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扮演"黑后台"的艺术
                        大悲剧，大喜剧，大闹剧。

    1967年的 1月，忽然从阜新市来了几个造反派。说是矿区“揪”出了在那里
长期体验生活的三十年代的老作家谢挺宇，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和辽宁作协的革命
同志一起，召开大型批斗会，并要求谢挺宇在辽宁作协的“黑后台”在大会上
“陪斗”。

    谢挺宇在阜新煤矿体验生活，已经好几年了。在矿区职工群众中反映甚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作为“黑帮分子”就被煤矿的造反派“揪”出来了。
工人阶级和作协联合批斗“走资派”，从作协来说，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
方，和“工人阶级结合”批斗“黑帮”，是很时髦的“大方向”，作协的造反派
马上就同意了。因为谢挺宇是作协派到煤矿的。辽宁作协当然有他的“黑后台”，
可是让谁当谢的“黑后台”参加“陪斗”呢？当时到处都需要“批斗对象”，作
协几个“黑帮分子”，已经不够“分配”了。阜新来人提出要副主席之一蔡天心
陪斗。可是蔡被辽宁大学“揪”去了。协商结果，由我和思基作为谢的“黑后台”
去阜新“陪斗”。一拍即合，次日就出发了。

    出发前，一个造反派向我们交待了要充当“黑后台”的任务。那时我有一些
担心：在作协挨批斗，都是机关工作人员和编辑。他们到底是知识分子，即使造
反，也是形势造成的，心地还比较善良，所以我们从没有受皮肉之苦。可是到了
阜新，面对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他们又不了解作协的情况，如果被认为是“不
老实交待”，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我们会不会受皮肉之苦呢？我正拿不
定主意，在火车上阜新派来的造反派代表，就给我们吃“定心丸”了：你们放心，
我们的运动还是在矿区党委领导下，我们是讲政策的。谢挺宇是你们派到阜新的，
你们是他的黑后台。这一点必须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
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不好惹的！云云。

    这番话一说，我就明白了：多年来搞任何政治运动，各单位都必须“轰轰烈
烈”。煤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揪出了“黑帮分子”，在全市“游斗”几
十场，对外显得多么“轰轰烈烈”呀！可是谢挺宇这个“黑帮分子”怎么来到了
阜新？是谁支持了他？原来“黑后台”在沈阳！这样就“烧”不到矿区党委。哦！
原来我们是来为他们党委“解脱”的！一石二鸟，想得多美！

    我想：历史就是这样：该你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你就不要推委，况且现
在也不是推委的时候。那么就帮他们演好这场戏好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阜新车站。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想，这里
要欢迎什么贵宾呀？下车之后才知道，他们是迎接从沈阳凯旋归来的职工造反派，
同时欢迎慷慨和他们合作的辽宁作协革命战友们的。作协给他们送来了谢挺宇的
“黑后台”，帮助他们抓了“大方向”，理应受到热烈欢迎。这样我和思基也在
“欢迎”之列了。“接待规格”够高的了。

    一下火车，当地造反派把一个人粗暴地往我身上一推：“站好！”我几乎被
撞倒，一看是谢挺宇。他作为主人也来“欢迎”我们了。“老朋友，久违了！”
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和他见面。谢挺宇戴了顶狗皮帽子，长毛几乎把眼睛都遮住
了，近视镜结了一层冰霜，穿着一双旧棉鞋，破棉裤下扎着腿，腰间系着一条麻
绳。造反派在他破棉袄背后，用粉笔写着“三反分子谢挺宇”。人是衣裳马是鞍，
谢挺宇给我的直接印象，使我想起了土地改革中挨斗时的老地主：“他现在演老
地主不用化妆！”

    我和思基一下火车，立即被挂上一张大牌子，我的牌子上写的是“黑帮头子
周韶华”。

    那天，我穿着一件西服黑呢大衣。这件大衣很有来头：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
战友送给我的战利品，原来是日本军大衣的土黄色，解放后染成了黑色。抗美援
朝又跟我过了鸭绿江。这天十分寒冷，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我和谢挺宇本
来爱开玩笑，现在什么话也不能说了。

