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之一夜 一 真的,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我就这样子到了纽约。 现在想想,李门博士的话大概是对的;他总是说:“当你去做或者不做一件事 情之前,你应该先问问,Why?”我对他的崇敬,不止因为他写过那么多的书,也因 为他宽容而仍不失严肃的笑脸,和满头的白发如银。 但是,崇敬是一回事,相信又是一回事。从崇敬到相信,从相信到同意,那是 太长远的距离。尽管我在李门老人门下读过了他的“哲学名著选读”,也听过他 “人生哲学”的演讲——那一连串讲演,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连不肯轻易自许 的他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可是,在处理人生的时候,我依然是遵循着我自己的方 法。 只要我觉得需要如此,可以如此,或者无妨如此,我是从来不问“为什么”的。 人生之中,纠缠着太多的永远也无法解释得清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先要弄清 楚“为什么”? 然而,我已经到了纽约。驻足于熙熙攘攘的闹市之中,和每个新来者的心情一 样,在这世界第一都城里,我的渺小还比不上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到了纽约” 这个愿望是达成了,可是马上就想到了“为什么”。现在,我才感觉到李门的话是 不无道理的。一个人,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是因为他空虚而无所依附。 人生是冷漠无情的。纽约似乎更冷得出奇——虽然这是八月尾的盛暑中。我的 心空空荡荡的,有如玻璃杯中的一杯冰水,一尘不染,空明无物——其中却不知有 多少看不见的烦恼。 为什么呢?天知道。 所有能够去的地方,差不多已经都去过了。但我的印象只是一团迷惑。最奇怪 的是,当我在市郊的康尼岛海滨游艺场消磨了一个黄昏的时候,我啃着煮老玉米和 热狗,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曾经玩过的北平的天桥——虽然这两个地方一点相像 的地方也没有。 在我没来到美国之前,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纽约是不可不去的;不到纽约, 你等于没有到过美国。” 如今,我要大声地说:这话错了。我认为,纽约是美国的一部分,但它却并不 是美国的代表;只是很奇特的很凸出的一部分,它也有光彩,但你从百老汇的霓虹 灯影中,无从了解在广大的土地上那些工人们、农人们额头上流下来的汗珠。 纽约是太大了,此所以它不能代表美国。任何国家或城市的财富,与纽约相比 那就显得寒酸。许多天文数字,特别是有关钞票的,纽约人看来好像早餐的菜单一 样平凡。我看过纽约博物馆里那具远古恐龙的大骨骼;我觉得这城市也正像那匹远 古的怪兽,昂首阔步于现代文明之丛林。无线电城的歌舞,传来爵士乐的繁管急弦, 那是纽约小市民的语言。现代美术馆中所陈列的价值连城的绘画与雕塑,那是纽约 小市民生活于其中的错综复杂的结构——虽然他们和我一样,也缺乏欣赏的能力与 胃口。 他们似乎是奢侈的,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日日夜夜在街头扮演。论吃饭,百元 大餐也不过是一条鸡腿,碰巧再加两杯不酸不辣的香槟;论住房子,华尔道夫旅店 或者新闻的高峰饭店,你付出普通人生活几个月的代价,不过是在那豪华的套房中 做二十四小时的过客。还要在三五个礼拜之前去预定。至于穿衣服,第五大道的橱 窗里会供给最新的知识,一件半长的豹皮大衣,标价是五位数字;声明了不包括联 邦税。使我惊奇不是它的身价,而是——这还是“特别廉价品”。 但他们似乎也很刻苦的——刻苦得非其他地方的人所能想象。每天早晨,成千 成万的人,以冲锋临阵的勇气与速度挤向地下火车,奔向自己的办公室——像蜂房 一样的办公室,永远遮蔽在金属的大厦阴影里。吃一顿午餐只是薄薄的一片三明治, 一杯寒彻心腑的冷牛奶。男人们的休息,不过是把领带扯歪了再打好。女人们呢, 擦去了唇边的面包屑,重新添上一层口红。一天之中,所谓休息也只是打领带或涂 口红的那一点点时间。一直到晚上,再挤进地下火车里,手上捧着一份图画多而文 字少的晚报打瞌睡,鼻尖上亮着腻腻的汗珠。除了读报纸的气象报告之外,他们经 年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出过太阳。 太阳不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他自己,或者他的老板;因为老板付他 薪水。 纽约人也未尝没有一点聪明和情趣;但是,都被紧张烦嚣的生活磨损了。最聪 明的笑脸上,也淡淡地抹着一层阴冷的绿意——像绿背钞票上的印油。 印油不仅在脸上,也侵蚀入心灵中。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当我体会到金钱可 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我对于纽约真厌倦了。 