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柳风莲的一束信
——1982年的回想（附带莲儿眉批）
（一）1944年，10月、重庆
我爱的莲儿：
从你生下，我是爱你的，一直到我死——这一点，你必须知道。（我也爱你，
妈妈，纵令在我骂你‘反革命’、‘美帝走狗’的时候。）
收到布郎山庄的明信片，往日旧事，全兜上心头。我必须向你一一细说。（说
吧，妈妈，我等了许多年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心对心谈话，有个时期，甚至于
母女也不敢交心。在我有生之年，我必须做到一件事：使你认识你的妈妈。（这也
是我的渴望。妈妈啊，你以前为什么不说这句话呢？）纵令今生再也见不到你，我
也瞑目了。（我必须再见你，妈妈）
现在，我也心安了，你已回到你爸爸的故乡。你总算有个家了。
（家？，乡？在哪儿？）
我正坐在窗前，对着“流亡学生”吟唱过的嘉陵江。江上烟雾迷泛；夕阳的霞
光在天边淡下去了。几艘木船停在江心。我忽然恍惚起来：前生吗？今生吗？来世
吗？我可真活了几生几世啊。（我有同感。在娥普西河上，完全是不同的一生一世。）
就是我这间屋子，也道出了半世纪的沧桑。墙上挂着一把沉旧的小提琴，上面
刻着英文名字：彼尔·布郎。（彼利表弟很像爸爸，弹得一手好吉他。他使我在石
头城的日子好过多了。）和小提琴并挂着的是老金的旧胡琴。提琴和胡琴的弦全断
了。（提琴的弦早已断了。胡琴的弦可不能断啊！妈妈，你必须为他申请平反，必
须把他找回来。你有了老伴儿，我也放心了！他曾经是我的“爸爸”。待我如同己
出。我有他的姓。我将永远姓金！）墙上还挂着一截乌血斑斑的竹子，上面刻着一
位爱国男儿的遗言。桌子玻璃板下压着三张照片：一张是你姥姥抱着三岁的你的照
片：胖乎乎的莲儿张着小嘴笑，伸出两臂，仿佛要拥抱世界；姥姥笑里透着点儿忧
郁。（姥姥六六年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莲儿，回到重庆你妈妈那儿去。我
没有去。姥姥哪会不忧郁呢！）一张是彼尔的护照像，神情严肃，眉眼分明，是各
种关卡人员用怀疑的眼光来审查的那种照片，但我很喜欢，因为逼真。他平时有说
有笑，一到重要时刻，他就是那副严肃神情，诚实的蓝色眼睛直向我逼来。他躺在
南京鼓楼医院病床上看着我，就是那副神情，他微弱地说：“风莲，我要带你回家。”
（妈妈，石头城可不是你的家！你在布郎家根本不存在！）还有一张老金和我在解
放南京后结婚时的照片：我坐在椅子里，他坐在椅子扶手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我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那时，我正怀着你，莲儿，我对你的歉疚，一辈子
也没法弥补。你骂我，咒我，不理我，我全接受。（妈妈，我是个忤逆不孝的女儿。
我在《圣经》上看到“逆子的处分”。那就是我应该受到的处分：让众人用石头将
我砸死。我只希望有一天，可以好好奉养你，来洗涤我的罪恶。）写字台上放着几
本日记本———九五六年以前写的日记，全是“反革命”证据。从五六年以后，不
敢写日记、不敢写信了。现在，我可以写信和你谈心了，我就得痛快写下去。那些
“反革命”证据，本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最近组织退还给我
了——还给我上辈子的生命啊。十年动乱丧失了多少生命！这些剩余“劫财”竟安
然无恙，归还原主，真是奇迹！对了，莲儿，你带去的那本《圣经》是我最宝贵的
财产；为了证明你在布郎家的身份，才要你带去。你知道妈妈的苦心吗？
（我知道。但我后悔“劫”走你最宝贵的“财产”：奶奶不承认你们的婚姻是
合法的，因为没举行宗教仪式。她对我是无可奈何：我明明是维廉·布郎的女儿；
而且，爷爷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希望他长寿。他一定会喜欢你，妈妈，我可以肯
定。还有彼利，他向往中国——这和我也许有点儿关系吧。）
