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专家诸福棠 肖集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诸福棠教授无限热爱孩子们,因此他选择了“保卫儿童健 康”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诸福棠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9年。他的高小和中学时代,是在上海徐家汇南 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下院”和“中院’度过的。中学毕业后,照例 应进入“上院”或大学部的土木科、电机科,但当时他对医学发生兴趣,先转入金 陵大学医预科,一年后投考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从此立志攻读医学。1927年在协 和医学院毕业,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诸福棠专门从事儿科医疗和科学研究,迄今年 逾八旬,经过了五十余年艰苦奋斗的历程。诸福棠回忆自己过去的80年时感叹地说, 有50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在旧社会他受到反动势力的压制,走的是坎坷不平的道 路。解放以后,虽然道路仍有曲折,但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生命力,为儿科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因此他感到自己正在一条光明大道上前进。 医学生时代 诸福棠由于努力学习医学,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协和医学院肄 业时,亲眼看见药理学助教陈克恢起早贪黑,在实验室里做动物实验,观察中药麻 黄的药理作用,得到一批又一批研究成果,发扬了中医学、中药学所积累的丰富经 验,并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以后,诸福棠在临床医学较多的接触中,也看到当时 流行的“回归热”病势非常剧烈,高热一周以后大量出汗,体温急剧下降,如果任 其自然演变,还会反复发作。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回归热”螺旋体的凝集现象时发 现,不论在自然病程中或治疗之后,均可在退热前先看见这种凝集现象。于是跟随 当时的内科教授追踪了解这些变化,并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种兴趣便是他后来钻 研临床医学的动力。不久,美国著名儿科专家豪特(L·E·Hob)来协和医学院任客 座教授,演讲儿童保健方面的知识以及防治儿童疾病的重要性,诸福棠听了非常振 奋。几个月后,素患慢性肾炎的豪特教授因病逝世。这位教授的遗体解剖后,作为 病理科学生的诸福棠,看到这位名师的肾脏又小又干硬。他感慨地想到:人生寿命 长短不齐,最有价值的还是学有专长。在学医的年月中,诸福棠还从达尔文的进化 论和巴士德的传记,间接获得精神影响,认为人生真正有趣味的事情,是逐步提高 人类的科学水平,创造幸福的生活。尽管每个人的天资不同,环境各异,都应当前 进不息。这些感受,为诸福棠以后致力于儿童医疗保健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青年医生时代 在黑暗的旧中国,广大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内受军阀官僚、地主资 本家的压迫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生活。当时城 乡卫生状况恶劣,瘟疫不断流行,儿童死亡率很高。1929年,陕西、甘肃等地发生 饥荒,无数难民流入北平。诸福棠在协和医院任住院医生时,亲眼看到大批患儿被 流行的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夺去了生命;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骨瘦如柴; 还有不少孩子由于病后缺乏维生素而发生了舌炎、烂嘴,甚至双目失明,惨苦景象, 触目惊心。然而当时的反动政府对此熟视无睹,既不消灭蚤虱防患于未然,更想不 到提高人民生活,保护儿童健康。那时候,天花、白喉、伤寒、黑热病和先天性梅 毒等,常见于儿科病房和传染病院(解放后到现在,除了偶见伤寒病之外,其他几 种病都看不到了)。诸福棠目睹我国儿童所受的苦难,深深铭记在心。