纽约,不是美国的代表:它太大、太乱,集中了太多的财富、智慧与罪恶,超 越了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界限。它是现代人一方面力求向上、一方面耽溺逸乐的尖 锐矛盾之调和。更可以说,它是二十世纪人类的烦乱与苦闷的象征。 站在这大苦闷的核心里,我向它挥手告别。我自言自语,我不想与任何人握手。 这最热闹也最寂寞的城啊,我明天早晨就走了,我离开它像离开一个风尘女,彼此 皆毫不动情,皆浑然相忘。 二 于是,我走向河边大道,那是在我所看到的纽约比较最可爱的一部分。 黄昏,赫德逊河上弥漫着迷离烟雾。河水是否也在奔流不息?我看不出来,但 是大道上奔腾如怒涛的汽车声,总算被我丢在背后了。 我望着静静的河水,心里什么都不想,连“为什么”都不想;时间就让它过去 吧。 河边大道是沿着赫德逊河畔的快车路,与百老汇街平行,是曼哈顿区的一大干 线。只不过由于临河的关系,靠河道一边,不再有高楼大厦,反而是一片片绿茵如 锦,林木森森,走到这儿多少使人有一种慵懒疏放,还我初服的快感。 我坐在路边石椅上。殷红的晚霞,烧遍了西天,落日像一个即将退隐的明星, 在谦虚而又骄傲地谢幕。我为它出神了。 忽然间,有人轻拍着我的肩头。 “啊,你是——” 我从椅上跳了起来,我不敢再相信我的眼睛。然而,这是在纽约,什么事都会 发生的。 我们沉默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分别了太久的老朋友,一旦在一个出乎意 料的地方重逢了,好像彼此全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闯来的。 “六姐,你怎么也在纽约?”我还是照以前的称呼,我们是“小孩子时代”的 朋友。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记不起来的战乱之中,在遥远的地方。 她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好半天:“你戴起眼镜了啊?”可就是没有回答我 的话。她的深邃的眼睛一闪一闪的,那神情真的就像二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玩的时 候的老样子。 “你来了好久了?” “什么好久了?你是说我到河边来好久了,还是到纽约好久了,还是到美国好 久了?” “瞧你,还是那么爱穷抬杠。” 她不问了,我也就似乎用不着再回答。小时候,就因为她嫌我爱拌嘴,常常 “不跟你玩啦”,小辫子一翘一翘跑回家去。 “真想不到在这儿会遇到你,六姐,纽约这么大。”我说。她坐在我身旁,她 身上传来的暖与香,使我第一次感到了纽约也还有一点近人情的地方。 “你呀,别土了,”她笑着说:“你是不是住在一百十二街还是一百十三街? 中国学生全都住在那一带。我住的这一小角,正是离那两条街最近的一块地方。所 以啊——” “你也住在那两条街上?” 她摇摇头,又说:“可也等于是住在那儿。我以前在那儿住过,所以现在虽然 搬得很远了,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要来这儿看看。”忽然,她叹了一口气,“落日, 总是值得留恋的。特别是在这里。” “特别是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没有?”我调皮地笑。 她望望我,没有说什么,她的眼睛是哀肃的。 太阳完全隐没了,残霞褪尽了颜色,只剩下一片灰;这是一个最叫人拿不定主 张的时候。我不知道六姐有什么心事,因此也不敢催她走。最后还是她说:“我带 你兜兜风好不好?” 走上一段斜坡,才找到了她的车。簇新的克莱斯勒;用上我那点浮浅的汽车知 识,我估计她大概过得还挺不错。 过得挺不错的人居然还忘不了到河边看落日,这样,我就觉得对她有了种格外 亲切的感觉,不只因为她是个在异国相逢的中国女人;一个老朋友。 三 上了车,车子里黑黑的,车子外面是左右前后千百辆车子奔驰起来的风声,让 人感到一种压迫感。可是,六姐依然十分从容。她一面熟练的操纵驾驶盘,一面摸 出打火机来给自己点烟,口中还不停跟我讲话。 “你说你只是到纽约来看望女朋友。”她徐徐吐着烟圈,“你说,你马上又要 走了吗?” “是的,我该回学校去了。” “喂,对了,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带你到China Town去吃顿中国饭,就算给你 又接风又送行,好不好?” 我笑笑。 “一听说请你吃饭就笑了,没羞。” “我不是笑那个,我是笑你。一说就是‘我带你去吃中国饭’,还是把人家当 成小孩子。” 她也笑了。“怎么不是我带你?记得吧,那年过阳历年时,你要去看赵美英的 第十八本‘狸猫换太子’,大人都不肯带,还不是我带你去的?” 分别了那么多年了,我们各自的生活以至于整个的世界都有那么多的变化;可 是,好容易见了面,她还记得那个赵美英。真荒谬。 一连有两个路口都叫我们等红灯,她一下子钻进了一条朝北的单行道,“不去 Chian Town了,我带你去吃锅贴。”她的主意比车子跑得还快,终于我们到了一百 二十几街的“天津楼”。 “今天晚上,让我们回忆天津吧。”她一面用指甲轻弹着玻璃杯一面叹、 “对不起,我老早把天津忘了,那时候太小了。” 她撇撇嘴,“就怕别人忘记你已经长大。”一瞬间她交换了脸色,对那不知何 时已站在我们面前的茶房说:“酸辣汤,两客锅贴,鸡丝拌粉皮,再来一盘醉虾。” 