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学院的护士学校 聂毓禅 改医学护 我自幼立志学医,认为医学可以解决我国四大基本问题(贫、愚、弱、私)之 一的“弱”,可以涤除“东亚病夫”的辱称。因此我在192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 举国闻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我入学不久,遇到两位熟人,一位是本院护士学校三年级的学员,她是我中学 的同学;初次见面,见她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下身穿一条白裙,头戴一顶小 方帽。这身护士的穿着打扮,使她仪表非凡。她向我介绍了很多护校的情况,谈了 不少她在护校的动人感受。另外一位熟人是协和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她是我的长 辈,名叫徐淑清,我和她的女儿是中学同学;由于她女儿的托付,她经常来看我, 十分关心我的学习和前途。在这两位熟人的影响下,我对护士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兴 趣和好感。特别是徐淑清,她向我介绍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高度赞扬协和护校的 优点,她认为护士是女子最合适的终身职业,曾多次鼓励我转入护校。我经过反复 思考,觉得护理工作同样也是保健事业的一部分,同样能实现我的初衷,再加上当 时我家中并不十分富裕,医学生要八年才能毕业,而护士生只需四年,于是我决心 改变志愿,决定由医学院转到本院的护士学校学习。开始,本院医预科教务长表示 惊讶,不同意,说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才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回信说: “选择职业是你一生的大事,应由你自己决定。”凭着这封信,院方终于同意将我 转入护校。从此,护士这一光荣职业,就成了我的最高奋斗目标。 护校三个阶段 协和医学院高级护士学校与医学院同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办,是我国独 一无二的高级护士学校。它的宗旨是培养高水平的护理骨干、师资和领导人才。自 1920年招收第一班学生开始,到1951年停办,历届毕业生总数仅263人。学校除招收 护士生外,还为其他医疗单位的护士开办各种培训班和进修班,其中包括医院护理 行政管理、护理教育和公共卫生护理等科目。在培训班毕业的约计数百人之多(因 资料失落,详细数字无法查对)。 护校共办了30年。这30年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1930)为开创时期。首届校长为美国人沃安娜女士,后由盈 路德女士接任,也是美国人。学生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经考试,择优录取。教学 要求虽很严格,但教师的编制和学员的实习都不够理想。那时只有两名美籍专职教 员,他们分别担任基础护理和实习课程。解剖生理学由一位美国护士担任。其他基 础课及临床各课则均由各科医生兼任,因此,有关护理的重要内容多有遗漏。学生 的临床实习则全部交由各科病房的护士长辅导,而护士长因工作繁忙,只能安排学 生的工作,难以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指导。由于当时社会上轻视护理工作,来校投考 的高中生寥寥无几,第一班只招了数名。尽管学校对学生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但在 学习过程中,由于跟不上要求或缺乏兴趣,常有人中途退学,第一班到毕业那年, 竟只剩下一名学生了! 第二阶段(1930—1940),美籍人胡智敏女士任校长。胡女士早年毕业于美国 瓦撒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护士学校。她学成后,曾任耶鲁大学护理系主任,后又 远涉重洋,在法国。叙利亚等地从事护理教育工作,以及公共卫生、红十字会护理 等领导工作。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立志献身本国和世界的护理事业。 1930年她应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聘请,来到我国接任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第三任校 长,直至1940年期满回国。在她任期的10年中,为维护高级护士教育的水准,除保 持与燕京大学原有的协作关系外,还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苏 州东吴大学及广州岭南大学等建立协作关系,在这些院校设立了护预系,以扩大护 校学生来源,保证学员的入学水平。胡智敏校长十分重视师资培养,除原有的基础 护理科的专职教师外,她为各专科都聘请了专人担任授课和督导员的职务,从而加 强了病室的行政管理及学生在病室的实习,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此外,她还充实 了课程内容,例如增设了公共卫生护理实习课目,由东城区第一卫生事务所护理主 任分配学生去本市的学校、工厂、家庭以及农村,进行治疗、护理和卫生宣传教育 等工作。这就使学生在离校前有机会走向社会,对人民保健事业有所了解。