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曹禺 夜晚。在北京的灯市口,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灯火辉煌,一出戏正在演出;台 下肃静,台上一个演员正在全神贯注地念着台词:( 独白)这半天,我忍不下心在 发抖。 寂寞、白发的孙美人。 还在我的心头。 可眼前,忽然管弦笙歌,金碧辉煌,一霎时,人间天上。 歌台舞榭,复道回廊。 一路上,站满了文臣武将,九州的侯王…… 可六官都羡慕我,一天便见到了一位单于,一位皇上! 管它是什么! 我淡淡装,天然样,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 这是话剧《王昭君》的第二幕。王昭君仪态万千,顾盼神飞,正在庄肃沉静的 一朝文武的目光下,出场朝见皇帝。整个戏光彩照人,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一 个有才干,有抱负,有胆识的,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汉代姑娘。剧情紧凑, 语言生动,舞台上洋溢着诗情画意,观众屏息静气地看着它的演出。 这时,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正在台下细心地注视着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同时, 他还留意着观众的情绪,从他们的脸上和偶然的相互对话里,找寻群众对这出戏的 反应。这就是《王昭君》的编剧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长、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 同志。他从一九六○年起就酝酿写这个剧本,并且在当时已开始动笔,为此曾两次 去内蒙,一次去新疆。但由于林彪、“四人帮” 一伙的干扰,鼓噪什么“大写十三年”,把历史剧的创作一律划入“禁区”, 使这个戏的写作搁了下来,到去年才把它写成。这是曹禹在欢庆粉碎“四人帮”之 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解脱思想上的束缚,奋发有为,为迎接建国三十周年而写 成的一部献礼作品。 像母亲关怀孩子一样,曹禺十分关心着《王昭君》的演出效果。他不顾自己年 迈,又有心脏病,经常在晚上到剧场前台和后台倾听观众对这出戏的意见。他在十 五六岁从中学读书时代开始,就养成这个习惯:每演一次戏,就要听听观众的意见。 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觉得观众的意见,是对自己创作成果的最好评价。 我从上海到北京访问曹禺,在第一次交谈时就听到他这样的意见。他说:“剧 本与小说不一样,除了供给阅读之外,他还要供给演出,而演出是它的生命。因此, 观众意见特别重要。我从前看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总觉得他用的台词都是白话体, 不大像古人说话;后来,我写《胆剑篇》,人物对话用了些文言,演出后,观众说 听不懂;我才明白历史剧人物对话还是用白话好。仔细想想。文言也不见得全能代 替古代人当时的讲话。所以,这次写《王昭君》,台词就一律改用白话体了。” 他住在北京东郊两间像上海工房那样的房子里,一间是卧室和书房,一间是会 客室,看来每间还不到十二个平方。曹禺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了这个新的历 史剧《王昭君》。 跳出历代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创作王昭君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窠臼,把一个 凄凄惨惨,含着无限哀怨,哭别祖国的少女,还原归真,改写成为一个神采清明、 勇敢坚强的姑娘,作者本人显然也需要巨大的气魄。周总理在十七年以前,对在京 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曾说:“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 心的作家”,这些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曹禺认为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 史唯物主义,但历史剧究竟不是历史,它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总是通过作家的头 脑写成的,因此它总是需要体现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元代关汉卿写《关大王 独赴单刀会》,通过写三国时代的关云长,写出了关汉卿自己的抱负。同样,关汉 卿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也是通过歌颂包拯,寄托了自己的悲愤的。郭沫若更 是如此,许多人都说他写屈原,写的正是他自己。曹禺虽然没有说《王昭君》里的 王昭君有他自己影子,但他承认《王昭君》作为历史剧,是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 精神的。 他对国外有些人把历史剧《王昭君》称作“填词文学”,表示愤慨。他认为这 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他写《王昭君》,确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但这里所说的 “任务”,并不是指行政上的命令。