这馆子似乎比唐人街那几家广东店排场大一点,生意蛮好。在等着锅贴的当口, 我觉得我礼貌上应该问候问候她的家人。 “吴伯母也美国吗?” 她摇摇头,“你记得我爸爸是抗战以后第二年去世的。后来你就到后方去了。 大概就是又转过一年吧,我妈也去世了。我就离开天津。” 因为看她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并不动容,我又笑了。 “你笑什么?人家死了爸妈,你也笑?” “不,我是笑你那两句话,使我想起了鲁迅在《秋夜》里绕脖子的名句:‘窗 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她把象牙筷子竖起来,支在下颏下面,微睨着我说:“真的,本来只有一句话, 我是想把它说得郑重其事一点,复杂一点——但也只能变成两句。”停了一会儿, “告诉你,我爸去世时,我觉得像天塌了;妈死的时候,我简直就不知道以后的日 子怎能过得下去。那悲哀,真好像是压得死人的。可是毕竟隔得太久了,而且,比 起我后来受的痛苦,仿佛那也没有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我家和吴家住在天津英租界墙子河边两幢相邻的楼房里。吴伯 伯是个旧派军人,他家客厅里就挂着他从前“全副武装”帽子上一大堆缨毛的半身 大照片。而且他最不喜欢我们小孩子们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 阀……”仿佛一提到军阀就触着了他的心病。 而其实他是个好人。他是在平津沦陷之后,日本人要把他捡进篮子里“充实阵 容”的时候死的;有人说,他跟吴佩孚一样,因为不肯当汉奸,被日本人害死的。 我对吴伯母的印象,就很模糊了,因为她轻易不下楼,六姐说她是在楼上佛堂 里念经。我看到她过好几次,清清爽爽的一个小妇人。 “你的哥哥姐姐们呢?”我想起了童年的游伴。 “谁知道,都还好吧,有的在老家,有的在台湾,有的在香港,四哥——你记 得四哥吧,那时候他总是挺向着你的,他四五年跑到欧洲去进了修道院。” “四五年?” “一九四五,就是抗战胜利那一年,他说是父母去世时他立下了誓,只要日本 人投降,他就发终身愿。谁知他竟当了真。” 我沉默着。六姐的话都是短短的,三言两语,但却像历史或法律一样的不容怀 疑,不可改变。人世的悲哀,就因为它本来是这么简单的。简单才格外透着无情。 “那么你自己呢,结婚了吧?” “结婚?结什么婚?提起来就头昏!”正好是酸辣汤和锅贴来解了围。 “为什么不结婚呢,我就不懂你。”我心里在推算,把我的年龄加一,对一个 女人来说,无论如何已经不是迟疑不决的年头了。 “人呐,你知道,感情一麻木,就什么兴致全没有了。” “可是,你还是要每天下午去看太阳的啊。” 她的脸微微一红,未加解释。夹了一个烙糊了的锅贴放在我盘子里,一抬头, 我正望见她的眼睛。眼睛似乎在求情,“好不好咱们别提这一段?” 默默地吃了一阵,忽然她噗哧一下子笑了出来。 “想起什么来了,你又?” 她简直笑不可抑,几乎把脸埋在汤盆里。 笑了好一阵,她才说:“老笑话,这可不能告诉你。” “那我要闷死了。” “我是因为吃锅贴,就不知怎么联想起来了。你记得那回我家有个王妈吧。她 在烙锅贴,我拼命在旁边催,王妈好坏,她就说,‘吵什么吵,你吵不了几天了。 你妈要把你送到隔壁人家做媳妇去了。’我说她胡说,她就说是真的,‘要不然你 妈干吗今儿一早上就带你出去做新衣裳?’弄得我半信半疑了,就跳着脚哭。” “干吗那么紧张啊?”我说。 “我还记得我哭着喊着叫,我不要嫁给他们做媳妇河,我可不要他,黑么黑得 像个卖煤的,一说话就瞪眼。” 我也忍不住笑了。在桌子底下轻轻地踢了一下她的脚,”你记得那么清楚。我 难道真的就那样不堪?” “对不起,那时候真想不到你还能长得这么神气。” “谢谢你的夸奖——喂,我倒问你,回想起那会儿的事情,你有没有点后悔呢?” 我故意报复似地“窘”她一下。 想不到她却说:“如果后侮了,现在也还来得及的——可惋惜的是,没有,压 根就没有。” 我们都笑了。这倒也是真的。我从来只把她当做一个姊妹,或甚至于把她当做 一个异性的好朋友。对她,我真是没有动过什么心眼儿。 四 “找个地方去玩玩,好不好?”吃完了饭,她又在抽烟。她吃得很少,烟却抽 得很凶。 “你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跳舞吧,我不会。看电影吧,好看的新 片子全看过了。进酒吧呢,又似乎不成体统。而且我是除了啤酒之外什么酒都不敢 尝的。” 她笑笑,“你放心,反正我带你去就是了。” 我们上了车,方向是自北而南。 纽约夜生活现在刚刚开始。可是,街上是看不到什么行人的;行人都在车子里。 “这是不是第五街?” “对的,”她点点头,“你大概也知道,全美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好的时装 店和珠宝店,都在这条街上。肯尼迪总统的太太到纽约来的时候,就到这儿来买东 西。” “那有什么好看的?反正是有钱人的天下。” “用不着这么愤世嫉俗,放心,我也并不想要你在这儿下车。”她忽然指指左 边的高楼,“这一带也有公寓房子,那边那座白色的楼,我以前就住过。我是想让 你看看那个窗子。” 窗子?那儿有太多太多的窗子,谁知道她说的是哪一个。 “住在这种地方,那不是贵得要命?” “那是当然,”她笑笑,“其实也不过是两个卧室一个客厅的那种小格局。” “你——一个人住?” 