    他们在火车站就地批斗了我们一场。加上候车旅客，有上千人吧！从阜新造
反派批判的“调门”中，我猜得不错：他们在批斗会上说：“全国文化大革命的
形势大好，我们煤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同样是大好的，是轰轰烈烈的！我们揪出
了黑帮分子、反党作家谢挺宇，同时还揪出了他在沈阳的黑后台。现在我们揭发
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这场批斗会，只是由矿务局的造反派讲了这些话，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开
完一场，再转向下一个场地。

    这天晚上，辽宁作协的造反派，也向我和思基交了底：“你们是不是谢挺宇
的黑后台，你们清楚，我们也知道。但在我们和煤矿职工一起开批斗大会时，你
们必须承认是他的黑后台！否则小心工人阶级的铁拳！同时你们还要明白：不管
在这里承认什么，你们的问题，还得在沈阳定性！”这就更明白了。我们必须说
假话，承认是谢的“黑后台”，而且这种假话心照不宣——“在这里承认什么都
可以不算数”，“还得在沈阳定性！”为免受皮肉之苦，我决心演好这次“戏”！
既然大家都是在演戏，那么就不要为说违心话感到痛苦。这时多么需要“阿Q ” 
“精神呀！否则，就活得很痛苦，很艰难。

    这天，从阜新火车站到矿务局招待所，几百名煤矿职工和辽宁作协几十名
“陪同人员”，列队走在两边，我、思基、谢挺宇夹在中间，前面有大汽车开路，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帽黑牌过闹市”——我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每
走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就站下来开一次现场“批判会”。众人把我们围在中间，
由阜新造反派说些：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煤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我
们揪出了隐藏在我们煤矿的反党作家谢挺宇，还揪出了他在沈阳的黑后台，接着
是一阵“胜利”“万岁”“万万岁”的欢呼。没有让我们交待，也没有揭发我们
的“罪行”，十几分钟就“演”完一场。

    到招待所时，我们站在门口，等着分配房间。这时有不少群众围观。有些小
孩子见我挂的牌子上写着“黑帮头子”，甚感惊奇，和他身边的小朋友讲：“嗬！
还是黑帮头子呢！”天真的孩子并不懂什么，他们以为我们是电影上那些杀人越
货、或者是青面獠牙的黑帮头子呢。听他们那么说，我挺起腰板，仰脸看天，装
着不屈服的样子。一个造反派看见我那个气派，觉得太不象话，用脚狠踢了一下
我的下腿，恶狠狠地说：“你的腿不会打弯呀？”我仍然站得很直，而且做“稍
息”状，左腿累了换右腿。他又踢我的脚，让我做“立整”姿势。我想，我现在
是被俘虏的“敌人”呢？还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呢？自己革命了大半辈子，却变
成了革命的敌人。鸣呼，悲哉！

    不多时房间分配好了。我和思基住在一间房子，没有谁肯和“黑帮分子”住
在一起。这也好，我们这对过去无所不谈的朋友，今天有机会谈谈了。

    吃过晚饭，我和思基在院子里听广播。中央电台正播送上海市革命造反派，
夺了上海旧市委的权力消息，成立了“上海公社”。这就是著名的上海“一月风
暴”。到了这时，我也绝对相信思基，感到我说什么他也不会揭发我。听了“上
海公社”发表的“公报”和新华社评论，觉得实在滑稽：“无产阶级怎么自己夺
自己的政权呢？”可悲，可笑！我小声对思基说：“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大悲
剧，大喜剧，大闹剧！”

    实际上，这时的“悲剧、喜剧、闹剧”性质，远远还没有暴露出来，武斗还
没有真正开始，“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夺权“闹剧”，也刚刚拉开帷幕，但我已
经感觉到了。我这“三剧”的议论，在当时如果被揭露出来，完全可以定为“现
行反革命”。

