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家乡来的信息

    辽宁作协一直住在沈阳城内张作霖府第旧址，人们习惯称为“大帅府”。1959
年春节前夕，正是“三九”严冬。一天早晨起得床来，我从后院宿舍，到我父母
和孩子住的前楼吃早饭。一进门，见地上放了两个河南农村深蓝印花家织布包袱，
我二姐和三姐正和父母亲说话。见我进屋，说：“兄弟呀，我们从老家来了。”
她俩都是五、六十岁的家庭妇女，小时候还缠过足，没有文化，从来没出过远门，
事前没有写信，没人到车站接，千里迢迢怎么来到沈阳，又是怎么找到家里的呢？
我忙问：“这个地方好找吗？”我三姐说：“好找，下了火车，一问就找来了。”
她拿着我以前给家里写信的旧信封。

    我说：“先吃饭吧！”

    这时父母开始做饭。我大姐在解放后被坏人陷害，惨死了。家里只有这两个
老姐姐。姐弟见面，十分亲热。一面等着做饭，一面说话。话题自然是谈论家乡
目前的情况。

    她们给我讲的第一个话题是，农村开始饿死人了。本来去年的年成不错。可
是因为大炼钢铁，所有劳动力都炼铁去了。粮食没有收获，后来又号召深翻土地，
把好好的收成埋到地底下，（和我在开原见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足见这是全国性
的问题）可是农村干部为了满足上面的“大跃进”数字，说是特大丰产。产量大，
就得多交公粮和购粮。农民交不了那么多粮食，甚至花高价去买了上交。就是这
样，上边还怀疑农民受上中农或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从“理论”上说，他们代
表“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瞒产私分，又故意“哭穷”。于是公社便命令村干
部带领着民兵，到处搜粮食。有的用铁钎子在各家院子里或房前房后，穿地三尺，
寻找私藏的粮食。即使收获一点，也吃光了，哪里还有粮食呀？

    农民饿得没办法，有人便跑到地里，挖开冻土，捡一些还没有沤成泥的粮食
粒吃。去年没有起出来的地瓜，在地底下一沤一冻，变得恶苦。还是有人刨出来
吃。我村附近有一个大镇子叫留固集，来往运输的大车很多，牲口拉些粪蛋子，
有人甚至围上去打碎粪蛋子，捡些牲口没有消化的残黄豆粒吃，可见饥荒已经到
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她们还讲到我们有一些亲威，逃荒到新疆去了。说在这里三姐说：“因为家
里' 断顿' ，来沈阳没有别的事，在兄弟家里吃几顿饱饭。”

    我说：“没啥，没啥。这时候你们不来找我这个兄弟，还能找谁呀！”这是
姐弟谈话的内容之一。

    她们讲的第二个情况是：前年大炼钢铁：各村的青壮年，全都到外地炼钢铁
去了。农村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吃“大锅饭”，各家不得私自做饭。大炼钢铁时
因没有原料，把锅都砸了。原料还是不够，便把各家的铁饭勺和其他铁制品，都
搜走了，甚至门上的铁钌吊，也都拧下来拿去炼铁。当时有一个“著名”口号：
“谁家墙上留下个钉子，等于隐藏一个美国鬼子！”

    这个口号的“版权”是谁的“发明”，流传的范围多大，已经无法考证。但
其“上纲”的高度，其吓人程度，“帽子”之大，已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
“阶级斗争”为纲。“谁家有颗钉子等于藏个美国鬼子”那就是汉奸了！公共食
堂浪费了很多粮食，现在只剩下稀汤煮红薯叶了。可是又不让农民自己做饭，就
是想做饭，连个锅也没有。

    她们谈的第三个情况是“密植”，据说密植能增产，干部便强迫农民密植。
密植既不管土壤情况，也不管坡地、洼地，“一刀切”，规定一亩地播下二斗种
子，长出来的麦子象铺地的草坪。看来，即使到了麦收季节，也不会有收成。说
到这里，她们表现了对前途的绝望的心情。

    当时粮食产量的换算方法是：三斤红薯算一斤粮食。县里和公社干部，为了
表明自己领导的地区增产，命令农民大种红薯。去年种了不少红薯，现在能有红
薯干吃就不错了，可是光吃红薯“烧心”。有的连红薯干也没得吃，只好吃红薯
梗和红薯叶。

    再就是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大搞水利时，干部为应付上边检查，也为了表示
农民的“冲天干劲”，在三九严寒，让农民光着脊梁干活。谁不好好干，农村干
部动辄打人。滑县从东边的八里营，到县城，挖了一条“运河”，正好从我家门
前经过，说是以后从县东到县城，无论运输东西或者行人，都可以坐船。远景目
标还有个“河网化”的计划。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是十年九旱，根本没有水源。
现在河道挖好了，占了不少地，成了一条干河。

