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刘少奇艰难地写出一份检讨书。毛泽东看过后,大体表示满意。康生 在毛泽东面前没告成刘少奇的状,但却仍不死心。 9月初,刘少奇就接到通知,这个月里要召开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中央 安排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做检查。 他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写检讨。 这个检讨怎么写呢? 他取过来毛泽东那张大字报的打印件,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来。 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用主要篇幅批评了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在派工作组问题 上的错误,他愿意把这个责任全部揽到自己头上,也愿意承认自己犯的不是一般性 的错误。想到这里,他提起笔来写道: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 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 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 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写到这里,他写不下去了,就又把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看了一遍。这办法还真 管用,他觉得脑子似乎有些开窍,索性仿照毛泽东的口径写下去: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 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 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 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算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 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 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 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明 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 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 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写到这里,他又写不下去了。 毛泽东在那张大字报的最后,提起1962年和1964年的事情,批评刘少奇犯了 “右倾”错误。他想了许久也没有想通,当然也就无从检查了。就说1962年吧,那 一年为了尽快度过经济困难时期,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水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党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如果说这就是错误,他愿意 再犯多犯。 想到这里,1963年过春节时的情景不由得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子夜过后,僻僻啪啪的鞭炮声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响起。先是稀稀落落,继而 此起彼伏,渐渐地阵阵发紧。到清晨时,已汇成哗啦啦一片。 已经有好几年的春节没胡这第热闹了!大街小巷,人们穿红着绿,来来往往。 和平门外琉璃厂的厂甸集市,更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午后,一辆黑色轿车从中南海西门开出,往布一拐,经六部口,绒线胡同到和 平门,静静地在路边上停了下来。 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轻快地走下汽车,直奔琉璃厂,很快消失在 厂甸市场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这是刘少奇、王光美和他的儿女。 孩子们上午已经不过一趟厂甸了。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饭桌上又说又 笑,兴奋地向爸爸妈妈讲厂甸市场的盛况:大糖葫芦啦,风车、面人啦,数不清的 小吃、土特产啦,总之是特棒! 孩子们眉飞燕舞的描述感染了刘少奇。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我们也去去看看!” 他比谁都明白:厂甸贸易集市的再度活跃,是经济回升、市场复苏的表现,说 明去年以来的经济调整举措已经奏效,最困难时期终于过去了!他为此而感到欣慰。 刘少奇牵着孩子们的手,在乌压压的人群中挤过来拥过去。他一会儿停下脚步 看大师傅加工小吃,一会儿蹲下来摸摸那些农副产品,一会儿又伸过头去瞧艺人们 当场制作小手工艺品,偶而还同他们交谈几句。看到初步繁荣的市场,老百姓脸上 的笑容,他比小孩子过年还高兴。他戴了个口罩,所以厂甸市场的人谁也没有发现 国家主席刘少奇今天来这里逛了一逛。 厂甸集市的重现繁荣,使刘少奇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决心把国民经济调整工 作继续抓下去。只要人民的脸上露出笑容,他个人受多大委屈都值得。他准备找机 会再次向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提出建议,把经济工作真正重视起来。 9月10日前后,刘少奇终于把这份检讨写好了,他吩咐秘书把检讨稿送给毛泽东 审阅。 毛泽东看过刘少奇的检讨,微微点了点头。他觉得还满意。尤其是第三部分, 刘少奇谈了他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了四条,第一条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第二条是“错误地 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第三条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 转变过来”;第四条被刘少奇主为是最根本的原因,“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 毛泽东觉得刘少奇的认识还挺深刻的。 让毛泽东感到不满意的是这份检讨的第二部分。毛泽东特别希望看到他能对19 62年和1964年的错误做出深刻检查,可是刘少奇却这样写道:“1962年我犯右倾错 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 跟以前的错误有联系的。” 这不是等于把自己大字报中的那段化重抄了一遍吗? 毛泽东感觉得出来,刘少奇对他的“右倾”错误仍旧没有什么认识,不过是在 违心地做检讨。看来,当初自己对他的看法并没有错。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可以追溯到1962年。 七千人大会开过后,刘少奇等人忙着干具体工作,林彪忙着去疗养,毛泽东则 到上海、山东、杭州等地去视察。每到一地,他都让当地的领导干部谈一谈看法, 他想听到来自基层的真实情况,可是他听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报喜不报忧:“去年 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不用说,明年肯定比今年还好。毛泽东的心情开始变 得不痛快起来。你刘少奇当着全党干部的面,说了那么多困难,简直是一团漆黑, 可实际情况根本没那么严重,这是要干什么? 他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7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共 中央领导人先后来到北戴河。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 人也陆续抵达。 从万里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往南不远,便是著名的游览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这 里离北京不远,又交通方便,空气清新凉爽,所以中央行政管理部门常常要把在夏 委召开的会议安排在北戴河。 会议从7月25日开始,议程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持农业等问题,通 过几个有关的文件。会议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气氛一片平静。 