我突然哼起《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歌了：彼尔的歌。每
个时代有它自己的歌。每首歌诉说一段历史——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彼利
用我送他的雕花笛子吹过《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为我而吹的。我还是喜欢唱中
国歌曲，就是革命歌曲，现在听起来也是亲切的。）时代不同了，唱的歌也不同了。
我认识彼尔正是抗战时期。《松花江上》，《大路歌》，《到敌人后方去》，《太
行山上》，《长城谣》……那些愤慨，激昂，怀乡的歌曲。
（《长城谣》大概是你最爱唱的歌吧！我小时候受了你的感染，现在竞也成了
我的歌。）什么《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不是我们中国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唱的歌。
但是，当彼尔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们三人——彼尔、老金和我可真快活呢，甚至于
“浪漫”起来了。那天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投降了。我们三人在重庆街
上大叫大嚷地在爆竹声中庆祝了之后，便买了酒，坐上马车，沿着嘉陵江嘀嘀嗒嗒
荡去，彼尔说他马上可以回老家了，就自顾自哼起《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
人生如戏呢？还是戏如人生？我的“戏”还没完——我等着老金回来，二十四
年啊！王宝钡也只等了十八年。回想起来，我的“戏”里主角竟是三个男子，甚至
连配角也是男子。老金是第一个出场的主角，也是最后一个退场。我这场“戏”倒
真是被导演安排得有头有尾呢！谁是导演？历史吗？
莲儿，我一生为“情”所苦。而我这个小我之“情”又和中国的战乱分不开。
（妈妈，你比我幸运。你爱过，也被爱过。我也许爱过。我说“也许”，因为不敢
爱。我不信任人；我很自卑。但我多么渴望锥心泣血的爱情啊。我这辈子完了。）
莲儿，你知道吗？你的妈妈当年也是“造反派”呢！其实，我们并不是“造反”，
我们只是反内战——至少我是如此。我也是一步一步被推到“反”的那一边。我本
是个“小桃红”——男同学们给我的绰号。我常常在阴丹士林旗袍上搭一条桃红围
巾，虫蛀的褪色丝围巾，离家时母亲从箱底找出来给我的，是我那时候唯一的“奢
侈品”。只因桃红是松林坡上稀有的一丁点儿色彩，我从坡上走下来，男同学们都
会看一眼，他们就叫我“小桃红”。桃红，也就是我那时的性格吧。（我从来没有
桃红的色彩。我是黄不黄，白不白的颜色。）
我和老金是中央大学外文系同班同学。那时候，他有情，我却无意。而他那份
“情”，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我这“小桃红”却爱上“灰布长衫”徐立志。他才
是我第一个恋人——锥心泣血的初恋啊！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给你讲点儿抗战史吧。幸好我的日记本保留下来了。
一九四四年，日军投降前回光返照；先后发动中原会战，长衡会战，柳桂会战，
势如破竹。抗战初期，国民党、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左右一条心，抵抗日本。但
从一九四一年在皖南发生冲突后，国共两方军队之间的冲突一天天尖锐了，规模越
打越大了。国共和平谈判时断时续。美国加入调停。经过几年血腥抗战，和平对于
所有的中国人比食物还重要——我们已经在饥饿线上挣扎好几年了。我们的学校生
活只是个“抢”字：在饭厅“抢”饭吃，在图书馆“抢”参考书，在阅览室“抢”
坐位——挨近昏黄灯光的坐位。泡茶馆是我们主要的消遣。茶馆墙上贴着字条“是
非莫谈国事”。（十年动乱，岂止国事，私事也不敢谈呀！）
老金是性格沉静、忧国忧民的那种年轻人。有时下了课，我们一同从松林坡走
到图书馆去。松林坡在沙坪坝上，是一座小山，满山甘蔗板房子，那就是教室宿舍
