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娥普西河上
(一)“水洞”里的爱情
“彼利!”老玛丽在楼下起居间高兴叫了起来。“你来得正好!我需要你割草!
四块钱一个钟头!”
莲儿在楼上“兰熙的房”里一听见老玛丽叫“彼利”,就情不自禁打开“兰熙
的房”,走到房门口,但又不便立刻下楼:也许彼利不是来看她的,那岂不是自作
多“情”?
并不是男女之情,而是手足之“情”。彼利是石头城惟一叫她感到亲切可靠的
人,比她小两岁吧,而且,又是嫡亲表弟,也不可能有手足之外的“情”。
“彼利!”只听见老玛丽又叫了。“小心!你一双泥脚!在门口垫子上擦干净
了,才准进屋!我一天到晚累坏了!家务事做不完!地板脏了,谁擦?我这个老婆
子擦!”
“妈,别那么说。”老布郎说。“莲儿也帮忙。她做饭,打扫屋子。”
“帮忙?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干净!她洗过的碗,油腻腻的!她用吸尘器
,吸尘器出毛病;她用洗碗机,洗碗机出毛病!她用电动刀切菜,刀片飞出来差点
杀死我!她还要割草呢!我说,算了吧!割草机打断她的腿,我们还得出医药费呢
……”
彼利笑了起来。“可怜的莲儿!”
“可怜?我就不可怜?我的生活秩序完全给一个陌生人搅乱了!我看呀:布郎
家三代男人都爱中国女人!老头子也爱上啦!彼利,你上钩啦!”
“谁钩我?”
“你知道是谁!还问我!别忘了,她是你妈妈的哥哥的女儿,优生学不允许!
她可不能嫁给你!”
“玛丽!”彼利大声叫了起来。“男女在一起,你就想到婚姻!假若我要结婚
,早就结婚了。”
“反正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女人睡觉,也不必要结婚。”
“结婚只是为了睡觉吗?你嫁给布郎就是为了睡觉吗?”
老布郎咯咯笑了。“玛丽以前可真性感呢!”
“时代不同了。”老玛丽说。“现在的年轻人一见面就跳上床!我和这老头儿
结婚以前,他追求了我两年,我才答应嫁给他。”
“我不追求你,你也会嫁给我!”老布郎哈哈大笑。
“一见面就跳上床?”彼利说。“水塔里住了三个人,两男一女,你认为我们
在一起睡觉吗?”
“当然!”
“彼利,我这老头儿也要讲话了。你们三个人在水塔里于什么,我不管。假若
你们在水塔之外,扰乱布郎山庄这一片干净土,你们就得搬走!”
“我们是同志!不是坏人!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未来计划。我们要做点不寻
常的事;住在一起,费用分担,工作也方便。”
“同志!”玛丽又叫了。“你已经学会共产党术语了。可怕!”
彼利笑着说。“我知道你怀疑的对象是谁?同志,是我们年轻人在六十年代用
的术语。”
“啊哈!这就是中国女人!她不动声色,不说话!她要说的话,要表的情,全
在眼睛里!她用眼睛勾你!你给她钩上了,还不知道呢!”
“妈,”老布郎又笑了。“那几句话说得倒很有诗意。不过,我倒觉得莲儿太
含蓄、太安静了。我希望她开放起来。她太拘谨了——拘谨得像个十九世纪新英格
兰的清教徒。”
“别担心,爹!她三十出头了,正需要男人。她可会照顾自己。彼利不是在这
儿吗?我相信他是来找莲儿的。自从她到了布郎山庄以后,彼利哪天不到我们这儿
来?以前一个月也难得见他一面。”
“玛丽,你这么一说,我倒不知道如何开口了。我得承认,我是来找莲儿的。
我要和她商量一件事情。”
“什么事?”
“无可奉告”“我要重复一遍:晚上十点钟以前,她必须回来。”
“妈,你用几十年以前管女儿的办法,来管现今的女孩子!兰熙读高中时候,
有个男同学来了;晚上两人坐在山庄前面石阶上,你就站在楼上窗口监视了一个晚
上!你那时生活惟一的目标,就是保护你的女儿的贞操!”
“我还不知道你的宝贝孙女儿有没有贞操呢!”
莲儿站在楼上房门口,怔了一下,不想再听下去了,轻轻关上房门。
过了一会儿,彼利敲门:“莲儿!莲儿!”
她没有回应。
“莲儿!莲儿!”
她仍然没有回应;只听见彼利走下楼;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彼利走上楼。一张
字条从门缝塞进来了。彼利走下楼了,莲儿才从门缝中取出字条。
莲儿:你病了吗?很挂念。明晚七时请来水塔。我的朋友们想见你。
——爱
彼利就写了那么一个“爱”字,没有签名。莲儿一阵脸红。彼利的“爱”字不
知到底是什么意义?爱就是他,他就是爱,连名字也不要了。那么一个“爱”字隐
含着多少男性的自信与肯定:不由分说,要爱就爱!斩钉截铁!莲儿从没听人提过
“爱”这个字:中国人爱得多么深,也不说“我爱你”。美国人是泛爱主义,见过
一面就爱呀爱的;露西就是那样,第一次见面分手时,露西就说:“莲儿,我爱你
!”还抱着她吻了又吻;艾德也走过来和她吻别;她立刻伸出手,硬挺挺地站着,
艾德只好在她手上吻了一下,也说:“莲儿,我爱你!”她不知如何回答,风马牛
不相及他说了声谢谢。
彼利的那个“爱”字,大概也是泛爱的“爱”吧!何必认真呢?
窗外响起了割草机轰轰的声音。莲儿走到窗口,只见彼利推着一个大割草机在
山庄前面割草,偶尔用一支胳臂擦擦脸上的汗。他推着割草机向水塔那边走,莲儿
在窗口等他转过来。好大一片荒园!从他们住处到水塔来来回回地割草,仅仅一趟
就得割上半小时吧!等到彼利从水塔转身推着割草机往回走,莲儿想:他现在可看
到我了!
没有!彼利没抬头看莲儿窗口。他若真有情,就会抬头看。他们可以用手势讲
话。彼利只顾割草,目不旁视。他在中国准是劳动模范!莲儿看着他走近了,便大
叫一声“彼利!”他没听见,割草机轰轰的声音把她的叫声淹没了。彼利又转身向
水塔那边走。
莲儿那一声“彼利”却把老玛丽从屋子里叫出来了,站在门口朝上对莲儿说:
“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对不起!”
“你大叫,吓了我一跳!”
这时,彼利才停下割草机,转身问玛丽:“什么事?”
“莲儿大叫,我以为出了事。”
“嗨,莲儿!”彼利撇开玛丽,朝上望窗口。“你好吗?”
“好。你呢?”
“好。我割完草,去水洞游泳,你去吗?”
“好吧!”
“我割完草,在窗下叫你。”
“好。”
“罗密欧和朱丽叶。”老玛丽咕噜着走进屋。
莲儿和彼利沿着娥普西河向上游走。刚下过一阵小雨,河水更清亮了。对岸高
耸的石崖,一层层整齐的白云石——哪儿来的一双巧手特意砌成的。一支鹭鸶在水
上掠过去,掠得河边的芦苇飒飒响。沿河小路上柠檬黄、湖蓝的小花,给雨水洗得
清清爽爽。
他们右边一大片绿色玉米田迤俪而去,一排排高高的玉米梗,露出星星点点的
黑色泥土。远处绿油油的草原上三两只黑、白斑点的牛。草原尽头矗立着贮存饲料
的银灰色圆筒粮仓。粮仓靠近一栋红顶白墙木屋。附近几个小白点晃动——小白羊
吧。
彼利和莲儿两人都没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在娥普西河边走。那种纯净的美,
莲儿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干干净净的山水。干干净净的女子。”彼利自顾自说。
莲儿没有回应。
“老实说,莲儿。你刚到时候,我很好奇,对于一个中国女子的好奇。现在我
发现,地球那一端的一个中国女子,和地球这一端的一个美国男子,竟有相同的地
方:孤独,绝对的孤独。”
“你孤独?”莲儿望着彼利。“我只觉得你很个人主义。”
彼利大笑。“主义!主义!什么都加上个主义!你说三句话,必来一个主义!
”
莲儿笑着说:“我再给你加个主义吧!你是资本主义自由化!”
“自由?我倒渴望有个充满爱心的人限制一下我的自由呢?譬如我的母亲。许
多年前一个冬天,我大约十六、七岁吧!正是我学开车的时候,圣诞节前,我和兰
熙都回石头城来了。大雪,天寒地冻,路上积了三四尺高的雪。我闷得慌,开车出
去兜风——刺骨的风。兰熙明知那天开车危险,也没说一句话。我开车差点撞到河
里去,撞在一棵大树上,只是臂膀和腿受了伤,也没伤到别人,那也是奇迹。后来
兰熙说她一大早看报,就知道头天出了很多车祸,路上车撞车,一连串的车出了事
,死了好几个人。我问她为什么不阻止我呢?她说:“我要你自己做主!”那话也
对,但那是拿自己儿子的性命、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呀!母爱到哪儿去了呢?”
