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作漫谈 有些问题,我常常在想。近来,觉得有些话想说一说。作为一个写剧本的人, 我要说的当然还是写作的问题。 我感到三年来创作有极大进步。小说、诗歌、戏剧,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有很多好戏,朝气蓬勃,充满新鲜感。大家都在讲,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的,是戏剧创作中有一类戏,有人把它叫作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不必 讳言,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就根据问题写了很多戏。有的剧本写 青年犯罪间题,有的剧本写血统论影响问题,有的剧本写特权与法制问题。这些社 会问题剧,是作家集中了群众的感受,显然,也包括作家自己的感受,多方构思而 成的。这样的剧本,一方面揭露了阴暗面,一方面告诉群众,我们有决心、有办法 消除这些阴暗面。这些戏的结尾,往往也都把矛盾解决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是 不是像戏中描写的那样曲折有致,那样有力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了呢?也许不一定。 但无论如何,这种戏对社会的作用是好的。戏剧创作的进步性就在于此,敢于触及 时弊,揭露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创作思想确实是解放了。应该说,这是人民在推动 剧作家去这样写,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上的问题,希望在舞台上看到党对解决这些问 题的决心与信心。 这些作者都是作常热忱的,用各种办法表现他们的爱与憎。他们希望解决问题 的心情是急迫的,这种心情很可贵。 这类戏好处还有很多,暂且不说了。我看,写社会问题剧不是今天的发明创造,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样的戏很早就有,一直就有。这里有一个写得深不深的问题。 好的社会问题剧应该植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问题之中。现在有的戏仅 仅写出了一个问题,问题便是一切,剧中人物根据问题而产生。人物有的站在问题 的这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那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中间。于是出现了正面人物、 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当然这种问题剧是人民需要的。我们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写东 西,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写得更丰富。其中还包括对生活认识的深浅。如果 我们仅仅写了社会上的问题,而忘了或忽略了写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 的笔下就只有问题的代表人物,而没有真实生活中的人,没有那种活生生的、一点 不造作的人,那种“代表人物”是不会被人们记住的。 这里有一个写作时的出发点。不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急于写。急了就可能粗,可 能浅。把生活摸透了,自己有了深刻的感受、认识,心中有了人物,然后再考虑如 何写。这样就会写得比较活,比较动人,比较扎实。现在的一些作品常常是对坏的 加以夸张,对好的也加以夸张。夸张是必要的,是一种技巧,但是夸张到脱离真实 的特定的环境,就不成了。我感觉到有些戏的环境就是一个“舞台”,一群人在 “舞台”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切都是在“舞台”上发生的。说到极端的话, 这样的戏写不好时,就是逻辑思维的图解。这样的戏写好了,是感动人的,人们是 要鼓掌叫好的,但就在那种时候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了剧场后,人们还想 不想呢?第二天醒来,人们还想不想呢?大家还想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吗? 我是不大想的。 因为第一遍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对解决问题的渴望,都在 戏里得到满足了。如果还有点不满足,那就是几年之后,人们还能从中得到启发, 教益,还会感动吗? 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常感到有些人 物是捏出来的,也就是按作者的意愿与需要捏出来。当然,人物都是作者创造出来 的。我所谓的捏出来,就是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有时太过分地强调他的“正面”, 有时又太过分地强调他的“反面”,这种写法是不太妙的。 过去,有人往往用“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把敢于提出问题的作品 和作者否定了。今天,这个局面过去了。我们的党提出思想解放,出现了这样一个 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剧。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能满足,要提 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画皮》,讽刺了当时的世道人心,用今 天的话说,也是提出了社会问题,是写得很巧妙的。虽然短小,但根深。 这种尖锐、强烈的表现方法,值得我们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写一个《画 皮》,或者不叫《画皮》,叫其他的什么名字,即使写得看不出《画皮》的痕迹, 也不大行。其道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深刻的创造性。我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创造性。创造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粗有细。 现在的创作,可以说是勇敢的,热情的,也有一定的人物形象。但从一个更高 的尺度来看,就不够了。为什么要写得那样符合问题的要求呢?为什么除了问题之 外不叫人再想想别的呢?比如说,写特权与法制这类问题的许多剧本吧,在这个问 题之外,应当有其他的思索余地,应当使人有种恋恋不舍的“后劲”。不要过于直 白,不要一览无余。人们看完戏,应当感到戏中的人非常像自己身边的或自己所看 到的“那一个”。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剧是有这种弱点的,就是虽然说了群众的心里 话,但并不是完全为群众所信服。 当然,现在公式化、概念化是少了,每个作者都有出奇制胜的地方。但是因为 他们把社会问题看得太窄,只看到“这一点”,而忘了四周的生活,所以作品不饱 满。可以看看易卜生的《娜拉》。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要出走,要人格独立, 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这个戏中就有那种乍 一看与娜拉的出走关系并不紧密的人物,比如娜拉一家的朋友,那个医生,要删掉 他也是可以的。还有娜拉过去的女朋友,她来看娜拉,如果硬要删去,戏也能进行 下去。