她夷然一笑,没有回答我的话。 “跟谁?”我挺傻地问。 她这才扭过头来,轻叹口气说:“小孩子,别那么好奇,好不好?” 我觉得她眼睛里有点儿很奇怪的东西,说不出来那是喜悦还是悲哀。 车子停在路口,迎面是一座看来很面熟的大建筑——夜色中,看去好像一座城 门。 “就是这个了。看见没有?美国人没有多少历史,所以他们才特别崇拜名胜古 迹。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模仿的是巴黎凯旋门。” 经她这一说,我才想起来了。不错,正是巴黎的凯旋门,怪不得眼熟。 “这有什么好看呢?”我说:“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看模仿的东西。” “这只是个开始啊。”她把车子停好,熄了火,“这儿,”她用手指着前面, “就是有名的格林维治村了。其实呢,严格的说是,这只是村子的南半部;刚才我 们走过的,那是村子的北半部。” 格林维治村,这名字我听到过许多人提起。可是,它跟我想象中的情景可太不 同了。我们下了车,我指着我们来时的路,“你说那边也叫村,那可说是这世界上 最豪华最现代化的村了。” “可是,它并不如南半部这么出名。”她眼睛望着凯旋门说:“从这门往南, 你知道,都是一些落魄的文人雅士荟萃之所。他们大都很穷,过着清寒寂寞而又旁 若无人的生活——等一会儿你就会看到那些奇装异服的怪人了。等到他们一旦成名 了,就会搬到北边去。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村子只不过这么几条街,却令许多人努 力了一辈子,还不见得能从南边搬到北边去。” “为什么一定要搬呢?要是我,成了名我也不搬,我非泡在老地方不可。” “你懂什么?这是‘地位’和‘身份’的问题啊。你别看那些胡子连腮的艺术 家,虚荣心可多少总有一点,人,终归是人呐。” “那样一摊,他可也就不再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算了算了,”她摆摆手说:“我懒得跟你抬杠。” 我们走过一段马路,这一带,初看时,跟纽约市内其他地区的小街道没有多大 显著的不同;灯火明亮,很乱,也很脏。但慢慢地,就使人感觉到这个“小村落” 的确有点特殊的风味。这风味,是纽约城其他街道上所没有的,也是美国其他城市 所没有的。 慢慢地,我可以归纳出来这小村的特色来了;首先,这儿的街道那很窄(华尔 街也是很窄的),两旁的房舍都比较低,不是像华尔街那样,全是几十层楼的大厦, 人走在街上,就像在峡谷里爬一样的阴森。在这儿,讨厌的汽车虽然还是有,但少 得多。街上尽多走来走去的行人;大多数人都似乎是茫无目标的漫游者,从容不迫, 那精神,让我来形容,居然有点像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人了。 而那些商店,也怪得很,有食堂、有酒店、有书店、有卖纪念品的小店,更多 的是书室,陈列着有名与无名画家的心血杰作。所有这些商店,都有一个特色,从 橱窗到内部,你都可以看得出一点漫不经心而又自成格调的味道来——仿佛他们开 在那儿,主要的目的全不是为了做生意和赚钱。 “看见没有,”六姐用手肘推了我一下,努努嘴,“那就是标准的格林维治村 人了。” 在我们前面不远的街角上,一个矮而微胖的小老头,坐在路边的救火龙头上, 悠然自得地想心思。他穿着一套也不知是黑是蓝还是深咖啡颜色的衣裳,他已经算 胖了,衣裳比他更胖。好大一个头颅,秃得像镜子,只有四周围蓬蓬松松有些头发, 可是,下巴底下拥着好浓的胡子,胡子像丛林,一支烟斗衔在口里,仿佛从丛林中 探出头来的一门野战炮。 “这种人算干什么呢?” “谁知道他?”六姐一面说着,我们已经走到那人的身边,“也许是个画家, 在思索他的未完成的杰作;也许是个诗人,在寻觅他新得到的灵感的表达方式;也 许是音乐家——” “也许是付不出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愁得没有主意。” 六姐格格地笑了,“你呀,真是缺。给你这么一说,一点点诗情画意全没有了。” “本来是嘛。”我争辩着,“你自己说,是不是我的想象比较更接近事实些?” 六姐只顾往前走,嘴里却喃喃地说:“付不出房租,付不出……”我觉得她一 到这地方,也“旧疾复发”似的露出那种俯们不羁的态度。 我们沉默地走着,忽然,路边一家什么店里走出一个人,一下子几乎撞在我怀 里来,我让了过去;可是那人还牵着一条狗,绊到我腿上,纠缠不清。弄了好一阵 子才算分解开来。彼此都没有讲过一句话。 那狗是一条又矮又丑而又一副凶相的拳师狗;大概已经很老了,步履蹒跚,已 经凶不起来,因此就格外显得丑。可是,它的主人却是个很有风采的少女。 我第一个印象是,她相当高;再看眉目,那至少得在清清爽爽之处还得再加上 一大堆美好的形容词。身体也很好,走路的样子也很好。只是那身装束可真是奇怪 ——衣服是纯黑的:黑衬衫——也许不是衬衫而只是一块没有缝过的布,随随便便 垂在胸前;领口开得很低,裤子是紧绷绷地箍在腿上,这都没有什么;妙的是外面 穿着一件白色的风衣,不扣钮子,就让风那么飘啊飘的飘。她穿的是平底鞋(纽约 女人有谁穿平底鞋吗?)更也许是双拖鞋。腰里束着一条宽皮带,海盗一样的,为 她的身材平添了不少的曲折。她脸上似乎没有化妆,只有眼圈是涂了灰色的油膏。 好长的头发,长得过了腰,却又完全是清汤挂面式的,一点点波浪全没有。我多看 了她好几眼,主要也就是看她的金发。 “这个又算什么呢?