“假若你母亲阻止你开车,你会不会听呢?”
“大概不会听。”
莲儿噗嗤笑了。“她没阻止你,错了!阻止你,也错了!你和你母亲也有问题
吗?”
莲儿不慎说出一个“也”字。
“也——有问题!这个‘也’字表示你和你母亲有问题,对吗?”
“我和你不同。以前我以为是我母亲的错。现在我知道是自己错了。”
“啊。”彼利顿了一下。“我从小就没安全感——父母各自东西为自己的事业
和人竞争。他们对我的‘好’是出于歉疚,不是自然的亲情。我反越战,逃兵役,
过流浪的生活——这一切,他们全不赞成,我知道。只要是他们不赞成的,我就做
!他们也管不着。好像这样一来,我就报复了他们的冷漠。”
莲儿没有说话。
“莲儿,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有问题,因为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莲儿笑了一下。“对不起!又是‘
主义’。我的问题呢?因为中国的政治运动。来到石头城,对我有个好处:可以回
头看自己,看我的母亲,看我的国家”“你认为你是属于中国的吗?”
莲儿愣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山望着那山高。”
“青草总是长在对岸的,是吗?”
莲儿笑着点点头,望了彼利一眼。“彼利,你把头发剪短了,胡子也剃了,为
什么?”
“我不想叫你难堪。”
“我对你那么重要吗?”莲儿微笑望着彼利,有点儿挑逗的味道。
“逐渐重要起来了。”彼利似乎是故意减轻重要的语气。
“我会叫你失望的。”
“我对你也没有存希望呀!”
“那就好。”莲儿那么说,心里却有些失望,摸不透彼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
真假假,假假真真。她得小心,不要陷下去了。她不能再受伤了。
“哪,”彼利指着前面一潭静水。“那就是彼尔、兰熙以前常游泳的地方。他
们叫‘水洞’。咱们游泳吧!树下还有条小船呢!”
“你游,我不游。”
“那你为什么来呢?”
“来和你说说话。”
“啊。你不会游泳吗?”
“会。以前在乡下水塘里常常游。中国年轻人多半会游泳。”
“那就游吧!”
“我没带游泳衣。”
“光身子游好啦!”
“什么?你说什么?光身子游?”
“天下最痛快的事!”彼利朝天闭上眼,仿佛他已经光身子下水了。
“那你就一个人游吧!”莲儿转身向回走。“我可不奉陪了。”
“别走,莲儿,别走!”彼利急忙跑过去挡在她面前,不敢用手去拉她。“我
一定穿游泳衣!我一定穿游泳衣!”
莲儿看到彼利那张急切、童稚的脸,又觉得可笑,好像哄孩子似地:“你游吧
,我坐在小船上等”一艘铁皮小船系在河边的柳树上。莲儿上船坐下,拍着水玩。
“别害怕,”彼利笑着说。“我的游泳裤早穿在身上了。”他站在水边,开始脱汗
衫。
莲儿别过脸,看天边的彩虹。即令彼利穿游泳裤的身子,她也不要看。听到彼
利扑通跳进河里,她才转过头来。彼利游泳也和他割草一样,聚精会神,决不含糊
,两只臂膀,左一下,右一下,划过去,划过来,在水上溅出整齐划一的节奏。他
割草,就割草,他游泳,就游泳。莲儿坐在船头上笑了起来。和彼利在一起,自在
,健康,单纯;没有忌讳,没有障碍,没有疑虑——这种人际关系,简单明了。
“你笑什么?莲儿。”彼利站在浅水中,靠近岸边,露出半截胸膛上棕色的毛
。
莲儿抖了一下,催促他。“快游吧!别站在那儿!我笑你游泳也那么认真;是
件认真的工作,不是轻松的娱乐。”
莲儿蓦地站起身,慌张地:“彼利,彼利,回到水洞里去!回到水洞里去!”
小船摇摇晃晃:莲儿抓往垂下的柳条。
彼利立刻翻身跳回水洞:“什么事?莲儿!”
莲儿看到彼利直射反应傻愣愣的样子,笑出声来。他站在水洞里,离莲儿有丈
把远吧,一只手攀着一棵粗大橡树弯向水面的枝干,只露出半截胸膛——莲儿觉得
安全了,想安慰一下那个傻小子。“彼利,你站在水洞里那姿势很好看。可惜我没
带照相机,否则,照张像寄给我妈,她可以想象当年我爸在水洞游泳的样子。”
“你还可以向她讲个爱情故事。"“爱情?你的?还是我爸的?”
“是水洞里的爱情。娥普西河的全名叫‘娥普西·毕尼刚河’。娥普西是个美
丽的印第安姑娘,爱上了一个敌对酋长的儿子,叫毕尼刚,两方的家族反对他们相
爱。娥普西和毕尼刚就偷偷在这水洞相会,两方家族发现了,对他们百般阻挠,迫
害。一对情人双双跳水洞淹死了,你看,这么深的水洞,永远荡呀荡的,涟漪就是
娥普西和毕尼刚轻声说话。”
“中国也有类似的殉情故事,”莲儿说。“比娥普西·毕尼刚的故事还要凄婉
;梁山伯、祝英台不能相爱,梁山伯死了,祝英台去上坟。坟上开了口。祝英台跳
进去——两人变成一对蝴蝶飞上天了。”
“莲儿,”彼利犹豫了一下。“你恋过爱吗?”
“你为什么问这话?”
“中国人多,空间狭小,没有隐私。我常想:中国人如何恋爱呀?”
“爱,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中国人着重精神恋爱。”莲儿一说出“精神恋爱”
那几个字,就觉得不对劲。中国多的是“实惠派”的青年呀!某些女青年找对像的
条件已经超过“三十六条腿”、“三转一响”了;政治观点是否相同,“四人帮”
以后已经不考虑了。“三十六元看爹娘”、“六十、七十大家抢”也是这时的行情
了。她的朋友叶红找对像就有一定的条件:对方必须是重点大学毕业;工作地点必
须在北京;必须在高等学校或研究所工作,那才有机会出国呀!叶红下决心要出国
,只要出得了国,非洲,欧洲,美国,哪儿都行!还有,对方必须身高一米八。
“莲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恋过爱吗?”
“恋过。也没恋过。”
“莲儿,你实在难对付。别对我绕圈子说话,好吗?我的脑子没有你那么复杂
。莲儿,直截了当告诉我吧。我关心你。你是应该爱,又被爱的那种女子。”
“我也许爱过两次吧,但不知道是不是被爱——来不及知道。一次,我们家庭
出身不同;另一次,我们政治面目相同。全没结果!那时候,我们没有爱和被爱的
权利。”
“啊,我不懂,爱情和政治有什么关系?你……”
莲儿不愿彼利追究下去,也不想解释。“彼利,你呢?”
“我没爱过。”
“你们可是有恋爱自由呀!”
“也许太自由了。一见面,就跳上床——地上,床上,跳来跳去,到头来,总
是一场空。”一只小翠鸟从水上掠过去。“爱情,爱情,爱情是属于鸟儿的。”彼
利自嘲地笑笑,向着岸边游去。
“你的衣服呢?”莲儿看他向岸上走,湿淋淋的游泳裤紧紧裹着他的身子。“
你的衣服呢?彼利?”
“在石头上。”他指着岸上的一块岩石。“我就在这儿换衣服了。”
“不行,不行,彼利,我到那边树林里去!”莲儿从小船跳上岸。
彼利大笑。“你不必跑那么远嘛!你就站在那儿别动,把脸别过去就行了。”
“不行,不行,来了人怎么办?”莲儿已经别过脸,看天边剩下最后一抹淡淡的彩
虹。
“来人有什么关系?”彼利一脸的无奈。“你站在那儿。我站在这儿。中间隔
着大树和岩石。我们能干什么”树林里鸟儿叫起来了。
“莲儿,那,你看见了吗?那只小红鸟!”彼利指着远处核桃树林。
“哪儿?”
“在那棵最高的核桃树上,看见了吗?就是它在叫!”
小红鸟在树梢对着逐渐淡下的彩虹,一声声叫出清亮的依恋,突然停住了。
彼利尖着嘴学小红鸟叫:两声一长一短,顿一下,又是两声一长一短。
小红鸟回应了:两声一长一短,顿一下,两声一长一短。
彼利又用同样的调子回应。
一只小翠鸟飞到另一棵核桃树上,也用同样的调子叫了起来。彼利,红鸟,翠
鸟,就那么一声声互诉衷情。
莲儿听出了神。“彼利,你懂得鸟的语言。”而她却是杀鸟的罪人。
“我们有共同语言。”彼利点头得意他说。
红鸟,翠鸟,全停止叫声了。
“啊,鸟儿飞走了。我要把它们叫回来。”彼利又尖着嘴吹了几声口哨:两长
,一短,一顿。他一停,核桃林里又响起了鸟叫;两长,一短,一顿。另一只鸟也
跟着用同样的调子叫起来了。彼利的脸一亮。
“你听,莲儿,小鸟听得见我的叫唤。叫唤有回应,是最开心的事。”
“啊,我不知道鸟儿也有灵性,回应人的叫唤。”
“你的叫唤,我也会回应。”彼利微笑着。
(二)彼利表弟的水塔
“莲——儿”彼利的叫唤,遥远,微弱。
“莲儿——”布郎山庄废墟的回音,沉重,阴森。
“莲——儿——”“莲——儿——”莲儿正在房中手抄爸爸的笔记,打算给妈
妈寄去。她到石头城后,只寄了几张明信片。天黑了,七点钟了,她应该到水塔去
了;忽然听见一声微弱一声沉重的叫唤,绵延不断。
“莲——儿——”“莲——儿——”她走到窗口,只见彼利远远站在水塔下,
向着山庄巨大朦胧的黑影叫唤。
“莲——儿——”“莲——儿——”“彼利,”莲儿站在窗口向水塔叫。“就
来啦!”