8月5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话说的虽然不多,但分量很重:地主、富农、 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要复辟的。彭德怀要翻案,要求 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 8月6日,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有一 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 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讲话从来都是谈古论今,头头是道,很是吸引人。但今天他讲的这些话 却让与会者心头一紧:是不是又要搞运动了。 第二天,毛泽东接着强调阶级斗争。此后,他又多次在中心组讲话,严厉批判 “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够。“单 干风”,主要指包产到户,邓子恢、田家英等由于提倡包产到户受到批评。“翻案 风”,则指对划为“右倾”的人甄别平反,向中共中央写了申诉信的彭德怀成了 “翻案”的代表。 田家英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因为支持彭德怀,差一点被划到“军事俱乐部” 里,这回又因主张包产到户再次挨批。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毛泽东又点名严厉 批评田家英。刘少奇出来圆了几句场,意思是说回家英的意见是在党内说的,党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从而把一场尖锐批评调和了过去。 毛泽东没说什么,但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又加深了一层。上次庐山会议上有过 与此相似的一幕,有人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揭发李锐(曾做过毛泽东的兼职 秘书)和田家英背后议论毛泽东,把毛泽东比作斯大林晚年,当场要李锐交代。主 持会议的刘少奇马上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解决,于是使 惊险场面得以化解。 刘少奇实在担心这次强调阶级斗争会打乱当前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重犯 1959年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的毛病。8月20日,他在中心组提议说:“这次 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 传达时要联系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 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 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 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 据说刘少奇讲的这些话是在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兴头上插进去的。过去开会, 只有毛泽东插别人的话,从来没有人插毛泽东的话,这一次刘少奇不仅插了话,而 且讲的时间很长;不仅讲的时间长,还讲了一名毛泽东起疑心的话:要防止“把什 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 据说这天散会后,在毛泽东的住处发生了这样一幕。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喝茶,还在想着刘少奇的那些插话。江青走了进来,递 过来一份杂志。这是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面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写的《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印过单行本在党内发行过,这次出版算是再版 了。毛泽东翻开江青折页的地方,一段话映人他的眼帘:“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 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 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像尊 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的这段话是批评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了,这段话为什 么不删去呢?难道是一时疏忽吗?他听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次重新发表前, 刘少奇可是做了大量修改呢。 江青凑到毛泽东身边,冷笑了两声,说:“我出去转了几个地方,现在那些诸 侯们你的话不听,我讲个什么更是理都不理,但对刘少奇的话却象是圣旨一样。” 毛泽东突然暴怒起来,大吼道:“你滚!你滚!” 江青哭喊着跑了出去。 不管这则传闻是真是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却是事实,而这显 然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于是,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此专 门的讨论。 8月24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中共中央办公厅重新按照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的范围调整出席人员,把开会地点移往北京。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在发言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承认两个阶级谁胜 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要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检讨了自己前一时期对困难 估计过重的错误,然而他又提出:在宣传上不要把形势说得太好了,还是有困难, 还要继续克服。他再次重复翁在北戴河的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 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对付阶 级斗争。他说:“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人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 妨碍工作。” 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意“不要国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 作放在第一位”。会议最后确定阶级斗争问题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全党全国的工作在会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两张皮” 的情形:政治上,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扩大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上,调整工作基 本上照常进行,生产逐渐恢复和上升。 两个主席两个步调,不产生矛盾就奇怪了。 毛泽东没有让刘少奇等待太长的时间,在9月14日这一天就给他写来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 记处、工作组长(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 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当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给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 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 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 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 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周恩来很快照办了。可是,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取消,改开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随着移到工作会议上去作。 