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冷静下来的岁月

    到了1961年夏天，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好象都从共同制造的“五风”
（即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并由“五风”造成
灾难中清醒过来了。因为，第一是饥饿的肚子靠吹牛是维持不下去了，国民经济
已经濒于崩溃边沿。于是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一样，在各条战线上开始纠“左”，把
被打乱的各种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工业、农业、手工业，教育、卫生等战线，都
制定了“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等等。
这些条例等同于党的政策方针，或者是这条战线上的“小宪法”。在农业方面，
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大锅饭”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可以
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也部分地开放了集市贸易，市场开始有点生气了。这种
“大转变”最重要的标志是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让大
家“出气”。

    开过了七千人大会，我对于形势是感到乐观的。我以为，对于这几年造成的
灾难，现在已经到了“全党和全民觉醒”的时候，政治气候很宽松，允许大家讲
话，特别鼓励讲真话。仿照中央的办法，各省都开了各级干部会议，让大家充分
发表意见。为了发扬党内民主，还针对过去的错误做法，规定了不搞“五子登科”。

    所谓的“五子登科”指：
    
          不抓辫子（指过去谁若是讲"错"了什么话，就是
                    一条挨整的辫子）
          
          不戴帽子（指戴上这样或那样"分子"帽子
                    ——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白
                    旗等等）
          
          不打棍子（指挨批判，受处分），
          
          不挖根子（指你犯了什么错误，要无止无休的检讨
                  '过关'，一直到你把"资产阶级"思想
                   根源挖出来才肯罢休）
          
          不装袋子（指你犯了什么'错误'要纪录在案，并
                   装在你的档案袋里，让你背一辈子包袱）
                   
    这“五不”，后来各地发展到“十二个不”，发言不录音、不作记录，即使
讲错了话，也不得组织批判……“十二个不”难于尽述。总之，这时上上下下的
主要倾向，都是鼓励人们实事求是，讲真话。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我觉得是讲真话的时候了。现在不讲真话，更待
何时？我不仅要讲真话，还要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从根本上解决和克服说假话
的风气，不要再重复这段历史。我们的国家受了这么惨痛的损失，不总结一些经
验教训，我们就对不起后代！

    这年春天，我在省委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我就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向党中
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两万言的“上书”。我在“上书”中首先申明：党中央也不
知道比我高明几百万倍，我还要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太过高估计自己了。但
我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心里的话，不对党讲，我就有负这个光荣称号了
……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凡是出了“气”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加倍算
了账。这封“上书”成了我最大的心病。我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形势的千变万
化估计不足，而且对自己估计过高了。）

    我那时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按组织原则，我把这封两万言的“上书”，
先是交给宣传部副部长、著名音乐家安波同志看，征求他的意见。我一再声明：
让你看只是请你提些意见，并没有让领导负责的意思，有什么错误，文责自负。

    安波同志看了，对我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不是一定用这种方式提，
你还是考虑一下的好。”

    我当时还没有他的政治经验多，也过分天真，觉得既然我的意见是对的，我
就不用再考虑了。

    我又把“上书”送给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李荒同志。我给他的一封附信中，
也申明：只是请李书记提提意见，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并不是让李书记对这封
信的内容负责。

    过了几天，李荒书记委托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李书记没有时间看。你要
向中央反映情况、提意见、建议，我们可以给你转去。

    我原来就觉得，这封信不能从邮局寄，省委和中央有“内部交通”，绝对不
会丢失的，说：“那就麻烦你给转上去吧。”

    从1962年到1965年，算是过了三年相对平静的日子。

    由于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关系，这里我还想加一段有
关中、苏关系的一个小插曲。1964年，中苏两党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
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九评”，苏联共产党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中、苏两
党之间斗争之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两党、两国关系还没有破裂，彼
此还称同志。这年夏天一个四人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到沈阳后由我
全程陪同。这件事对我的印象至今不忘。

    这几年，我陪同过多个外国作家代表团。陪同的主要任务是向他们宣传我们
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批判苏联“和平过渡”等等。那时外宾
驻的各大宾馆，服务台前都摆着“九评”等批判苏联的小册子，免费赠送。

    这次我陪着这四个苏联作家，在饭厅中，在小汽车上，在饭后散步时，陪了
三天，争论了三天。一开始接触，那位叫什么“夫”（实在想不起来了）的团长
就攻击斯大林。我当然要捍卫斯大林。这位团长总是讲斯大林在“肃反”中，在
对德战争中，在人民生活上，在国际共运中，所犯错误。我和他针锋相对，捍卫
斯大林。

    我记得那天他们代表团要由沈阳去上海访问，从宾馆到机场要走半个小时。
我对这位团长说：“我们争论了三天了，现在要告别，我们已没有时间争论清楚
了。你们真理报发表的反华文章，我们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可是我们发表的”九
评“，你们真理报却不敢转载。既然没有时间争论了，我建议你们看看那些小册
子。各宾馆都可以拿到的。”

    这位团长说：“不就是' 九评' 吗？对不起，韶华同志，我们已经看过了！”

    他沉思了一刻，反问我：“比较起来，我们两人，对于斯大林，谁了解得更
多呢？”

    “谁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谁了解得就更多。”我针锋相对。

    团长稍停，接着哈哈大笑：“我相信，我比您知道得更多。等你对斯大林知
道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再来争论吧！”

    飞机场到了，争论只好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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