由于采 取了上述改革措施,教学内容丰富了,教学质量也大大提高,达到了名副其实的高 级护士教育的水准,因而向往学习护理的人日益增多,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的也大 有人在。学员人数逐渐增加,素质也不断提高。回顾整个护校史,胡智敏女士任职 的10年,应该说是护校的昌盛时期。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1940—1953),由我担任护校校长。 我接任校长的经过是这样的:1938年春,我在美国西部密歇根大学获理科硕士 学位。这时正是祖国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没按原计划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提 前回国了。回国后,我本打算探望一下住在北平的母亲,即去内地参加抗日工作。 不料,我回国的消息被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得知,他劝我留在北平,准备接替协 和护校校长胡智敏女士的职务,他说:“在这里你可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高级护士 人才,这不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吗?”并告诉我:“我们的想法,是希望今后逐步地 将医学院各个部门的领导位置全部交给中国人担任。”他说这番话的态度是很诚恳 的。我经过同母亲和朋友们的商量,接受了胡恒德对我的劝说。于是我在1938年的 秋天,又回到了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开始,我只作胡智敏校长的助手并兼任一些 课程。到1940年11月胡校长任期届满回国,我便正式接任协和护校的第四任——也 是最后一任校长。 我比前三任校长的任期都长,前后有十余年之久,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建国以后三个历史时期。 重大突变 由于我是第一个当护校校长的中国人,感觉责任重大,暗下决心:只许干好, 不许干坏,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在院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默契配合下,我兢兢 业业地苦干了一年,还算有成绩。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间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对美国不宣而战。第二天早晨7点多,协和医学院、护校以及医院全部被日军包围, 许多工作人员被关在门外。正巧那天护校三年级学生毕业会考,两位监考员刚迈进 大门,门就关了。她们告诉我说:日本兵把守大门,不准出入,墙上还贴着“日美 宣战”四个大字。听了这个消息,我立刻给医学院胡院长打电话,但院内电话线路 已全被掐断。那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尚未上班,只有护士们已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工 作;三年级的护士生正在考场等待考试;二年级的学生分别在儿科和妇产科病房实 习;一年级的同学已在上课。我走在过道上,看见日本兵背着枪,满处乱窜,进行 搜查。我怕正等待会考的三年级学生被扰乱,考不好,就急忙跑进考场告诉同学们 说:“今天有日本兵来协和参观,如来课堂时,大家不必惊慌,照常进行考试。” 稳定了一下学生的情绪,使她们思想上有所准备。因为那是第一天测试护理操作, 如不及格就不得参加以后的理论考试。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兵真的没有放过考场, 但学生们都沉着镇静地应试,没受什么影响。 整个医学院遭了大难!主要领导人胡恒德院长和总务长鲍恩等美籍人士被看管 起来;其他工作人员不准离职,必须按时上班;住院病人可以出院,但医院不得接 收新病人;门诊停诊;护校照常上课。所有学员和教职员工每天上下班都逐个受日 军搜身检查。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1942年1月,日军全部占用了医学院、医院和护 校,勒令所有住院病人、全体工作人员(除少数留用外)以及学生,于本月底以前 迁出!在这种让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作为护校校长,当务之急是如何安排学生。 我征求她们的意见后,对愿回家的,协助她们回家;愿继续求学的,则尽量为她们 联系学校。当时,北平的道济医院护校(即今北京市第六医院)、妇婴医院护校 (后与同仁医院合并)、同仁医院、中央医院(今北医附属人民医院)、第一卫生 事务所都表示支持。天津的中和医院、唐山的开滦医院,以及上海的陆军医院,也 很快地回信,表示欢迎这些学生。问题圆满地得到解决。得到这些学校的允诺后, 我赶紧将每个学生所缺的理论课和实习时数记录下来,分别寄往所联系的学校,请 那里的老师为学生补课。这样,三班学生和进修生不但得以完成她们的学业,而且 都参加了毕业会考。在和学生分离前,我还与全体学生偷偷地在地窨子里照了一张 临别合影,作为纪念。 将学生妥善安排后,我就积极寻找前往内地的机会,准备到内地去继续从事为 国家培养高级护理人员的教育事业,也就是把协和高级护校迁到内地去办。在那个 岁月里,从沦陷区到内地是一个非常艰险的旅途,既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在大 路上,又无方便的交通工具。