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体育教育六十五年 夏翔 我今年88岁,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已届65个年头(解放前22年,解放后43年)。 现在身体虽非昔日可比,但还称得上健康。清华有“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 传统口号,我应该说是大大地超额完成了。每当回想这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我总是 感慨万千。特别是对我国体育事业和广大体育工作者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 处境和遭遇,尤有更深切的感受。 从小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运动。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学校规定每天下午 都有“法定”的课余活动时间,有体育方面的,也有文艺、科技等方面的小组活动, 每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条件和爱好的项目进行练习。我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 田径运动,并起早摸黑地进行练习。1921年,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分区运动会上, 我夺得100码、120码栏和撑杆跳高三项冠军,个人总分第一。这些成绩激发了我在 体育方面做出成就、为国争光、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志愿。从此我和体育结下 不解之缘。后来我人东南大学体育科学习,曾在1923年的华东运动会和1924年的全 国运动会上获得撑杆跳高第一名。1923、1925和1927年,作为中国代表队的选手, 我参加了第六、第七和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是在我国上海举行的, 这次运动会上,我的成绩不理想。但在会后举行的各国选手公开赛中,我战胜了外 国选手,夺得金牌,也算是为祖国争得了一点荣誉。现在,这些奖牌、银盾、银杯 等我都完好地保存着。因为他们既是我走过的体育历程的见证,有些也还具有一定 的文物价值。 1926年,我从东南大学毕业,当时曾有几个大学想聘我去任体育教师。为了报 答母校的培育,并为提高青少年一代的体育素养和身体素质而尽力,我到母校(江 苏省立第五中学)担任了体育主任。七年后(1933年)才应聘来到清华大学。 仰慕盛名到清华任教 清华从1911年建校起,就十分重视体育教育,这在旧中国是很难得的。回想当 年,我就是慕清华的“体育”盛名来此任教的。一是仰慕它的体育器材、设备和场 地精良;二是仰慕它的管理方法先进;尤其是仰慕马约翰[注]先生的大名——那时 他已经在我国体育界享有盛誉了——所以很愿意来同他共事。 来校后所见,果然名不虚传。当时,清华已拥有前后两个体育馆和一室内游泳 池。前馆小巧玲珑、设备齐全:楼下有一个长120码、宽硬码码的地板篮球场,也可 用作排球、体操的练习和比赛场地;楼上设一个80码长的椭圆形橡胶跑道,跑完22 圈恰好1英里,可供上课和测验使用。前馆前端均建有二层楼房,楼上分别作办公室、 储藏室、资料室,以及武术。技击等训练用房。楼下为更衣室、浴室、厕所、借球 室等。后馆宽敞豁亮,并排设有三个篮球场,可兼作排球、手球、体操等上课和比 赛之用。游泳池嵌于两馆之间,大理石砌面,60米长,内设跳板和人水滑梯,池内 进水口处设有紫外线消毒设备。总之,这里的各项设施处处为增进学生的健康着想。 那时候的校医院,每学期都要配合体育部对学生的身体进行测验和检查,并经常根 据学生的健康和体形方面所存在的特殊问题共同开出矫正的“配方”。下面我从两 个方面叙述清华体育的特点: 一、管理科学严格每年新生入校,除到教务处注册外,还要到体育馆登记,填 好卡片后,每人发一把更衣柜的钥匙。上课时,女同学着黑线短裤、短袖衫,男同 学着背心短裤,显得格外精神、整齐。学生上衣胸前印有学号,点名册上有学号、 姓名,两个星期后彼此就认识了。体育馆地板上编写有40个号码,上课时学生以身 高排队各站在一个号码上,然后登记在点名册上。以后就照此排队,既迅速,又整 齐。如有空号马上就知道谁缺席了。 当时在清华,体育真可谓是一种“全民事业”,学生喜爱,教师教学认真负责。 尤其是校领导,一直把体育当做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加以扶植和 提倡。我来清华时,校长是梅贻琦先生。他不但很关心同学们的课内外体育生活, 经常到现场看学生的锻炼和比赛,而且还经常在体育理论、指导思想等方面加以归 纳和阐述。有一次,他在看过一场校际体育比赛后,趁一次全校集会的机会发表感 想说:“……体育至关重要,人所尽知,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 时,体育尤应人人去讲求。身体健强,才能担当艰巨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 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精神;我们要藉团体运动的机会,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 私的习惯。 