    当天晚上，作协的一个造反派又来大喊着交待：明天的批斗大会，你们在会
上一定要承认是谢挺宇的黑后台。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自己负！接着是小声
嘱咐：明天要游街，天冷，多穿点衣服。最好戴上围巾，脖子上要坠大牌子的…
…。我十分感谢他的关怀，决心帮助造反派把这场戏演好。

    可是，批斗大会上，我这个“黑后台”该怎么交待呢？说点什么事实呢？自
己交待也好，揭发谢挺宇也好，原则是不能给自己抹黑，也不要给谢挺宇留下
“后遗症”。想来想去：有了！

    这天的揭发批判大会，是在一个电影院里开的。会议日程虽然是要我们交待
罪行并充当谢挺宇的“黑后台”角色。但要我们交待只是个形式；实际上是由他
们揭发。在这次批斗会上，还有一位省委宣传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女副部长黄觉生
陪着。当时她还没有被打倒，只是让她来检查“干部路线问题”，为什么把我们
这些黑帮提到领导岗位上？造反派向大会解释说，她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开
会时，她坐着，我们则是挂着大牌子，作“喷气式”状。

    会议开始先由黄觉生交待，接着是思基交待。黄是广东人，思基则是贵州人。
会场乱轰轰的，加上他们两个的口音难懂，还没有讲几句，就被造反派推到一边：
“乱七八糟，都讲些什么呀，不老实！揭发！”

    于是造反派便念一通事先准备好的批判稿子。

    接着便轮到我了：“周韶华！交待！”

    我按昨天晚上想好的原则：事实不能编造，既不能给自己留下查不清的问题，
也不能给别人背上历史包袱。此时听到叫喊，我便走到台子正中，弯着腰开始
“交待”。也许那个主持会议的造反派，看我们弯腰时间过长吧？我走到台前时，
那造反派说：“周韶华，抬起头来，让群众看看你丑恶的面孔！”我便有理由直
起身子，让弯得时间过长的腰休息一下。

    我开始交待。因为我讲的是普通话，嗓门又大，一开口，台下嘁嘁嚷嚷的声
音立即停止了。

    我说：“我交待，我的确是谢挺宇的黑后台，主要事实如下：第一、1960年
是我代表省委把谢挺宇送到阜新煤矿的。我嘱咐他的事共有三件：一是要好好在
这里生活；二是要好好在这里工作，三是要好好从事创作（这都是真的，接着我”
上纲“了）这都是现象，从本质上看，从实际上说，如果他写的东西有错误，就
等于是叫他在这里好好反党！第二、1960年，他的小说《断线结网》（反特题材），
受批判时候，群众本来要求给他处分的，是我保护了他，这又说明我是他的保护
伞和黑后台；第三、……”

    因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他们“揭发”，没有让我再说下去，一个造反派把我
推到一边：“胡说什么呀！不老实，揭发！”

    他们一个接一个批判发言之后，散会游街。我们由造反派左右“护卫”站在
一辆大货车上，迎着北风，在阜新市转来转去，我记得批斗了十二场。这是“文
化大革命”中，我第一次挂上大牌子挨批斗。

    这次批斗会，我也取得了一点经验：因为总是弯腰到九十度，挂的牌子宽大
一些才好，最好在一米以上，这样你弯腰做“喷气状”时，可以把下颚放在牌子
上，减轻一些下腿的重负。否则九十度弯腰，站几个小时可受不了。

    回到招待所我马上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作协的造反派。我在“备忘录”
中说：我在会上讲的，事情都有，但过程和性质却不是那样的。我是为了把这次
会议开好，不能和群众' 顶牛' ，才这么说的。希望你们不要根据我的交待给谢
挺宇做结论。

    这次批斗会还有一个“尾声”，不知道是阜新的造反派还是作协的造反派，
从谢挺宇的家中抄出了一本日记，日记本中就夹着个小纸条，是1961年我写的那
首讽刺整人“英雄”的打油诗。诗里借评剧《人面桃花》韵写着：

          去年今日此门中，（指庐山会议后在东北旅社）
          作协开会大斗争。（指文艺界所谓的"整风"）
          整人英雄何处去？（当时有人批判谢的《雾夜紫灯》是汉奸文学"）
          老谢依旧笑春风。