沿途行骗、偷盗、敲诈者比比皆是。正好我的三弟也 准备去内地工作,于是我们在1943年春便启程南下,途中又遇到几位熟人同行。我 们从北平出发,乘火车到商丘,后改坐人力架子车到沦陷区与国统区分界的界首, 再换乘火车到达西安。一路上风尘仆仆,每到一处都要为联系交通工具和寻找宿食 而奔波。路上发生了一件使我最为痛心的事情,我的三弟在抵达西安的前一站东泉 店时,被国民党的军队枪杀了!我和王琇瑛在铁道旁的土坑内找到了他的尸体。此 情此景,惨不忍睹。由于人生地不熟,不宜久留,我们赶紧买了一身新装和棺椁, 将灵枢运到西安,忍痛将他安葬后,又匆匆奔赴兰州,由兰州乘飞机抵达重庆,在 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暂时安下身来。从沦陷区北平到达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共走了两 个月之久! 在成都复校 我到重庆后,已有部分协和护校教员在中央卫生署所属单位工作。我找到了他 们,和他们研究恢复协和护校问题。在地点上,有的主张在重庆,有的主张在成都, 意见不统一。我考虑,成都当时是大学集中之地,师资力量强,学生来源多,特别 是华西大学又新建了一所医院,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因此我坚持在成都复校。最后, 经过美国医药援华会和中央卫生署讨论,决定在成都复校,我仍担任校长。华西大 学聘请我为新建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我接到两处的聘书后,立刻带着部分教师奔赴 成都。 所谓复校,实际上是白手起家,重新办学。摆在我面前的实际问题很多,最紧 迫的就是教室、设备和食宿问题。正好那时华西大学新建医院已大部分完工,护校 就先占用了一部分房子,把现有人员安顿下来,以开展工作。再就是师资问题,尤 其是急需聘请专职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我最伤脑筋,花力气最大。原因是有些领 导机构,如中央卫生署,就向我严肃提出“警告”,万万不能抽调他们的骨干,拆 他们的台!这样,便无法聘请当时在该署工作的不少原协和护校校友,而不得不另 想办法。我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和周折,真是踏破铁鞋,费尽唇舌,终于请到了王琇 瑛、王懿(又名王乐乐)、左汉颜、谢敏秘、关重华、秦源美、吴瑾瑜、周丽宝、 黄爱廉、方庆营和方文渊等人担任专职教师。师资问题基本解决后,紧接着就是招 生工作。成都有不少从沦陷区迁来的著名大学,这是护校招生的有利条件,我积极 地与其中有关的学校,如燕京、齐鲁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联系。从这些学校 的护理系,一下子就招收了20名预科学生。 有了教室、宿舍、师资和学生,并解决了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就具备了开学 的基本条件。这样,协和高级护士学校便按计划于1943年9月在成都正式开学了。除 各科的临床护理理论和实习课由专职护理老师担任外,其他基础课和临床医学课均 请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专家讲授。至于各课程的实验室,如解剖生理、细菌、寄 生虫学等实验室,也都向华西医学院借用。 开学以后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护校学生必须有自己的实习基地。 我作为华西大学新建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当然必须抓紧做好医院接收住院病人的一 切准备工作,使病房成为学生实习的基地。对于这项工作(主要是筹办病房所需要 的一切用品和医疗器材以及安排主事人员等),因我们所聘请的专职老师个个都是 富有经验的护理专家,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忙而不乱地把 每个病房布置就绪,搞得齐备而井井有条。每个病房设护士长一名和护理人员一名, 进行日常护理工作。病房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由护校教员兼管。为了应急,这所 新医院暂时只开设内外科、儿科及妇产科四个主要病房。学生需要实习其他科目时, 则去四圣祠医院(华西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自1943至1946年,协和护校在成都共招收了三班学生,约五十余名,另外还举 办了一届两年制的进修班。 在抗战时期,我们能在非常艰难和紧张的条件下完成办学任务,是与当地的各 大学,特别是华西大学的热情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同时,也体现了护校同事之间 的团结、合作精神。在这艰辛的岁月里,大家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在国难当头期 间,我认为,这也算是我们医护工作者为祖国做出的一点绵薄的贡献。 迁回北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迁各大学纷纷返回原先所在的城市。协和护校根据医学 院董事会的决定,计划于1946年暑假前迁回北平。因交通运输上的困难,动身之前, 学校举办了一次大“甩卖”,凡可带可不带的东西统统廉价出售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1946年5月,我率领全校六十多名师生分乘三辆大卡车,告 别了成都,踏上返回北平的征途。