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轰轰烈烈的土改，一次斗争会，“乱棍打死！”

    次日县委派了一辆爬犁，把我送到四区。

    虽然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还没有结束，土地改革的具体任务还
没有布置下来，但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坐爬犁路过一个小屯子休息，顺便打听了一下，这个屯子一共才十一户人家，
属于“地主富农”被抓起来的有十三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抓起来一个人还多。

    我到了四区。区委书记叫郑平。吃过晚饭，他向我介绍四区土地改革的情况。
他说：“群众已经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现在到处在抓地主富农，罪大恶极的，
由群众开斗争会。怎么处理，群众说了算。现在不是提倡”贫下中农打天下、坐
天下。贫下中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嘛……“这时区政府和区委的院
子里已经关了三百多人，我问他还可能抓多少，他说：”我们还打算再抓六百。
“我想，这个区一共才六千人口，再抓六百人，平均每家抓起来一个半人呀！现
在他们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再抓起来六百人往哪里关呢？当时附近有很多土
匪在活动，还有几个苏联十月革命后逃过来的白俄村庄，他们也有武器。如果他
们里应外合搞一次暴动，区中队这十几个战士是抵挡不了的。但我没有说出自己
的顾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是工作之大忌，况且我只是个记者，是采访来
的，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力。

    第二天晚上，我到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农民会。参加的都是土改中表现
积极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研究明天要开的这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为了压压他
们的威风，决定会上要打死六个地主恶霸分子，办法是当时流行的“乱棍打死”。
他们拟定了要被乱棍打死的名单。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有什么罪恶。但既然“贫下
中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要打死他们，想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作为记
者，只是听会。

    第二天上午，全村群众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开斗争大会。原来计划乱棍打死的
六个地主恶霸分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由农民会会长主持会议。首先拉出一个
罪犯，由一个贫农进行控诉。他不仅是地主，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还在伪满当过
村长，伙同日伪抓“国兵”，要“出荷粮”，罪恶滔天。这个农民控诉后主持会
议的会长问：“对他怎么办呀？”下面呼喊：“乱棍打死！”于是事先准备好的
几个青年组成的棒子队，便把这个犯人拉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一阵沉闷的
“卟通卟通”，那人就挺尸了。接着又拉出来一个犯人，仍然是由一个贫苦农民
控诉其滔天罪行，之后又是主持会议人问大家：“怎么办哪？”下面响应：“乱
棍打死！”这人立即被拉到那柳树林子，又是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的声音。
我当时虽然感到胆战心寒，但理智告诉我：“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分子，
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千万不能怜悯他们！”我还到柳树林边去看那“乱棍打死”
的现场。农民控诉第一、二人罪行的时候，听起来还有些内容，轮到第三个人，
控诉词就有点空洞无物了，好像有点“无限上纲”的意思。当主持会议人在控诉
之后问：“怎么办哪？”回答：“乱棍打死”的人也不那么多，声音也不那么响
亮了。当事前准备好的第六个犯人被拉到场上的时候，我一看是个青年，顶多十
八九岁。他战战栗栗地被拉到场上，脸色十分恐惧，我想：他顶多是个地主子弟，
要犯罪行也还没有时间呀！会不会农民领导人中要“斩草除根”呢？我只是那么
一闪念。此时一个农民进行控诉，我注意听着，含含乎乎没有听出什么实际内容。
这时主持会议人问：“怎么办呀？”下面没有人回应。主持人又问：“怎么办呀？”
还是没有人回应。连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如果有三、五个人回答：
“乱棍打死！”这小伙子就没命了。在主持人问第四遍的时候，会场上死一般沉
寂。我感到全会场的心都在紧缩，在战栗。人们想：如果说“乱棍打死！”良心
会受到谴责，如果说：“他没犯乱棍打死的罪……”在那样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
动中，人人都要当积极分子和地主恶霸划清界限，谁有这个勇气呢？这时会场中
间一个老农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又不忍心，于是用稀里胡涂地小声地像嘴里含块
豆腐似地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饶了他吧……”声音很小，似乎是说给他旁
边的人听的。但是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既然有人说了，于是会场上几乎是全体
人一阵呼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比刚才回应：“乱棍打死！”
要响亮多了。因此，这个青年就被释放了。直到现在，那场面、气氛还鲜活在我
的眼前。

    次日我到四区的胜利村进行采访。这里也是轰轰烈烈：白天开斗争会，晚上
研究分配土地问题。我在这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统计了抓人和打杀人的数
字。因为我住了好几天，村中很多人我都认识。有一天，我在农民会队部，看见
一个青年，我问：“你是哪个村的？”他答：“我就是本村的。”“我怎么不认
识你呀？”我又问。他说：“我原来在齐齐哈尔当教员，因为是地主成分，不能
当教员了。被除名回家，今天来农民会报个到。”

    这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小马架”里（一间小屋，很矮，在山墙一头开门的
房子）想了很久。土地改革，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是当
前的革命任务。我是非常拥护的。我自己家里贫穷，深知没有土地之苦，希望农
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的搞法是不是“左”了呢？作为记者既有报道土地
改革的责任，也有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任务。于是我第一次向嫩江省委写了一
个意见书（这是我第一次“上书”，以后还有好多次“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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