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天气温煦宜人,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冬日。我再也没有时间概念了。想必是刚过 了中午。我的左腿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枯叶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想象自己正向一 条林间小径走去。我的头脑里再也没有“昂伽迪纳”这个词,而是索洛涅这个更悦 耳、更深沉的词。 我打开信封。信封里装有一沓钞票。没有只言片语,没有丝毫的解释。我在想, 为什么给这些钱。也许她注意到我蹩脚的上衣和惟一的那只粗劣的鞋。在这双低帮 便鞋之前,我曾穿过一双粗笨的橡胶底系带鞋,甚至在夏天,我也穿着。而我身上 穿的这件旧羊皮衬里上衣,至少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签了字的 那张纸。是一份笔录,更确切地说是事故摘要。这张纸上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的 名称,也没有行政格式的样子。“……夜里……一辆湖绿色‘菲亚特’牌轿车…… 已登记……从卡鲁塞尔公园开来,驶入方尖碑广场……两人被带到‘蕾吉娜’大饭 店的大厅……在市立医院急救室……腿部和手臂进行包扎……”没有提到米拉波诊 所,我寻思,他们什么时候,而且是怎么样把我送到那诊所去的。我的姓名出现在 这份叙述事实的摘要上,还有我的出生日期和我从前的地址。他们一定是在我的旧 护照上得知这些情况的。 她的姓与名被记在上面:雅克琳娜·博塞尔让,还有她的地址:阿尔博尼公园 广场,但是他们忘记写明门牌号。我手头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大的一笔钱款。我也 许更喜欢看到她留下一封短信,但是,撞车事故之后,她可能根本不宜写字。我料 想到,那个棕色头发的壮汉处理所有这一切。他也许就是她的丈夫。我尝试着回忆,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她独自一人在汽车里。 后来,在大饭店的大厅里,他朝我们走来,当时我们俩正并肩坐在长沙发上等 候。当然,因为我受了伤,他们想要赔偿我,而且,一想到这场车祸可能会严重得 多,他们就感到十分内疚。我希望让他们放心。不,不用为我操心。印有诊所名称 的信封装着一张由“贝松大夫”签字的处方,规定我必须定期更换“绷带”。我又 数了数钞票。在很长一段时问内,不再会有金钱方面的忧虑了。我想起,将近十七 岁时最后几次同我父亲见面的情景,在我同父亲见面的过程中,我不敢问他要一点 儿钱。生活已经使我们俩彼此疏远,我们相约一大早在咖啡馆见面,那时,天色还 黑沉沉的。他穿着翻边处磨得越来越破的衣服,而我们会面的咖啡馆每一次都离市 中心更远。我尽力回想,他是否曾经偶尔约我在我现在步行的这一带见面呢。 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签过字的那份“报告”。这么说,她住在阿尔博尼公园广场。 我认识这个地方,因为我常常在离那儿很近的地铁站下车。即便没有门牌号,那也 无关紧要。有名有姓: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我会有办法的。这个阿尔博尼公园广 场在稍微靠下的地方,就在塞纳河畔。我现在就在它所处的街区。这就是为什么他 们把我送到米拉波诊所。毫无疑问,她熟悉这个诊所,是的,是她主动做了这些事 情。或许,她亲朋好友中的某个人到市立医院来找我们。在一辆救护车里吗? 我心 想,到了下一个电话亭,我就去按街名查阅电话簿,或者就打电话给问讯台。不过, 不用急。 我有时间找到她确切的地址,并去拜访她。我这是合情合理的,她不会为此而 不高兴。我可从来没有按过我不认识的人家的门铃,但是,有某些细节要说清楚。 即便是在这个信封里放着这一沓钞票,却只字不留,就像扔给乞丐的施舍,有 些事还是要弄清楚。夜里,开着车,把某个人撞倒了,生怕万一这个人成了残废, 就差人带点钱给他。首先,我并不想要这个钱。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什么人,而且在 那段时期,我深信,我不需要任何人。我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的什么靠山,我父、亲 与我在咖啡馆里少有的约会总是以千篇一律的方式结束:我们站起身,然后,互相 握握手。然而,每次,我都没有胆量向他乞求一点点钱。尤其到末了,住到奥尔良 门那儿时,原先在香榭丽舍大街时他身上还有的活力和魅力竞荡然无存。有一天上 午,我注意到他那件海军蓝色的外套缺了几颗纽扣。 我准备顺着沿河街道一直走到阿尔博尼公园广场。在每幢大楼前,我都要向门 房打听,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住在哪一层。那儿大概不会有很多房子的。我想起了 她抓住我手腕的样子,以及她那含讥带刺的微笑,好像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默契。最 好还是先打个电话。不要匆忙行事。在我坐着囚车到市立医院去的路上,我觉得在 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张面孔,眼下我又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在得知她的电话号码 之前,我也许会努力回忆一下。在那个时期,事情还很简单,我尚未经历我生命中 的大部分时光,没有太多的阅历。只需回顾一下几年的过程就行了。谁说得准呢? 某位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或者是叫另一个名字的同一个人,曾经与我萍水相逢。 我曾经读到,偶然性只造成为数有限的相遇。同样的处境,同样的面庞又出现了, 就像万花筒里的彩色玻璃片,运用镜子的反射作用,给人以错觉,组合是可以变化 的,直至无穷。但是,组合是非常有限的。是的,我大概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一点, 或者是,有一天晚上,博维埃尔博士在咖啡馆里给我们解释过这个问题。可是,我 难以长时间地专心思考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有哲学头脑。突然,我不想 穿过格内尔桥,重返左岸,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回到我那位于绿道街的房间。我打算 在这附近再散散步。我必须习惯于腿上裹着绷带走路。在这儿,雅克琳娜·博塞尔 让住的区里,我感觉挺好。我甚至觉得这儿呼吸的空气也格外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