整个的全是不调和嘛。” “在格林维治村你想要找调和?你忘了这块地方就整个的是不调和的地方—— 这数人对二十世纪文明提出抗议的一个象征。管它调和不调和,他们就是要表现这 份儿不在乎!” “比方刚才那个女孩子,她是怎么个路道呢?音乐家?舞蹈家?画家?诗人? 还是什么?” “她呀,人家这叫波希米亚派,就要这股味道。”六姐神神秘秘地说:“她也 许什么家全不是,只是一个寂寞的女人。” “这回大概你对了,所以她要牵一条狗。” 六姐又噗哧一下子笑出声来,“狗是可以替主人帮忙的啊,比方刚才——” 这一说,我倒迷惑了,“你说,她刚才多少是有意的?” “那可不?”六姐说,郑重其事地:“何必多少?本来就是有意嘛。” “这么说,幸亏是你救了我。” “不对,应该说可借是我打扰了你。” 我大摇其头,“哪会有那样的事情。灰眼圈,还有那么长的头发,怎么吃得消?” 六姐白了我一眼,“还以为你是个老成人呢,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我是说笑话的。真的,我真是不能欣赏那种狂诞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派头。 五 “六姐,告诉我,你怎么会对这一带这么熟的呢?” “我在纽约大学念了好几年书,NYU就在这一带。所以就常常来走走。怎么啦?” “没怎么,”我口中虽这样说,心里却有点不太信服。 “你说我熟,我更要指引给你看点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她用手一指,“你看 对面那个小饭馆,那是——” 对街,一个其貌不扬的馆子,玻璃窗上写着店名,San Rame。从窗口望进去, 七横八竖地摆着些桌椅,简陋得连台布都没有。 “我看不出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这是从前尤金·奥尼尔落魄的时候每天来吃饭的地方。” “尤金·奥尼尔?那不就是《榆树下之恋》的作者,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 家。” “嗯,就是他。”六姐蛮神气地点头,仿佛她和奥尼尔也沾亲带故似的。“他 以前坐的桌子,现在都还保存着。他最喜欢吃的一味菜——大概那年头他也是“饥 者易为食’,是一种烧肉,有点像我们的红烧肘子,老大一块肉,中间一根骨头棒, 现在成了San Rame的名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四方八面的人,都好远赶了来吃。” “好六姐,那么你请我去吃一顿好不好?将来我要发了财,我把这馆子买下来 送给你。” “少爷,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那么馋,听得吃就往前钻。告诉你,人家那个 菜只有礼拜三中午才卖,跟北平月盛斋的酱羊肉一样,过时不候的:礼拜三是以前 奥尼尔打牙祭的日子。老板订这个规矩,一来为的纪念奥尼尔,二来也是自高身价。 即便是礼拜三,你排队进了门,也只能要一盘尝尝。有人想要个双份,那老板就会 说:‘人家奥尼尔先生一个礼拜才吃这么一盘,你要吃多少?’你看神不神?” 我说我认为这倒很有趣——即使在有五千年文明的古中国,经营饭馆的人如此 有“味道”的也不算多。 “六姐,你自己去吃过没有,奥尼尔的肉?” “怎么叫奥尼尔的肉?不通。” “这有什么不通?好比坛子肉,不是有的地方就叫东坡肉?奥尼尔再神气,难 道他还能比得过苏东坡?我这完全是抬举他。” “算了,你。”六姐撇了一下嘴,“这地方我倒是来过不止一次的。可惜我并 不欣赏那个——就依你的说法吧,奥尼尔的肉。”仿佛是回忆起什么事情似的,一 可是,我很喜欢那一段日子。很穷,但是很有趣。” “这跟到河边大道去看落日有点关系不?” 六姐被我这一问,好像一下子击中了要害似的,好半晌不出声。 过街的时候,她挽着我的有,这才说:“算你够鬼的。” 从卖奥尼尔的肉的那个小馆子向左转,我们上了另一条街。 街依然很窄,人仿佛比别处更多。往前走,门前站着一堆人的大概是一家夜总 会。那招牌颇为别致,叫做“热浪”。 “已经够热了,为什么还要热浪?”我觉得这店名取得太不合广告心理学了。 走近一看,原来是——只要一看那墙上挂着的那些“美女如云”的大照片,就 是任何文字都不懂的人,也不难想象这是怎么回子事——想必里边是黑洞洞的,烟 雾腾腾,再加上那些衣服穿得越来越少,甚至如玛丽莲·梦露所谓的“只穿着香水” 的女人,跳跳唱唱,这就是所谓“热浪”了吧。 “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去开开眼?”六姐说。 我迟疑了一下,摇摇头,“谢了吧。这玩艺没有什么味口。而且,不管是你带 我,我带你,都有点不成名堂。” “你呀,说你傻,你不光是傻,还迂得很。人家太太小姐看这玩艺的多得很。” 我知道六姐的话是真的。可是,我说的话也是真的,一大热天,犯不着凑这个 热闹。而且,我觉得这类玩艺儿,走遍天下全是差不多的。如果那些女孩子不好看, 让人看看就想到要呕吐;太好看了呢,又使人觉得残忍。” “你倒真是菩萨的心肠啊。”六姐微笑着说:“从外边到纽约来的人,往往都 要到这儿来开开窍的。我怕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还要说六姐小气。” “那倒说不定的。”我也笑着说:“如果你真是扭扭捏捏的,为了逗着你好玩, 我也非进去不可。