1943年,他 编著的《实用儿科学》第一版出版时,便为儿童们发出呼吁。在那部书的序文中, 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国儿童之发病率及死亡率,远过于先进诸邦,推源其故, 最大原因乃系预防知识未能普及,医界乏倡之热诚,政府无推行之决心,遂致疫病 流行,死亡枕藉,其影响于家庭幸福、社会经济者局可胜言。……但望免疫学及营 养学在近年之种种贡献,由我儿科医师之介绍,使全国孩童感蒙实惠。”可以说, 旧社会卫生落后的现象,给予诸福棠极大的刺激,使他立下志愿,决心用全部精力 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 著述《实用儿科学》 诸福棠主编的《实用儿科学》于1942年写成,1943年出版,这是早年我国医生 自编的大部头的临床医书之一。它的特点,一是主要采集本国资料;二是强调预防 为主;三是从初版开始即着重团结儿科医护人员集体进行编著。特别在解放以前, 这类书籍比较少见。对这部书,当时北平医学院医史教研组李涛医师评为“不但是 国人自著的第一部儿科学,而且是一部活的书”。宋庆龄副委员长当年获得此书后, 曾寄往解放区,解放区部队又将其总论部分广为翻印,传诵于当时的卫生队伍,提 高了解放区儿童医疗工作的服务质量。 早在30年代,诸福棠就感到中国人应有一本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儿科书籍。当 他在协和医学院和北平医学院掌教儿科的时候,常把儿科教学的外文资料及历年从 国内外得到的临床和实验经验积累起来,准备写国内的儿科教本。自1937年至1942 年间,诸福棠绝大多数夜晚都沉浸于写作儿科诊疗及预防的书案之上。当时,在洋 人办的协和医学院里,教员们一般重视写作英文论文,用中文写作儿科教学书籍, 诸福棠是一个创举。他编写的《实用儿科学》第一版有肋万字,着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他回忆编写此书时的心情说:“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蹂躏我们的国土,我无心 再作实验室研究,决定集中精力,把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记录下来,以便国内医务 人员学习儿科时作为参考。”他坚持了五年的业余写作,终于实现了这个志愿。 以后,为了使《实用儿科学》成为比较活的书本,诸福棠经常设法邀请全国儿 科同道,搜集新材料,补充新内容。他自己更是随时记录心得,以备新版应用。所 用的图表、照片和索引等等,均经他亲自校对,以减少错误。解放后,《实用儿科 学》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四次再版,书的字数已从初版的80万字增加到224万 字。但诸福棠和其他编辑人员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在继续进行增订。在诸福棠的 办公桌上或宿舍书房的案头上,都有一两本《实用儿科学》,翻开书来,几乎每一 页的边角行间都写上了几个字、几句话或作了大段的修改,有的书页上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字。这些都是他在看病、会诊之后,或在看国内外新文献时,随时记下来的 新资料。他也经常告诉编辑组的人,要注意随时加入适合国情的新内容。最近他收 到一位学生由美国寄来的一本最新版儿科教科书,他手不释卷地阅读和摘录,又为 下一版《实用儿科学》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他还把有些资料交给负责修改的人员作 参考。诸老就是这样把全副精力放在《实用儿科学》的修订上,几十年来,楔而不 舍,花费了很多心血,要把这本书写得精益求精。 兴办儿童医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 过了两个月,协和便被改成日本军医院。诸福棠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儿科主任兼教 授,他当即与儿科同事吴瑞萍、邓金囗商量,决定创办一所专科儿童医院。本来三 位医生各自开业也是可以的,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定合办医院,以便发挥集 体力量,来为儿童保健事业服务,并力求保持较高的儿科医疗水平。这个医院设在 东城东堂子胡同13号,名叫私立北平儿童医院。这件事深受群众的欢迎。但是社会 环境是那样恶劣,这个小型医院常常受到日本宪兵和伪政府人员的查问和欺凌,经 过四年的辛勤劳动,只能开设六张病床,远远不能适应病人的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安门右前方府前街8号的首善医院旧址,从日本军人手中归 还给原主方石珊老医生。