她的叫声没有回音;只有从水塔向着山庄叫,才发出回音。布郎山庄的回音是
有名的。山庄烧毁了,回音可毁不了。老布郎、老玛丽早已没有气力和“回音”对
话了;“回音”寂寞许多年了。
“彼利”,老玛丽在石屋门口。“别叫啦!两老要安静呀!”
莲儿轻悄悄走出屋子,彼利从水塔向她慢慢走来。他们之间,一只萤火虫一闪
一闪的,从枫林闪出来——那儿就是爸爸安息的地方。莲儿忽然想起儿时姥姥讲的
闲神野鬼的故事,她害怕,却又爱听,她总是钻进被窝,裹得紧紧的就安全了。“
鬼真的会说话吗?”“神真的变成和尚吗?”“人真的投胎变牛吗?”“水塘里真
的飞出白布把人卷进水里吗?”“钟楼真的有长角鬼吗?”“萤火虫真的变成蛟龙
吗?”莲儿就爱问这类的问题,巴不得姥姥说:“全是真的!”但姥姥说:“旧社
会的迷信,毛主席说,不能相信!”莲儿问:“那你为什么讲给我听呢?”姥姥说
:“反面教材呀!讲给你听,是要你明白:牛鬼蛇神是反革命分子呀!革命人民要
遵守毛主席的教导,和牛鬼蛇神斗争呀!”现在,莲儿在阴森森的山庄废墟前向水
塔走;她和彼利之间越走越近,萤火虫一闪一闪,她竟和小时候一样,希望萤火虫
就是爸爸的化身。“你看见那只萤火虫吗?彼利。”莲儿和彼利会合了,在一棵大
橡树下,橡树叶子展开来,一把大伞似地将他们两人罩在下面。“那边,那边,彼
利!萤火虫,它向枫林飞回去了。”
“嘘——”彼利轻轻嘘了一声,一根手指按在嘴上,示意莲儿别说话,另一只
手拿着手电筒指向白云石山庄。石柱前,枫树下,几颗星光,在黑夜中闪烁。莲儿
站定注目看,星光有了形象:三只鹿的眼睛。一只母鹿;两只白色斑点的小鹿。它
们一动也不动,站在山庄的黑影中;六只眼睛,亮晶晶的,衬着背后坚实、庄严的
白云石柱、白云石壁,仿佛它们在太古洪荒,天地变色,洪水退走之后,就和白云
石一起留存下来了。
彼利的手握着莲儿的手,莲儿并没感觉到。他们两人站在橡树的大圆伞下。人
和鹿定睛互望着。彼利和莲儿惊讶得两只手越握越紧,被那大片荒凉废墟中既美丽
又坚韧的小生命怔住了。
三只鹿开始走动了。母鹿在前,小鹿在后,缓慢的,优美的,小心的,在白云
石山庄前面走,几颗星光一闪一闪,绕过山庄,走进枫林。”
彼利和莲儿握着手走进水塔。
水塔一进门是个简陋的小厨房:白色生锈的冰箱、电炉显然是二手货,木头小
方桌,四张木凳,彼利说是他自己做的,木料都是从石头城山上砍来的。地上堆着
许多形状不同的白云石块。彼利说他收集山庄的石头做研究工作,研究山庄原来的
结构,材料,设计……窗子用什么样的白云石,大门用什么样的白云石……每个细
节都必须还它原样儿。另一小间大概是洗手间吧。小厨房过去是间卧房,原色未漆
的地板上两张床垫子,仅此而已。彼利带着莲儿从厨房里一道窄窄的木梯爬上去,
则是另一个圆圆的小天地了,铺满了旧得发黄的榻榻米,长方形榻榻米遮不住的圆
形屋子的角落,七拼八凑地铺着杂色旧地毯。彼利说榻榻米和地毯全是从旧货店买
来的。沿着石墙一排排木板,用红色砖头隔成一层层书架;上面堆着一叠叠卷宗、
旧书、图片——全是关于布郎山庄和石头城的资料。一把吉他斜斜靠在屋角;旁边
有个非洲小皮鼓,还有一架电动唱机,旁边堆着许多唱片。两扇窗子,一扇对着娥
普西河;另一扇对着莲儿的窗子。屋子里没有电灯,墙上挂了两盏洋油灯,和中国
农村用的油灯一模一样,彼利说也是从旧货店买来的。屋子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很
大的圆形矮桌,也是彼利从石头城山上砍来的木料做成的“手工艺品”:桌面是横
切的粗大树干,三根枝干就是桌腿。
这间屋子就像中国北方的炕,榻榻米上可以睡一家人呢。
“你的朋友呢?”莲儿忽然怀疑起来,彼利要她到这幽幽黯黯的水塔来干什么
?
“黛安和哈尔非马上就回来。他们也住在水塔里。黛安刚继承了祖父一笔遗产
,买下了娥普西河边的杂货店,我们计划开酒店。”
美国人的“性解放”在中国是有名的。也许他们两男一女全睡在榻榻米上呢!
三个人还一同开酒店!”
水塔窗子逐渐亮了起来。塔外响起汽车在石子路上颠动的声音,是辆破车吧!
眶卿眶卿。车灯照亮的窗子可是很好看,窗外橡树的叶子绿得透亮。
两个人在木梯口露面了。
“嗨,莲儿!我是黛安!”
“嗨,莲儿!我是哈尔非!”
莲儿也嗨了一声。原来他们是一黑一白:哈尔非黑黝黝的,黛安白灼灼的,在
幽暗的油灯中也非常分明。
他们捧着啤酒走上楼。彼利开动唱片,巴瑞法帝丰满的男高音唱起《蝴蝶夫人
》。
“莲儿,”黛安开了一罐啤酒,喝了一大口。“你完全是我想象的样子:西方
人修长的身子;东方人古典的脸。”黛安神秘地向彼利点点头。“正是我们需要的
”哈尔非也点点头。“我完全同意。”他开了一罐啤酒,咕嘟喝了几口。
他们仿佛在看赞品;莫非要莲儿当酒吧女?她可不能卷进“犯罪集团”!莲儿
发现黛安上身只是两点式的红色胸罩,牛仔裤的膝头打了个圆补丁。哈尔非红色汗
衫上印着几个大黑字:“爱我吧”。
“你倒不是我想象的样子,”莲儿没说下去:黛安故意打扮成穷酸相,简直不
像富家女嘛!
“莲儿,”彼利也喝着啤酒。“你应该从那冰库——”他笑着指向布郎、玛丽
的石屋。
“搬出来!”
莲儿没做声。
“对!”黛安说。“欢迎你搬到水塔来!”她点燃一支烟。
“搬到水塔来?”水塔根本没有莲儿可住的地方。她若搬来,只有两个可能:
她一人住楼下,她们三人住楼上;否则,她就和彼利住楼上。难怪彼利请她到水塔
来见朋友!他们是彼利的“说客”,要说服她参加“犯罪集团”,彼利不知在搞什
么鬼呢!
天下的男人全不可靠!“彼利,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谈搬家的事吗?”莲儿的
口吻透着谴责。
彼利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还年轻呀!莲儿!我不忍心看你在那个石头
冰——窟里和两个老人‘老’下去。”
“开学了,我就搬到爱荷华城去。我早来两三个月,就是为了和两个老人住一
阵子。我要找个工作。”
哈尔非向黛安眨眨眼。彼利没说话。那三个人仿佛有共同的“阴谋”,而彼利
是胸有成竹的主谋。他开了罐啤酒递给莲儿。她有些好奇,尝了一口,不好喝,也
不难喝。
彼利走过去打断《蝴蝶夫人》的歌唱,拿起吉他,坐在榻榻米上,自顾自弹起
来。哈尔非则一手抱起小皮鼓轻轻地敲。黛安轻声唱。三人配合得那么自然、和谐
,透着浪子淡淡的哀愁。
啊,我为什么不干活?
这么蓝的天空,我怎能干活?
哈利路亚。
我是个流浪汉哟,哈利路亚,流浪汉哟,哈利路亚,给点儿吃的吧!