可是,你倒来得个洒脱,我就反而不好意思敲你这个小竹杠了。” “这么说,是我把你治住了。” “这有什么治不治?在纽约这种地方,别说看脱衣舞,就是自己跳脱衣舞,都 难得有人来管的。不过,越是这样,我觉得反而越可以考验一个人。我不认为一个 凡夫俗子吃饭睡觉全得‘作圣贤先烈状’,可是,我也并不是因此就无所不为。我 啊,我是要我自己喜欢的事我才干,我觉得无趣无聊的事,我可就睬也不睬。” 六姐深深地瞟了我一眼:“这两句话,倒还有点大人气。” 街对面,大概是一座白色的小楼;临街的一面,既没有墙壁更没有窗户,只是 孤零零的几根细柱子。柱子是白的,里面摆着的桌椅也是白的,妙的是全楼里面一 盏灯也没有,只在每一个桌子上摆着一个烛台,影影绰绰,别有雅趣。 “我们到里边坐坐好不好?”我问六姐。 “这你就不怕不成名堂?”她反问我。 “这只不过是一家咖啡馆罢了,有什么关系。”我又加上一个说明:“真的, 到美国来我还很少看到这样的小店呢——总是卖酒卖饭卖冰激凌,就没有这种让人 喝点东西,可以坐下来闲聊的地方。” “因为美国人太忙了啊。所以才显得出格林维治村的特别。”六姐又摆出那识 途老马的样子来:“你要想喝东西,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这儿还神。” 我没出声,我实在渴得很,喝杯冷水也好,就是不要“热浪”。 曲曲折折地,我们走了不多远。果然就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一进门之后一直 往下走,好像是一间地下室,店名叫做“孔雀亭”。 店面很小,四边都有游廊,一部分台子摆在游廊上。桌椅家具,简直可以用 “古色古香”来形容。我心里想,台北几家出名的咖啡馆任何一家也比这儿更“美 国化”。 我们在游廊里一个很幽黯的角落里坐了下来。一个胖胖的女人,大概就是老板 娘吧,过来招呼我们。六姐似乎跟她很熟,叽哩咕噜和她讲了一通,我一个字也听 不懂。老板娘走了,六姐才告诉我,这老板娘是意大利人。 “在纽约,你知道,开饮食店的最多的就是意大利人和中国人。” 一会儿,老板娘飘风一般地端了两杯热咖啡;那咖啡杯子小得来有如酒杯,尤 其因为老板娘那么胖,咖啡杯盘拿在她手上更显得格外玲珑。 “你尝尝看,”六姐抽着了烟;她看我要拿糖罐,翘起右手的食指来轻轻地摇 着:“人家的规矩,喝这种咖啡是既不放糖也不加奶的。”顺便她告诉了我这种咖 啡的名字,好像是Espreso吧,我记得以前也喝过,从来没想到它还有个名字。 我举起杯子来,只闻到一股浓香。 “闻起来倒不错。可惜太少了,这怎么能解渴。” “你尝尝,是要一口喝下去的。” 听她这么一说,而且我也太渴了,我真的喝了一大口,虽然没有把那一杯都喝 光,但也下去了四分之三。 “啊!”我止不住叫了一声。 “怎么样?” 我抿着嘴唇,“你真会整土包子。” 我愁眉苦脸地说,没想到世界上真能有这么苦这么浓的咖啡。“告诉你,我的 感觉就好像我有一回抽吕宋雪茄那味道,简直像是有人对准了脑门子打了我一拳一 样,太冲了。” 六姐一直在笑,“这样你才印象深刻,再喝第二杯就晓得不会嫌它太少了。” “得了吧,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喝了咖啡,又喝点樱桃水,我才定下神来看看左右前后的客人,真怪,到这儿 来的似乎全都是那种很波希米亚式的人,男人留胡子,很年轻的也留着大络腮胡子; 女的奇装异服,怪得不但无法形容,简直都令人不能相信。比方说,有一个黑头发 的女郎,披的是一件长工作服,质料却就是我们中国人装大米的麻包。衣裳剪裁得 像个道袍,上下左右有四个大口袋,肘弯还钉着大补钉——当然,身上有不少五色 斑斓的油彩,处处表明了她是个画家或者快要成为画家的画家。 “这地方,有点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拉丁区吧。”我说,不敢太用肯定的口 吻,因为我还没瞻仰过巴黎拉丁区的面目。 “可不是,我看他们也就是在有意模仿吧。也有人说,巴黎拉丁区都没有这儿 这么浓的文艺情调。” “你说这就是文艺情调?” “还不止,这儿常常有些教授学者什么的,乘兴而来,站在桌子上,讲讲他的 研究心得,比在他自己课堂上还要热心。在这儿,也真有人听他的,常常讲完了还 会引起辩论呢。” “那可真有趣。”现在,看到那种穿麻袋的女人,我相信那是太可能的事了。 “有时候,也有发表政治演说的。我前次来,就碰到三个人,他们自己说是从 阿尔及利亚来的地下工作者,却跑到这地方来抛头露面,也是绝了。” “他们怎么能对你暴露身份呢?” “他们大概先听到我说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以为我会向他们表同情呢。可是, 后来听我说我来了十多年了,才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么一说,这个地方简直成了卡萨布兰卡,各路英雄好汉全有。” 六姐又是那样心不在焉地微笑着,眼睛望着墙上挂的一幅什么人画的现代画, 一大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颜色。我觉得我有点不了解六姐这个人了。分别得太久, 她究竟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儿的?还有她现在究竟是过的怎么样的生活?