当时,学校为保证体育事业的顺利开展,订有关于体育的各种规章制度以资遵 行。学校每年一册的《清华一览》里,关于体育的章则办法占有很多篇幅,其中有 《体育部规程》、《体育正课规程》、《国术规程》、《体力测验规程》、《内场 管理规程》、《外场管理规程》、《图书室借阅规程》、《校队组织规程》。《课 外运动比赛规程》、《足球比赛简则》、《奖品规程》等等,甚至连借用器材、衣 箱、浴室、游泳池等都订有《管理规程》,公诸于众,使学生上课和课外活动都能 够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体育部学程一览》,此表 把必修科目、选修科目、室内科目、室外科目、四季不同科目。校际级际比赛科目 等都规定得一清二楚。那时的体育必修课是每周两次,从入学到毕业,每学期都要 上体育课。一切课程安排和训练都要从“综合效益”(即强身、卫身、益智、进德。 正仪诸方面)出发,还要考虑到所谓“三性”:一曰季节性,使学生不论是在校期 间还是日后走上社会,一年四季都有体育活动的技能和手段;二曰自卫性,使学生 一技在身,日后可达到健身和卫身双重目的,特别是在武术和技击课的设置上,这 个目的就更突出;三日终身性,使学生在校时掌握的锻炼技能终生都可受用。 二、教学法生动活泼。一般上课先作准备活动——跑步、徒手操等(徒手操两 个星期一更换,轮番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才教正式科目。上完课后可淋浴 和更衣。马约翰先生每年都要给新生讲一次有关体育知识和生活、卫生等方面的课。 他还亲自为女生上课。马老工作认真负责,对人和蔼可亲,讲解生动,也很“开放”, 常使学生一进校就对体育产生好感,与体育教师也建立起了经常的联系。他要求学 生每天做早操,使他们不但养成早起的习惯,还能保证不误上课时间。课外活动更 是活跃,每天下午4点以后,学校要求所有同学都上操场,体育教师全部到现场指导, 马约翰先生带头。那时的体育部人员不多,只有马约翰、涂文、李剑秋、赵逢珠、 黄中孚和我等几个教师和秘书杨文辉、工友老刘等,但我们基本上能做到“有求必 应”,只要同学提出要求,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前去指导。体育部在马约翰先生的 领导下,全体人员团结协作,气氛和谐融洽,真可谓“政通人和”。大家做事说干 就干,每周上二十几节课,课外工作照样做。 学校每学期都要进行一次检查和体能测验。检查很严格,男同学要把衣服全部 脱光,女同学只穿短裤、内衣,由马老亲自检查测验(那时尚无女体育教师)。第 二学期结束时,再检测一次,以检验学生的体能增长情况。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 都主动积极地上课和参加课外锻炼,争取自己的体力和体能有更大的增进。体育部 还设有“体弱班”,把一些身体较弱或患慢性病的同学组织起进行特殊训练,由马 老亲自指导。课内课外都要按季节进行安排。 那时清华的体育代表队很有实力,经常参加各种比赛。常年校际比赛项目就有 足球、篮球、排球、越野、武术、拔河。冰球、网球、垒球、游泳、棒球、田径等 多项,有的一年还要比赛两次。学校代表队除由体育部教师分别指导外,还请外系 教师(主要是教授)负责指导,如外文系陈福田、徐锡良就担任过棒球队的教练工 作。那时的五大学(清华、燕京、北大、辅仁、师大)经常进行各类比赛,清华常 常取得优胜。清华运动员还多次被选入市代表队,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性运动比赛, 成绩十分可观。以1934年的全国运动会为例,清华有九名同学被选人市队,比赛中 都取得了好成绩:张龄佳获男子十项全能和铁饼冠军,罗庆隆获男子800米冠军,彭 永馨获男子标枪冠军,黄开禄获花样跳水亚军,张光世获男子400米亚军,熊大缜和 左登金分别担任市足球代表队的左锋和中锋,朱民声和刘明赞则是棒球队的主力队 员。由于清华体育开展得好,设备先进,所以1936年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田 径和篮球代表队安排在清华集训,马约翰先生任总教练,我是教练之一。赴会时我 还被推选为中国体育考察团的成员,到德国柏林实地观察了这次赛会。会后,我们 又考察了德、奥、意。捷。匈、丹麦。瑞典以及东方印度等国的体育,取得了一些 好的经验,也看到了我国体育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业务水准和管理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对清华同学 的健康和运动技能作出了一些贡献,也通过清华的工作,对当时我国的体育事业的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南迁与复校——艰难的支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南迁。先到长沙,后又迁至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办西 南联合大学。联大的体育教师,大部分是清华编制。工学院则全部由我负责,而且 就我一个人,无论是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难。