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飞往杭州、毛泽东授权他们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 题。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前往清华大学,担任校工作组顾问。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从学校一回到家里,就急着要见爸爸。 他们虽然是刘少奇的子女,但也不能在工作时间打扰爸爸,一天之中只有吃晚 饭的时候,才有机会见上爸爸一面,和他亲热亲热。就冲这一点,他们都很羡慕这 一年才5岁的妹妹潇潇。刘少奇格外疼爱这个小女儿,喜欢叫她的小名“小小”,闲 暇时喜欢和她玩耍,有时还牵着她的小手散步,简直把她当成了“掌上明珠”。 不管这几个孩子有什么急事,他们也无法破例,最后还是在饭厅里见到了爸爸。 一见到爸爸,他们就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告诉他工作组怎样进驻了学校,师 生们怎么敲锣打鼓地欢迎,那些没迎到工作组的学校的师生是怎样失望,又怎样托 他们给刘少奇捎信,要求尽快派出更多的工作组。 刘少奇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自从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以后,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师生 成群结队地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大 多数学校的党政领导被青年学生冲击得够呛,确实也无法行使领导职能,工作组的 到来有望使局面不致失控。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北京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后,从6月 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市 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新调任的文化部常务副 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还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了由军 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林彪亲自批准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300名干部参加这些工作 组。 刘少奇认为,还应该继续派一些工作组,这样才能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但是 当着孩子的面,他不能把未经集体讨论的个人意见说出来,于是便字斟句酌地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 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像善良的人预计的那么乐观。工作组开进学校后,虽然 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被《人民日报》那一篇篇激动人心的社论文章 撩拨起来的学生们,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学校秩序还在滑坡, 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6月2日至3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 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绝大部分党员和党外群众,认为党委基本上是正确 的,不同意贴这种大字报,由此发生争论。这就是所谓“围攻少数派”的事件。 6月3日,华东师大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的大会,党委书记姚力在大会上大会上 讲话,他说:“过去我们没有提倡大字报,以后大字报可以贴在室内。”“不要放 弃必要的业务学习。一少数人对姚力的讲话不满;6日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 大字报,公然要揪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 6月2日,西安交大贴出了上万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委。6月3日工作组进校 后,试图对群众运动加以引导,激起一些学生的不满,纷纷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泽 东,要求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来交大。6日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 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这就是“六·六”事件。事 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社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 伯达不同意。7日、8日、9日三天,西安交大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 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 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6月4日,北京邮电学校的造反分子赶走了进院不久的工作组。新的工作组进院 后,又要被赶走,陶鲁笳赶去讲话,说明工作组是革命的,造反者不由分说就给他 贴了一大批大字报。 6月7日,清华大学的造反者贴出大字报,反对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 书记蒋南翔和校党委,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上万人出动与造反者(约700人) 辩论。北大造反者闻讯后,不顾工作组的反对,冲进清华大学“揭露”蒋南翔的罪 行,又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辩论。为了防止意外,清华派人把北大造反者护送出校, 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 那一段时间,每次中央开会,都会不断收到各省市发来的特急电报。有一次, 刘少奇把陕西省委发来的关于西安交大告急的电报当场念了一遍。参加会议的人都 觉得很气愤,但又拿不出适当的办法来。 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 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心里都十分清楚,只有毛泽东出面,才能收拾 得了这样的局面。尤其是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不论干什么都要引用一段毛主席语 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毛泽东能站出来说一句话,真要比派一万个工作组都管用。 可是,毛泽东就是不肯说一句怎样领导这场运动的话。刘少奇多次打电话请示, 还是得不到明确答复。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开一个会, 当面研究一下运动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很快就同意了他们的这个请求。 6月9日,三位常委和从北京去开会的人乘一架专机飞抵上海,再从上海换乘汽 车来到杭州。 会议在毛泽东住的刘庄宾馆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大区的中央 局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 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参加。会议完全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话题换了一 个又一个: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工作组, 农村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组问题倒是涉及到了,但没有形成明确意见。