我都一 点也不了解——我为什么要了解她呢?对得很,我为什么要去探索别人内心深处的 秘密呢? 六 六姐跟我谈了不少这些年来的遭遇,片片段段的,怎么也凑不成一个完整的故 事。也许她讲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情节;更也许她的话本来就有点“写意派”。她大 概也知道我是左耳进右耳出,不会认真的。 但她始终没有讲过她为什么每天要去河边大道看落日。 又坐了一阵,我提议我们走吧。我的意思是我要回去睡觉了。可是六姐游兴不 减,她说要带我到纽约大学法学院,“去看看我当年下帏读书的地方。” 纽约城里的大学,哥伦比亚顶出名,可是以纽约大学最大,NYU学生有四五万, 教职员听说也有七八千。其实要论校园风景,那就谈不上;各州里随便挑一个二三 流大学全比这两个学校强得多。我们车子开到纽大法学院门前,我说:“这地方哪 里像法学院?倒像个法院,你可以说它是个公寓,是个银行,是个保险公司,可就 是不像个大学。” “少爷,你就别挑眼了,你不打听打听纽约地皮什么价钱。房子挤房子人挤人, 自然就不像样了。”六姐说着,一指我的领口,“你还别看不起这座破楼,要是白 天来呀,凭你这样不穿上装不打领带的样子,人家根本还不许你进门呢。” “得啦,要不是为了瞻仰你阁下读书的地方,他们就是下请帖我还不一定会来。” 说着,我们进了楼,电梯乘到三楼,一小间一小间的都是教室,教室都还开着 灯,她带我看了几间,是她以前上课的地方。天下教室反正都是一样的让人看了就 想睡觉的地方,但她却似流露出一般依依不舍的神情来。 然后她又引我到最下层的图书馆,有一大间是专门陈列联合国各种文件的。 “所有UN的东西,这儿都有,这一点,恐怕没有几个学校比得上的。” “可是,你念这些个玩艺干什么呢?” “我学的是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呵。” “六姐,我梦也没梦到你会学这一套。” “而且学了那么多年。” “人长大了会变的,变得自己也不懂。” “可不是,”六姐轻叹了一口气,“记得头几年这学校在街角上盖一座学生活 动中心,那时我刚刚开始念学位。我就自己定下了志愿,一定要在那座楼完工之前, 把学位念完。结果呢——”她苦笑着,“人家十几层大楼盖成功了,我的论文还没 有动笔。” “六姐,你到底念了个什么学位?” “还不就是一个Ph.D.” “那你不是就可以当教授,胡整美国人了吗?” 她得意地笑笑:“我是在教书啊。” “哎哟哟,失敬失敬,NYU的大博士,又是教授,我刚才差一点带你去看脱衣舞。 真真作孽。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要我把文凭和聘书都贴到脸上,挂在胸前?博士有什么两样?这跟看脱衣 舞又有什么关系?你呀,说了归齐坯是一个俗。” “不是啊,我现在念了书,就知道要念个学位有多么难了。你看你,一点不费 力,要什么有什么了,这还不值得人羡慕吗?尤其我想到你从前的样子,暑假一开 学你就急得转磨,居然现在这样安得下心来念这么些年的书。” “不念书干什么去呢?我从前最恨学校的老师,真想不到自己现在也来误人子 弟。” “你上课时凶不凶?” “凶!怎么不凶?大概我还没有老到够当教授的资格,所以格外得的一点,要 不然就镇不住他们。” “将来我也到你堂上来旁听一下子好不好?看看你究竟是怎么样个凶法的。” “那容易得很。这跟婆婆虐待媳妇一个道理。等你做了教授,不必学就会了。” “我不行,我凶不起来的。所以这辈子也当不成教授。” 纽约大学出来,找到了车子。六姐站在车边又望着夜色茫茫中的那座古楼。那 一刹间,她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也忘记了在她身外还有别的人,还有一个世界。 在车上,她一言不发。只是沉默地开车,像个不耐烦的出差汽车司机。 “六姐,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很小心地说:“你已经很辛苦了,带着我跑了 这么半天。要是不太远的话,你不必送我了,你到家我就下来,我自己大概会走回 去的。” “废话,当然我把你送到门口。” 过了好半晌,她忽然像做了个什么伟大得不得了的决定一样,“也好,我再带 你到我家里看看吧。免得你在那儿乱猜。” 走了好一阵子,好像是沿着中央公园往北走,总算到了她的家。 她住的是楼上的公寓,这种公寓全是像蜂房一样,几百套房间堆在一起,住在 里面的人,各人忙各人的,老死不相往来。进口的一段走廊黯黯的,上了楼,六姐 开了门,原来这里面自成天地,很有点格局。 我把房间看了一下,有一个卧室,一个客厅兼书房,吃饭间不大,但也很洁净, 相邻的是厨房和浴室。 “就你一个人住这么些房子?” “当然喽,我不是叫你来看看的吗?其实——”她沉吟了一下,“真就是一个 人住,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可是,人也就是这么傻。这大概也属于纪德所形容的 ‘窄门’了吧?要是我爸妈还在,那也许我还指望着你在他们面前去跟我讲几句好 话,说我过得不错,而且很有志气。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为,我只是让你看 看,我一个人过也过得去,我不依靠任何人,我……” 我注意到她的眼自有点红了。我猜想她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话对我说。