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另谋出路，不当保姆了

    我又一次被雇主辞退，住在刘老师的一个朋友家里，正在做回家的打算。刘老
师有点儿看不下去，又介绍我到政法学院去当清洁工，每月工资九十元，任务是打
扫教学楼的几间教室、过道和两个厕所。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也不想饿死我这只瞎眼的麻雀。

    在大学里当个清洁工，算是最“下等”的工作了。但就是这样的工作，也只有
本市户口的人才能做。好在行政部门的领导跟刘老师是好朋友，有刘老师的介绍，
倒是不用交户口本，只说我是北京人，户口在王老师处，就马虎过去了。

    按规定，清洁工是不能住在学校里的，有刘老师的面子，行政科长为我破了例，
把楼梯脚下一间杂品贮藏室腾出来给我一个人住。其实，这工作听起来不高雅，干
起来才叫轻闲呢。一天用不着干三个小时的活儿，就完成任务了。比起另几个男青
年来，我的活儿干得又快又好，每逢行政科开会，科长总是表扬我。

    这时候，正是北京的大学生为“争民主要自由”闹学潮闹得最凶的高潮阶段，
学校里罢课，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

    对于这些事情，我一个小小清洁工，当然不会去参加。我只是冷眼旁观，冷静
思考。我发现，大学生里头，人分“三教九流”，思想和表现非常复杂。那些最
“积极”的，写大字报，抄大字报，用大喇叭广播，上街游行，甚至参加绝食；而
那些最“风流”的学生，居然每个周末还在俱乐部里跳舞，一跳就是通宵。学校的
对面，是一个元代大都土城遗址改建的街区公园，土包上种满了树，斜坡上是绿油
油的草坪。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树丛里，草坪上，到处是一对对互相依偎搂抱着
的青年男女，嬉笑着，打闹着，甚至连接吻也不躲着点儿，简直旁若无人。一直到
深夜十一二点甚至一点两点，这里都还可以找到“冶游者”的踪迹。我不敢说他们
是醉生梦死，但总觉得在求学时期，特别是在闹学潮阶段，不免太过份了点儿，或
者说，太不协调了点儿。

    我年轻，穿着打扮又像学生，于是两方面都有人来拉我。

    “积极”的拉我一起去游行；  “风流”的拉我去跳舞。当然，我都婉言谢绝
了，哪儿也不去。可不是么？我既不是“积极分子”，也不是“风流人物”。再说，
你不读书，我还想读点儿书呢！

    学潮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学校里一下子冷清下来，大部分学生都回家去了；
留下的，也不上课。在教学楼里活动的人少了，我的清扫任务也相应地轻松了许多，
读书的时间更充裕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是“浙江农村人”这张底牌终于被揭穿了。这事儿说起来还
赖我自己。电话总机房里有几个小姑娘，跟我关系不错。她们听说我爱好文学，热
中于写作，还发表过文章，一定要我把发表的作品给她们看看。我驳不回面子，就
把两期《旅伴》借给了她们，却忘了那上面有自我介绍和家里的地址。这一来，她
们知道了我的来历，反映到院长那里去，连行政部门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批评。特别
是戒严期间，各单位都在动员外地户口的人返回原籍。我在劫难逃，谁也无能为力，
只好又一次整理行装，准备回老家去。

    说巧也真叫巧，恰恰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信，说我母亲病重，叫我赶紧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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