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搁了三天的鱼 海伦总以为她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实际上,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五十 多年来,我眼见她愚蠢的想法结果怎么变成她的好运。就像昨天吃中饭那样,她对 我说,“雯妮,再来点鸡块。”我告诉她,我不想吃葬礼上剩下来的东西——已足 足有五天了。于是我们就去幸运超级市场,看看有没有新鲜货可买回来晚上吃。 海伦从廉价货箱中挑了一条扁平的鱼,她管它叫胖胖鱼,只要一元六角九分一 磅。 我说,“你不要贪图便宜,瞧瞧鱼眼睛,都翻白了,这条鱼已经搁了三天了。” 可海伦盯着鱼眼睛看了一会,说她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我捡起这条鱼,感到 它的身体软绵绵地在我的手指缝里滑动,一条已经死去好久的鱼。海伦却说这是一 个标志——一条鲜嫩的活鱼! 于是我特地闻了一下。我告诉她,这条鱼的肉的甜味已经透出表皮,碰到空气 变作酸臭味。她把鱼拿到鼻子边嗅嗅说,“这是新鲜的胖胖鱼的味道。” 她把这条搁了三天的鱼买了下来,用在昨天我在她家吃的晚餐上。她刚把鱼端 上桌,她丈夫就翻开鱼头,用嘴吮吸它,连声说味道好。然后他们的儿子弗兰克把 另外半边鱼头也吞下去了。海伦挑了靠近鱼尾巴的一小片肉,那是最瘦的部分,咂 咂嘴唇说道,她蒸得恰到火候,不老不嫩。然后她瞧瞧我的碗,怎么没有鱼,只有 白饭,就又举起筷子,这次在靠近肚皮的地方夹了最肥的一块,放在我的饭上。 “雯妮,不要客气嘛。”她责备我说。于是我不得不出于客气而吃她的鱼。 我告诉你,这条鱼简直使我发疯,它又甜,又软,只要一元六角九分钱一磅。 我开头还以为海伦会回到幸运超市去换条鱼回来,可我转念一想,海伦没这么精明。 当时我就想起了一些事,即使海伦不那么精明,即使她生来不那么穷,即使她从来 不漂亮,她的运气还是满盘子都是,甚至从这条搁了三天的鱼嘴里漏出来了。 我跟她不一样。我生来运气好,但是年复一年,我的运气——就像我的漂亮一 样,跑光了,然后又在我的脸上刻了许多皱纹,所以我忘不了。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生活中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想讲讲发生的一切, 我的故事不会像河流一样从头流到尾,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就像湖泊对大海 一样。如果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那么我就可以回过头去, 我就可以汲取我生活中的教训:我承受的命运,我作出的选择,我犯下的错误,那 样的话,我还有机会改变我的命运。 海伦老是跟我说,“你干吗老是想那些过去的事情?后悔没用,你不能改变过 去。”她不记得了,出于许多原因,她和我已经有好多次改变了过去。她经常为了 我而改变过去,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 这就像海伦买的胖胖鱼,此刻它正游进我的记忆里。因为好多年前,我为我丈 夫,为吉米·路易买过一条特别的鱼。啊,我是多么爱他!我看到的这条鱼,早晨 刚刚从海里打来,所以它还是怒气冲冲的,在大铁盆里游。它身上橘红色的鳞片闪 闪发光,当它在小小的水盆里摇头甩尾来回兜圈子的时候,它身上的鳞片变成了白 金色。我对卖鱼的说,不要用报纸包这条活鱼,要用于净的白纸。当我把鱼放到车 上准备带回家的时候,我真是感到非常骄傲,我感到它在活蹦乱跳,我想象这条鱼 在吉米口中的味道,我丈夫会知道这是一条特别的鱼,一条幸运的鱼,我有好消息 要告诉他。 我跟你说,这鱼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我剖它以前,它的鳃还一鼓一鼓的,从 嘴巴里吹出一个又一个泡泡,让我明白这就是它的毒药。甚至在我取出它的肠子以 后,它还从盆子里跳了出来,掉在地板上,满地打滚,直到我用钅郎头把它砸死。 在我把它煮熟后,它还找到反抗我的办法。吉米刚吃了一口,就被一根鱼刺卡住了 喉咙,那根刺就在他的喉咙生了根,所以他每咽一口,就觉得这鱼在里面咬他一口, 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后来,到了医院,医生动手术把这根鱼刺取出来。尽管吉米不能说话,但我从 他忧心忡忡的脸上看出来,他正在考虑拔鱼刺的手术费、床位费、麻药费。这时我 才想起了我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条昂贵的鱼的原因,我找到了一 份工作,为杭奥面包店做面条,我额外挣的钱足够付一年医疗费。当我告诉他这些 的时候,吉米紧紧闭上了眼睛,眼泪流出来了,他的嘴唇翕动着,受伤的喉咙说不 出话。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想喊出来:“我们真幸运,我们真幸运!” 所以我的幸运和海伦不一样,跟别人也不一样,人们总爱吹嘘他们的坏运如何 变成好运。不,我会告诉你,别人的运气怎么样,我的运气怎么样。拿我以前在上 海认识的一位姑娘来说,她和我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像我一样,家里很有钱, 也差不多像我一样漂亮。我嫁给我的第一个丈夫的时候,她和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 的少爷订了婚。但是过了一个夏天,她脸上长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于是婚事也就 告吹了。我很为这位姑娘感到可惜,因为她在两方面都丢了自己的脸。 好多年后,我又碰见了她,当时我和吉米已经搬到弗利斯诺。她嫁了一个美籍 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卖苏打汽水、炸薯条和香烟什么的,价格都卖得很 高,我是在现金柜台上碰到她的,我当时买了一杯冰淇淋。她嚷道,“姐姐,姐姐, 还认识我吗?”可她没给我优惠。我付了钱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实, 待她怎么怎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镯往上推,让它们落 下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奏乐一样。她笑得那么开心,连她脸上的斑点都好像 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窝。 但过了一会,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说,“还记得上海那个银行家的儿子吗?” 然后她以一种确实很难过,但又一点不痛苦的口气告诉我,——本来他能过上好日 子的——共产党进城的时候,这个家庭的银行全被没收了。然后,他们的儿子,就 是那个拒绝娶她的小子,从他们曾经拥有的黄浦江边的一幢楼顶上跳下来,而他后 来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于害怕而不敢去认领他的尸体。“幸亏没嫁给他。”我 的这位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我拒绝嫁给一个好人,一个姓林的男人,做我的第一 任丈夫。我错嫁给一个姓文的男人。他们两个都出生在我六岁时住过的同一个岛上。 这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四周都被海水、河水围着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观念很难进入 这个地方。 我应该嫁的那个男人家里并不很有钱,但是受过教育,样子也很好。我十六虚 岁那年,回绝了他的家里提出相亲的要求。那是因为我听了老阿婶的话,她在这家 人家请客的宴席上,当着新阿婶和阿叔、我的堂姐妹们,还有前来做客的朋友们的 面,宣布: “这家人家,林家,”她说着,哼了哼鼻子,“哼!想通过蔽丽的婚事爬到我 们家里来。”听这话的时候,我瞧见了那个小伙子,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 看上去像个大大的丑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脚边来。然后,老阿婶转过头来,问我, “薇丽啊,你想和这家人家成亲吗?” 她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问“你想跳河吗?”这是她的口头禅,每当她和她丈夫 吵架的时候,她就威胁道,“我情愿我这双脚跳进这条河!”她嚷道,“我情愿亲 手吊死自己!”然后她转向阿叔,她的嗓音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你要我怎 么死法?你说吧,你决定吧!” 