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彭绍辉接到周恩来批示后,立即转告了杨国宇和钱学森。他们很快落实了周恩 来的批示,并给彭绍辉打了报告,主要有三点:一、原七机部一院党委委员,七O 三所所长姚桐斌同志,1968年在两派武斗时,姚桐斌同志中午由办公室回家被 打死,当即报告总理……凶手现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姚桐斌案件已列为清 队中一个重点问题,还在追查。 二、姚桐斌死后,对其遗留的三个孩子的补助,按国家规定,每人每月20元, 对其本人,则按军队师级干部标准发给650 元(实发430 元)。 三、彭洁清同志,目前插队确有困难,已按总理指示外交学院分院,暂不忙动 员插队,其工作如外交学院不能解决时,建议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置。 当时,彭洁清并不知道这一切,多年以后,彭洁清才从有关方面获悉了这两份 珍贵的历史文件。由于周恩来的过问,彭洁清所在学校的军宣队派人到河北省把她 的档案调了回来。同时彭绍辉副总长办公室通知她:不必去插队了。 我们之所以讲了赵九章、姚桐斌之死,这是“文革”期间航天队伍中比较典型 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十年浩劫对航天事业的摧残到了何等地步。 直到1999年9 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表彰为研制“两弹 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在23人名单 中,就有赵九章和姚桐斌的名字,他们是死了却又活着的英雄。 “文革”时期的1970年4 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1975年11月26 日,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这标志着中国已初步掌握了发射飞船的能 力。同时,这期间还成立了载人飞船的单位(507 所),开始了航天员的选拔和训 练等等。这些收获,该作何解释呢? 赵九章和姚桐斌的例子已经说明,没有周恩来的力挽狂澜,没有钱学森这样一 批科学家无怨无悔的奉献,“两弹一星”何以能实现?今天载人飞船的成功又从何 谈起? 1968年2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 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这便是今天航天科技集团总公司下 属的五院,也是载人飞船的研制单位),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 间技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钱学森就立马想到建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问题了。他给国防科委打了报告, 很快国防科委批复:“同意空间技术研究院《关于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的暂行编 制》(试行),编制定员为1265人,所下设科技、政工、后勤、宇航员训练组及9 个研究室(组),一个试制工厂。(代号507 所)”这个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负 责选拔训练航天员;一个是保障航天员生命医学研究。 1968年4 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507 所)正式成立,它是以总后军事医学 科学院的航空宇宙医学研究所为主体,和中国科学院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力学研究 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医学研究所等部分人员共同组成的。 该所老所长陈信回忆:“1968年,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可是就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我们却开始干了……创业难啊!为了寻找 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几辆破旧的苏制嘎斯卡车载着我们四处奔波,军事医学科学 院、北京大学昌平分校先后都留下了我们驻扎的足迹。这期间,我们曾在一片帐篷 中办公,我们曾带领全所同志参加基建劳动,我们也曾拿起撬杠,肩背绳拉搬运千 吨设备器材……直到现在,每当我面对拔地而起的楼群,回想当年寒风凛冽之中, 手拿镐头,面对一片冰冻的大地场面,一股豪情便在心头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