在方老的慷慨赞助下,诸福棠等便把私立北平儿童医院迁 移到府前街8号。此处房舍比较宽敞,在通往门诊部的前边,安排了初诊室和两小间 隔离室,楼上设置病房,可以容纳30张病床。此时诸福棠兼任北平医学院儿科主任 及教授,常带领同学们到府前街学习儿科临床,并且选择有志于儿科的实习医生, 于医学课程最后一年,到此处实习,并日夜观察和治疗病儿,迅速培养出一批青年 业务骨干。在这期间,国内外有些儿科医生,也前来这所小型医院参观,交流经验。 医院订出了早晚查病房、写儿科文献报告、开展临床病理讨论和做门诊日常统计调 查等制度,形成了一个儿科学术研究和经验积累的小团体,有蓬勃发展的趋势。 国民党政府毫不关心儿科事业,常对这个医院进行捣乱。压迫。有一个国民党 空军军官的婴儿,只经诸大夫出诊过一次,这个婴儿在自己家中忽然转成重症,出 现吐泻及严重脱水而死亡。这个军官无理取闹,登报辱骂诸福棠,并且声称要以手 枪对付。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喜讯传来,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那个国民党军官仓 皇逃命去了,此事得以了结。 在北平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中,诸大夫看到革命军队纪律严明,喜出望 外。他觉得他热爱的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今后一定能够得到保障和发展。 解放后不久,北京医学院(即北平医学院)地下党员的名字公开了。其中有三 名(胡亚美、江载芳、李同)是私立北平儿童医院的住院医生,他们都是诸福棠大 夫亲自从北医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培养对象。诸福棠看到这个名单,又高兴又惊讶。 他说:“我在三年中连选三名好学生,原来都是共产党员!” 1951年秋天,党和国家决定在首都创设一所近千张床位的儿童医院。当时北京 市长彭真同志邀请诸大夫到复兴门外勘察院址,彭真同志指着护城河西畔的一大片 菜园地(这条护城河已在修筑地铁道路时填平)说:“如果向西走,郊区空地多, 可以给儿童医院更大的院址,你看怎么样?”诸大夫根据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儿 离城近,孩子们看病方便。”当时,就把医院的地点确定下来了(即现在南礼士路 院址)。诸福棠喜气洋洋地回到府前街,适逢吴瑞萍、邓金囗从外地参加土改回到 北京,就把政府决心建设新医院的喜讯告诉他们。三人决定,立即写一封信给彭真 同志,表示愿意把他们的私立儿童医院献给国家,以便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更快更好地发展儿童医疗保健事业。1952年的春节,彭真同志邀请他们聚餐,嘉奖 他们的举动,认为他们三人合作办的医院搞得很好,政府一定大力支持,希望他们 继续努力,一时不必急于交公。由于诸福棠等从思想深处很愿意把这个医院变为社 会主义性质的医院,最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由吴晗副 市长到府前街接受了这个献礼,改名为“北京市立第二儿童医院”。后来,又与北 京市卫生局开办的东单三条“北京市立第一儿童医院”(1951年创立)相结合,成 为复兴门外北京儿童医院的基础。 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从1952年秋天开始。在设计过程中,诸福棠院长与华揽洪 建筑工程师共同协商,征求其他医务人员的意见,并到首都医院、天津纺织医院等 处参观,汲取这几个医院建筑上的优点。诸福棠强调儿童医院建筑的主导思想是使 用方便和防止院内的交叉感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对建筑设计作了多次修改。 在施工过程中,事无巨细,诸院长都认真了解,周密考虑,重要的事情常亲自处理。 北京儿童医院经两年多的时间建成。在1955年6月1日正式开院之前,全院水暖设备 需要试车,忽然发现从沈阳定购的回水泵还没到货,将要影响开院日期。诸福棠院 长心急如焚,立刻亲自去火车站货房查询口水泵是否到京,幸经查到取回,未影响 如期开院。诸院长这种优良作风,给职工们树立了榜样。完成建筑任务以后不到一 年,1956年4月6日,诸福棠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始终如一地关心我国儿科事业的发展。 研究麻疹免疫 诸福棠于1931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内)进修临 床医疗和儿科教学,并进行实验室研究。