倒是我阿叔后来真的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当共产党在1949 年开进的时候,他吓得不敢出逃,也不敢留下来。他昏头昏脑地用自己的双脚走到 岛北边的一个港口,他在那儿坐下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有两个渔民后来说,当一 辆满载小螃蟹的卡车开上通向港口的黑色道路时,他们看见我阿叔跑到卡车跟前, 举起双手挥舞着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真怪,那两个渔民说,好像他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辆 车子在碾上他以前停下来似的。他被碾死后,老阿婶相信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枯死的 树就是她的男人,他还是懒得动,不愿帮她从一个又一个坏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什么忠告呢?要不是我母亲那么早就去 世,我才不会听老阿婶的话呢。兴许我当时就嫁给姓林的了,兴许我在婚后已经学 会爱他了,兴许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样遇到的困难,但不会是那种使我自己 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当成敌人的那种困难。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碰到了这个姓林的男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住了五年,我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已经和吉米·路易结了婚,改名为雯妮·路易,珍珠已经 四岁多,塞缪尔也快三岁了。尽管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实,就像一位信 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说的,“对你来说,粗茶淡饭足矣。” 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想要什么呢?吉米是弗利斯诺教堂的牧师,教会每周给 他五十美元,还给我们一间小屋子住。所以我相信我应该别无所求了。我相信这一 点,直到有一天这个姓林的男人出现在同一所教堂里,救了我的命。 当然,中国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们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开头我根本 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拒绝嫁的那个小伙子。他刚搬进这个地区,人们就纷纷传言: “他是个大夫,原来住在图拉尔,家里有个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个退休将军的 女儿,她会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带北京口音,就像一位京剧演员。”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太太前来参观我们的教堂,我们全站在上午火 热的阳光下,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个医生和他的出身名门的太太。我和吉 米站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欢迎大家。我丈夫用英语致辞,这是我们教堂里杂七 杂八的中国方言中的普通话。“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再次光临。”他一遍又一遍 说着同样的话,这些话我练了一个晚上,但还是说不来,所以我只得点点头,微笑 着,装出害羞的样子,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星期天来得特别热,可 我又不敢脱掉毛衣,因为我里面衣服的右肩上给蟑螂咬了一个洞。 我朝医生和他的太太点点头。在他们踏上台阶后,我看到教堂里另外的人都走 到这个姓林的人身边,作自我介绍:“格兰代斯·洪”、“马维斯·周”、“乔治 ·鲍”、“穆雷·杨”、“爱伦·温”——所有的人都只说他们的名字,我想,是 出于害羞吧,在这么一个大医生面前连多说两个字都不敢。 我正在想这些琐事的时候,其实不能说想,只是让话语自己从脑袋里流进流出, 因为我当时昏昏欲睡,我感到口干舌燥,脸也又热又痒。我挠挠脸,正好给他看到 了,他也挠挠他的脖子,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我说,“叮人”就是痒的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像在梦中一样。多怪呀,我想,他居然也知道我 小时候待过的那个岛上的土话。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情景。 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小岛上,我在那儿过了第一个夏天。一天到晚, 有种看不见的小虫子来咬我的嫩皮肉,我马上就给咬得苦不堪言:挠呀,挠呀,一 刻也不能停,两只手飞快地在腿上上下移动,我当着大家的面喊道“yangsele”, 这是普通话的说法,意思是“痒死了!” 周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起来。老阿婶拍拍我的手,叫我快别说了,“你怎么能 说这话!”第二天,一个堂哥告诉我,这儿的人说起痒的时候就说“叮人”,与 “痒死了”的意思完全两样。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两样,直到十年后,在我嫁错了 人的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男人的堂兄弟们一个个在交头接耳地说:“痒死了!她想 男人想得痒死了。她下面等不及男人来叮了。” 那天在弗利斯诺的教堂中,当我听到“叮人”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 时候曾经是多么幼稚。然后我从回忆中返回,感到我的脸在发烧,由于愤怒,由于 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 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 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 “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 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 “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 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 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 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 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 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 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 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 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 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 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 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 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 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 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 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 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 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 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 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 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 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 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 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着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 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 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 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 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 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 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 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 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 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 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 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 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 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 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 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 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 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 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 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 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 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 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 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 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他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 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 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 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 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 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 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 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 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 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 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 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 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 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 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 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 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 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 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 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 “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 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 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 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 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 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 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 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 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 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 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 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 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 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 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 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 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 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 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 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 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 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 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 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