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上一向尊重作家的自由劳动, 从来不给人规定写什么题材,当时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给曹禺提供一些线索, 提些建议,写不写完全由曹禺自己决定。据曹禺回忆,在当时,他按照领导上号召, 也曾考虑写对资本家改造的题材,曾到上海看了许多资料,开了许多座谈会,但这 些材料并没有激起他的创作欲望,结果没有动笔,后来他又考虑写商业方面的先进 人物,也花了一些年月,最后还是觉得不了解这方面情况,人物在他的思想上站不 起来,也就没有写。 对王昭君,他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包括阅读史料和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生 活,他都是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从没有感情,到逐步有感情。这才酝酿写出一个 历史剧来。 “我们要写熟悉的生活,这话并没有错。”他说:“但有些不熟悉的生活,作 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熟悉它,了解它。当熟悉了之后,写出来的作品,就不能 仅仅因为它是结合政治任务写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文艺界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成绩是主要的。但按理说 来,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成绩应该远比解放前为大,但事实并非 如此。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搞法西斯统治,使我们十年一片空 白;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也由于有“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十七年中 的后九年,“左”的干扰占了主要地位,致使文艺园地禁区遍布,有的作家歉收。 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些缺点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开缺口, 搞篡党夺权。联系曹禺本人情况,他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中,写了《雷雨》、《日出 》、《原野》、《蜕变》、《北京人》、《家》等剧本,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 正如周总理提到《雷雨》时所说的,是“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 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它们在艺术上都有巨大成就。由于这些剧本 的发表,中国话剧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解放后,他只写了《明朗的天》和 《胆剑篇》,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又写成《王昭君》,这是什么原因呢? 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所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 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 就写不出好东西来。”看来正是“左”的干扰使我们的作家顾虑重重吧。事实上, 以后“四人帮”逼得他搁笔十多年。 曹禹谦虚地把主观原因首先归结为自己这三十年来“没有很好抓紧时间,浪费 了许多年月”,叹息“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行政 上兼职大多,是不适宜的;他希望他今后能减少一些社会活动。他相信创作盛世已 经到来,他的《王昭君》决不是他最后一个剧本,他还要继续写别的东西。 当我们谈到他怎样写第一个剧本《雷雨》时,他显露出激动的眼光,说:“我 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二十三岁才 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时期,有个人发 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这个人,就是众所周知的巴金。当时 他正在北平帮郑振铎、章靳以编辑《文学季刊》。 他把作品推荐给郑、章两位。曹禺说:“巴金是个宽厚长者,他胸怀坦荡,貌 如其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正是他,把我和我的第一部作品介绍给人民群众。” 他写第二个剧本《日出》,也是通过巴金、靳以编的刊物发表的。那次是用连 载形式刊出的,写一幕就发表一幕,这是他所写的剧本中写得最快的一个,因为他 对这类生活太熟悉了。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不少类似金八、潘月亭、 李石清、顾八奶奶的人物,他描写这些人和事,正是“如数家珍”,他看透了这些 人的心肠,相信旧的总要灭亡,新的总要诞生。剧中主角陈白露在自杀前最后的独 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和打 夯的工人们合唱的号子:“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成了 个鲜明的对比,在今天,它们已是历史的见证。