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太保”谈梅毒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
“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
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
六十年前（一九0一），一个穷小子出身的法国戏剧家白里欧（Eusene Brieux）
发表了震撼一时的名剧——《梅毒》（Les Avaries，直译《损害》，英译Damaged
Goods），这是继易卜生（Ibsen）的《群鬼》（Ghosts，1881）以后，用最婉转的
手法，写出梅毒的可怕的重要著作。全书不用一个刺激道学家的字眼，却道尽了道
学家所难表现的“道学”。
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法国年轻人，在他快跟表妹结婚前，被医生检查出来有梅
毒。医生警告他在三四年内不能结婚，他不服气，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来治。半年后，
他以为治好了，就结了婚。没想到第一个小孩生下来就长出恶疮，他的太太明白了
怎么回事，一气之下，抱着小孩就回娘家了。
白里欧在这个剧本里，借着医生的口吻，把梅毒对社会的危害，描写得非常细
腻，同时他又指控社会上的一些颇有问题的观念、指控江湖郎中、指控假道学。毫
无疑问的，他这部作品是“梅毒史”上的重要文献〔注一〕。
大约在白里欧写这本文献前四百年，欧洲大陆上有了梅毒。梅毒从哪儿来的已
不可详考，但是哥伦布航海前，在欧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梅毒的纪录。所以合理的
证据是：梅毒是从哥伦布的水手身上传回去的，最早是从古巴、海地传到西班牙。
由美洲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亚洲，正好逆着麦哲伦的航线绕过来，这也可算是
新大陆的居民对船坚炮利的文明的一种回敬，正所谓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
ion（文明即梅毒）。
这种回敬何时敬到中国来，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年代，最晚
不会晚于一五0五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去世前一年，距离
发现古巴、海地等岛不过十三年。十三年间，梅毒遍历美欧亚三洲，不能不说是高
速度的“文化交流”〔注二〕！
在一五0五年以前，中国书籍中，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有人以为司马相如传中
的“消渴”〔注三〕、李白诗中的“花柳”〔注四〕、孙思邈医书中的“恶疮”
〔注五〕都是古代有梅毒的明证。其实这些都是穿凿附会，梅毒根本是舶来品，是
道道地地的洋鬼货。
梅毒本是“杨梅毒疮”的简称（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单方》）。因为毒疮
像杨梅，所以也叫杨梅疮。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杨梅疮总论》说：
夫杨梅疮者，以其形似杨梅。
《疮疡全书》中“杨梅”条下说：
一名广东疮，一名霉疮。
梅毒所以叫做广东疮，是因为是由广东向内地传来的。
冒一五四五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出版的俞弄《续医说》草薢土茯苓条：
〔明孝宗〕弘治未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
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痈
疾，终身不愈云。
这是梅毒来华四十年后，一位有心人的纪录，实在是绝好的史料。一五八八年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参十八土茯苓条下集解又有一段补
充说明：
土茯苓，楚蜀山普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孝宗〕弘治〔武宗〕正
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
药。
他又记梅毒蔓延的情形说：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以上的文献既告诉我们梅
毒兴起的年代，我们立刻可以
队其他的医书上得到旁证：
一、在明宪宗以前的医书中，看不到杨梅疮三个字；（一）刘宋厚：《玉机征
义》，一三九六（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卷十五疮疡门只有治下疳疮和治便毒方。
（二）熊宗立：《山居医方便宜》，一四四一（明英宗正统六千）卷七只有诸
淋、妒精下疳疮、阴头疮。
（三）王玺：《医林集览》，一四三二（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卷于五只有淋遗
泄疳疮、妒精疮、便毒。
二、在明世宗以后的医书中，可以看到杨梅疮：
表略
这些著作年表〔注六〕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的看出来，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
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
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
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注七〕，它又
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
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
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间，它好像骄做的告诉那些为西
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
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
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
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在上面的文字里，我用了一点简略的考证，考证梅毒溜进中国的历史，我所以
愿意公布这段考证，乃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文化问题的论争上，这段考证可以轻易
的使许多谬说变为可笑。
原来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
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
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
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
“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
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
人们才可以摇头摆尾的大作文章；正因为“大同”
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
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流风所及，一个屠户，可以挂着羊头，卖他的狗肉；一个皇帝，可以打
儒家的招牌，演法家的戏法；一个国粹家，可以领美国人的津贴，大骂别人崇洋媚
外。可是，大家谁也不警觉，大家还是唱高调。
大家把调儿唱得高高的，然后钻进里面去陶醉。
所以，只要有人出了题目，大家就会打如意算盘。
在这次文化问题的论争中，中国文人老毛病又来了，许多人又唱高调了。
这个高调儿非常动听，它符合中国人的中庸气质，也接近中国人的大团圆思想，
这个高调就是文化的选择论。
一些浮夸的妄人们相信文化可以自由自在的任意选择，可以一方面“发展自己
之长”，一方面又“兼有人家之长”，这样“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的结果，可以
“超胜古人、西人”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谁能说这个高调儿唱得不好呢？谁能说这不是如意算盘呢？谁不想占“取长舍
短、择善而从”的便宜呢？
但在事实上能行得通吗？事实的发展能照我们的文化导演们来指挥吗？事实上
如果行得通，我想我们前一辈的文化导演们，绝不会把“梅毒”选进来！由此可见，
“取长舍短”的好梦也只是好梦而已，曲终梦回之日，却是梅毒满身之时，“择善
而从”云云，岂不是空话吗？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
“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
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
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
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
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
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
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
“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
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
听到他们这样骂我，我笑了。我笑就拿“文化太保”四个字来说，这就是一个
被“西化”了的专有名词：“文化”二字在中国古书里，本是相对于“武功”的一
种狭义解释〔注八〕；而“太保”两字，本来是一种官名或师巫〔注九〕。换句话
说，这两个词汇在现代化的潮流里，已完全失掉它们的原始意义，“文化”已变成
拉丁文cultus、德文kultur、英法文culture的意译；“太保”已变成德国纳粹Ges
tapo（盖世太保）的音转。可见在不知不觉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小小的一两
个词汇都要受到洗礼，我不信还有什么高调，能挡得住那江河浩荡的西潮！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注一〕关于“梅毒”的研究，进一步的文献可看：
a.Richard D.Hahn and Joseph Earle Moore,“Sypilis”in A.E.SmithandP.