    两个姐姐所讲的内容，把党中央后来反对的“五风”全包括在内了。可是当
时是没有人敢公开对外人讲的。

    父母亲给两个姐姐做好了饭，饭前谈了这些情况。我一面听讲，心中不禁愤
愤起来，怎么可以这样搞呢？我这个人自信为党为国，从当记者时，就爱写“内
参”（专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信件）。吃过饭，我告诉两个姐姐：“你们坐了
一天一夜火车，稍稍睡一会儿，休息好了，到后楼再给我详细谈一谈，我记一记。
我写封信给河南省委，把你们讲的情况反映一下。”因为她们讲时都有时间、人
名、地点，我当时没有纪录，怕写不准。她们答应饭后和我再谈一次。

    可是饭后我在后院等了好久，还不见两个姐姐来。我又到前院去找她们。我
问她们为什么不来，姐姐说：“咱爹咱娘都不同意你的给上边写信。天塌了砸死
大家，咱出这个头干什么！”

    由于一贯“左比右好”，我父母亲都是文盲，家庭成分又是贫农，历次运动
又没有“运动”到他们，他们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中这些“规则”，怎么会知道我
给上面写信、提意见，会给自己惹祸呢？中国的农民啊！他们比我还聪明。

    此时，三姐说了一句话，至今我保留在记忆里，印象还十分新鲜，她说：
“俗话说，理是直的，路是弯的。现在搞' 方田化' ，路修直了，理变弯了。你
就别叫真，给人家写信了。”在荒唐的大跃进岁月，“科学”成了“阶下囚”，
造假成了“座上宾”。

    父母既然怕我惹祸，我也没有让两个姐姐再谈。回到后院，我按照刚才她们
给我讲的，细细回忆了一番，立即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甫写了一封信。简要
内容是：

        吴芝圃同志：
            我是河南省人，目前在沈阳工作。大跃进
        以来，河南创造了许多奇绩，放了许多卫星，
        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感到自豪和骄傲。（当时
        反映任何真实情况，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得先
        讲一通成绩，这成了一套行文公式，我也学会
        了）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成绩，所有
        创的"纪录"，所有放的"卫星"等，都是很
        真实的，也不能说，我们所用的方法，都是正
        确的。根据最近家乡来的亲友人，所谈情况，
        反映如下：
            一、……
            二、……
            三、……
        （我把两个姐姐谈的情况概略写了一遍）
        
    无论按照党章、党性原则，一个共产党员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作风，
或任何实际情况，都有提出意见、向上级反映的责任、权利、义务。可是在党内
和社会民主不正常的情况下，要反映点真实情况，讲点真话，都得左思右想或者
胆战心惊，要有付出很大代价的精神才行。为此，我在信尾又补充了一段话：

            当然，这些情况可能是个别的，反映的问
        题是不全面的。但我听了这些情况，之所以写
        信给您，说明我相信绝大部分是真实的。这种
        思想，是不是一种富裕农民或者是自发资本主
        义思想的反映，我也正在深思（即使讲这点真
        话，我先自己"检讨"一番，来表明我的本意
        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以免此信产生
        副作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策略"吧。

    把信写完，署上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没有再找两个姐姐核对就寄走了。

    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什么结果。其时，河南省委内部正斗得凶，省长吴
芝圃把他的书记潘复生整倒了。在全省展开了大批判，以“肃清潘复生影响”。
连小学生，都得批判检讨“潘复生”思想。可见“扩大化”到什么程度。

    但我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却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后来才明白：要讲点
真话是要想想长远后果的呀！

    富有戏剧性的是：潘复生被吴芝圃整得那么狠，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忽
然革命起来，当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黑龙江在建立新的“红色政权”—
—省革委会时，“两报一刊”，曾经发了一篇社论叫“东北的新曙光”。按道理，
潘复生被“极左”路线整得死去活来，应当尝到了“抓阶级斗争”的滋味。可是
他在黑龙江掌了大权之后，“阶级斗争”抓得更凶。黑龙江曾经流传甚广的一个
故事：有一天，潘复生从自己独门独院的小楼里出来，不慎踩着台阶上的一块西
瓜皮，滑倒了。他怀疑这是“阶级敌人”要暗害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责令专政
机关追查。改为“人保组”的公安局，还真的在“大海捞针”中找到了那个扔西
瓜皮的人。原来是一辆运输卡车装卸工人，车一面开，他一面吃西瓜，吃完了顺
手扔进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院子里……（这个企图“暗害”革命领导干部案件，
后来怎么判的，民间没有传说）我常常想：在台下挨整，一上台就整人，难道这
也是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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