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我们的“布头”爸爸-采访董必武的子女(9)

　　我父亲这个人不管是在处世还是做人上，都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普通的位置，
这个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比如说有一个领导对我和我爱人讲：“你们有事情
来找我。”他是想帮助我们。但我们觉得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我快退休了，有人
就跟我讲你要是找什么渠道，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应该说，我有今天，没有找过
人，没有谁对我特别关照。对我自己的孩子，我也用这样的观念来教育他们。谁
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但是我想让他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要自己养活
自己，自己要在社会上奋斗，没人会因为你们的外公是董必武而给你们什么照顾。
自己靠自己，这是爸爸给我们留下的最可贵的财富。还有就是我对名利是很淡泊
的。虽然父亲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跟我们讲过他自己，他从不向我们炫
耀自己的辉煌经历。

　　从监狱到农村到商海

　　“到了北京站以后，车停了，结果上来一些戴红领章、帽徽的战士，还有个
干部。他问，你叫董良翮吗？我说是，就被他铐起来了。一下我就蒙了……

　　后来喂猪、种地、挣工分，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第一年年终结算我们结余7
毛钱。

　　目前就我的经商经历来讲，没有搞过欺诈，也没有违规操作过，这是最基本
的。”

　　——董良翮

　　记者：一般一个家庭中老小总是最受宠最有特权的，而您在你们家里最小，
诞生在解放前夕，几乎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但很多人却认为您的经历最坎坷，
在“文革”中曾两度入狱，这是为什么？

　　董良翮：其实在我家里，我确实是最受宠的。哥哥、姐姐都没有我特权大，
他们是不能到办公室的，我可以进。父亲的那个抽屉，我也是可以乱翻的。有的
时候，我在办公室的地毯上睡着了。

　　但是也许就是因为我是父母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造成了在“文革”中受到
冲击最大，从而借此来影响、威胁我父亲。按理，我的80岁高龄的父亲已经多年
不从事具体工作了，对那伙权欲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
江青一伙还是不打算放过他。他们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了
“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
对另一批人用“走资派”，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于是他们对他老人家进行
精神折磨……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突然接到妈妈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
长途电话说，他们刚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
么，我想是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六中，在我们学校是个头头，后来在西纠，也就是
西城区纠察队又是个头头。我们是炮轰团中央的第一支队伍，后来西城纠察队成
立以后，我就到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周总理还接见了我说，你搞得不错啊。那
时候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热情激进，不甘人后。所以就有了后来的要我“投案
自首、交代问题”，当时关起来的有二三百人，都是学生。还都是我们这些各学
校的头儿，大部分还是干部子女，都在里头。最后说我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
来是主席把我们放出来的。那时候听说北大有个彭小蒙，他通过汪东兴的儿子写
了份血书，就说我们这些人，意思就是都是很单纯的啊，搞革命的，走了一些弯
路，或者犯了一些错误，应该给个机会什么的，主席一声令下把我们都放了，还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当时有总理，接着是江青，然后“文革”领导小组里面
还有戚本禹、姚文元什么都在台上。我记得总理站起来，第一个问良翮在不在，
我一下站起来了，说在。他说你们犯了错误，以后跌倒了还要爬起来，不要灰心，
说得我当时就哭起来了。这次被关了回到家，我去见父亲，我觉得没有干什么出
格的事，而且我觉得我父亲也应该相信我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他认为我不会有
什么事。最后他说，我是为他坐的牢。而且他后来也曾感叹“无缘无故地抓人，
就像给青年人背上插了一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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