毛泽东只顺便说了一句: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 派。如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 刘少奇再次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领导运动,毛泽东说他的身体还不太好, 暂时还不准备回去,请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按照正常的理解,毛泽东这个“相机处理”就是赋予了刘少奇等在一线工作的 同志随机应变的权力,用不着事事都先请示,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 由于前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刘少奇曾经产生过不安的心 理。这一次虽然毛泽东指示仍然不够明确,但“相机处理”这四个字却让他感受到 了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 6月13日,刘少奇等人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6月15日 要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身上 了。 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是大学、高中停课半年, 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是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 组织都关心的问题。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个报告,讲的都是对运动的部署意 见,在杭州会议上也谈过。这两件事都急,所以刘少奇、邓小平在回北京的当天, 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把停课半年的决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发了下去。 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 这以后,他们又多次在福禄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听取文化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 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精神把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使社会陷于 混乱。 为了增加感性知识,刘少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北京大学校园看了看张贴的 大字报。隔了一天,又到清华大学看了一次。 这两个学校的大字报真可称得上是铺天盖地。不但专门搭起来的一排排芦席棚 里贴得满满的,就连那些位置稍为适宜的楼墙外面,也横七竖八地刷上了大标语。 在苍白的灯光下,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文字的、漫画的大字报连成一片,被风 吹得簌簌作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置身于这样的场合里,刘少奇的心头又一次涌上了忧虑、紧张和不安。尽管自 己做了那么多努力,但乱批乱斗的势头有增无减。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一二把手都 受到冲击。许多教授、专家被当作坏人揪出示众。出身不好的人被称作“狗急子”, 横遭歧视、污辱。抄家、打人、批斗会成为家常便饭。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时有发 生。少数学生同工作组发生对立,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5月12日,南京大学的造反者举行大会揪斗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污蔑他 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引起工作队、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不满。然而,根 据康生的意见,《新华日报》却对这次大会作了肯定的报道。南京大学的群众包围 了新华日报社,加以质问,与此同时,南大校内还为《新华日报》的这篇报道展开 了大辩论。就在这时候,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做出了撤销匡亚明一 切职务的决定。6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 斗倒”。 匡亚明是1926年入党的老干部,参加过长征,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可 是转眼之间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别说是一般的干部和群众。 6月18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利用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 “斩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谓的“黑帮”、“反对学生”揪来批斗。学生们给这 些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对他们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肆 意污辱。现场极为混乱。工作组长张承先闻讯急急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制 止了事态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北大工作组将这件事编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张承先亲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汇报。李雪蜂立即将(简报)转呈给了刘少奇。 6月19日,清华大学也出事了。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 作组。这事也报到了刘少奇那里。 这天,刘少奇的女儿子平回家,告诉父亲说,她上学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有 人反工作组,正在写大字报。 种种迹象表明,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这些学生又在 四处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许多学校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局面似有进一 步失控之势。 刘少奇感到事态严重。他忧心忡忡地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 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事实证明,刘少奇这个预见是相当准确的,只是当时他恐怕不会预见到,像他 这样的国家元首竟然也在被打倒之列,他更无法预见得到,后来因刘少奇一案受株 连被判刑的人竟多达2.6万。 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刘少奇决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运动情况,及时反 映动态。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为中 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 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王光美要动身了,刘少奇站在办公室门口深情地目送她走出福禄居的大门。王 光美频频回过头来向刘少奇告别,同时一边对工作人员拱手一边说:“全拜托你们 了!” 