到陕西换乘火车,经河南、安徽、江苏到上海, 又改乘海轮到天津,最后再换火车到达北平。路上走了两个月,换了六次交通工具。 归途虽然劳顿,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 一回到北平,我们立即投入复校、开学的紧张工作。医学院和医院已被日军糟 蹋得面目全非,大部分房舍在战后又借给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使用。我 们在原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美国人鲍恩的协助下,才弄到一些房子,解决了师生的食 宿问题,安排了教室和实验室。因当时医学院和医院尚未恢复,护校各科的医学课 程和实习场地两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课程就先请留平的原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专家 们担任;学生的实习场地,经与道济、妇婴、同仁和中央等几所医院联系,分别到 那里的病房去实习。教学和实习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接着又着手筹备1946年秋季 的扩大招生。除原来几所有协作关系的大学外,我又和辅仁、北师大以及天津南开 大学等取得联系,保证了学生的来源。 1948年协和医院正式恢复,我又被聘为护理部主任。我将护理部重新组织起来, 做好各科病房收病人的准备工作,尽量招聘原协和医院的护理人员任职。同年5月1 日病房开始收住病人。同年10月27日医学院正式开学,李宗恩任院长。随着医学院 和医院的恢复,协和高级护士学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医学院的专家们担 任了护校的部分课程;学院的实验室为护校的学生开放;护理师资队伍得到充实壮 大;学生可以全部在本院完成各科实习。这一切使教学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为了培养更多的护理人才,除本校学生外,我们又开办了公共卫生护理进修班、 医院管理和护理教育进修班,以及营养护士进修班等等。此外,还接受外地护士到 本院各临床科室进行专科护理的短期培训。这些进修护士结业后,全部回到原单位 工作,为提高当地医院的护理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就在协和医学院及其护校全面恢复的时候,国民党发动内战,国家政局动荡, 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战后的大好局面,很快遭到破坏。学生不能安心学习,教师 不能安心工作,有些师生干脆离平他往,幸而大多数人还是被说服稳定下来,学校 才得以照常进行工作。 护校结束 1949年1月,北平人民迎来了和平解放。我们协和的全体师生员工也与全国人民 共同欢庆,并参加了浩浩荡荡的庆祝游行。院、校内无不喜气洋洋,呈现出一片新 气象。第二年,中央即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对这次会议,我们协和护校 的全体职工满怀激情,期待着中央对护理工作的指示。结果大出所料,会议决定: 将护理教育纳入中专教育。护校停止从大学里招生,对在校学生作了如下分配:一 年级学生回原大学学习或转为学医;二年级学生转入本医学院进修微生物学。寄生 虫学或解剖生理学等前期科,也可转到北京医学院插班学医;三年级同学可留在医 院继续学习,直到拿到协和医院护校的毕业证书和原大学的文凭。另有1952班的12 名学生发给了护校证书。1951年1月20日,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由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和卫生部全部接管。又过了两年,即1953年春天,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级护士 学校终于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我对每个运动虽都不甚理解,但我重视它们的意义,也从中吸取到不少教益。 唯独对取消全国惟一的高级护理教育,我百思不解,深感痛心。我国的护理事业在 医学界本是薄弱的一环,不但人数不足,质量更跟不上需要。本来我希望在接管协 和护校后,能在培养高级护理人才方面做出一点贡献,效劳祖国。在大动荡的岁月 里,无论什么情况,都没能动摇我坚定的意志。谁能料到我10年的挣扎却成泡影, 高级护校竟断送在我的手中,实为终身憾事。 值得庆幸的是,前不久,我听到国家决定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协和医学院) 及其他九所高等医学院内设立护理系,招收大学的护理预科学员的消息,这使我感 到鼓舞和欣慰。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重视和支持下,我们自己的高级护理教育工作, 一定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需要,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这也是我,一个老 护理工作者最大的愿望。 (选自《话说老协和》,198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