的画册，上面有许多描绘历史事件的精美插图。还有一些记录各个世纪服装款式的
图片，展现了欧洲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服饰。这些由德国出版的精装杂志，或许
就是我们这种场景艺术的创作源泉吧。

    这场隆重的表演开始前，我看见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主楼开拔到工棚，舞台
搭好了，座位也摆好了。沃纳，那时差不多三岁，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用他隆隆的
声音一字一句地唱着“Ich hatt’einen kameraden ”（我有一个伙伴），一首战
争期间奥地利军民传唱的歌。齐默尔曼夫人，我们当时的家庭教师创作了一首长诗，
还要我背下来。我仅是靠声音去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老师命令我站在
宴桌前，举着玻璃杯和点心匙背诵那首诗。可是，哦，只背了几句，我就把后面的
给忘了，我就愣在那里！死一般的寂静。窘迫夹住了我，仿佛也夹住了整个饭桌。
谁都没吭声；也没有人来给我解围，我一下子哭了出来。从那时起，甚至到后来我
成人了，在陌生人面前，我的舌头还是会打结。幸好，慢慢地我终于摆脱了这种折
磨。 

    次日一早，为全体宾客安排了一个家庭弥撒。因为场地的关系，弥撒是在那个
我们才表演过静态真人秀的工棚里举行的。做弥撒的时候，从湖畔采尔赶来的神父
还分发了圣餐。我不懂弥撒是什么意思，还以为他在发薄荷糖！既然每个人都过去
领这块“糖”，于是我也跟着去。但还没走到神父跟前，就有人拉住了我，我被告
知我是不能拿这块糖的。后来妈妈向我解释，我得再大一点才能得到他们手里的东
西，她还说那不是什么薄荷糖。

    两年后，1920年11月20日，外曾祖母在圣珀尔滕附近的戈德艾格她女儿洛里家
去世。外婆赶去参加了葬礼。

    齐默尔曼夫人告诉我，我得给外婆写封慰问信。我来到这个世界七年零半载了，
还从来没有写过信。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朦朦胧胧地知道死与进天堂有关系。
既然她母亲都进天堂了，外婆为什么还要伤心呢？为什么我还要写信对外婆说，我
很难过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到天堂去了。外婆肯定知道。那么我又何必写信告诉她
她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还能告诉她些什么她不知道的呢？她可是外婆，要比我年
长、聪明得多。

    我想不起自己最后到底写了没有，抑或是家庭教师给我报了听写。但我分明还
记得，这道让我写信的命令让我产生了这些联想与矛盾。但我相信，外曾祖母一定
会安慰我这份苦恼的，如果她可以的话。但她在天堂里。我无从体会这种能改变事
物意义的悲痛。

    尽管，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拥有这等逼真的回忆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但是那个
特别的圣诞节，还有外曾祖母的造访，这两个印象将伴我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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