暑假期间,他代替住院总医师工作时,碰 到一例镰状细胞贫血病人,住院前被误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在他的指示下,把病人 的耳血涂片从废纸篓内捡了回来,重新检查后,才确定为镰状细胞贫血症。波士顿 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因此很钦佩诸福棠的认真负责精神。当时,哈佛儿科主任勃兰 克芬教授对维生素A缺乏症的病理很有兴趣,而诸福棠在国内已看到不少这类病例, 他建议对此病治疗过程及肠道吸收胡萝卜素的情况,用大白鼠进行观察。后来,他 将得到的结果写成文章刊登在美国《儿科学杂志》上,说明了口服维生素A的疗效与 肠道吸收的功能相联系;因此,同时患有腹泻或肝病的人,应当采用肌肉注射维生 素A,以提高疗效。 诸福棠对此项研究成果并不满足。他想到国内麻疹患儿每年死亡数以万计,必 须设法预防。适值哈佛儿科教授麦康主管小儿科传染病房,并负责哈佛公共卫生学 院传染病讲课任务。诸福棠一边听麦氏讲课,一边在传染病房做住院医生,兼做实 验室研究工作。就在这个期间,诸福棠听到别人说:既然通过胎盘可以把母亲的抗 体传递到胎儿身上,说不定胎盘之中含有的抗体亦可为临床服务。经到图书馆翻阅 世界文献后,他认为以前的报告,均未对麻疹抗体经过胎盘的传递做深入的研究。 于是,他每隔二三日,便把消毒好的桶送到同一条街上的产科医院,请那里的护士 将健康产妇刚产出的胎盘留在桶内。取回胎盘后,他用不同浓度的食盐水浸泡,然 后抽出液体,再加不同浓度的硫酸铰溶液,使几种球蛋白沉淀下来,分别作动物及 临床观察。再用兔子作实验,证明了胎盘抽出液中确有白喉抗体,可以中和白喉毒 素在兔子皮层中发生的坏死作用。这时候,传染病房有疑似猩红热的病例,他即分 别用胎盘球蛋白与抗猩红热马血清作转白试验,都得到阳性结果,从而证实了猩红 热的诊断,同时也确定胎盘球蛋白中含有猩红热抗毒素。这些结果促使他进一步研 究胎盘球蛋白中的麻疹预防因子。不久,该处儿科病房出现了麻疹病儿,必须保护 其他病孩免受麻疹的威胁。诸福棠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新制的胎盘球蛋白,按病儿 体重给以适当的预防剂量。他认真观察了二十余名麻疹易感接触者,都在注射预防 剂后获得被动免疫或减轻了麻疹症状。他把此项结果向麦康教授汇报后,很快写成 论文,投寄《美国小儿科疾病杂志》和《传染病杂志》。《时代周刊》记者得悉后 首先进行了采访,接着将应用胎盘球蛋白预防麻疹这件新闻登载出来,并评论为 “小儿福音”。 1933年夏季,诸福棠路经纽海文、纽约、巴尔的摩等地,遍访这几个地方的儿 科名教授。旋又东渡大西洋,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参观了剑 桥营养研究所、伯明翰儿童医院、伦敦“大屋门街”儿童病院等,学到不少先进经 验。然后他访问了荷兰、德国、丹麦、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儿科医院;又承巴士 德研究院介林博士(卡介苗发明人之一)领观实验室,对介林多年来坚持的研究工 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马赛登轮,取道地中海和印度洋,迅速回到北平。诸 福棠回国后,继续从事儿科教学,尽量把从欧美学到的知识,贯注到儿童保健的实 践中去。 研究麻疹自动免疫,是诸福棠的夙愿。直到1960年,中央卫生部在成都召开病 毒疾病防治会议之后,他决心配合北京、上海、长春的病毒生物制品工作者和儿童 保健工作者,进行大协作,致力于麻疹减毒活疫苗临床应用的研究。他深入到托儿 所、幼儿园和小学进行调查,给儿童接种不同程度的麻疹减毒活疫苗,观察其临床 反应、血清抗体反应和流行病学效果。经过有关同志们的通力协作,终于在1964年 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由诸福棠代表各研究单位做了总结发言,说 明了高度减毒活疫苗的预防效果,得到与会者的赞扬。这个总结发言后来发表在 《科学通报》上。从此以后,活疫苗在全国城乡逐步推广。注射疫苗的地区,不但 麻疹不再出现流行高峰,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都得到控制。这时,请老将近“古稀” 之年,仍然精神振奋,鼓励他的同事们继续奋战,进一步改进疫苗的持久免疫性, 为消灭麻疹对农村儿童的威胁做更大的努力。 培养儿科教学和研究人才 诸福棠一直重视培植儿科队伍。早在1936年,他就和上海儿童医院富文寿院长 通信,发起建立全国性的儿科学会,得到了儿科同道的赞助。不久,中华医学会予 以批准。是年夏季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儿科会议。解放以后,中华医学会由沪迁京, 儿科学会推选诸福棠为主任委员。