吃饱才能活命呀……
啊,春天来啦,我刚出牢房,没钱,也没保哟。
哈利路亚,我到人家门口去敲门,太太说,你以前来过啦。
哈利路亚……
莲儿没想到黛安那个资产阶级居然唱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怨恨和悲叹。她
大概也有些革命性吧!美国革命青年就是这样子吗?住荒废的水塔,穿打补丁的牛
仔裤,戴诱人的红胸罩,(而不是红臂章。)唱被压迫者的歌曲。组织呢?领导呢
?那叫什么“革命”?他们明明是歌颂不爱劳动的二流子嘛!怎能发挥民众的积极
精神呢?其实,莲儿并不喜欢那千篇一律、拖着光明政治尾巴的革命歌曲;她喜欢
没有政治框框的歌:《凤阳花鼓》呀,《杜鹃花》呀,《嘉陵江上》呀,《踏雪寻
梅》呀,《教我如何不想他》呀,《我住长江头》呀……儿时妈妈常常哼的“资产
阶级”歌;以后她和李伟常常一起偷偷唱的歌。水塔那三人合奏的音乐十分好听,
到底不是她的音乐,她只能呆呆坐在那儿,竟有些落寞的感觉:爱唱歌的人和其他
一同唱歌的人搭不上腔,不仅孤独,而且是哑吧的孤独。
唱完一曲,彼利继续弹吉他;哈尔非配合吉他轻轻敲鼓。
“彼利!”莲儿的眼睛亮了,叫了起来。“《长城谣》!”
彼利随手扔给她一本英文乐谱,里面竟有英文的《长城谣》。“我一个人练习
了好几天了——这是你的歌。莲儿。”
莲儿没受过音乐专业训练,但天生一副好嗓子,丰满而带感情的嗓子;在北京
她常去文化宫的合唱团唱唱歌。假若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就要进音乐学院学声乐了
。音乐是有感染性的语言;音乐带人回到以往的欢乐或悲哀。莲儿不由自主地哼起
来了;哼着哼着,轻声唱起来了;最后竟站起高声唱起来,着了魔似的,变成了音
乐的化身,仿佛她就是长城外放逐的人——她回到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回到了战乱
的中国。彼利反反复复弹着吉他;哈尔非若有若无地敲着鼓;莲儿唱着唱着,眼中
的泪,在幽黯的油灯中,闪闪烁烁。
“莲儿,”黛安问。“你想家吗?”
莲儿笑了一下。“家,家,家在哪儿?”
“你想你妈妈吗?”
“不知道。”
“啊。”黛安沉默了一会儿。“莲,儿,唱支革命歌曲吧!”
“我们已经不搞革命了。”
“莲儿,”黛安说。“六十年代我们这三个人都是革命分子。”
“革命分子?”莲儿笑着说:“你们永远也没法搞革命!”
“莲儿,”彼利说。“我们搞革命的时候,也正是你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
们是真的革命呀!”
莲儿摇摇头。“你们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游戏,无限期的假日。你们从一个
‘游戏’跳到另一个‘游戏’。彼利,你研究布郎山庄,希望有天把它重修起来,
就是个大‘游戏’。你们的革命,恐怕也是个‘游戏’吧!”
“不,不,”彼利说。“我们是真正的激烈分子。一九六七年,我刚进大学,
我反对越战!五十万美国青年在越南打仗呀!他们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呀!开始时候
,我只是苦闷——非常苦闷。我父母离婚时候,我才八岁。父亲去了旧金山,和一
个比他年轻许多的护士结了婚。我跟母亲住,留在纽约。她要读书,要拿博士学位
。我很想念父亲,他太忙,没有时间。他根本不关心我。我听见母亲在电话上对他
大叫:‘你不要彼利来看你,我去法院告你!’结果,法院判决每年他必须让我去
看他一次。但那已不是自然流露的亲情了。我每年夏天去旧金山,他给我钱,给我
许多电动玩具,不同的照相机,不同的手表……他不给我的,正是我最渴望的——
和他单独相处的时间。我读中学时候,我母亲仍然在啃博士学位,也许这就是我那
时对学校,对什么学位,非常反感。我进了大学,写了张卡片给父亲:‘谢谢,请
别寄钱给我了!我可以独立生活了。’我什么活都干:在老人院打扫卫生,在餐馆
洗碗,在神经病院给疯子送饭,做油漆匠,做木匠,开校车。但我真正喜欢的,还
是到酒吧去弹吉他唱歌——唱自己编的歌:反战的歌,反工业制度的歌。我家上两
代人全认为越战非打不可,那是一场维护美国利益的战争。我在他们眼中是叛徒,
不爱国,不爱家,逆子!败子!我们是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的一代,我们就愤
怒起来了。战争,征兵,权威,资本主义,工业制度———切既成制度,我们全要
革掉。我们全身是火!示威游行,烧学校军训大楼,砸商店!我们用所有的时间反
越战!反权威!”
“不读书吗?”莲儿问。
“不读书。”
“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对!”哈尔非说。“我们还背毛语录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下定决心,”黛安笑着说。“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刀山敢上,”莲儿也笑了:他们竟有了共同语言。“火海敢闯。”
“天不怕,地不怕。”彼利拨了几下吉他。哈尔非敲了一下鼓,和彼利同声说
。“鬼不怕,神不怕。”
“我说的对吧!”莲儿说。“你们搞革命就和弹吉他、打鼓一样,是搞着玩的
。”
“不,不,”黛安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我和黛安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哈尔非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很好看的白牙。
“可不是一见钟情。我们都是新闻系的学生,一同编辑学校报纸。一个晚上,报社
全体工人激烈辩论:我们是否应该公开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的斗争?越南人的战
争和美国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也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莲儿睁大眼
睛。“那岂不是反资本主义的叛徒吗?”
“我们在学校选了一门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的课。”彼利说:“后来改选了‘马
克思主义’。”
“什么?你们可以看马克思主义的书?”
彼利点点头。“为什么不可以?”
莲儿一脸迷惑的神情。
“越南人民反美斗争,”哈尔非笑着指着黛安。“斗争把我们俩人拉在一起了
。那天晚上,我们辩论得非常激烈。我甚至骂黛安反动,但我又很抱歉。当她激动
地拿起一支烟的时候,我立刻为她点燃了烟,对她说:‘黛安!我请你到酒吧去喝
酒吧!我们就那样认识了。我们一同参加反战示威,一同编报纸——我们的报纸社
论还是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的,但口吻温和一些;‘反的是好战的美国政策,而不是
我们的国家。当然,我是爱国的。”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各自东西了。”黛安说。“越战影响了我,使我对政
治有了兴趣。我去了华盛顿。”
“越战对我们有个好处。”彼利说。“唤醒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在那以前,我
们自以为是世界超级强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反越战运动开始以后,
我们才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毛病?”
莲儿对黛安和哈尔非的关系很是好奇。她原以为美国白人是歧视黑人的;眼前
这一白一黑两个人明明是“爱人”嘛。但她又不便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她在国
内就有到过美国的人告诉她:千万别问美国人的私事,比方说,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呀?你的房子卖多少钱呀!总之,和美国人谈话,适可而止,决不能打破沙锅问到
底。在中国,别人的私事,就是不想知道,也会知道。一个小四合院,住上几户人
家,每户人家,一两间房,有的还是三代同“堂”。吃,住,睡,谈话,全在那么
狭小的空间里,谁也没有隐私。而且,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你穿过什么衣
服,戴过什么项链,都成了罪过!人们失去了隐私的权利。美国人对这个可是很敏
感。
莲儿只是试探地问了一句:“黛安,你喜欢华盛顿吗?”
“刚到的时候,兴奋极了!华盛顿是世界政治中心。我感到我就生活在世界中
心。我在一个国会议员办公室里工作。华盛顿有许多有兢力的男人……”
莲儿望望哈尔非。
哈尔非笑了。“她以前有一百个男人,我也不会管!只要她目前和我在一起就
行了。”
“哈尔非!”黛安叫了起来。“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呀。不过,作为一个女人,
我也没虚度青春。”黛安笑了。“华盛顿有些男人,不是有势,就是有钱。他们看
起来很自信,很果断,很有把握——这对女人有股磁力。但是,可别信任他们!和
你喝一杯酒,吃一顿饭,睡一夜觉,穿上衣服就走了,连个电话号码也不留!下一
次,在什么鸡尾酒会上碰到他。“哈罗,你好吗?今天天气好极了!”他好像和你
第一次见面!有个晚上,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碰到一个叫乔治的人,很帅,到过世
界许多地方;对了,也到过中国,越南;见闻广,和他谈话很有趣。我们一拍即合。
酒会还没完,他邀我去他公寓喝酒——‘水门公寓’。冬天,大雪。他把我一直带
进卧房,一句活也没说,就脱衣服。我对他说:‘我们喝杯白兰地吧,听听音乐吧!’
