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右派的苦恋 本文记录了两个右派大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苦恋,但是有情人终究难成眷属。 这一对儿,一个是大陆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小高”,一个是来自香港的陈独秀 的孙女儿陈祯祥女士。他们五十年代在大陆求学期间,不但遭受到了政治迫害,而 且也遭受到了婚姻迫害。全文曾经以高作纯和吴越的署名发表在1998年第11期的 《章回小说》上。 毛泽东最爱搞“运动”,在他的一生中,从延安到北京,大大小小搞过多次 “运动”。 1957年夏季,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等等一系列运动刚刚过去或曰还没有过去,又发动了一 场政治运动,在当时叫做“反右派斗争”;后来他自己承认那是一场有计划、有步 骤、有目的、有对象的“阳谋”。其目的,是想挖出一大批与他政见不一的“阶级 异己分子”,在当时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对象,就 是“思想最活跃、头脑最复杂、行动言论最不好驾驭的知识分子”。 于是,在中华大地的上空一时间阴霾笼罩,乌云翻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 知识分子中人为地制造出55万“右派分子”来。其中有专家、学者、教授、作家、 艺术家、编辑、记者、大学生……即便不全是国家的精英,至少都是有用的人才。 伟大的领袖如慈父,如良医,从“望子成龙”和“治病救人”的愿望出发,对 这些人高抬贵手,网开三面,制定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然而, 一顶“金箍”箍在他们头上,历时达二十余年。弄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境况不可谓不惨。 纵观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历代最高当权者,无不把“读书人”看作是对他们 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从秦皇的焚书坑儒,到满清的文字狱,再到五七年的反右派 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精读过十七遍《资治通鉴》的伟大 领袖,怎么就忽略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警戒呢? 这场伟大斗争的后果,除了使这五十五万人和他们的亲属罹难之外,还造成了 万人缄口的可悲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反右斗争)“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 家不敢讲话了。”话尽管这样说,其实他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政治局面的,因为这为 他后来的个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奠定了基础。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了“史无前例” 的十年动乱,几乎葬送了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不幸, 国家的不幸。 这里记录的,是两名普通大学生的往事。他们不幸成了这55万人中的两个,经 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活了下来。而今已年愈花甲,而且百病缠身,在生命将 终之际,把他们的经历、遭遇、体会、认识,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会有一 点儿帮助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第一章 自作聪明的孩子 他姓高,现在大家都叫他“老高”,四十年前,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出身于秦皇岛市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个小山村名叫高家庄, 属抚宁县石门寨管辖。父亲和哥哥都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的标本式农民,苦心经 营着三十几亩地和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借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1948年秋,也就是 他十二岁那年,解放军解放了秦皇岛。按不久之后“土改”时的阶级划分法,他的 家庭被划作“上中农”,属于当时的“小康”人家。 乡下孩子读书晚,1951年,他都十五岁了,方才小学毕业,考入山海关第一中 学(原田氏中学)。1957年他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师范学院(现改为首都师范大学)。 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比起同班的同学来,要大那么两三岁。 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过是个“大娃娃”。但他年龄比同班同学都大,加 上早慧早熟,又不安份守己,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就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的命运。 1957年的夏季,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 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提 出“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之后,在机关团体,民主党派,高等院校中就用大 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了大鸣大放。一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幼稚的知识分子, 居然当真地给共产党提出了诚恳的“意见”。 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 奏响了反右斗争的前奏曲。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 开始了对那些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打击,正式名之曰:“反右派斗争”。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小高正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着“高 考”,只是偶尔偷闲冷眼旁观当时的形势,心中似乎有话要说,好像有不吐不快的 感觉。七月中旬,高考结束了,只等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时间宽裕了,精神轻松 了,在那个燥热的夏季,他一早一晚,在家门口,在树荫下,几乎是一气呵成了一 篇极“不合时宜”的“大文章”,名之为《“整风·争鸣”随感》。 从时间看,1957年的七月中下旬,“反右”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了。许多已经 “响应号召”说了“心里话”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已经感觉到上当受骗,正在懊悔不 迭,而他却偏偏 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这不是“顶风上”吗?其实,他也不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好汉”,恰恰正是出于他“山里人”的憨 厚,刚刚读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课文,还没有忘记,想在这时候出来尽一 下“匹夫之责”。于是,这篇厚厚一叠的“大文章”写好以后,贴上了一角六分钱 邮票,寄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篇文章,确实称得上是一篇“大文章”,字数也许不足一万,够不上“万言 书”,但其内容却谈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国家工业化问题、农业集 体化问题、宪法问题、统购统销问题、中苏关系及中南关系问题、文字改革问题、 人口问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说来,够得上“十分全面”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孩子,尽管他早慧早熟,终究学识有限,所谈意见,也不过 一些感性认识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五十年代所执行的“国策”,问题很多,只 要不是瞎子,明眼人大都一眼就能看穿,并不需要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来深思 熟虑的。 例如,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小高就不同意“一五”计划中提出的“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认为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如 何积累这笔资金?我们既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没有加 利福尼亚的金矿,如十九世纪的美国。有的只是六亿农民。一个靠农民夺取了政权 的党,忍心去榨取农民的血汗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么?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主张 优先发展轻工业,相应地发展重工业。这与当时的国家方针,可是“背道而驰”的。 再例如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他在文章中居然主张应放缓速度,只要 维持在五十年代初的“初级社”水平就可以了。 这当然也是“背时”的论调。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几十年的碰 壁,结果是头破血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不是“一夜之间回到了 解放前”么? 再例如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 政策,提出应在美苏之间“骑墙”的主张。事实证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七十 年代,终于不得不“骑墙”了。他只不过早说了二十年而已。 关于文章内容,用不着一一细说了。只要去问一问大多数右派分子们,谁的 “谬论”不是三十年之后都变成“真理”的? 小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把这封厚厚的信投进了邮筒。他自以 为当了一次“国家的主人”,心安理得,不知祸之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