和学校办公室。围着山脚有一条路，山这边是女生宿舍，山那边是图书馆。绕来绕
去，又到了女生宿舍，又到了图书馆。那时，你会一惊停住：“怎么总是老地方？”
站在山脚，就可以看到嘉陵江。永远那么毫无怨尤地流呀流。松林坡坡上坡下全是
夹着书本的年轻人；远处传来音乐系教室清亮的琴声。老金总是愁眉不展，我很少
看到他笑。就是我们在松林坡上走的时候，他也不说话，低着头，猛踢石子，仿佛
和他脚上的破力士鞋赌气。有一次，他蓦然抬头对我说：
“怎么办？怎么办？年轻人往哪儿去？”他深沉的眼睛透着忧郁。（那个时代
的年轻人也会彷徨吗？）
我从没想过那类问题。我只知道啃“英国浪漫派诗人”、“英国文学史”，“
莎士比亚”……开夜车背《云雀颂》；在寝室里对着镜子，今日别个象牙别针，明
儿别个水钻别针；夹着书本，翘起鼻子，辫子一甩一甩地、在松林坡上走下去。国
家大事，我也没法解决呀！
“你说，风莲！”老金可是很严肃的。“我们只有两条路：左，右。走哪条路
呢？”
“我全不走！”我说，“我对政治没兴趣。”（现在有些年轻人也这么说。）
“有一天，你非走不可！”
老金就是见得到、说得出的那种硬汉子。（所以他才成了大右派！）
至于徐立志呢？正打动了“桃红围巾”的心。高挑个头的白面书生，永远是一
件灰布长衫，穿在他身上特别潇洒飘逸。我幻想过他穿白纺绸长衫，在古道斜阳的
小桥上走过来，纺绸长衫在风中飘呀飘的。（妈妈，你有那么落后的资产阶级意识，
真的会变成“造反派”吗？）
我有个好朋友，男同学们叫她小乔。我们是中学同学，一同考上中央大学，住
在一间宿舍里：一间甘蔗板房子，挤了二三十个女孩子。小乔是名符其实的古典美
人，小巧玲珑的个头，乌黑的头发搭在含笑的眼睛上，若隐若现，透着犹抱琵琶半
遮面的诱惑。她有约会时也借我的桃红围巾。
老金，徐立志，小乔，加上我，我们成了“四人帮”，天天一同上图书馆，同
心合力“抢”坐位；总是“抢”到一张大桌子，四个人坐在一起，看书，谈话，吃
花生米，啃地瓜。老金看书的时候就专心看书，谈话的时候就义正词严的谈国家大
事，望着人的时候眼睛直愣愣的。徐立志可不同，就是和老金辩论国家大事的时候，
他的眼睛不是向我瞟，就是向小乔瞟。有时候，他还在“占”位子的书中给我留下
一首诗，他是中文系的学生，但并不写诗，他留下的全是抄的名家的诗，譬如徐志
摩的《偶然》。我看了心怦怦跳。
一天傍晚，徐立志到寝室窗口来叫我。他带我走上嘉陵江边的鸳鸯路——情人
散步的小路。我盼望许久的那一刻终于到了。天黑下来了，是重庆那种雾非雾、雨
非雨的天气，有些初秋的凉意了。我用桃红围巾将披散的长发兜起，在胸前打了个
结，只露出一张圆圆的脸。（我无法想象你还有过圆圆的脸，妈妈。苦难把你的脸
磨得有棱有角了。你还有年轻时代的照片吗？请寄张给我。啊！也许你全烧了！也
许是我这个罪该万死的女儿在批斗你的时候烧了。）
“桃红围巾。”徐立志望着我笑笑。“松林坡上惟一的一条桃红围巾。小乔也
喜欢戴。”
“我母亲的围巾。”
“你知道我们男同学叫你什么吗？”
我摇摇头。
“我们叫你小桃红。小乔，小桃红，男同学们最爱谈论的两个女同学。金炎有
天晚上说梦话，还喃喃叫着小桃红呢？”
“真的吗？他会说梦话吗？他大白天也不大说话呢！”
“他根深沉，脸皮薄，不会告诉你。”
“你呢？梦里叫小乔吧！”
徐立志大笑。“两个都叫！”他顿了一下。“啊，下起雨来了！”他把肩上披
着的灰布棉军装搭在我身上。“你冷！”
对岸磐溪闪着两三点灯光。江上闪着两三点渔火。天完全黑下来了。桃红围巾
有点儿潮湿了。
“你这身打扮很有趣。”徐立志说。“抗战时期男生的灰布棉军装，民初少妇
的桃红丝围巾。我的军装就送给你吧！”
军装本来是发给男同学的，许多女同学偏偏爱穿，套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
别有一番风味。几乎有男朋友的女同学都有一件灰布棉军装。徐立志送我棉军装，
那意义简直就是“私订终身”了。（妈妈，你们那个时代的女孩子太单纯了！我们
比你们冷静、理智、世故——政治运动磨练出来的世故。）我又惊又喜，不知如何
回答。
“我是崇拜美的。”徐立志说。“尤其崇拜美丽的女孩子。我家里只有我一个
男孩。我和大姐最好。母亲成天打牌看戏。大姐把我养大的。小乔就有些像我大姐。”