他说:‘别浪费时间了,明天一大早,我还得飞埃及。你当然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
我公寓来。’我问他:‘你怎么知我就肯和你上床呢?’他非常自信地笑笑:‘我
碰到的女人,没有一个不肯!我说:‘对不起!我就不肯!请你送我回家吧!’他
耸耸肩:‘好吧!他带我去停车场,忘了带汽车钥匙,叫我在那儿等,他回房去找
钥匙。停车场漆黑。雪下得更大了,半夜一点多钟了,我冻僵了,一个人孤零零的,
非常害怕——突然想起停车场一桩谋杀案。我跑回他公寓,敲门,我说:‘乔治,
冻死我啦!’他硬是不理!我在他房门上拳打脚踢,大叫乔治。隔壁公寓一个穿睡
衣的老头儿打开房门说:‘甜心,到我房里来吧!你吵得人睡不着觉!’我骂了一
句:‘混帐王八蛋’,就冲出去了,在雪地里等了好半天才来了一辆计程车,我生
了一场大病。在病中,我对自己的生活,自己所追求的,重新思索,重新估价。在
我去华盛顿之前,我是理想主义者,我要自由。我不要牵挂,我不要占有任何东西,
物质也好,爱情也好,我全不要占有!我以为我完全解放了。”
“我必须说,”彼利说。“那时我们也是很革命的……”
“革谁的命?”莲儿问。
“革上一代的命!”
“很对。”黛安说。“我的爸爸史帝夫是个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他本是个穷
小子,大学毕业,碰到我的妈妈苏西。苏家是美国有名富有的家族,在休士顿开医
药器材公司。史帝夫在公司里,从职员干起,步步高升,升到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
会主席。他很有才干,人长得帅!自从他当了总经理,他发明了一种见健身机械,
在全世界畅销,公司赚了大钱!总公司简直就成了现代艺术馆——玻璃和钢建筑成
的艺术馆,收集了全世界的艺术品。公司的名字也改了——史帝夫公司。他的汽车
是英国名牌罗易斯,罗以德,牌照上不是普通车的号码,而是特制的牌照:‘大史
’。他爱他的工作,他爱他的公司,他爱他的王国——史帝夫王国!堂皇、美丽、
典雅的王国!他很少在家吃晚饭。周未他也去办公。有一天,我听见妈妈对他开玩
笑说:‘……你的事业很成功,我和孩子们都很爱你。假若你事业失败了,而全家
人仍很爱你;又假若你事业一直成功下去,而我和孩子们在飞机失事时全死了。你
只能有一个选择;你选择什么?’爸爸说:‘你和孩子们都完了,我会很痛心!事
业失败了,我更痛心’,那话叫我伤心极了,我还以为我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呢!那
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我留了张字条,离开了家!我在餐馆端盘子洗碗,维持生活
;后来上大学,拿到助教研究金,学费问题也解决了。我的助教工作是:在教室里
帮助一位年轻副教授写反越战、反政府的标语……”
“现在呢?”莲儿好奇地问。“你们反什么?”
“反核子战争。”
“但不是打,砸,暴动了。”彼利说。“我们好像变稳健了。”彼利自嘲地笑
笑。“也妥协了。我想成家立业,安定下来;还想开酒店赚钱呢!”
“你们的革命,对于我而言。”莲儿说。“还是轻飘飘的事。”
“我不赞成你的话,莲儿。”哈尔非说。“我这个黑人,也可以说是个布尔乔
亚吧。我父亲是医生,他在大学读医学院的时候,医学院只有两个黑人学生,而且
和白人学生没有来往。我们的生活比一般黑人好。但是,黑——这个肤色就是个标
记:低人一等!”
“许多年以前,”彼利说。“石头城就没有黑人!有一家黑人,搬到娥普西河
边一栋小木屋里,石头城的人拿着刀,把他们赶走了。”
“反越战运动背后的力量就是黑人。”哈尔非说。“那个运动使年轻一代的黑
人、白人接近了。这是事实。反越战运动,对于黑人而言,的确是革命。”
“我那时和哈尔非约会,就是革命!”黛安说,然后笑了。“不过,我仍然是
个布尔乔亚,记得第一次参加反越战示威,我兴奋得就像参加生平第一次舞会一样
。我们宿舍的女同学,奔走相告:‘喂,你去游行吗?穿什么衣服?’”
“我们是布尔乔亚!莲儿!”彼利笑着说。“但是革命的布尔乔亚!”
“我到华盛顿去,就是要去革命的!”黛安笑个不停。“结果,我发现我在那
儿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巧克力糖;糖纸上印着‘甜心’的那种小巧克力糖,装在男
人口袋里就融化了。后来在纽约街上碰到哈尔非,他胡子剃了,头发剪短了;我呢
,在学校时头发短短的,故意把自己变成无性的人。哈尔非在纽约一见到我就大叫
:‘好美的一头长发!’我把头发向背后使劲一甩,对他说:‘天好冷,到时代广
场上酒吧里去喝杯酒吧!’喝酒,听音乐,跳舞,我们都成了素食主义者,都希望
回归自然生活。我告诉他,我仍然爱他;他说他也仍然爱我。分手后,我们互相写
了许多情书——美国人已经不‘谈’情‘说’爱了,不写情书了。我们两人兜了一
个大圈子,又回到一块儿了。”
“你们结婚了吗?”莲儿鼓起勇气问;她实在太好奇了。
哈尔非大笑。“两人相爱,就非结婚不可吗?你要不要做我们的媒婆?”
“莲儿,我们俩还在试验期间。”黛安说。“至少目前我们像终身相守的夫妻
一样在一起生活。”
“莲儿,”哈尔乏说。“你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吗?”
莲儿摇摇头。
“为什么呢?我以为那时候中国青年都是红卫兵。”
“我不是。”
“为什么?”
“没资格。”
“为什么没资格。”
莲儿咬咬嘴唇。“我是美国特务的狗崽子。”
其他三人大笑。莲儿也突然觉得很可笑。
彼利边笑边说:“美国特务的狗崽子!”他停住笑。“莲儿,你母亲也受到牵
连吗?”
“彼利,求求你,别逼我,好不好?”
“你只答应一个字就行了:是或否。”
“彼利,”莲儿激动起来了。“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一场噩梦!我不要再想
它了!你们美国人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受迫害呀!中国人没自由呀!中国人没饭吃
呀!中国人没房子往呀……”
“莲儿,”彼利大声说。“你实在不讲道理!我们这几个人就是那么顽固吗?
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好榜样呀!”
“你们知道吗?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已经做出定论: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
内乱。”
其他三人同时啊了一声。
“莲儿,”黛安说。“请原谅我问你一句话:你要不要回中国去?”
“不知道。”
“你在石头城快乐吗?”
“不知道。”
“莲儿,”彼利笑了。“你否定一切!”
“我到石头城来,因为这儿是我爸的家乡。”莲儿说。“我以为这儿是我的‘
家’。现在我才知道:我所追求的,这儿没有;我要摆脱的,摆脱不了。目前,我
只知道:我必须找个工作。”
“你已经有工作了。”彼利说。“今天我们就要商量这件事。”
“啊?”莲儿半信半疑。“什么工作?”
“我们四人合伙,开个‘白云酒店’!”
“爷爷、奶奶知道吗?”
“为什么要他们知道呢?这是我们的事。我向他们提起过,玛丽第一个就不赞
成!她说‘我宁可石头城是个安静的鬼城!也不要酗酒的,吸毒的,强奸的……’
她认为酒吧就是‘魔鬼’的大本营!”
“爷爷怎么说呢?”
“他说:‘彼利,布郎家世世代代住在石头城,我有权利讲话。你开酒店也好
,开旅馆也好,只要你破坏了石头城安宁、正常的生活秩序,我就要把你赶出去!
’”
“啊,”莲儿说。“那他们一定不赞成我参加。”
“莲儿!”黛安大叫。“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呀!”
“莲儿,你听我讲。”彼利说。“我知道你会有顾忌,所以一直没有对你讲。
我们的白云酒店,”彼利笑了一下。“你又会说是一场‘游戏’。不过,我们的确
是很认真的。黛安、哈尔非和我商量、筹备了好久,我们有很好的计划。做得好,
可以赚大钱!就可以重修布郎山庄了。”
“酒店在哪儿呢?”
“娥普西河旁边那小杂货店。白云石屋子,后面阳台就在水上,一棵大木兰树
就是阳台的伞。我们平时卖啤酒。星期六除了卖酒之外,还有各种文艺活动:舞蹈
表演呀!音乐会呀!民歌演唱呀!诗歌朗诵会呀……楼上有三间房,可以说,是个
小栈房吧,诗人,可以住在那儿写诗;画家可以住在那儿画画——格兰·伍德就画
出了美丽、柔和的石头城风景;大城市的人也可以住在那儿换换环境,呼吸新鲜空
气;观光的人可以住在那儿,欣赏石头城四季变幻、甚至每一天变幻的自然景色。
我们已经拟好了‘白云酒店’的广告。哪,就在这儿。”彼利从圆桌底下拿出一、
二张印好的广告,走到油灯下念着:
白云酒店在幽静的娥普西河上。
你要躲开城市的骚扰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你要在流水、鸟鸣中写诗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你要在神秘的鬼城中写小说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你要在青山绿水中度周未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你要吃精美的美国、中国菜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你要听美国、中国的民歌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你要组织国际文艺活动吗?
请到白云酒店来。
“莲儿,”彼利走回圆桌边坐下。“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你们要我干什么呢?”
