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到大伙房水库，在生活的激流里，反胡风运动“株连”到了我

    东北局一撤销，东北作协也改成沈阳分会。《东北文艺》也停刊了。

    我从在写长篇小说《燃烧的土地》时，有过深刻体会，觉得一个作家要想写
好作品，只是靠采访材料不行，必须自己熟悉一个环境，像曹雪芹熟悉大观园那
样。必须自己到一个岗位上，去挑挑工作担子，好像到大海里游游泳一样。或者
说是给自己开一口矿井，去吸取生活源泉。所以我在1955年拿着省委宣传部“参
加工作，担任职务，长期体验生活”的介绍信，就到正在兴建的大伙房水库去了。

    当时，省委给我提供了三个体验生活的地方：一个是鸭绿江上游的水丰水电
站的改造工程；一个是辽西某个潜艇工厂建设，再一个就是大伙房水库。我觉得
水库建设场面宏伟，要和洪水斗争，随着人和自然斗争的复杂性，人和人之间的
斗争也更加尖锐。所以决定到大伙房水库去。从我后来的生活和创作的成果看，
这个决策是对的。我先后参加修了两个水库建设，大伙房水库竣工，又转移到清
河水库。可以说这是我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一次运动的话，只是对着书本批不在场的俞平
伯，也没有扩大化。那么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在文化艺术界就具有真正的
运动规模了。我刚刚到水库不久，就被叫回沈阳，参加“反胡风”运动。（关于
“反胡风”运动的前因后果，“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位青年作家曾经写了一本
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史料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冤假错案的全过程，我这里只是写它
所波及的作协沈阳分会）。

    我回沈阳参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既发了言，也写了文章。没有想到
我这个和胡风关系“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被株连了。

    当时沈阳作协分会被触动的有四个作家。一个是草明同志，大概她和胡风见
过面，后来证明仅仅是一般地认识；一个是马加，他去见过胡风。在查抄的胡风
的日记中，发现一句话“马加来，谈机械论的危害”，因此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他两个都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一是安危，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认识一个当时
被列为胡风分子的作家（他们认识时还没有认识胡风）。我呢？根据查抄的胡风
日记，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的，有一个东北藉作家，名叫徐放。徐放在“伪
满”和另一位东北作家鲁琪有朋友之谊。既然徐放的朋友是胡风分子，那么鲁琪
当然也成了胡风分子。接着的推论是：韶华和鲁琪一起工作过，那么韶华当然也
会陷进胡风的圈子里。现在觉得很好笑，可是当时就是这么推论的。

    于是领导找我个别谈话，批判会上要我交待，弄了好多天。

    我当时辩解说：“我不认识胡风，也不认识徐放。我到东北之后，在安东和
鲁琪共同工作了不到半年。安东撤退，我们调到西满，他在电台，我在报社。那
时我们都不知道胡风为何许人也。49年以后我调沈阳，鲁琪在哈尔滨。几年也见
不了一次面，怎么可能和胡风集团有联系呢？”

    当时有人追问：“解放以后你和鲁琪见过面没有？”

    “见过。”

    “在什么地方？”

    “53年，开第二次文代会时，在北京见过。”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逛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些东西，没有谈什么。”

    “他没有发展你参加胡风集团？”

    “没有。除了谈些闲话，没有谈别的。”

    “胡风这个反革命分子，在日记上写得明白，他要发展反革命势力。鲁琪见
了你，不谈反革命的话，他还算是什么反革命分子？”

    “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在任何地方见了任何人，一见面，都宣传反革命呀？
那不是太蠢了吗？况且我是一个老党员，他会不会有点顾虑？不怕我揭发他？…
…我们确实没有谈论有关胡风的事。直到现在我连胡风的面还没有见过……”

    ……就是这样，弄了我三四天，实在找不出我和胡风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关系，
也就不了了之。我又回大伙房水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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