L.Wermer（dse.）“Modern Treatment”（New York,London,1953）.
b.Thomas Paran，“Shadow on the Land：Syphilis”（NewYork,1937）.
c.Nels A.Nelson and G.L.Crain，“syphilis,Gonorrhea andthe Public He
alth”（NewYork,London,1938）.
d．Evan w.Thomas,“Syphilis:Its Course and Management”with bibliogr
aphy（New York，bendon,1949）.
〔注二〕日本Okamura、Noohi两人说梅毒在一五0五年进入中国，是葡萄牙商人
到东方来做买卖，经过印度时传染上的。
〔注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实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参看《医剩》引
王世懋《二酉委谭》。
〔注四〕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六贵同杯酒。”
此诗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当病名来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孙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未涂之。”
又窦汉卿（宋人）《疮疡经验全书》：“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
而生。”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了中医那种“医者意也”的妄断。
其实唐宋人此类文字只是指风疠疥疮风等病而言，并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关于梅毒的史料，明清两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图说》，韩悉
（对不起，不会打，上矛下心）的《杨梅疮论治方》，鄂尔泰奉敕撰的《医宗金鉴》，
嘉约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霉疮秘录》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说”里写道：“余家世业医，
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即梅毒）一症。
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
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
午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注八〕《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哲《补亡诗》：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注九〕《书经》“周官”：“立大师、大傅、太保，兹唯三公。”《汉书》
“百官公卿表”：“太师、大傅、太保，是为三公。”又《姚氏纪事编》：“康熙
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谕：‘严禁五圣庙，革除太保。’”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
一月十二号，我同尚勤逛台北牯岭街的书摊，她发现一本美国海贝植（LeRoyF.Hei
mburgerM.D.）的《梅毒详论》（Syphilis），是民国十三年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书
前有一章《梅毒的历史》，其中一段话可资参考。
有谓中国古代史上已载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发表者为香港法国领事
Dabry氏，时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谓在那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黄帝所
著内经内曾引述之，但王占民医士则谓其无据，且谓中国古代之医学书上从无论及
梅毒病之只字者。（页二）
附录 李成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先生一向主张西化是全盘的，其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准此，则梅毒也非接受不
可，但，依逻辑：与梅毒全盘连在一起的，还有六0六、九一四、盘尼西林，乃至染
了性病，可获免费（国立医院）的治疗，并将由何人传染过来向有关当局告发，俾
便强制传他也来接受治疗。这类在欧洲多国行之已久的立法，也是全盘与梅毒连在
一起的，先生似应强调一下，俾读众可窥全豹。
同理，“太保”也全盘接受了，然而人家从教育、宗教、家庭等等方面如何苦
口婆心劝化太保，这方面的措施，也是全盘属于大保问题的，也希望先生多多研究。
又如对于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是全盘民主风度中的重要一环，西化论者似宜特
别注意。
至于西化可否选择问题，自是见仁见智，一时似乎难获结论。
但正如先生所指出我们老祖宗善于内法外儒、夜行采纳之类，现在我们的“老
前辈”本领也不小：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人家殖民地住下，享受人
家的法律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然后，拿美援、办书院、接受殖民地大学的
荣誉博士学位，一面放言高论传统道说国史之重要，慨叹于人心之不古，“中华民
族花果飘零”，一面可以纳女学生做姨太太，还可以用美援送她去美国留学，这种
选择，真深得中体西用之妙呢，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之时者么？
西化应全盘，还是选择，真是难说，先生以为如何？
读者李成十月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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