“发挥你的特长。”彼利说。“我们四个人,各有所长,分工合作。既是老板
,也是服务员,也是厨子,也是演员。”
“你要我在酒店卖唱吗?这成什么话?”莲儿没说出下句话:“别人还以为我
在‘酒店卖身’呢!”一字之差,她就会身败名裂。
彼利笑了。“莲儿,你和玛丽一样,以为酒店是‘魔鬼’的地方!对不对?”
黛安急得只摇头,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哈尔非急得蹦蹦直敲鼓。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挑粪都可以,就是不能在酒店卖唱。”
“不是卖唱呀!”黛安说。“是艺术家表演呀!”
莲儿仍然摇头。“我在中国报纸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阿秀的中国
女孩,从大陆去了香港,投奔三十几年从没见过面的父亲和继母。父亲开个小店,
她在店里帮忙。一天,她突然不见了。父亲到处寻找。隔了十几天,她回来了,脱
胎换骨变了个人:头发烫了,戴着亮晶晶的耳坠子,穿着袒胸露背的衣服。阿秀告
诉父亲,她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待遇很好,又有宿舍可住。父亲不相信,要到她公
司去看看。她支支吾吾不要他去。他心里明白了,苦苦劝她回家。她头也不回地走
了。一天,他送一位外地来的朋友到旅馆去,听见会客室里一男一女在讨价还价,
仿佛是在谈生意。女的声音很耳熟。伸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女儿阿秀。她成了妓女
!中国报纸转载香港的报导,标题是:《大陆妹自甘堕落》。”
“唉!”彼利无可奈何。“白云酒店不是堕落的地方呀!白云酒店是几个年轻
人要实践他们理想的地方呀!我们四个人还可以组织一个———个‘民歌社’吧!
对了,就叫‘白云民歌社’。”
“好!”黛安从圆桌底下拿出笔和纸。“我们现在就可拟出一个简章。”她在
纸上写下去。
哈尔非和彼利在一旁协助,这儿加一条宗旨,那儿加一条规章。
白云民歌社由四个音乐爱好者,于一九八二年成立于石头城。宗旨如下:
(一)艺术至上,发扬中、美民间传统。
(二)不求名利,只求温饱。
(三)本社每位成员为一独立个体,互相尊重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艺术背
景,维系他们的是每个人对艺术的虔诚和奉献。
(四)唱片录音,室内户外表演,电视表演,请和本社工人直接联系,不准商
业性的代理剥削。联系地址:爱荷华州石头城白云酒店。
(五)慈善表演——为老人院、医院、孤儿院、精神病院、伤残者表演,不收
分文。’
(六)“白云民歌社”社员小传。
“莲儿,”彼利念完“白云民歌社”简章之后说:“现在你该相信了吧!白云
酒店不是魔鬼的地方呀。”他顿了一下。“小传上的姓名得搞清楚。莲儿,你到底
姓什么?”
“不知道。”
“你是布郎家的人呀!”
莲儿苦笑摇摇头。她突然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候,凡是参加过外国社团的人,就
被批判成外国特务。有个归国华侨有一张美国学生证,红卫兵硬说是特务证。那是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现象。现在中国不同了,大大推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归侨政策
。“海外关系”反而成了好“关系”。但是,谁知道以后怎么变呢?
“我决定了。”莲儿斩钉截铁地。“我不参加白云民歌社;也不在白云酒店工
作。我另找工作,去疯人院工作也可以。”
“莲儿!莲儿!”黛安将烟蒂扔进烟灰缸,气得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从没见过这样否定的性格!”
“黛安,”莲儿不愿讲出她的疑虑——不知为什么,到了国外,她不知不觉,
对于她生于斯、长于斯、痛苦过、快乐过的地方反而有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感觉
。她只是说了一句:“中国人的包袱,你们不懂。”
“好吧!”彼利缓和僵局。“莲儿,参加?不参加?你自己决定吧!我总是支
持你的。”
莲儿突然感到一阵快感: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决定,那倒是件新鲜事呢!
(三)江水啊,流呀流——白云酒店
白云酒店在娥普西河边。白云石的屋子;屋后一个半圆形白云石阳台,架空吊
在荡荡的河水上;河里这儿那儿溅出一两条鱼,台上罩着一棵大木兰树,开满了粉
红木兰花。花里一阵阵鸟叫,看不见鸟,是木兰花叫吧。
一走进白云酒店原色木门,就可看到右边一个白云石大壁炉;(冬天的柴火也
有啦——石头城满山遍野都是大风吹倒的树干。)壁炉上方墙上挂着一件特大号鲜
红汗衫,(三百磅重的男人汗衫吧!)印着黑色的大字:不穿鞋,不穿衫,自取啤
酒。(白云酒店不卖烈酒,墙上还挂了镰刀,铁铲,盘子,斧头之类的劳动工具作
为装饰品。另一面墙上挂满了石头城当年兴旺的照片:白云石大剧院,白云石马房
(可以养二三十头马。)白云石山庄的雪景,蓝天下的大风车,白云石小学校,门
前站了两排儿童。(老布郎那时还是小布郎,站在第一排正中间。)一列火车停在
杂货店(即今日的白云酒店。)和娥普西河之间的铁轨上,炫耀它崭新的漆黑透亮
的车头,布郎先生西装革履、头戴草帽,闲闲站在那儿,一只臂膀搭在巨大的火车
轮子上,挺着丰满富足的肚子。靠墙是长长一条原色木头酒吧;酒吧前一排原色木
头高脚凳,那全是彼利的“手工艺品”。
酒吧两旁有两个巨大的啤酒桶,客人可以从桶上的水龙头自取啤酒。
酒店四周的桌子、椅子,大小不一,形状不同,有的是彼利自己做的,有的是
从附近城市旧货店、或是私人的车房拍卖(有的人家在自己车房拍卖用不着的旧衣
物、旧家具;花几块钱,就可买一张桌子。)找来的“古董”;一家中国人丢掉的
两张断腿的太师椅,彼利从路旁捡来,换了椅腿,放在正中央钢琴两旁,客人赞叹
不已,有人甚至说像中国皇帝宝座,坐在太师椅里拍照。黛安将她家祖传的一个蓝
色瓷壶供献出来,壶底印着几个红字:“清道光年制。”莲儿一把夺了过来,笑得
说不出话来,终于说:“夜壶!”彼利、哈尔非、黛安不懂夜壶是什么;莲儿又不
好意思详加解释,只好说:“夜晚的厕所!”他们才恍然大悟,笑成一团。
酒店挂满了盆栽花木:白色的长春花,粉红的杜鹃花,艳红的天竺葵……花木
之间挂着圆圆的白色纸糊灯笼。
白云酒店就是个圆形剧场:喝啤洒的人坐在四周,中间空出的场地供人演唱或
朗诵作品。酒店一开张,生意就很好。电台、报纸都有新闻报导,说白云酒店是几
个既有理想、又切实际的年轻人创办的。“白云酒店是世外桃源,远在天边,近在
咫尺。你可以在嚣杂的乱世享受乡野情趣,安静时光。”当然,在新闻报导中,莲
儿不出名,不露面——她参加白云酒店工作的条件。
到白云酒店来喝酒的,多半是附近城市的年轻人和大学的年轻教授,也有休假
旅游的过客。楼上三间房只在周末才接受住客,供应住客食物。每个周末楼上的房
间也是“客满”。一字排开的三间房正对着景色变幻的娥普西河,形形色色的人,
成双成对去那儿度一个浪漫的假日,或是独自一个人享受一个清静的周末。
这个周末,楼上住了三对客人。在越战受过伤的柏尔德和他的越南新娘在白云
酒店度蜜月。柏尔德是彼利六十年代的同学,现在在华盛顿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
。另一对住客是六十开外的捷克夫妇:鲁斯帝克教授和他的妻子,鲁斯帝克教授在
附近大学教书,是国际有名的物理学家,他们来白云酒店度周末,彼利认为是莫大
的光荣。
还有一位单身住客就是美籍华裔林大夫。
白云酒店里那一对捷克老人特别显眼,和酒店里自由自在的年轻气氛很不调和
。
他们一进酒店就耽在楼上房间里,要了几罐啤酒,不到楼下酒吧去;晚饭也是
莲儿送到房间去。鲁斯帝克教授脸色蜡黄,神色沉郁,不大友善的样子,一句话也
不说,坐在窗口椅子里,望着娥普西河。鲁斯帝克太太带着浓重的东欧音用英语和
莲儿搭讪。
莲儿吃力地听着、回应着。
“你是美国人吗?”鲁斯帝克老太太问。
“不是。”
“你是日本人?”
“不是。我是中国人。”
“啊。我们是捷克人。五十年代我们去过中国。”
“真的?”莲儿立刻觉得亲切起来。
“我们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人。你来了多久了?”
“三个星期。”
“你来美国读书吗?”
“是。”
“美国可不是遍地黄金啊。”
“我知道。”
“你真是中国人吗?不太像。”
“我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
“啊。我明白了:战争出产的混血儿。他们在哪儿?”
