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同志谈创作 三月中旬,北京还不是“乱穿衣”的时候,但在夜里,曹禺同志也敞开一扇窗 户,用他的话说:“空气是滋润的——你可以觉出,已经是春天了。” 当我走进他那间十分简朴的书房时,他正伏案用原文对照着读托尔斯泰的《安 娜·卡列尼娜》。也就从这本书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曹禺同志说:“列文有句话,说得太好了,他说:‘我所谈的,不是我想出来 的,而是我感到的’。这个‘感到的’在创作上非常重要。有时候,我被一个人或 一件事所震动,在心里激起一种想写的欲望,这大概就是所说的灵感吧。这种灵感 是最难得的。至于其他东西,如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走路,这些都好办, 是可以借用的,但是这种灵感,却无法借用。引起我们的写作欲望的,不一定完全 是常见的,有时只是谈一两个钟头,就会勾起好多联想。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看到的, 总是个别的真实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概括了许多共性的人。如果写作时,不是从哪 个具体的个别的人出发,而只是从某一类的人出发,首先想到的是那概括了的共同 的东西,立志要从这些抽象的概念创造出一个什么典型来,那就比较容易走上‘简 单化’的道路。 有时不但写不出典型,甚至也写不出活的人物来。作者在事先不可能知道他笔 下的人物是不是典型,或者是什么典型。这只是事后由批评家与读者遂渐判断出来 的。” 他于是以《雷雨》的写作过程为例,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常到他 家去玩。他有个嫂嫂。我和她虽然见过面,却没有说过几句话。她丈夫是一个相当 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我很同情她。 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 当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在的繁漪。 “我长在旧家庭,看到过很多不幸的女人。当时,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 她们已经敢于追求爱情了。繁漪,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旧女人,小时候上过私塾,还 可能上过中学。后来被一个资本家看中,就被关在笼子里了。” 曹禺同志又补充说:“木过,这都是现在想的:当初写的时俟,并没有想到这 些。” 《雷雨》是曹禺同志的处女作。一谈到它,便很自然地谈起了他自己的生活。 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 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 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 常可以听到。我父亲在日本士官学校念过书。他对孩子们很严厉。我在家最感到害 怕的,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 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 联,时而满腹牢骚,又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 了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加曾皓、曾文清、江泰。” 于是进而言道:“每个人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总要写出他朝夕相处的亲 戚或朋友。因为他耳濡目染,太熟悉他们了,也许在写前没有想到他们,一提笔, 他们就自然丽然地出现了。” 曹禺同志坐在敞开的窗前,充分领略着窗外浸人的春天的信息。一阵微风拂来, 使他自然地改变了话题。 “这是春天的感觉!一到这时候,就唤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想起学生时代的 生活。 “在学生时代,有几件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些关系。一是李大钊同志的死。我 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页上印着特大的黑字标题, 下面详细地描写李大钊和他的同伴们从容就义的情景。那段新闻文章充满了崇高、 哀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抑止的悲愤。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再一件, 就是在初中三年时的一个同班同学给我的影响。他的名字叫郭中鉴,平常不苟言笑, 但他使人感到亲切、诚恳,他当过我们的班长,说起后来便滔滔不绝。那时我很小, 不太懂得他讲的道理。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成熟了的‘大人’,不平凡的。有 时,我从他身旁偷偷望一下他记的老师讲课的笔记,那字迹写得十分挺秀,整齐得 惊人。他是我们班上功课最好的学生,到高一下学期,春天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我读高二时,他被捕了。听说北洋军阀严刑拷问他时,他表现得很坚强,一直不屈。 这个人没有对我说过几句话,但他影响了我。那时已经听说这种人叫做共产党,我 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一种不怕强权、不顾生死、决心要改变社会的人。 “后来还有一件事,就和我写《雷雨》直接有一点关系了。‘九·一八时’我 正在清华大学读书,参加了救亡运动。有一回,和同学们组织一个宣传队到保定去。 在火车上,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神色非常沉着亲切。他问我们 是做什么的,到哪里去?他对我们侃侃而谈,说得又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识丰富得 惊人,简直像个大学教授一样、但他谈得平易浅显,像说家常一样对我们讲了很多 时事、道理。最后说:‘好好干吧!你们学生做的对!’他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的 鼓舞,我们心里诧异:这是谁呢? 但他分明说他是一个工人。他在长辛店下的车,我们断定他大概是长辛店铁路 工厂的工人。这个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和情感,使我开始知道,在受苦, 受压迫的劳动大众里,有一种有头脑的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叫‘产业工人’。这些 模糊却又深深印入脑内的认识和印象,在后来写《雷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 我们谈到《雷雨》的演出时,他说他最怕看第一幕开始,鲁贵和四凤对话那场 戏了!