蓦地,刘少奇回想起三年前与此相似的一幕: 那是1963年5月中旬,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归来后,便提议让王光美到基层工 作一段时间,投入到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 这个提议首先遭到工作人员的反对。刘少奇患有肺病,最近刚好复发,吃药治 疗都离不开王光美。而王光美本人也有些犹豫: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如此不好,她不 忍心离开他。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周总理知道了,他不仅不赞成王光美下基层,还再三催促他 们去北戴河休息。就这样,刘少奇到北戴河休息了一段时间。 从北戴河回来后,刘少奇又旧话重提。为了打消王光美的顾虑,他保证注意身 体,还保证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好子女,处理好家务事。 真正促使王光美下决心的还是毛泽东。有一次,她到春藕斋参加舞会,向毛泽 东报告了她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社教的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哇!” 王光美真的要走了,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就需要考虑怎样才能照顾好国家主 席的生活起居,以前有王光美在,这些事情是不用他们操心的。 卫士组的同志提出,刘少奇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安眠药,而服完药后夜间起 来解手很容易摔倒,于是就想等王光美走后,每天夜里都派人在刘少奇的卧室门口 值班。 刘少奇得知这件事后,便把卫士组的同志找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你们 无非是担心我从床上摔下来,那么,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 大家都知道刘少奇这是不愿意为工作人员添麻烦,但是怎么能让一位65岁的老 人睡地铺呢?可他们拗不过刘少奇。就在王光美临走的前一天,他亲自指挥卫士把 床架子御下来,把床垫子放到地板上。从此他就睡起了地铺,一直到1968年抢救他 时,才把他搬到床上去。 为了避免对王光美的特殊照顾和不必要的干扰,刘少奇还给她改了个名字:董 朴。 这个董姓是有来历的。主光美的母亲姓董,名叫董洁如。老人解放前当过小学 教员,解放后筹办过专门抚养婴儿的洁如幼儿所,对教育很在行。上了年纪以后被 接进了中南海女儿女婿家中,就承担起了教育外孙外孙女的任务。 老人一向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子女们投身革命事业。抗战初期,她同丈夫一起 鼓励儿子去延安,还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为解放区购买过药品。1958年,也将 全部家产连同自己开办的幼儿园统统无偿地交给了国家。大炼钢铁时,她连自己睡 床的钢架子也拆下来交给了中南海管理处。 刘少奇对于这位可亲可敬的岳母一向很尊重。 王光美要走了,她随身带了一只装满日用品的塑料旅行袋,还有一个用绳子捆 着的行李卷。刘少奇提起旅行袋掂了掂,又提起行李卷掂了掂,笑着说:“轻装上 阵,这样好!” 1963年11月,化名董朴的王光美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 作组,来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 王光美到了桃园后,刘少奇曾派工作人员给她送过一封信。那位工作人员亲眼 看到王光美和工作队的一个同志住在一间很普通的平房里,除了一切自理外,还经 常和社员同吃同劳动。除了工作队的个别领导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她就是国家主 席的夫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却无中生有地说:“王光美下乡搞四清,刘 少奇经常派人给她送糖果点心。”那位工作人员听到后气愤地说:“我们都不知道, 她怎么知道的?” 1964年春节,四清工作队放假,王光美回家过年,又在中南海春藕斋见到了毛 泽东,毛泽东也向她了解农村“四清”的各种情况,问得很仔细。王光美讲到一些 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他还对王光美提议说: “你下次到南方去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后来, 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卫士小张果然随王光美一起参加了下一期的四清工作队, 不过没有去南方,而去了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因为王光美担心南方农村口音太重, 听不懂话,没法开展工作。 这一次,刘少奇又帮她取了新名字:鲁洁。这个“洁”字还是从她母亲的名字 中取出来的。 王光美没有辜负刘少奇的期望,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很快就取是了成绩。19 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了桃园大队开展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当时许多四清工作队员毫无经验,下去之后不知道怎么个搞法, 因此王光美的经验介绍大受欢迎,不少地方请她去做报告。当时还是政治局候补委 员的陈伯达特意找到刘少奇,积极提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党委和四清工作 队。 桃园大队的四清是刘少奇过问过的,比较符合他的意图,所以他同意把“桃园 经验”转发给各地做参考。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报告这 件事: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 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 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 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对于王光美在“四清”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是很赞赏 的。有一次几位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里讨论“四清”问题,有人提到王光美搞 “四清”的经验不错,毛泽东当即提议把王光美请来讲一讲,刘少奇的司机立刻驾 车赶回中南海,把王光美接到人民大会堂。王光美讲完之后,大家都认为这个经验 可以推广。毛泽东笑嗬嗬地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 9月互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 验总结》。尽管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批语中指出:“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 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但这毕竟是以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发下 去的。“桃园经验”实际上成了农村“四清”运动的一个样板。 实事求是地说,“桃园经验”对纠正干部特殊化、打击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起 了有效作用。然而,它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大队党支部“基本上不 是共产党”。工作方法上则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 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其他一些典型和指导性文件。后来运动的发展证明, 这些文件导致“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处分和打击。 可惜的是,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还很少有人能认清这一点。 回想到这里,刘少奇更加对自己妻子的工作能力充满信心,他也相信这一次她 仍然会取得经验,对他指导全局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