但是易卜生却把医生的性格与丈夫的性格对比,娜拉与她的女朋友也有明显 的性格对比。这两个人物与剧本所写的妇女地位问题并不发生直接关系,然而却使 剧本丰满了、深刻了。 剧本的复杂性、深刻性并不在于人物多,场面大,不在于豪言壮语,或故事的 曲折奇特,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了解。你究竟看到多少,懂了多少。写 东西不流于表面,不仅仅让人们当时看得有趣,应该迫使人们看后不得不思索。《 娜拉》之所以是世界名著,直到今日还有生命力,就因为易卜生写得深刻、写得真 实,剧中最后一段,娜拉和她丈夫有长时间的对话,十分精彩。让你不知不觉地跟 着它走。那也可以说是一种说理性的东西,但他是借着人物流露出来的。到现在为 止,世界上写妇女解放的剧本不少,实际上能够存在下来的,让我们忘记不了的, 还是易卜生的《娜拉》。现在挪威还在演出。因此说,写社会问题也是可以经受住 时间的考验的,人们看的不仅仅是那个问题,问题也许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些人物 还是活灵活现,让你想着。我们的一些剧本,现在很需要,很受欢迎,但要看得远 一些。 易卜生(1828—1906)年轻时写过许多历史剧,他写《娜拉》(1879) 时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已写过两部伟大的诗剧《布朗德》(1866)和《波尔· 金特》(1867),歌颂“人的精神反叛”。《娜拉》演出后,轰动挪威和整个欧洲, 一位妇女解放运动者十分热情地找到易卜生,请他解释《娜拉》的主题与思想,易 卜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夫人,我写的是诗。” 易卜生的这个答复是有道理的。我想,他是说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社会问题(如 “妇女解放”),来箍住他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生的深沉的理解。 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写社会问题剧,也要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哲理有一 定的认识。 以上是我说的第一点,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问题剧要注意提我们的“戏剧天 地”绝不仅仅只是社会问题剧。题材要广泛,这是党早就号召的,也是人民的需要。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做得不够呢?我们写东西不光要有益于社会主义,还要有益于人 民,有益于人类。最近我看了《文艺报》上孙犁同志的一篇文章,写得十分好,也 十分透。他勇敢地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这是很大胆的。我由此想到,我们写 “人性”写得太不深了,甚至有人至今还不敢碰。每个人物都是有性格的,就看你 怎样写,敢不敢写,会不会写好。 现在有的人好像头上带了紧箍,不管谁一念紧箍咒,他的头就痛。这不好。 不在于人家限制你,而是自己限制自己。这也是有来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 束缚和几十年的极左压力,使得许多人谨小慎微,不能畅所欲“写”。畅所欲写, 并不就是写黑暗,一味写黑暗是不利于祖国的。我是说,要写那些叫人揪心的,使 人不能忘却的人物,写他们的情操、信念。这样的人物是能代表社会的一部分真实 的。不这样,就下会有生命力,就保留不下去。一个作家进行创作,主要是运用形 象思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 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预 定的观念,也不管自己懂不懂,消化没消化,就按照这种观念去塑造形象,让那些 形象同政治观念去“合槽”。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是不会真实的,甚至是假的。用马 列主义观点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是对的,但是不能用马列主义观点代替作品的主题。 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生活中来的。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应该也是一个思想 家。无论看到什么,都要想想,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听到一件事,就轻易下结论,不要头脑发热。过去说带着问题下去,这是 可以的,是一种方法;但是一个作家要广泛了解真正的生活。不要太急于动笔,有 人下笔千言,那正是因为他的生活积累够了。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 被某个问题箍住的。《红楼梦》把整个社会都反映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这些伟大作品,都反映得很深刻、很厚实。 文学反映生活,不是那么狭窄的,也不应该是浮浅的。在人物身上应当能体现 出时代的精神。这样才可能有思想性。现在一般认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有思想 性了,我想这是个误解。把思想性简单地理解为某一个问题的是非观。其实绝不止 此。暴露与歌颂也不能代表思想性。思想性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执著的追求、观察与 思索。有这样思想性的作品,才能真正叫人思、叫人想。但是,它不是顺着作家规 定或圈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叫人纵横自由地思索,去思索你所描写的生活、人物, 也思索整个社会、人生和未来,我们应该努力要求自己,在创作上不要走一条轻巧 而容易的道路,要写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正感 情充沛的东西。艺术上要十分考究。我并不是说一写出来就要名垂千古,我不过是 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得更深、更广些。 不要浅尝辄止。有一阵子写科学文艺很热门。徐迟同志的《哥德巴赫猜想》是 一篇非常好的作品,从那开始,接着出现许多这类很好的作品。但这种科学文艺现 在又不够多了。有一阵子写中日友好,有《泪血樱花》、《玉色蝴蝶》。又有一阵 子写台湾回归大陆的问题,就有《彩云归》、《归帆》…… 这些东西都应该写,也需要写,也能写出好作品。但是,我希望有经久不灭的 火,而不是一阵风。艺术的火焰经久不灭地燃烧着,这才是伟大的著作。 人们永远看到它的光辉,从中能了解到做人的道理。 对生活的观察不要有框框,视野要广阔,要深厚。这不是说工厂、农村、学校 都要同时去了解,这也不大可能。能在某一方面了解的深,了解的透,有了真正的 感受,有了非写不可的感情,就好。再有,就是艺术技巧问题。 我认为技巧是不难学的,只要天天写,多读书,日久天长,就会写好。写新的, 也可以写老的;写目前需要的,也可以写永久需要的,主要是敢于写生活的真实, 不要看出人工的雕琢。我的戏就有雕琢气,只有少数一两个较好一点。要在极不雕 琢中,写出了不起的人物,写出人物的性格。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说得好,“唯陈言之务去”。古人就懂得这个道理。我 们今天需要更多的新的东西,更多的好东西。 文艺的道路是那么宽广,创造人物是那么有趣,那么动人。只要我们肯下苦功 夫,那真是乐在其中呵! (原载《剧本》1980 年7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