“爸爸死了。妈妈在中国。爸爸就是石头城人。”
“那你就是回老家了。”
莲儿笑笑,没置可否。“你们到美国多久了?”
“一九六八年俄国坦克车开进布拉格的头天晚上,我们就跑出来了,辗转到了
美国。”
“啊,很久了。”
“嗯,很久很久了。”
“你们回捷克去过吗?”
“没有。我丈夫是物理学家,要把自己的知识献给祖国,但是回不去。我们在
美国仍然是外国人。”鲁斯帝克老太太自嘲地笑了笑。
“啊?你们在美国十几年了,一定是美国公民了,也有‘外国人’的感觉吗?
”
鲁斯帝克教授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走吧!”食盘上的食物,他没吃一口,
对莲儿说:“请你拿下去吧!”
“不好吃吗?”
“非常好!”鲁斯帝克老太太说。“烤排骨,火腿蛋炒饭。房间舒适,风景很
美。只是我们两人太累了,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莲儿端着两个食盘离开的时候,鲁斯帝克老太太说:“明天早餐不用准备了。
我们要好好睡一觉。”
“今晚有吟唱晚会呢!”
鲁斯帝克老太太笑笑。“我们跑过几十个国家,好诗,好歌,听了不少。现在
,我们只想好好睡一觉。谢谢你!”
莲儿走下楼,发现酒店已坐满了人。每张桌子上闪着一盏玻璃油灯。林大夫独
自一人坐在屋角,似曾相识地向莲儿点点头。
“警察!”莲儿放下食盘,惊惶叫了一声。
一个高大魁梧的警察走进白云酒店。
彼利对莲儿说了声“别怕”,迎面走过去向警察嗨了一声:“喝酒吗?”
“谢谢!”警察笑容满面。“我接到石头城几位居民电话,抱怨上个周末音乐
太吵。我也想来看看你们的新酒店。”他环顾四周。“气氛很好,生意也好。但是
,”他苦笑摇摇头。“你可不能出乱子呀。否则——”“你看看这些人!”彼利的
手向四周挥了一下。“他们是危险人物吗?我们也不愿流氓酒鬼来呀!我们只是要
这个鬼城活起来,成为中西部的文化中心。”
“就是你们这个想法叫人害怕。过惯了安静日子的人不想有任何改变。”警察
同情地笑笑。“你知道石头城的人,谁反对得最强烈吗?”
“我知道。”
“老布郎!”警察绕着酒店走了一圈,又到阳台上去看了一下,连声称赞:“
好地方!好地方!我自己也想来喝酒唱歌呢!”他拍拍彼利的肩。“他们不了解你
们;有了了解,就不会反对你们了。耐心干下去吧!”
警察走后,莲儿对彼利说:“他进来了,我吓得直发抖。我以为他来调查我呢
!外国人是不准工作的。”莲儿一转身,正好和林大夫四目相对。
林大夫对她招招手。莲儿走过去。
“你从哪儿来的?”林大夫问莲儿。
“中国大陆。你呢?”
“我在大陆生长,在台湾读书。”
“什么时候从台湾来美国?”
“一九五八。”
“你的普通话还讲得这么好!二十几年啦!”
“乡音难改啊。”
“我懂。”莲儿点点头。那是她到石头城后第一次听到乡音,真个是“亲不亲
,故乡人”。竟有人和她有共同语言!“你回过大陆吗?”
“四次了。”
“回过台湾吗?”
“还没有。很想很想回去。”林大夫偏头看莲儿:“你好像维吾尔族人。”
莲儿笑着摇摇头。“不是。你再猜!”
林大夫迷惑地望着她。“蒙古人。”
“也不是。汉、满、蒙、回、藏、壮、彝、苗、布依、哈萨克、撒拉、白族、
傣族……”莲儿一溜嘴说下去,自顾自笑了。“可多着啦!你去猜去吧!”
林大夫盯着她看,摇摇头。“猜不出来!”
“反正是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那么多!从何猜起!”
“我是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的民族。”
林大夫眼睛仍然盯着莲儿:“你是混血儿!”
“对了。”莲儿说。“我爸爸就是石头城布郎家的人。”
“啊,布郎家!当年开石矿的布郎先生!我听说过了。这酒店就是布郎家酒店
吗?”
“不是。我爷爷奶奶非常反对。是我表弟,哪,他走过来了,彼利和他两个朋
友开的。我只是在这儿帮帮忙。爱荷华大学开学了,我就不干了,到爱荷华城去。
”
“我就住在那儿!我是医生,在圣恩医院工作”“真的?”
“莲儿,”彼利走上来。“来,来见见我的老朋友和他的新娘。”
彼利带她走到阳台上。那儿放了三张小木桌,可以叫做“鸳鸯桌”吧,顶上是
粉红的木兰花;天边是舍不得离去的最后一抹夕阳红。柏尔德看见莲儿走来。连忙
站了起来。莲儿发现他一条腿有些僵硬,那只脚的皮鞋也特别大。
彼利先介绍了柏尔德和梅丽。“这是我的表姐莲儿;从中国大陆来的。”
柏尔德紧紧握了莲儿的手。梅丽却冷冷嗨了一声,娇小玲珑的个头,穿了一身
长长的柠檬黄丝绸越南装,衣叉开到腰间,一抹光亮的黑发就在腰间荡漾。她斜靠
阳台栏杆笑着,毫无表情。莲儿正要转身走开,柏尔德说:“请坐下谈谈吧。梅丽
好想家。你们可以说说中国活。”
“你也是中国人?”莲儿用中文惊喜地叫了起来。她好像到处要找乡亲。彼利
拉过两张椅子,和莲儿坐下了。
“越南的中国人。”梅丽淡淡地说。
彼利望望柏尔德。
“我们结婚两个多月了,梅丽很想家,天天哭泣。”柏尔德仿佛在为梅丽的冷
漠而解释。“泰国难民营仍然是她的象,因为她妈妈、弟弟、妹妹、姑姑、舅舅、
姨妈、表姐、……八九十人呀,全在泰国难民营。”柏尔德笑笑。“我和越南人结
了不解缘……”
“我和中国人结了不解缘。”彼利笑着说。
“彼利,别打岔!”莲儿觉得彼利那句话牛头不对马嘴。
“对不起,”彼利说。“柏尔德,讲下去吧!”
“我在越南打过仗;我是步兵。”柏尔德对莲儿说。“受了伤,丢了一条腿。
”他从桌子底下伸出一条铜制的义腿。“回来以后,继续上麻州大学,一九七六年
,大学毕业后,用打工赚的钱,自告奋勇去泰国难民营工作——没有报酬的工作;
帮助解决越南难民的问题。那时候梅丽才十五岁。”柏尔德一只臂膀搭过去,将梅
丽拥在怀里。“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回来后我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
八0年被派到泰国难民营去,就在欢迎会上,又碰到梅丽。她长大了。她本来打一根
又长又粗的黑辫子,在背后淘气地一甩一甩。那天在欢迎会上,她把辫子盘在头顶
,耳边插了朵红色野花。她突然变成了一个标致的小妇人!”柏尔德搭在梅丽肩上
的手顺着她长发摸下去。“越战改变了我这个人,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你真相信你应该打越南人吗?”莲儿问。
。梅丽不动声色瞟了莲儿一眼。
“当然不相信!”柏尔德说。
“那为什么去打仗呢?”
梅丽蓦地站了起来,走进屋子。
柏尔德抱歉地笑笑。“梅丽到现在还忘不了她爸爸是越共杀死的。我当年是反
越战的激烈分子。我吸毒,给警察抓去了。他们说只有两条路:一是坐牢;一是去
越南打仗。我说:就去越南吧!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宁可坐牢!我们毁灭一个
个村庄,受害的是无辜的农民。他们对我们根本没有敌意!非常纯朴、善良的农民
。我在越南实在打不下去了。但是,你不打,你就会被打死!我几乎要发疯了。很
幸运,我受了伤,丢了一条腿……”
“丢了腿,还幸运?”莲儿笑了。
“我就可以不打仗啦!我回来以后,我还以越战伤兵身份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将
我亲身的经历告诉全国各地来示威的学生们。我告诉他们,我亲眼看着不愿打仗的
美国青年、非常想家的美国青年,在越南战场上不甘心地死了。”
梅丽从屋内向阳台走来。
莲儿站起身。“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梅丽不爱理我。我是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
的。”
“也许。”柏尔德说。“梅丽太单纯了。她不了解历史不断地在演变,简直比
戏剧还‘戏剧’!当年的对头,现在成了朋友;当年的朋友,现在成了对头。”
莲儿和彼利在阳台门口碰上梅丽。
“梅丽,”莲儿诚恳地望着她。“我的父亲也是在战乱中死的。我们都有中国
人的血液。我们做个朋友,好吗?”
“一个从中国来,一个从越南来,”彼利笑着说:“到娥普西河上来相会。你
们非成朋友不可!”
梅丽脸上的冰霜消失了,没置可否,微微一笑,就向着柏尔德走去了。
咚——的一下鼓声。哈尔非坐在酒店中央的太师椅上敲了一下鼓。喝酒、谈话
的人都静下来了。他望着酒吧柜台后面站着的黛安,用黑人特有的沙哑磁性的声音
,唱着美国黑人民歌《郭丽娜》。
郭——丽——娜——
昨夜你在哪儿?