他团结全国儿科工作者发展学术活动,数十年如 一日。他推荐各地儿科专家分工编写各种教本,如医学院医疗系及儿科系的儿科教 材,医士学校。护士学校及助产学校的儿科教材等。他长期担任《中华儿科杂志》 的领导职务。从1956年至1957年,诸福棠主持了北京医学院在北京儿童医院开办的 全国性高级儿科教师进修班。对各地送到北京儿童医院进修的医护人员,他多方努 力安排,特别对边远地区的进修人员更加关心,多方照顾。 诸老的学生不但遍布国内各地,国外亦有他的高足。以下叙述两个故事:1956 年夏季,诸福棠作为我国儿科代表团团长,与上海第一医学院陈翠贞及首都医院祝 寿河等儿科专家一起赴丹麦,参加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儿科会议。他们三 人在大会秘书处报到时,竟然发现在出席大会代表的名单上,有一位医生是“另一 中国”的代表,感到惊异。他们焦急地等到第二天,碰巧遇到从香港去开会的徐医 生,一见之下,原来徐是诸福棠多年前培养的学生徐庆丰,他是以个人名义从香港 去参加会议的,并不代表任何国家。诸老当即建议徐医生向大会秘书处说明真相, 要求秘书处在会场上张贴布告,申明代表名单上所谓“两个中国”的写法是完全错 误的。丹麦报纸上也登载了这件事。师生相聚,畅叙情怀,顷刻之间解决了一场政 治风波。还有一桩故事,请老的学生许汉光在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任儿科教授近 二十年,于1979年回北京探亲,参观了北京儿童医院,并为北京的儿科医生们讲学 数次。她在回美之后给请老写信说:“吾师一生为儿童造福,医病之外又教育学子, 培养师资,以备承继爱护儿童的事业。这样崇高的宗旨,我十分景仰,愿意尽自己 一分薄力,襄助其成。光于本年七月退休时,自愿义务教学一年,医学院补贴我生 活费5000美元,我将此款全部改为奖学金,资助北京儿童医院医生来此进修。这是 光对祖国儿童应尽的本分,同时向吾师致最深的敬意。”现在已由北京儿童医院一 位医师去美,接受这笔奖学金,进行深造。 年过八十 壮心不已 诸福棠五十多年来贡献全部精力给儿科事业,现在已经过了八十岁寿辰,他仍 然说:“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革命到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 期间,诸老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隔离审查,后又被派到内科病房做住院 医生工作。请老仍利用夜晚余暇,将临床观察的新体会写进上一版的《实用儿科学》 中。周围的人看到他在遭受困难的时候,仍不忘为儿童健康服务,都十分感动。 近年来,请老常说:“多立公心,少生私念,是我们每个要求进步的人应当自 勉的,尤其是共产党员,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应当包括着对未来 世界的努力,不应当只是满足于口腹之欲或小家庭、小集体的暂时发展,而是应当 对人类永远前进的理想起到一定的、虽然是微小的作用。” 以前,诸福棠在协和医学院毕业时,由于五年医学本科成绩总平均分数是第一 名而获得荣誉奖金,他用这笔钱购买一台德国制造的显微镜,在研究工作时应用。 解放后北京市西城区儿童医院成立时,他把这件仪器送给了那个医院。1952年,他 和他的合作者,把已经发展到有七十多位职工的私立儿童医院热情地献给国家。他 写的《实用儿科学》解放后再版时,人民卫生出版社给了他稿费,他将其中大部分 赠送给儿科学会,作为补贴儿科学术活动的费用。诸老还想起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句 成语:“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愚。”他以此告诫子女,并和一直支 持他学术工作的老伴商量并征得同意,将他多年来由薪金收入积存的大部分钱交给 党组织;虽经组织上一再退回,诸老仍坚决上交作为发展儿科事业之用。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诸老干劲倍增,他说:“每当我想起我们国家儿科 方面的医疗、预防、教学和科研工作,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们已经做的仅仅 是沧海之一粟,还有许多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由年轻一代继承和担当起来。我如 果能够多活几年,在旁边替他们打打鼓,助助威,就是我最愉快的晚年。”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8辑,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