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3)

　　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这话让人心痛，在父
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
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
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有时他的一些朋
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
“文革”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
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
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 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作助教，
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当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的乙所，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
做新房。张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七八岁，结婚需要有人给新娘子拉纱，给七姑拉纱
的人就是我。后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搬到城里，张先生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
直到我们南去。

　　父亲去世那天，张先生一早就到了我们家，执意要到太平间看看父亲。考虑
到他年事已高，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却不肯。后来由清华的两个人陪着张先生
到友谊医院看望。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一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
哲学。”我想，那正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我的老伴蔡仲德曾经把父亲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自
我”，然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时
候，是在“实现自我”阶段。那个时期父亲在清华做文学院院长，一共做了十八
年，对于清华的文科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学校的行政工作，
一边还在著书立说，抗战前是《中国哲学史》，抗战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
那是他的哲学体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改造时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父亲
“失落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冯友兰一个人，而是一个知
识分子群体。但是这个过程在父亲身上体现得很突出，所以蔡仲德才把那个过程
归结为“冯友兰现象”。汤一介说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伤害，的确是大
大的伤害。思想改造绝对不是只触及皮肉的运动，那是要触及灵魂，要把知识分
子改造到“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时候我在城里上班，并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
起。七十年代以后，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开始回到家里来住。在母亲去世之后，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也是他
“回归自我”的阶段。当时我为自己封了六大头衔：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
带跑堂。当时对他帮助很大的人，则是蔡仲德。蔡仲德除了在“冯友兰研究”上
有很大的贡献之外，在家里，作为女婿，他对父亲的照料也十分尽心，在生活上
帮助我照顾父亲，一丝一毫不肯懈怠。他本来是比我小的，没想到倒比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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