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随想 读了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心 情很不平静。那个讲话我是亲耳聆听了的。第二年,周总理又在另一个会上对戏剧 界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那次,陈毅同志也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整整 讲了一下午。陈毅同志是受了周总理的委托来讲的,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 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经受了考验的,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应当 为他们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我记得周 总理指出:“现在‘自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 他说:“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 得少,不能算‘白’。 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周总理还谈了许多,谈得那样恳切,我们听了不仅是感动,而且是振奋,因为 党给我们一个新的估计,一个正确的估计,解放后我们努力改造,十三年的时间, 应该说有了一点成绩。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出 不出气来。这个帽子压得我门不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写作,深怕弄得不好,就 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家多么希望广州会议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 从此我们可以鼓起干劲,为党和社会主义大写特写,作为光荣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写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阴风,把广州会议说成是“黑会”, 从此大家又耷拉脑袋,不大敢写东西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粉碎林彪、 “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之后,我们回顾这一段长长的苦难的历史,明白 了许多东西。现在我们感到自己身上又有了一股生气,不仅是文艺界,举国上下都 有一致的愿望,要鼓起干劲,严肃地、热情地为四个现代化献出我们的一生。 重温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和六二年的讲话,我深深感到周总理早已指 出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所存在的问题和应走的道路,可惜他的意见长期不曾得到执 行。 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很多,其中我觉得特别需要想一想的,是文艺作品的审查问 题。 据说文艺作品的审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剧本的演出,其他形式作品的发 表,由各基层组织负责审查。因而许多作品比较容易和群众、读者见面了。这样, 群众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发表意见,表明哪些作品是他们所喜爱的,哪些 是不赞成的。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一番斗争才获得的好局面,无疑,对繁 荣文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 周总理说:“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 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 回答;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 这终究是少数。”这一段话说得多么全面,多么叫人心服呵! 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按照总理的话去办。我深深感到,审查的手续要简化一些, 尺度要宽一些,取舍要慎重一些。 我们搞社会主义文艺,框框千万不可太多。自然,大框框,正如周总理所指出, 总是要有的,那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的灵魂。这是多么 伟大的框框,多么辽阔的天地,多么宽广的海洋!这里可以供作者们飞翔遨游,尽 情地发挥全部的才能。根据这个原则,周总理对领导者说,领导文艺,“第一,要 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 来。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周总理强调“一定要 区分清楚”,这确实十分重要。 衡量什么是毒草,什么是修正主义,早有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在。但是对于 具体的作品,这把尺子常常不那么容易掌握。我觉得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宁可交 给群众去评判。群众比我们高明,比我们更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其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编辑问题。编辑是作品和读者见面的介绍人,是作品问世的第一个关口, 因此编辑是党的文艺方针的具体执行者。编辑的工作是繁重的,千万本稿件从他们 眼下经过,得一字一字地读,而且需要怀着善意的、同情的态度来读,从沙里淘出 金子来。当然有时也必须剔掉毒草和无法加工的沙石。 编辑的责任不仅仅是修改字句和辞藻,更主要的是发现才能,有时是不成熟的 才能;不仅发现,而且需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提出具体而又不妨碍作品的特色的 好主意。(不高明的编辑把一个作品帮得无所适从,终于帮死了,这种情况也是有 的。)好的编辑是了不起的无名英雄,他善于发现人才,发现好的苗子,他应该是 作家的知音者。梁朝的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 千载其一乎!”这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的文艺是 多么需要伯乐呀!这样的好编辑如果出现几十个,那不但有助于大量创作人才的涌 现。甚至于能影响一代的文风。 这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是多么大的贡献啊!因此我主张要把编辑这样的无名英雄 介绍给读者群众,使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受到大家的认识,受到尊重,也使编辑们更 感觉自己责任的重大。 再一个问题便是我们需要杰出的批评家,需要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来指导我们的 文艺。好的编辑和好的批评家相结合,那么作家们就如鱼得水了。 作品问世以后,需要鼓励,指出其优点;也需要中肯的批评,指出其缺点。不 仅指出,而且要有说服力,使作者心服口服地跟着他所指出的方向前进,同时也提 高读者的欣赏能力。批评家的作用不是领导者能代替的。 我们目前还不大善于培养好的批评家,这种情况应该引起重视。我也希望批评 家们更解放思想,敢于说话,敢于推荐新的作家、作品。 文艺批评也要民主。人家不赞成你的意见,要允许批评“批评”,要欢迎不同 的意见,要鼓励更多的人来参加评论。批评中也要“百家争鸣”,争鸣才能生产繁 荣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繁荣的、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才能促进繁荣的、高水平的 文艺创作。 写批评文章不要概念化,评论本身也应该是优美的文章。作家的作品要有感染 力,批评家的文章也应该有感染力。以上是我作为一个作者对批评家们的期望。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是非常深刻的,它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它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我现在只能就一两点谈谈我的体会,今后我还将不断地学习它,并以之指导我 自己的写作。 (原载《剧本》1979 年2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