    这首打油诗写于1961年，讨论“文艺八条”的会议上，那时政治生活开始宽
松。我写此诗纯系开玩笑。我写好交给老谢，他看后笑笑夹在笔记本中，以后大
概他也忘记了。没有想到此时成了我一罪状。

    回到沈阳后，为这首诗，斗了我一场。我只好承认：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不满
情绪，仇视积极分子等等……

    （我们从阜新回来不久，就人说：阜新另一派造反组织揭露：这次揪出谢挺
宇和我们这两个“黑后台”，是旧党委利用“保皇派”抛出了两个“死狗”的策
略，是为保自己执行的一条“资反路线”，于是他们党委很快被冲击瘫痪了，当
权派也都打成了“走资派”，无一幸免）

    由于从谢挺宇家里抄出来的我那首打油诗，使我忽然想起来，从1946年我调
东北工作，到如今二十多年，我的日记、笔记有四十多本。土地改革在乡下，解
放战争在前线，抗美援朝在朝鲜，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有记录。不仅记录了自己经
历的事件，也记录了自己对诸多事情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在社会上红卫兵早已经
抄家了。辽宁作协虽然还没有抄家，但过去不抄，怎么能保证以后不抄呢？我记
得，大跃进时我就在日记上写过“大跃进做了一个荒唐梦！”还有这二年参加
“四清”，记录本记了不少属于社会上“阴暗面”的材料。这些东西如果被抄出
来，肯定要慝祸。

    四十多本日记、笔记怎么处理呢？烧，肯定不行，象我对“上书”那样用
“撕”的办法也不行。四十多本，怎么撕？想来想去：“有了！”

    这时天冷了，已经送了暖气。锅炉房就在地下室。前几天，几个年轻的锅炉
工人问我：“你不是写小说的吗？现在没有书看，把你家的书给我们拿几本来。
我们解解闷儿。”

    我说：“我写的和家里所有的书都是毒草，是封、资、修一类的玩意儿，我
现在还敢放毒呀！”

    “我们工人阶级觉悟高，不怕中毒。”他们笑嘻嘻地说。

    这天我把我的藏书装了两麻袋，把日记和笔记夹在中间，拖到地下室。“哗”
的一声倒在锅炉门前。我对锅炉工人说：“这些都是大毒草，不能让它再毒害人
民群众了。你们要是不怕中毒，可以挑几本，剩下的我就烧了。”

    几个工人欢欢喜喜地挑了好多本，大都是古今中外名著，看来他们还真有些
文化。趁他们在翻阅，我借机把那些日记、笔记扔进大锅炉中去了。几十本日记
笔记，在喏大的锅炉中，好象扔进几粒黄豆似的，一点也不显眼。

    事后我好后悔了一阵：这些都是我多年积累的创作资料，历史性纪录。好可
惜呀！可是现在是生存第一。

    他们挑了不少著名作品，我也把日记、笔记烧光了。一个青年对我说：“谢
谢你！”

    我说：“你们别揭发我' 放毒' 就行。”

    他们喜笑颜开地说：“哪儿能呢？”

    这是我第二次毁灭“罪证”。

    从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权”斗争。这时沈阳有四个厂矿业余
作者，带了几个停课闹革命的女中学生，来作协夺权了。他们的旗帜是“工农兵
文艺造反大军”。

    “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一进驻，就贴了第一号“通令”。“通令”内容有
三点：第一，以后作协的走资派，每天要向他们报到，接受他们批斗；第二，作
协的老编辑和工作人员要离开作协，因为他们受文艺黑线中毒太深，要长期下去
改造，不要作“园周运动”；第三，作协的汽车要由他们调配，等等。

    一打眼便可看出：“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来夺作协的权了。特别是对老编
辑们，所谓的不要作“园周运动”，意思很明白：你们下去改造就别回来了。作
协的造反派当然可以不理他们，都是造反派，谁怕谁呀！