但正是《日出》和《雷雨》,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四人帮”一伙的批判,他被迫搁笔十年,而他那个陪伴 他半生,一直鼓励他创作,关心他的事业的夫人方瑞,也于一九七四年他还没被宣 布“解放”前,在缠绵的病痛和阴郁的气氛里去世了。 曹禺认为《日出》是他一生中比较满意的一个剧本,而那是他二十五岁时写的。 他觉得青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确是非常宝贵的。而这需要前辈作家的扶植。他谈 了巴金,也谈到叶圣陶。他说:“叶圣老八十四岁了,在人大常委会上,和我坐在 一起开会,还对我说,看了你的《王昭君》。他的眼力衰退,是用了放大镜,一个 字一个字看的。叶老又说,最近还重读了《雷雨》和《日出》,也是一个字一个字, 用放大镜看的。”他感谢这些老同志,虽然他自己也快七十岁了,但总觉得不能忘 记这些同志对自己的鼓励和帮助。 我在第二次见到曹禺的时候,已经看了他的《王昭君》演出。他问我有什么想 法,我笑着说:“我感到非常满足”,并问他王昭君的形象是怎样在他的思想上形 成的。他说他看了不少有关王昭君的史书,主要是《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 奴传》以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从这些史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汉朝与匈奴之间 的关系。史书中有王昭君自“请掖庭令求行”之句,又有有关昭君临行时,“昭君 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的记载,这都启发他塑造一个勇于民 族团结的古代少女形象。他在不辞辛劳,到内蒙、新疆等地生活以后,不仅听了不 少有关王昭君的生动美好的传说,同时还看到一些汉族姑娘在那边落户,她们学骑 学射,睡帐篷,吃马奶,饮羊乳,与少数民族如同一家;他就想到当年王昭君嫁单 于,在生活习惯上,也许有某种程度相类似,但所遇到的困难一定比现代这些汉族 姑娘更多。而史书上记载着王昭君是“良家子”,传说她经常在河边洗衣,那么可 以肯定,她显然不是贵族出身,至多也只是小康人家的女儿,而且她父亲死在边塞, 从这些因缘看来,她“自愿请行”是有可能的。他在研究汉代历史时,了解到当时 汉朝已走向下坡路,内部阶级压迫深重,经济困窘;实际上已无力打仗,最好的政 策只有“和亲”。王昭君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在汉宫中受到冷遇,热情于民族团结, 勇于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姑娘;而不是像杜甫诗句中所说的那样:“一去紫台连 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也不像过去的一些戏曲如《汉宫秋》、《昭君怨》、《 昭君出塞》、《昭君和番》等所描写的那样,是流着眼泪出宫被逼远嫁的。而且, 这些在正史中都没有根据。 曹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敢于向旧的思想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塑造王昭君形 象,是为了提倡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这也是周总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充分肯定王昭君的历史功绩后,向曹禺作出的建议。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 的干扰,周总理当时没有能够看到曹禺把这个戏写出来。现在周总理已经看不到它 的演出了,曹禺感到非常难过。在他的房间里,挂着周总理接见他时的照片。十多 年前,周总理说他写作上“好像受了某种束缚”。现在,他觉得他不该在写作上再 有什么“束缚”了,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出 比《王昭君》更好的作品来。 作为读者,作为观众,我们祝愿他健康。 曹禺对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界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感到自豪。他不仅注意 到《王昭君》的演出,还跑到其他剧院看参加纪念建国三十周年会演的其他剧团的 演出。他向我推荐歌剧《星光啊星光》,我看了,喷喷称赞;他也非常高兴,说: “这三年来新人新作不少啊!前一时期,还有《丹心谱》、《于无声处》、《未来 的召唤》……相信我们的创作盛世就要到来了,只有按照三中全会精神,真正贯彻 ‘双百’,方针,实现艺术民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不要太多的清规戒律,那我 们的文艺界一定会像开元、天宝年间,盛唐诗人一样,开一代文风。而我们呢,三 十年代的一些老人,不过是一些铺路的石子罢了,主要是迎接新生力量的到来。” 当然,他也称赞了陈白尘的《大风歌》,这是老将新作,同样使人感到鼓舞。 曹禺已于九月十二日去瑞士,然后到英国,最后还要到他阔别三十多年的美国 讲学去。这在一般人说来,远离祖国,该有一些人地生疏之感吧。但对他说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将在国外获得更多的友谊。在前进道路 上,他将继续开拓他的思想和生活境界,必将有助于他继续取得在文艺创作上的巨 大胜利。 ( 原载《文汇报》1979 年9 月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