有一阵子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 报。一无操场,二无器材,我和庶务科的胡节到处想办法,终于租到几亩地,开辟 了篮球场,并通过云南体育界的熟人,把拓东路的体育场借给我们用。我们不但坚 持上正课,而且组织了“铁马”体育会等群众体育组织。体育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落后,政府对体育事业不予重视,所以从整体上看,体育 事业的发展和体育工作者的处境,处处受到阻碍和压抑。由于我们的体育事业落后, 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体质总上不去,所以外国人总瞧不起我们,把我们叫做“东亚病 夫”。1941年,我受清华大学资助派赴美国留学,沿途受尽轻视和屈辱。我在美国 留学时,还有过这样一段小故事。有一次,几个美国学生在校园里摔跤,我在一旁 看着玩儿。他们就向我起哄,意思说你这个“东亚病夫”也敢来试试吗?我本不愿 多事,想走开,谁知他们哄得越发厉害了,把我看成胆小鬼。这大大地伤害了我的 民族自尊心。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回身朝他们走去。我是学过一点中国式摔跤 的,而且看出他们都是些门外汉。他们见我过来,就有一个人向我扑来,一交手我 就把他摔倒了。再换一个,还是如此。在场的人都鼓掌大笑,于是言归于好。这也 是美国人的优点:实事求是,不记仇。从此他们再也不藐视我了,多少破除了一些 认为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的成见。 1946年我从美国回来(我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推迟了返回时间),正值清华自昆 明复员返回北平。美丽的清华园被敌人蹂躏了八年之久,受到严重的破坏,体育馆 成了马厩。开学前我和体育部其他同人一起,积极设计和检修了设备和场馆。开学 后,我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负责课外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实希望能够有个和 平环境重振我们的清华体育。但国民党政府根本就不重视教育,只热衷于打内战, 结果那几年清华的教育没有什么发展,体育自然更无从谈起。 解放后清华体育的发展 1948年底,清华园先于北平一个月得到解放。解放以后,清华的优良体育传统 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扬,包括我在内的清华体育教师受到新的校领导以及党和国家 的极大信任。马约翰先生很快就被推举上全国体总副主席、主席,国家体委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重要岗位。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本 职工作仍在校内。体育部同志以马老为核心,齐心协力为开展清华的体育教学和群 众性的体育锻炼而奋斗,使得清华体育在新的条件下又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蒋 南翔同志到校以后,把“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正式当作全校师生奋斗 的目标,召开团委、学生会、体育教研组教师、系主任、班主任、系体干和班体干 联席会进行动员,号召人人上操场,天天都锻炼,使清华很早就通过了全市和全国 “劳卫制”锻炼标准。在开展群众锻炼的基础上,体育教研组制定了工作规划,提 出进一步抓好几项工作:1.制定健康工作的规划和目标,明确提出:“体育卫生工 作的基本目标在于为国家培养体魄健强的干部,使全校工作人员有健康的身体以从 事工作和劳动。”蒋南翔校长还提出:“不重视体育,就是教育工作还没入门。” 把体育工作提高到教育学的高度来对待。他还提出田径队要以高速度为纲,每年春 季举行高速运动会,冬季举行越野比赛等。2.举办每年一次的全校运动会。在195 3年6月的第一次校运动会上,蒋校长在总结报告中说,(运动会)不但检阅了全校 同志参加运动的普遍性和各项运动的成绩,而且检阅了表现在运动中的新道德,如 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机敏、勇敢、纪律性等优秀品质。这次运动会共打 破九项解放前的校记录。3.成立体育代表队。这项措施对内推动了全校体育锻炼的 开展,并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外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促进校际交流。到1965年 为止,共建立了23个代表队,在北京市21项比赛中获16项冠军,五项亚军;篮球打 人北京市甲级队。4.场地和设备方面得到很大发展。不只是蒋校长、刘仙洲副校长 以及其他校领导都重视体育,学校各部门也都支持体育工作,陆续扩建了西大操场。 附中操场、西湖游泳池、东大操场(并建立了看台)等。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破 坏,清华体育受到了严重挫折。但在新的路线指引下,清华体育很快恢复并得到发 展。 