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选集》后记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挨过了半生。这本选集中的《雷雨》、《日出》、《北京 人》,都是那时留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自己三 十年代的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许多缺陷和谬 误,因为它们都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 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日出》中,我 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阳光,需要阳光,向往 着“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但是,那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 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 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 可是在我的这些作品里,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甚至连象征光明的人既 没有在舞台上露过面(只是在《日出》中,作为一种暗示,安排了幕后工人唱的《 打夯歌》)。观众(读者)看到的只有残暴的、丑恶的、虚伪的金八、潘四、周朴 园、曾皓……,和腐朽的、寄生的周萍、曾文清、陈白露……之类的人物。对另一 些人像方达生、愫芳、瑞贞等我是寄予了同情,我希望他们能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 棺材。但是,路在哪里?我非常渺茫。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 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 所以说,这些剧本,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将死去,而且非埋葬不可。 他们自然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就没有,也不可 能明确地指出活着的人的生路(这大约也是那个时期不少作品的通病);其所以在 今天还能存在的仅有的一些理由,无非是在于他们记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 会,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如今重印这个选集,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我唯愿读者们认真 地、批判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他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原载《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