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 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 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 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 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 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 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 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 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 是派人追了的…… 没提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 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 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 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 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 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 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 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 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 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 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 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 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 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 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 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 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 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 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 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 条支撑,中间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 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 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 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 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 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 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 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 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 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 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 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 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 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 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 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 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间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 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 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 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 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 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 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的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 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 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公尺高,南端的也就七八公尺高。不知为什么,劳 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 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 像是投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 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 轻一打,他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 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 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 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 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 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 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 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 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 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 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 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 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 ——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 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 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 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 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 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 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 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 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 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一个知 识分子的模样。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 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 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 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 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