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重视 六十年来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体育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与解放前相 比,真可说是天壤之别。过去外国人叫我们“东亚病夫”,也并非是一点原因也没 有的。那时除了个别人、个别项目(如刘长春的百米、李惠堂的足球等)由于个人 的奋斗而取得一点国际声望外,我们中国的体育事业确实是十分落后的。在各种大 型比赛中,多半是没我们的份儿,有时即便争得个人参赛的资格,也往往是“抱零” 而归。在1932年的洛杉矾奥运会上,我国只有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参赛。刘是当时我 国最优秀的短跑运动员,但由于平时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和培养,比赛时也没有取得 名次。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我国虽然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代表团,结果也是 “抱零”而归。记得代表团归来时,上海一家报纸画了一个大鸭蛋来“欢迎”。这 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和近几届亚运会我国的辉煌成绩相比,不是天壤之别吗? 尤其是这次第十一届亚运会,由于它是由我国承办的,所以对中国来说,其意义就 决不止是简单的金牌数和破纪录的问题,而是对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力量和 成就的一次总检阅。正如一位华裔美国人(美国喜瑞都市市长、议员)在致张百发 副市长的一封信中所说:“中国亚运会的完美成功,不但使亚洲国家,并且让全世 界都会改变对中国的印象。亚运证明,中国是一个有能力、稳定、开放的国家,目 前虽不富裕,但能自豪自立,是不能轻视和制裁的。……亚运会训练、培养了各行 业的大批人才,在全国推动了爱国精神,形成了万众一心以中国文化、民族精神为 上的心声,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宝贵财产。……”[注] 亚运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我们一向把“发展体育事业”当成全党、 全国人民的任务。建国伊始,我们就建立了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两个全国 性的体育领导和指导机构,并在基层普遍建立了它们的下属机构。毛主席曾提出过 许多关键性的、深得人民拥护的口号,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 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等,使全国人民和体育工作者有了明确的奋斗目 标。周总理、朱老总、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体育锻炼方面起了模范带 头作用。过去体育工作者只能视为理想甚至梦想的事,在新中国都变成了活生生的 现实。前面说过,像我这样一个在解放前奋斗了几十年的体育教师,虽然也曾有过 这样那样的理想和抱负,但在旧社会根本得不到实现的机会,更没有那样的条件, 真是有力也没处使。解放后我得到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给我创设了发挥智能和技 能的机会,并提高了我们这些体育教师的政治地位。解放后,我连续被推选为第二 三四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和第二三四五七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副主席,还被推选为 北京市体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游泳 协会副主席。1975年以后,先后被推举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等职。此外,我还被选 为建国后第一批田径、游泳、滑冰的国家级裁判,担任过多次全国和国际田径比赛 的总裁判,并多次被选派出国考察。1957年,我作为考察团的小组长,曾赴莫斯科 参观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79年任中国田径队领队到法国、南斯拉夫参观比赛 和考察;1981年任中国体育考察团团长赴日本参观日本第三十六届体育大会,考察 了日本体育发展情况;1983年以观摩组成员身份到芬兰赫尔辛基参观了第一届世界 田径锦标赛;1987年代表我国到意大利罗马出席国际田联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会, 并在会上接受了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亲自颁予的“国际田径元老功勋奖”。 