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工作会议恢复了，还没散会，中国的晴天惊雷

    毛泽东去世，中国政局肯定要发生重大变化。我估计，大庆的政治工作会议
是不能开了。因为当时的最大“政治”是“批邓”，不管开什么会议，写什么文
章，在什么场合讲话，你真批也好，假批也好，在文章、讲话前后“穿鞋戴帽”
也好，如果不挂上几句“批邓”言词，说你“做菜没有放盐”还太轻，你简直等
于在“放毒”。所以面临政局大变动，这样的会议不开最好。可是我的估计错误
了。石油部通知，大庆的“政工会”在九月二十七日开幕，我作为东北管道局的
代表又到了大庆油田。“政工会议”的总会场在新建的一座能容纳三、四千人的
大会堂。可能为避免建“楼堂馆所”的嫌疑，大庆油田谦虚地叫“会议棚”。全
国各油田的代表都来了。“会议棚”坐得满满的。气氛庄严而热烈。会议开始首
先介绍的是，大庆油田总的政治工作经验。基本要点有六条，条条都是：因大庆
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和邓小平对着干”，才取得了年产五千万顿石油的成果。
油田各二级单位，分别介绍了几十个经验，也是抓“批邓”为纲。会议开了一个
星期。在闭幕大会上宣布：有急事要马上回去的，可以回去；愿意留在大庆参观
的，可以留几天，大庆负责接待。从1964年我到大庆体验过一段生活，修输油管
道时，“油头”又是从大庆来的。输油管道首站就在大庆。因此我无数次来过大
庆，该参观的，全都参观过了。但我还是愿意留下住几天，看看朋友，聊聊大事。

    宣布散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亿万人民的心愿”。社
论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一个是出版毛主席著作“第五卷”。
但在社论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在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企图篡改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指示”。

    按多年惯例，只要中央有什么指示，“两报一刊”发表什么社论，各单位必
须立即组织学习。我们留下来的同志，便分成若干组学习“亿万人民的心愿”。
讨论中有人提出：社论说，有人企图篡改毛主席指示，是谁呢？我当然也不知道，
我说：“反正不是你和我，总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吧？”

    这天晚上大庆油田供销公司经理、工程师赵勋固，要我去他家吃晚饭，并且
聊聊天。我马上就去了。在修建输油管道时，我们在工地共处很久，是无话不谈
的朋友。一见面他就很隐秘地告诉我：中央可能出了大事，石油部的部长、副部
长们，各大油田的领导们，原来要留几天的纷纷往回赶。我问他“可能是什么大
事？”他也说不准，只是说：可能那几个人被抓起来了。

    回到宾馆，我拿着短波收音机，跑到广场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听西方广播电
台广播。

    当时收听资本主义电台广播，叫“听敌台”，是一种犯罪行为。农村有一个
广播站的广播员，在调台的时候，忽然扭到“敌台”频道，小姑娘不知道是“敌
台”，播了几分钟，结果闹得家破人亡。

    在中国还是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中国的保密制度实际上只能对老百姓保密，
西方电台的广播起了“出口转内销”作用），这天的“美国之音”，英国的“BBC”，
日本的“NHK ”广播，都报导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二番回头又到赵勋固
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们还一起喝了酒，表示祝贺。

    江青被抓起来了。每每我想起这件事就有点好笑：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
命”前，就讲“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当时他所指的当然是刘少奇。毛泽
东没有用“坐在我们身边”，“站在我们背后”，而是用了“睡在我们身旁”，
一个“睡”字应验在江青身上了！可笑！

    要说中国的“三信危急”，对全民说来，第一次是林彪事件；第二次是粉碎
“四人帮”。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和他老人家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一个
是判国分子，一个是“白骨精”，他老人家“一贯正确”“洞察一切”又在哪里
呢？毛泽东，林彪，江青尚且如此，要我们相信谁？，有什么还值得相信的人呢？
这次粉碎“四人帮”，又一次或者说在更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三信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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