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世难报的恩情——怀念母亲(2)
以后的三年,我被流放,凤霞被迫离家去做那受虐待、受唾弃但仍要承担主演
繁重任务的可悲角色。我家的朱红大门上经常会被邻居涂上大字,什么“大右派”、
“反革命”之类的侮辱性名词,甚至有人会来欺侮我家年幼的儿女……这一切沉重
压力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身上。三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期,
加上一个病残的老人;母亲不单是负重而且还要忍辱,这真是从何说起? 但老人却
一步步走过来了。
1960年底临近新年的时候,我闯关万里,居然“幸获”生还——因为有不止一
个同时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相比之
下,我竟成了幸运者。
60年代初期那几年,我过了一段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于1960年底从黑龙江虎林
县回到家里,与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终于团聚,但永远失去了父亲。三年以前
大雪纷飞,走向北大荒万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负行囊去父亲住室向老人告别时,老
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告别,他只是向我点头笑着。父亲
的笑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回忆。
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亦是用满面笑容迎接我的归来。她说:“我现在可以
把凤霞、大牛( 长子吴钢的小名) 、欢欢、双双,还有能能都交给你了。”
接连几天,素来不多言语的母亲,坐下来便讲述三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的
往事。譬如这个三年还是近代史上罕见的“灾荒”的三年,国家分配的粮食远远不
够吃的,全家经常处在饥饿状态里。每个月发工资时,凤霞要从剧院里送钱回家住
一晚再走。这时,当家作主的婆婆便细心地、几乎是数着粮食下锅。吃饭时总是先
把凤霞的碗盛满,并告诉孩子们:“妈妈演戏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饱些。”然后
才依着年岁大小分给每个孩子一份,最后留给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
小双双的碗没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没有摔破,但是米饭连菜汤全泼掉了,
孩子们把地上的饭抓起来往嘴里送,顾不上地下有泥土……这真是一场惨剧,但现
在却当做笑话来讲了。
饱经忧患的母亲永远是稳重的、宽厚的。过去的总会过去,没有抱怨,更没有
愤怒。提到还没有完全好转的饥荒年月,母亲说:“早就听说外地灾荒的悲惨事,
河南的一场‘荒祸’一个省就饿死了多少万人。比起来我们过的就是神仙日子了。”
母亲又永远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国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亲说的“过去的总会过去”,60年代的前半期确是比较安定下来了,老
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社会亦好像走上了轨道。就我家说来,一场滔天大祸之
后重获安宁何其可贵可喜! 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最会满足现状的,“平安即是福”,
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会教人忘怀过去了的灾难。然而事情却总是向着人们的意愿逆
施倒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出了一个阴毒凶险、集天下万恶于一身的女妖江青,
并从而形成一个为祸十年的“四人帮”,把刚刚复苏的中华大地推落到万丈深渊。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好河山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转眼之间,我又成
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顶被挖通,墙壁被掏破,地板
也撬开,说是要搜出暗藏的电台和武器……年轻的学生变成了暴徒,住在近处的高
干子弟几次随便出入我家顺手牵羊把喜爱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
一家重担又落到比“反右”之难时更加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孩子们,
连被拘押的儿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长大了,已经十岁的小吴双居然能
够从和平里乘无轨电车换公共汽车送饭到妈妈的拘禁处,而且还能以不卑不亢的气
概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红卫兵们。
谁也料想不到,这种恶毒专横、荒唐愚蠢、残酷暴虐、颠倒黑白的名为“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竟会延续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开始我和许多同难者一样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1969年得到约
一年时间的自在逍遥之外,约八年时间被隔离监管,不准与家人亲友联系,更不用
说相见团聚了。“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恣意横行以至于此,真不知道要把这个
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较有限制的自由。这个为千百万观众热爱的演
员在干什么呢? 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二十几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湿,
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毕竟她得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
末亦可在家休息。这样,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干家务总算有了帮手,但只是
担心她的儿子——我这个长期受审查者的安全。
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
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
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候,居然发生
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
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50年
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 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
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
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 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
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
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 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
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
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
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
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
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
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
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 ”于
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
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
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
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
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 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
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
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
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
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
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
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
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
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
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
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
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
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
“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老母都受株连。
除在台湾的大姐外,其他九个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和迫害。直到1979年,
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文件“改正错误”。1980年再发布文件“彻底平反”。
从1957年开始,我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止,
共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里我始终不理解我到底错在何处? 从心底不能接受加在
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而且证实了:我没有错。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祸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亲。母亲于1982年病重逝世。
“若可赎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终世的遗憾。在我这个小家的每一天危难的时刻,
母亲寸步不离,受尽苦难。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个子女家里都不会冤枉受这么多
苦,但一言既出,历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尽疾病折磨的时刻,在她最终瞑目
长辞人世和亲人的时刻,我却在剧场里看戏。闻讯赶到垂杨柳医院,亲爱的母亲永
远不再回来了。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
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
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
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诗人元稹追思妻子写过三首“悲怀诗”。把他人怀念妻子的诗句移来怀念
母亲或许是不敬的,但我对母亲却具有同样的感情:“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
未展眉。”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
1990年12月25日北京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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