回想一下我在解放前几十年的经历,与今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常说,在 我的脑子里经常有两部“电影”交相辉映,每当我们国家前进一步,我总要想想在 旧社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在国家或个人遇到困难时,我也常常想想旧社会,从而 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毋忘国耻爱国弥坚 前面说过,作为一个老体育工作者,通过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感受最深的就是 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者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处境和遭遇,而其中根本一则 是我们伟大祖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我自认为从少年时起就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上 中学时,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压迫、受欺侮的历史和现实。中 学毕业时,校长童伯章先生还亲书一副“丈夫志四海,古人惜寸阴”的对联赠我, 我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挂在我的书房里。这一切都不断激发起我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的志愿。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我受北京爱国学生英勇精神的鼓舞,把名字 (我原名夏德龙)改为夏翔,字振鹏,意思是学习岳飞(宇鹏举)“精忠报国”的 精神。但由于那时的政府腐败无能,一切美好的志愿总是难以实现。我们贫弱祖国 的处境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1915年袁世凯和日本订了卖国的“甘一条”、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一次次刺伤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爱国感情。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我正好从菲律宾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归来,路 过上海时,看到马路上血迹斑斑。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惨状深深地刺激了我, 回校后,我与一些同学愤而创办了一所“五卅中学”,以永远记住我们民族所蒙受 的奇耻大辱。 1935年夏,作为清华大学教师,我被邀担任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的裁判工作。那时正当国难深重,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而国民党政府却采 取对己狠、对敌媚的卖国政策,汉奸卖国贼气焰嚣张,人民的爱国行动受到迫害。 人们的愤怒之情在这次会上表露出来了。一些爱国分子事前知道这次会上将有日本 帝国主义分子作为“贵宾”参加,就做了巧妙的安排。在运动会开幕式上,南开大 学学生在表演中,看台上突然打出“毋忘东北”、“毋忘国耻”的特大标语。接着 学生们又进行劈刺表演,一排枪口和刺刀,和着撼人心肺的杀声向着“贵宾”台刺 去。敌人惊恐了,连连以“对外宾不礼貌”为借口阻挠大会进行。这件事大大激发 了我的爱国心,觉得有这样的人民,敌人亡我之心是不会得逞的。此后,我的心和 爱国青年的心也连得更紧了。 记得一二·九运动时期,清华曾发生过“二二九”逮捕和反逮捕的激烈斗争。 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出于激愤,同全副武装的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第二天,军 警三千人强行开进学校。眼见一些革命爱国青年就要遭殃,许多教授挺身而出卫护 学生的安全。晚上,1937级的吴瀚、黄绍湘、王茨衡、何玉珍等五位女同学来到我 家要求躲避一下,我毫不迟疑地把她们藏了起来。 在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抓教育,当然也谈不上发展体育。时局逼得 我们不得不关心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我和许多教师 一起签名支持学生,后来还招来一些麻烦。有一次,三青团的“棍子队’包围和封 锁了清华,我骑车仍然出了西校门,突然遭到他们包围,言语不合遭到他们的拳脚 相加,一颗门牙也被他们打掉。尽管敌人蛮横到了极点,但这也是他们的垂死挣扎。 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也就很难了解我们今天成就的来之不易。但愿我的这点经 历和粗浅的感受能对今天体育界的同行和青少年朋友们产生一点有益的影响。 黄延复 整理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43辑,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