他说这段戏写得啰嗦,不好,同时,演法也成了陈套子,令人不耐。不过, 有一次演出,他到现在仍然念念不忘,赞不绝口,那就是石挥同志演的鲁贵。他说 :“他演得实在是好。二十五分钟的戏,五分钟似的就过去了。” 谈到他自己怎样走人戏剧创作的道路来的,他说:“我写戏,大概是因为我爱 看戏。一个人能终身从事一个事业,需要热烈地爱他的行业。小时候,我很想当演 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道路,我终于放弃 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 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有一些帮助。我们 演过一些好剧本。 在南开中学时,我们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还演演丁西林先 生的戏以及南开师生自己编的戏。 “在我学习的历程中,我读过一些好剧本。我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师们沥尽心 血写下的文章,真是学习的好范本。我在学写戏以前,读剧比较多。 我喜欢艾斯吉勒斯(Aeschyles)他那雄伟、浑厚的感情;从优立辟谛斯(Euripides), 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 狄亚》(Medea)。中学时,我有一个老师出国去,他留给我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 集》。那时,我很喜欢读剧本,就慢慢把它读完了。对于莎士比亚,我接近的较晚, 到大学才开始读。然后碰到的就是奥尼尔(E.G.O’Neill )。他的剧本戏剧性很强。 我很喜欢他的前期作品,那些作品是很现实的。我喜欢反复读剧本,遇到好的地方 就反复想几遍。读到一个好剧本,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记得在中学时,我把 洪深先生改编的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都读破了。再后,就接触了契诃夫。契 河夫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发现,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除 此之外,童年时,我们一群小孩子都喜欢读章回小说,稍长一些,就喜欢元曲和传 奇。待我们懂了事一点,我更喜欢读的书还是《史记》。这些好文章使我体会到什 么是最美的,最有民族气味的东西。自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各种戏曲给我们这些 学着写戏的人的影响。我们小的时候,都非常爱进戏园子,京戏、昆腔、河北梆子、 山西梆子、唐山落子、各种曲艺和文明戏,都使我入迷。我想,这些使人人迷的艺 术一定会帮助我们懂得戏,帮助我们如何写出好戏的。 “中国戏曲往往不受琐碎的生活真实的限制。不重要的事情,两句话就闪过去 了;到有戏的时候,也不管在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突出,就大力渲染,毫不吝惜笔墨。” 他很高兴地说:“如果可能,我很希望能够学着写写戏曲剧本,可以自由自在地写, 没有分幕的限制。而且最好是能在一个川剧团里住上几个月,当学生,先学得一些 起码的写戏曲的知识,那就太妙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曹禺剧作选》的第二集。这里将收有《家》、《 原野》、《蜕变》。最近,趁着北京市实验话剧团排演的机会,他又把《原野》的 第三幕稍稍整理了一下。 他说,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村里,谁有枪, 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 他说,这大概就是《原野》中几个人物的时代背景。 关于《蜕变》,曹禺同志认为非改动一下不可。他把他的改写计划简单地谈了 谈。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我只好告辞,约好过几天,再来继续谈谈关于《蜕变》 的改写向题。 过了几天,仍在夜里,我再次访问了曹禺同志。时间虽然仅仅隔了几天,但在 这几天中。文艺界有了很大的变化。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到处都在传达。因此,我们也谈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曹禺同志觉得:生活里的事实是怎样,作家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这三 者在创作中、一般是统一的。而且,往往因为是统一下,才产生写出好文章的基本 条件。但有些作者常常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某些东西,也激起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但 是一考虑到有些读者提出的“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往往就写不畅了。他建议: “批评的关口可以把得松一点,出些坏作品不要紧,将来它自然而然会被淘汰的; 但是,如果把得太严,把可能写的作品也堵回去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接着,我们又继续谈起关于《蜕变》的改写问题。他首先回忆起了这部作品的 写作过程。 “抗战时,我在剧专教书。剧专迁到长沙时,有一天,我听说来了个老头子。 讲演讲得很好,一讲就是六个钟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战必胜,日本必 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 去了。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 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 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 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者头子,我非写不可。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来就是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个有名的 共产党员。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 ——梁公仰。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一个白求恩了:不过,还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听 到他的事迹之后,我很感动,觉得: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这样活。