    我们这些“走资派”心中是明白的。现在“工农兵”吃香。他们几个也许是
工人，可是，你们四个工人就代表“工人阶级”呀！你是工人就有工人阶级思想
呀！纯粹是形式逻辑！可是想归想，我们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去向他们报到，接
受他们批判性的训话。

    但是我们也不怕，我们都住在院子里，你们可得迎着冷风骑一个小时自行车，
来执行“训话”任务。老子可以奉陪到底。果然过了几天，他们就不在早晨训话
了。

    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所谓的“训话”，也有意思。我们这些人站好一排，有
一个斜眼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大腿压着二腿，摇晃着，说：“你们这些特权
阶层，精神贵族，过去尽执行文艺黑线了，腐蚀我们工农兵群众。你们坐在小卧
车上写作，还拿人民的血汗钱当稿费，你们有没有罪？”

    我们都承认：“有罪，有罪！”

    可是天呀，小卧车我们坐过，可是坐在小卧车上怎么写作呀！

    如此等等。

    他们开过我们几次批斗会。批斗内容说是：我们在编辑《鸭绿江》时，压制
工人作家。那个斜眼工人，可能是个诗作者，拿出一首他写的诗，刊物没有给他
发表。一看寄稿时间，正好是方冰值班当主编期间处理的稿子。那首诗是歌颂毛
主席的，不发表就有两项罪名：一是反对毛主席，二是压制工人作者。

    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围着方冰，质问他：“为什么不发表，这是不是你们的
一条罪行？”

    方冰有些口吃：“现……在看、看、看……还是不能发表……”

    他们围着方冰，大叫一通。方冰仍然说：“尽……是、是口……号，没有…
…诗、诗、诗、诗意……”

    “工农兵造反文艺大军”把他们的批判会内容，印成一期小报，只这一期，
那位诗人，就发表了四篇文章——他真过了“发表瘾”了！

    小报印好了，他们又派我们到大街上去贴。我们都很听指挥。我和方冰一组，
迎着冷风，在要道口，捡显眼的地方一张一张地贴。方冰这个人干什么事都认真。
在要贴的墙壁上，先用手帕擦下浮尘，然后我刷浆糊。贴上后，方冰还用双手压
一遍。我向方冰说：“你打算让它变成铜墙铁壁呀！我们没有把他们这些破玩意
儿扔进下水道，就对得起他们了，你何必那么认真！也许过不了五分钟，就让新
大字报盖上了，你也真是' 认真' 到家了……”

    方冰还是说：“习惯，习惯……”这是真的，他记笔记都是一笔一画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天津也有一个相同的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不知道因为什
么，江青发了话，说是“反动组织”。进驻辽宁作协的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也就
不赶自撤了。

    哎！夺权，都把人们弄疯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当时全国兴起一阵“三忠于”风潮：唱“忠字歌”，
跳“忠字舞”，做“忠字操”。集体生活时起床一睁眼第一句话要喊“毛主席万
岁”，早晨和晚上要对毛主席像，搞“早请示”“晚汇报”。到商店买东西和售
货员互相对话时，彼此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等等。

    有一天，我感冒了，请个假到医院看病。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时患者可真
多。我提前在六点半就到了医院，长龙已经排出去有半里路了。过了八点，当患
者要砸门时，一个护士不慌不忙地走出来，大声说：“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在挂号就诊之前，我们要对伟大领袖做' 三忠于' 活动。不做三忠于的，不给挂
号。”

    她停了一下看看长龙又说：“现在请同志排成五行。”

    于是长龙乱了套，这时自然没有人敢说什么，搞了老半天到底排成了五行。
女护士说：“大家跟着我做。”她按当时流行的动作，边唱边舞：“敬爱的毛主
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年老体衰的，捂着肚子的，一走一瘸的，被人搀扶着的，别说舞步和节奏了。
特别是唱到“嗨……千万颗红心……”配合的动作是转圈，有向左转的，有向右
转的，有转倒在地的，加上那身体不协调的姿态，太好笑了。可是这严肃的悲剧
和令人捧腹的喜剧，是没有人敢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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