“啊。”我试探地。“难怪你喜欢小乔。”
“我和你们俩都是好朋友。”徐立志望了我一眼。“其实，金炎对你可真是钟
情。他天天写日记，除了国事，就是写你。他把日记给我看了。”
“为什么给你看呢？”
“大概是要我了解他对你的感情吧！”。
“不相干嘛！”我的自尊突然冒出来了，抢先否定了徐立志。我多想告诉他：
我爱的是他；我多渴望他日记中充满了小桃红。但我却又加了一句：“小乔和你配
得很好。”
“我搞不清楚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对人永远是笑眯眯的，不即不离。”
“你找我出来，就是为了谈小乔吗？”
他尴尬地笑笑。“不是，是为了你。”他瞟了我一眼。
从那一眼中，我看出他的狡黠。但我还是满心欢喜。我恨自己。怎么回事呢？
一个“我”痴痴爱他；一个“我”看透他是“扯顺风旗”的那种人。（妈妈，我必
须向你坦白，我也曾经有两个“我”：一个“我”拒绝了一个家庭出身比我好的人；
另一个“我”却在黑夜中渴望他的抚摸。）
“小乔不可靠，”徐立志倒批评小乔了。“你看她那双眼睛！睡眼！男同学跟
在她后面走几步路都是高兴的，回到宿舍，就大叫：‘今天我看到小乔啦！’而且，
她早在沦陷区订了婚。”
“啊，我懂了。”我没有说下去。他要在爱情上稳扎稳打，向我打听小乔到底
是怎么回事。我就偏不告诉他实情：小乔的婚事早已解决了，男方在沦陷区已经结
婚了。“小乔收到许多情书；有的她信封也不拆，就扔了。”我说的也是事实。
“啊，”徐立志有些惘惘然。“她从没对我讲过。”
“我看过几封。有一个就要到美国读书去了，电机系的。”
徐立志踢着鸳鸯路上的石子，没有说话。雨下大了，一颗颗打在脸上。鸳鸯路
上已没有人了。
“回去吧！”我没情没绪往回走。
“到那边黄桷树下躲躲雨吧！”他拉着我的手。“也可看看雨中的嘉陵江。”
我又拗不过他了，情不自禁在他掌握中走到黄桷树下。
“你也冷吧，”我在粗大潮湿的树根上坐下，要把棉军装搭在他身上。
他一把把我拥在怀中，用棉军装裹住我们俩。他急促的鼻息扫在我脸上。“风
莲，我知道你喜欢我。”他一只臂膀搂着我；另一只手解开我的衣扣。“你是个单
纯的女孩子，没有经验。我教教你。”（妈妈呀，你也那么单纯吗？我以前以为接
吻也会怀孕呢！）
我浑身痒酥酥的，恨不得融化在他怀中。但他第一句话刺伤了我：“我知道你
喜欢我。”男性的自大狂就表现在那么简单一句话里。
我推开他，跳了起来。“太晚了！回去吧！”
他叹了口气。“你害怕了吗？终归有一天，你得学学呀！”（妈妈，你有拒绝
抚爱的权利。我可没有！）
我一夜没睡。怀疑，猜测，失望，希望……我知道他爱的是小乔。谁知道世事
如何变化呢？更何况小乔是许多男同学追求的风头人物！我能得到剩余的爱情也是
满足的。第二天傍晚，到窗口来叫我一同去图书馆的，是声音低沉、脸色忧郁的老
金。我们四个人又占了一张大桌子。徐立志若无其事，照样谈笑，眼睛不断瞟向小
乔。他递给她一张字条，小乔看了点头笑笑。我的心就沉下去了。老金又忧国忧民
了，谈着最近的战争消息、国共消息。日本人打桂林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决议组
织延安视察团……徐立志对老金的活也有反应。他俩的意见永远不同。譬如，老金
认为自从一九四一年皖南事件以后，国民党打的是自己人，不是日本人。徐立志则
认为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扩大势力范围。他们辩论的时候，我和小乔不爱听，时
常打岔，叫老金“新华日报”，叫徐立志“中央日报”——当时重庆两大报纸。
那晚离开图书馆回到宿舍，小乔就不见了。我眼睁睁等了一夜，她也没回来。
第二天，我蒙着被子躺了一整天，没上课，没吃饭，也没去图书馆。小乔问长问短，
我推说头痛。小乔出出进进，哼着歌，傍晚徐立志来窗口叫她，他们一同去了图书
馆。老金到窗口来叫我，问我怎么啦。我说病了。他不能进女生宿舍；我的床铺就
在窗口，他从窗口递给我牛肉面呀，小龙坎花生米呀，橘子呀，阿斯匹灵呀。
我躺了两天两夜才起床。从此不去图书馆了。我藉故换到另一个女生宿舍，和
小乔分开了，把徐立志的灰布棉军装送给她了，也没有解释。
那就是我的初恋。（但是，妈妈，你保持了你的自尊。你才能再爱。）初恋里
