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我“大连小说会议”发言，种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种子

    62年八月，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在辽宁的大连开了一个“农村题
材短篇小说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写农村题材的著名作家赵树理，李准等。主
持会议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我作为辽宁的东道主，也应邀参加了。
在会议上，大家都反映：现在农村题材难写，写“光明”吧，这几年饿死了那么
多人，实在没有什么可歌颂的；写缺点吧，又容易犯“暴露阴暗面”的错误。在
讨论这几年造成我国困难的原因时，我的发言中讲了一句“天灾人祸，人祸是主
要的”。参加这次大连小说会议的还有辽宁作协的马加和方冰。方冰的发言有几
句话十分精彩。关于写人物问题，方冰说：我们在创造人物时，往往是“吹猪拔
毛”。大家一时不知道“吹猪拔毛”是何所指。他继续解释说：“写人物只能写
英雄，而写英雄人物又只能是高、大、全，像吹猪似的吹得很肥，是不能写缺点
的，像杀了猪拔毛似的，结果把猪弄得干干净净，肥肥胖胖，光光堂堂，但是条
死猪。”

    当时作纪录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唐达成，也不知道他的手怎么那么快，把这
些话全记录下来了。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提出来：英雄人物可
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写。这就是以后反复批判的“中间人物论”的来源。“文
化大革命”刚开始，中央就把大连小说会议纪录发下来，我和方冰的发言，都成
了反党的铁证，邵荃麟在64年就开始挨批判。原来部队作家刘白羽，因为身体不
好，总是在外地“休养”，64年一批判邵荃麟，他的病也好了，到中国作家协会
去主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都和他主持的大连小说会议有直接
关系。刘白羽也被打倒了。刘一看大势不妙，通过老首长回到了部队，一穿上绿
军装，就成了革命派。

    1961年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62年“七千人大会”要大家“出气”时，就
号召大家要敢于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就是所谓的不搞“五
子登科”：不“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挖根子，装袋子”等，后来又发展到
“十二个不”，加上了“不作纪录，不整理简报，不装档案，不秋后算账……”
等等。真有点要发扬民主的样子了。在大连小说会议的开幕词中，邵荃麟同志也
是这么向大家动员的。其实，也就在我们在大连开会的同时，毛泽东在第十次中
央全会上就开始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
月讲，天天讲”。从“八大”的“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到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么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没有
经过中央讨论，毛主席一句话就转过来了。这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想不到的。我们
大连小说会议上面的发言，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罪状”，我们太天真，
太轻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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