告诉我,郭——丽——娜——昨夜你在哪儿?
你的鞋子没有扣上啊,姑娘!
鞋子不合你的脚啊,郭——丽——娜——你在哪儿留了那么久啊……
哈尔非两眼闪光,唱一声郭丽娜,就用手轻轻在鼓上敲一下,沉沉柔柔的鼓声
就是郭丽娜的回应。黛安微笑着温柔地望着哈尔非。那幽怨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
进单纯的爱。唱完之后,听众着了魔似的,怔怔坐着,好一会儿,黛安鼓掌,人们
才鼓起掌来。掌声潮水般涌来,久久不绝。
“兄弟,”南非黑人梅夏利走到场地中央对哈尔非说。“你叫我想起南非祖鲁
人的歌。可不可以借用你的鼓?”
“当然可以!”哈尔非和他握手之后,把牛皮鼓递给他。
“祖鲁人是唱歌的民族。”梅夏利说。“开天辟地以来,我们祖鲁族就住在南
非。我们的历史文化主要是靠歌唱流传下来的。没有文字记载。我唱的歌是小时候
老祖母唱给我听的;她唱的歌又是她的老祖母唱给她听的。我们祖鲁人歌唱月亮,
鸟儿,花儿的欢乐,也唱出战争的悲愤和残酷——白种人和祖鲁人的战争。”
梅夏利开始用低沉忧郁的声音唱了起来,一面随着自己声音的抑扬顿挫敲着鼓
。
他唱的就是一首叙事诗,叙述他十岁时候,九十岁的老祖母带着他到勒庞坡深
山去;那儿有许多依山而凿的窑洞。他的祖母就生长在那儿。他们住在窑洞里,为
的是避免战争。梅夏利用喉音和着鼓声唱出了他对深山窑洞里祖先的怀念,唱出了
他对那古老单纯日子的乡愁。
……草莓,马儿,树影,全消失了。
地图上没有我的国家。
恐惧就是我的生活。
我们决不妥协!
也不用祈祷!
给我火吧!
给我冷冷的火吧!
听众没有鼓掌,只有静默,教堂一样静默。梅夏利走到大啤酒桶前面,倒了满
满一大杯啤酒,举起杯子向听众说:“谢谢!兄弟姐妹们!”他将啤酒一仰而尽。
这时,听众才鼓起掌来。
萝德·莱妮亚——三十年代从德国纳粹手掌中逃出的歌手,突然唱起德国小调
《鲨鱼歌》。彼利早选出那张唱片放在留声机上。
啊,鲨鱼有许多牙,
我们从没见过它的牙。
麦基斯有把刀,
我们从没见过他的刀……
波兰老头儿阿杜尔拉起德国青年佛烈邦到场地中央跳起舞来,和莱妮亚一起唱
着《鲨鱼歌》,纯朴透着幽默。波兰的阿杜尔大约六十左右吧;德国的佛烈邦大约
二十几岁。阿杜尔穿着一件无领破旧黑汗衫,胸前描着红色号码九一三;短抽汗衫
露出手臂上斑斑疤痕;左脸庞也有一大块疤痕。他唱到幽默处就扮个鬼脸;唱着唱
着,蹦蹦跳跳,突然停住了,向年轻的佛烈邦举手行了个法西斯礼。佛烈邦大笑,
向他弯弯腰,做绅士状:“谢谢你给我这个光荣。”
阿杜尔向观看的人们说:“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把我关进莫斯维奇集中
营,这就是我的囚衣。”他指指自己身上的黑汗衫。“他们正要把我送进毒气室,
战争结束了,但我父母妹妹已经在毒气室里死了……”
“我们在爱荷华城碰到了,刚好住在一栋公寓大楼里。”佛烈邦说。“他指着
我鼻尖骂我法西斯。在任何场合碰到了,他拒绝和我说话。我打电话给他,一听我
的声音,他就叭的一下挂断了。我去敲他房门,一见是我,就咚的一下把门关了。
我那样子努力了三个月。有一天,在一个酒会又碰到阿杜尔。他终于听我说了一句
话:‘二次世界大战我还没出生啊!’他望了我一眼,说:‘你要喝杯威士忌吗?
’”
莱妮亚反反复复快乐地唱着《鲨鱼歇》。老波兰两手拉着佛烈邦边唱边跳,跳
的是波兰土风舞。老波兰的故事和莱妮亚磁性的歌声,使人们兴奋起来了,在桌子
和桌子之间跳起舞来。有的人跳旧式的华尔兹;有的人跳新式的摇摆舞。
“梅丽,”柏尔德搂着梅丽僵硬地跳着舞,紧挨着蹦蹦跳跳的老波兰和佛烈邦
。老波兰对她挤挤眼。柏尔德把梅丽搂得更紧了。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又可怕,又可爱。梅丽。”
“我懂了。”梅丽把脸贴在柏尔德胸膛上。
老波兰着了魔似的,唱呀,跳呀,脸色逐渐苍白。
“别跳了,阿杜尔。”佛烈邦停下来。“你心脏不好。”
老波兰没听见他的话,自顾自唱着,跳着,像个欢乐的儿童。年轻力壮的佛烈
邦把瘦小的阿杜尔一把抱起,走回他们原来坐着喝洒的地方。
咚——的一声,哈尔非敲了一下鼓,人们才静止下来。
彼利拿着吉他,走到场地中央,在太师椅上坐下。“我写的歌词;黛安谱的曲
子。《江水啊,流呀流》——献给莲儿。”
“啊——彼利。”莲儿站在屋角轻轻叫了一声。
彼利弹吉他;黛安弹钢琴。彼利平铺直叙地低声唱,没有抑扬顿挫,但充满了
纯朴的感情。
江水啊,流呀流。
朝朝暮暮,暮暮朝朝我寻找。
江水在哪儿?
我到哪儿去找?
千山千山外吗?
江水随我流吗?
大地上,天空下,我究竟在哪儿?
这是我的手吗?
这是我的脸吗?
故乡呀,你在哪儿?
伴儿呀,带我去吧!
我一人去吗?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一人去吗?
江水啊,流呀流。
莲儿泪水流了一脸。彼利可真是知音!唱出了她的心声。彼利唱完之后,看见
莲儿站在墙角流泪,没去惊动她;只是对黛安做了个手势,两人一同合奏另一支曲
子。
“《长城谣》!”林大夫站了起来。“《长城谣》!”
“我妈妈唱的歌——《长城谣》。”梅丽的眼睛一亮,对柏尔德说。
林大夫走过去,对莲儿说:“走,一起去唱《长城谣》!”
莲儿没想到来美二十多年的林大夫也会受到《长城谣》的感染,转涕为笑,走
过去拉起梅丽的手:“一起去唱吧!梅丽!”
彼利弹吉他,黛安弹钢琴,两人也兴奋起来了。莲儿、林大夫、梅丽三人唱着
一支共同的歌,却是不同的调子,不同的回忆,只有中国人才有的那些悲欢离合的
回忆。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她们重复唱第二遍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大叫。
“阿杜尔!”佛烈邦手臂中躺着老波兰。
他呼吸困难,一只手指着胸口。
“快叫救护车!”佛烈邦把阿杜尔平放在地板上,用嘴凑在他嘴上,施行人工
呼吸。林大夫走过去为他诊脉。
白云酒店一时乱哄哄的。彼利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局找救护车。三分钟后,救护
车闪着红灯尖叫着哨子来了。到白云酒店来调查过的那个警察也来了。佛烈邦也坐
上救护车送阿杜尔去医院。
电话铃响了。莲儿跑过去接电话。
“我是鲁斯帝克教授的儿子。”电话那头说话的人,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
我爸爸、妈妈今晚住在白云酒店。我要马上和他们讲话!紧急!快!快!”
莲儿跑上楼敲门,捷克老夫妇没有回应。她跑下楼,拿起话筒说:“我敲门,
没回应。他们睡着了。”
“没回应?”儿子大叫。“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在芝加哥教书,周末
来看他们,才发现他们留下的遗书。”
莲儿又跑上楼,重重敲门,大叫:“你们儿子的电话呀!”
仍然没有回应。莲儿跑下楼,抓住彼利。
“彼利,快上楼!打开捷克教授的房门!”
“什么事?波兰老头儿只怕不行了。”
“楼上出了人命!”
彼利从柜台后面抽屉里,抓了钥匙,飞奔上楼,打开房门,只见两位老人衣冠
整齐地并排躺在床上,枕边留了一张字条:“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我们一同回
老家去了。”
两位老人已断了气,眼睛仍然睁着。莲儿跑下楼,拿起话筒。
“喂,你的父母自杀了。”
电话那头的人哭了起来。“我父亲得了肝癌,扩散全身,没有救了。但我母亲
很健康呀!她为什么要死呢?她为什么要死呢?”
莲儿泪汪汪的,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能在电话上听着一个陌生“外国人”的哭
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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