不错,纽 约热闹虽热闹,但这儿禁锢了太多的寂寞的人。 我猜想她是需要安慰、宽解与同情的。 我坐在沙发上望着她,不知道从何说起是好。 她自己倒了一杯酒,问我要不要? “没有那份福气。”我说:“要是你有好的下酒菜,我倒可以帮帮你的忙。” “你呀,还是一个劲儿的好吃。”她看看冰箱,冰箱里大概也没什么可吃的, 她递给我一瓶可口可乐,半包炸洋芋片。 “美国文化就是这么不调和。” “你怎么忽然又想起这么大的题目?” “你看呐,喝可口可乐吃洋芋片,没意思。” “烧杯咖啡好不好?” “反正是烧,那还不如弄杯龙井喝喝嘛。” 六姐吃吃地笑了,一瞧你这份噜苏,真难伺候。” 我也笑了。结果她还是给我烧茶。 “六姐,说真话,你是不是就因为男人难伺候才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不懂,什么叫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意思说你到现在还不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结过婚?” “那你——反正你现在不像是做主妇的样子!” “我就是讨厌做主妇。” “多矛盾,结了婚嘛,又讨厌做主妇。”我觉得眼前的六姐变了个样子,仿佛 也有点波希米亚风味了。“那么你是又分开了,和那个人?” “嗯。”她呷了一大口酒。 “你们当初是——就是当你念书的时候?” “嗯,为了他我停了差不多一年的学。” “是个中国人?” “可以算是,他母亲是法国人。” “那准是个很诗意的男人,因为他血管里是东西两大诗意民族的血液。” “他——人还算不错,也许就是太诗意了一点。” “他也念书?” “跟我同学。” “学什么?” “画画。 “你一看见他就喜欢他了?”我直逼着问,好像这很有关系似的,“你和他是 不是一好起来了就到河边大道去散步?还是后来分手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握别的?” 她笑着摇摇头,“全不对。” 我的联想力受了顿挫。 “那是因为他的一幅画,是在河边大道完成的。” “画的就是一幅落日?” “不错,那是他最好的一幅,至少是我最喜欢的一幅。” “我可以看看吗?” “对不起,我老早给撕拦了。” 这就是女人。我心里说。但,“为什么呢?” 她谈谈地撇了撇嘴,“这还有什么为什么?好就好,不好就扯它个稀烂。” “这一点,倒还依然是你的老脾气。”我说,但我已经看得出来,她就算撕了 一万幅画,也解除不了她内心中的不平。 “你们在一起,也快活过的吧?” “嗯,”她的眼睛又那样望着远处。“那是我们最苦的时候,平常也就是只能 到格林维治村喝个咖啡什么的,但那是真正的幸福、快乐。” “后来呢?” “后来,他出名了,一下子像中了奖券一样,我们就结了婚;我真后悔为什么 要多此一举。结婚以后就住在那豪华的房子里,我就书也不念了,陪着他过那豪华 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属于那种生活的,我跟他越来越不对头。就这么 的,完了。” “他呢?” “后来他到欧洲去,说是撞车死掉了。” 我们都沉默着,好像沉默才最适合于眼前哀肃的气氛。 “你原谅他没有呢?” “无所谓,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他死了,我好像就不那么厌 恶他了。有时候我常想,如果他一直没有出名,我们一直过着穷苦的日子,也许我 们现在还是亲亲密密地在一起,能够闲散地去看看赫德逊河上的黄昏落日吧。” “也许真是那样子吧!”我也同意她的想法。世间往往是如此,人并不知道他 自己所真正要追求、要坚守的是什么东西。 七 这就是我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夜晚。 最后的一个夜晚,使得我认识了纽约的背后;也因此使我比较不那么厌倦纽约 了。 纽约毕竟也是有人情味的。太多的悲欢离合,像太多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只是 一片乌糟糟的悲凉;人生本来便是如此。人情味之中带着悲凉,像赫德逊河上的落 日,火红火红,但后面衬着的是一片越来越黯淡的灰色的云空。 六姐说是来送我的,可是到了时候她没有来。不来也罢,送别本来是伤神的; 虽然,我对她那一生中顶大的悲剧一点帮助也没有。她看着我走开,是大可以不必 伤神的。 倒是我,因为想到她,反而有些伤神起来,想起在这茫茫大城中,她一个人挣 扎着,过着那种外表沉静、底子里凄凉的生活,我有一种深深的同情与沉哀。 活着,也只是活着吗?为什么呢?倒是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李门博士是对的 了。我们为什么总想不起来问问“为什么”呢? 灰狗车驶过华盛顿桥。下面正是浩浩荡荡的赫德逊河。可惜这是早晨。太阳在 头顶上。 早晨也好。就因为是早晨,就因为太阳在头顶上,我就不会看到那“只是近黄 昏”的落日。而我——有点狂妄地想,大概我还没有到能够一心欣赏落日,凭吊黄 昏的心境吧。 我的悲哀,毕竟还不是黄昏的悲哀。 那么,再会了,纽约。我也学着六姐那样子,悠悠闲闲地点上一支烟,在烟田 中,纽约和它的烦嚣与寂寞,全保梦一样地被抛到后面,远远地,远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