10月9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十六条》,但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积极贯彻的很少,多数消 极应付,还有不少人用各种方式抵制。对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很是恼火,毛泽 东也不满意,于是才决定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解决这种两头热、中间顶的 局面。 经过几天小组讨论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于10月16日在会上作《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刘少奇、 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 在此之前,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是不准在社会上传播的,也不赞成给刘少奇贴 大字报。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有人要在会上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还派周恩 来去劝阻。8月20日以后北大贴出了一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陈伯达于8月24日奉 毛泽东之命去阻止。 这一回情况不同了,陈伯达在讲话中全文引用了《炮打司令部》,毛泽东又大 笔一挥加以批发,这张大字报便迅速传遍全国。从此,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 大字报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再也没有人去制止了。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读了他们的检讨。这两份检讨事 先都交给毛泽东看过。 刘少奇在检讨中再三讲到“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邓小平则直 言不讳:“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的司令部。”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各小组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 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当有人说到已经出现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时, 毛泽东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 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 为什么要学生们看《阿Q正传》?意思是要他们不要学鲁迅笔下的那个假洋鬼子, 不准别人革命。毛泽东和颜悦色地继续说下去。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 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在一旁听讲的康生突然插话说:“八大的报告当中就有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 刘、邓两人的报告中都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都看了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们两人负责。” 康生讨了个没趣,不吭声了,但他心里却很不服气。中共八大是1956年9月15日 在北京召开的,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为写好这个报告,刘少奇从1955 年12月至1956年3月,日复一日地召集国务院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康生不管 你干了多少工作,也不管这个报告中也强调了阶级斗争,他的眼睛就盯着报告里的 这样几句话: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 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康生听说毛泽东曾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说过,他认为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有些提法不大妥当。刘少奇解释说,决议通过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来不及修改了。 康生推测,刘少奇没有及时把毛泽东的意见补进那个报告里去,一定会引起他的不 快。 康生还发现,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而八大政治报告中却没有提。 他把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毛泽东,也没有使毛泽东往心里去。他有些不明白,这一状 为什么没告准呢? 他哪里知道,毛泽东对于这件事知道的很清楚。当初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时,为 了把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发生了一些争论。大多数人主张不写进去,一个理由 是毛泽东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泽东并不主张对它到处使用。 另一个理由是七大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时,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 泽东思想还不熟悉,现在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 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尽管没能在毛泽东面前告成状,但康生仍然不死心,他还要想方设法把这两条 变成刘少奇的罪状。 10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大会。议程比较简单,就是毛泽东、 林彪讲话。 林彪先讲。他在讲话中指名批判“刘邓路线”。他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 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这 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的讲话同林彪、陈伯达的调子不一样,显得和缓多了: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 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 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 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 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 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 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 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 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 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 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 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 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 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刘少奇亦喜亦忧。喜的是,毛泽东没有再提什么“路线斗 争”,把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还一再说不怪 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忧的是,毛泽东继续鼓励和支持红卫兵冲击各级领 导干部。这一喜一优让刘少奇的心情无法放松下来,也无法看清将来会有什么样的 命运在等待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