丁大夫的精神就 是从这里来的。 “《蜕变》最初上演时,蒋介石曾经看过。他确实是很灵敏的,看过之后,把 张道藩骂了一顿,马上就梦演了。后来有人说这样不大好。过一个礼拜,又开了禁, 一个国民党的宣传大员跑来对我说:‘委员长看过这个戏了,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懂, 请你解释一下!’他提出几个问题:剧中一再提起的‘抗战必胜’那本书究竟是一 本什么书?既然是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照片?还有,为什么在戏煞尾的时候, 丁大夫手里要摇红旗?原来,全戏结尾丁大夫送李连长他们出发时,小伤兵送给丁 大夫一个红兜肚,北方的肚兜都是用红布做的,结果,台上一摇晃,就像一面红旗 在台上招展了。我把理由都讲了。他还希望我更动一下。我说:‘写戏还是我们内 行,这样的事还是我们自己来搞吧。’“《蜕变》的前两幕是真实的,后两幕就架 空了。现在准备把后两幕重写一下。当初我写梁专员,本来是因为在生活中看见一 个老共产党员才写的,现在想仍然恢复他的面貌。梁专员是在当时打入国民党的一 个地下工作者。 由于他来,这个医院暂时变好了。后来,国民党发现了他是个‘异党分子’要 抓他。最初,丁大夫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是觉得这个人怪,不像官。 而梁公仰也从来没有在她面前露骨地宣传过共产党。有一次,丁大夫正需要梁 公仰的帮助,来找他时,忽然不见了。因为被通缉他走了,代之出现的仍然是那个 马登科和‘伪组织’。马因密报有功,又官复原职了。丁大夫最后感到,她看到了 光明;但是光明不在这里。梁公仰好比是乌鸦中的一只凤凰,乌鸦和风凰本是两种 东西;凤凰飞了,乌鸦还是乌鸦。‘蜕变’指的不是国家和社会,而是指的像丁大 夫这样有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心里的变化。 “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沉吟一下,说:“我怕这样改法也不一定对。” 话题又转向《日出》。曹禺同志说:“我在《日出》前面引的那几段《老子》 和《圣经》,所安排的顺序,原是有些用意的。” 我忽然想起,曹禺同志在《日出》的《跋》里曾经说过:“那引文编排的次序 都很费些思虑,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如肯多读两遍,略略体会里面的含义,也许 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能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却 不懂得,经曹禺同志这一提,逗起了我的好奇心,很想知道其中的寓意。 “我写戏的时候,常常是在没有动笔之前就有了其中的台词。我在天津时,看 到到处都是荒淫无耻的官商、流氓、妓女、烟馆,跑到上海,也是同样的黑暗。当 时恨不得发来一阵洪水,情愿自己也一起冲掉。只要有一个‘大改变’,哪怕自己 因此死了,也是好的。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读《商书·汤誓》时的那句话:‘时日 曷丧,予及汝偕亡!’这句话主说出我对当时社会的心情。没有写《日出》以前。 那句‘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台词, 早就有了。太阳会出来,我知道;但是怎样出来,我却不知道。我在前面引的那八 段引文,就是说明这个道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定毁灭,而‘新天新地’是一定 会出现的。 “现在排演《日出》的人,常常问我,陈白露为什么死?方达生怎样演? 过去是很少有人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 “从陈白露在旅馆里花钱的方式可以看出,她和一般所谓的交际花是不太相同 的。一般的交际花都知道怎样弄钱,存钱,保护自己、根本不会像她那样挥霍,像 她为了小东西对待黑三那样的举动,一般的交际花也是不会干的。她在悲观和矛盾 中活着,她任性,她表面上有些玩世不恭,有些自暴自弃。她说馄到什么时候就算 是什么时候。但她毕竟还是一个认真的人,因此方达生的来,可能使她燃起了一线 希望,但她终于又仿徨起来。因为她在生活中失去了勇气,从诗人那里,她可能听 到一些投向光明的道理,她却不能那样做。然而她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又非常 不满。我曾想,她吞服安眠药之后,如果遇了救( 这是很可能的),又活了,那会 是怎样一个下场!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她被人救转来又活下去了,她后来成 了一具活尸首,一个在心灵上也是老而丑的‘老枪’。‘负债’不是陈白露死的主 要原因。 陈白露死时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认真、热情、年轻、冲动,没有多少人生 经历,都使她在一时解不开人生的纽结时,向死亡的道路撞过去,如果,她是一个 三十几岁以上的女人,在生活里真‘混’过一阵的话。她是不会自杀的。 “解放后,怎样表演方达生,有一些变化。过去,往往把他表演成傻子,书呆 子,很少有人把他当活人来演。现在确实改变多了。” 从《日出》的演出,又谈到目前在北京舞台上的《家》、《雷雨》、《北京人 》、《原野》。他说:“我的剧本写得太长,尤其是舞台指示写得更是啰唆。我看, 不要太顾到那些指示,还是多从人物本身的真实去考虑的好。《北京人》可能是喜 剧,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当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了, 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会笑的。同 祥,《家》里的洞房那场戏,也是喜剧。觉新处在那样大家庭里是痛苦的,但不一 定是时时刻刻都是痛苦不堪的样子。故事是这样的:他爱的梅没有得到,反倒和一 个陌生的女人结了婚,似乎是痛苦的,但是,真的觉新未必时时刻刻,总是那样痛 苦。真的觉新对梅的爱情不一定那样专一不变;他对梅的爱情不专一,也不一定说 这个人就坏了。他见到瑞珏,觉得也被吸引,这不一定就是不好。在洞房里,他想 看瑞珏,内心又觉得对不起梅,又不去看,我们才感到他矛盾,可笑。在这一刻, 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在恋爱中追求幸福,要尽量领略‘愁滋味’的少年。不过,这 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 最后,顺便问了一下他的写作计划。曹禺同志正准备写一个关于工商业改造的 剧本。他说他不准备离开北京很远,乃是因为他比较熟悉北京和北京的语言。他说 :“在北京一带,人们常常只说了一个字,我便能懂得这个字中所包含的许多意思 和感情,但在外地,我就不行了。” ( 原载《文艺报》1957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