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冬天惯常下不大不小的冻雨
1989年十二月底的傍晚,有一家人,八个,相跟着走向红房子西餐馆。
白天下了些雨,是上海冬天惯常下的那种不大不小的冻雨,这种雨一下起来,
连绵不绝,可以十几天都不停。而这1989年的冬天,冻雨一天又一天,耐心地将整
个城市都浇透了,到处都是无尽的阴冷和潮湿。下午五点钟,天就开始晦暗下来。
到了傍晚,早早就黑了,满天见不到一粒星星。在长乐路,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
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行人们大多脸上带着点厌
烦和抵触的样子,手里握着皱巴巴的湿伞,往家里走。
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
而过。行人们为了自己走得快,毫不在意自己撞到了别人的身体,拎包和别人牵在
手里的小孩。小孩子告诉妈妈自己被那个人撞了脸,妈妈挑衅似地,冲着那人的背
影尖声教育自己的孩子:“下次遇到这种人,就一脚踢过去!对这种人不要客气。”
而那个撞了孩子的人,仍然连头都不回地走掉了。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
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
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
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
他们并不象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
呼。他们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象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
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
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
于跌跌撞撞。他们还不能算是红房子西餐馆的熟客人。但他们还是很安静地进了门,
最后进去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长着一张象多年紧锁的门那样尘封
的脸。他背过手去,把餐馆两扇对开的木门在自己身后轻轻带上。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
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
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那窄小温暖的门廊里,还保留着过圣诞节时的饰物。墙上贴着用红绒纸剪出来
的圣诞老人像,他又红又胖的脸上,贴着用白色晴纶棉做的胡子。他的头上,有一
行老派英文花体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
什么不说Happy Christmas, 而说Merry Christmas 。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
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子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体。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体,她一点也不陌生。爸爸也
写这种字体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
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 句》,这个课
本带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口音。
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部干打垒土房子,搬到了团部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
连部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
出了唱片里的声音: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too. ”
meet 和you 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头,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身。
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
在简妮的印象里,春天常常刮着从戈壁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
的白色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顶着风慢慢走过去,
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色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
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姐姐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出新疆,永远不
回来。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具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
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
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花体字,
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花哨。
爸爸是阿克苏的团部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做音乐和美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
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子就显出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股走
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头发用吹风吹出一个飞
机头,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裤,那还是奶奶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裤子。在
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象
爸爸这样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子,喜欢将自己打扮成
这种上海小阿飞的样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黑灯
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子,她将手肘卡在身体的两侧,
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身体。爸爸学得那
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
口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做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
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 Chair”这个词。
这红房子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进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
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
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子西餐馆,蓝棠皮
鞋店,哈尔滨食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
高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
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点没烧尽的煤散
发着的淡淡毒气,大雪压裂了房顶的什么地方,能听到雪水滴落的声音,令人昏昏
欲睡。但这却是简妮在记忆里中甜蜜的时刻。那时,他们也说到过红房子西餐馆门
口的那两级突然向下的台阶。所以,刚才简妮在门厅那里一脚踏空的时候,简直就
象跌回到自己梦里的地方。只是她的脸上不动声色,她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激动,她
就象姐姐范妮一样的正常。
在红房子西餐馆逼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
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
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
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
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
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
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
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
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
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
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
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
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
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
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
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
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
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
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
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
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
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
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
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
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
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
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
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
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范妮站在维尼叔叔旁边,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
过陈旧的街道和怨怼的人群,她看到了长乐村的尖顶。那里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
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钢窗,那里的房顶,是用红瓦铺起来的尖顶,多少残留了一点从
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调。那里的梧桐树是光秃秃的,在枝桠上吊着被雨水浸得
黑透了的悬铃,范妮叫它们“毛栗子”。维尼叔叔的朋友贝贝,从前就住在那里的
一个尖顶下面。他也是画画的,他的北房间里也有这种松香水的气味,他的窗前就
能看到梧桐树枝上的毛栗子。维尼叔叔那时常常将范妮带到贝贝家里玩,要是家里
来了他的画图朋友,范妮也总是挤在他们里面凑热闹。
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
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
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
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
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
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
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
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
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
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
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
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
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
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
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
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
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
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 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
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
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
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奶
奶的事,听说奶奶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
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
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奶奶,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
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
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
那里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
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
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
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
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
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
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
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
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
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
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
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
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
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
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
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
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
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
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
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
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
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
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
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
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
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
好几次,因为奶奶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
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
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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