的人物只不过是我“戏”中的配角，但那时我还以为他是主角呢！
（二）1944年12月、重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随时可能窜到重庆。国共和谈破裂了，
大规模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当头两棒，可把重庆苦闷的年轻人打醒了，纷纷投笔从
戎，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去和盟军一起打日本人。中大校门口，一边是音乐室，没
人弹琴了；另一边是球场，没人打球了。课堂里剩下寥寥几个女生，无心读书，教
授无心教课。一伙伙男同学穿着灰布棉军装，一脸慨然就义的神情，走出校门。
老金考取译员训练班，先在重庆受英语训练，然后到远征军当译员。他临走的
头天傍晚，第一次约我出去散步。重庆的冬天，非雨非雾的潮气冷到骨子里去。我
穿着母亲给我的一件黑呢旧大衣，窄窄长长的老式样子，穿起来就像民初的“新女
性”。当然，我仍然用桃红围巾兜起我的头发。老金朝鸳鸯路走。
“就绕着松林坡走走吧。”我对老金突然感到一阵歉疚。“金炎，你走了，不
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我竟有些舍不得他。人要失去的，才知道珍惜。（妈妈，
我离开你们到姥姥那儿时，我才七、八岁，对你叫老金的那个“爸爸”没有多少认
识。我只知道他是个“大右派”。我还指着他叫“大右派”呢！罪该万死！）
老金望望我。“我以为你不在乎呢！我走不走。”
“在乎，在乎！金炎！”
“你得好好的，嗯？”他转头望我笑笑。他很少笑，但笑起来很可爱，有一口
整齐的白牙。（我只记得他有一口黄牙。）
我点点头。他的话有弦外之音。
“你的事，我知道。”
“什么事？”
“你和徐立志。”
“他告诉你了？”
“嗯。”
“他告诉你什么？”
老金站住了，转头定睛望着我：“他说：你爱他。”
“撤谎！”我说出之后，才知道撒谎的是自己，不敢看老金。
“他说，你引诱他，他不要你。”
“撤谎！撒谎！”我气得哭了起来。
老金怔怔望着我。“不管你怎么样，风莲，我都不在乎。”（妈妈，仅仅这句
话，就值得你等他二十四年！）
“我并没有怎么样呀！金炎！”
“我相信你，风莲。”老金平静地。“我告诉你他说了什么，和我完全没有关
系。我是为了你——，你——。懂吗？”
“我懂。”我擦干眼泪，转身望着老金。“为什么等你要走了，你才来找我？”
“我没有勇气。我要保持希望。万一你知道了，恐怕连和你说一句话的希望也
没有了。”
我握起他的手笑了。“哪有那么严重！又不是私订终身！”
老金可没笑。“我可是很认真的。”
“但你要走了。”
“我会回来的——假若我不死。好在我一时还不会到缅甸远征军去。有空时候
我会回来看你。今天晚上和你在一起，对我很重要。我可以安心走了，风莲，好好
保重吧。只要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国家、个人都有希望了。”
莲儿，我相信老金会回来的。现在许多冤假错案一一得到平反；许多“资产阶
级分子”、“特务”、“洋奴”——“专政”插“白旗”的对像已经平反归队了。
好几位五十年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臭老九”最近还光荣入党了呢！各级领导也在
积极肃清“左”的流毒。我早已为老金写了长达万言的申诉书申请平反，我还不知
道 他究竟在哪儿呢？组织正在调查中。（回来吧！我亲爱的“右派”爸爸。）
（三）1945年2月。重庆
老金再回到沙坪坝，是和彼尔一同去的。一九四五年二月，一个阴惨惨的日子，
外文系李教授死去的那一天。李教授夫妇都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一家四口。全靠李
教授维持生活。“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李师母就讲过那两句话。那时
物价不断猛涨，法币不断贬值，就是平价米，平价布，一般小市民也买不起了。许
多教授在其他学校兼差；李师母还在沙坪坝摆过地摊，书呀，画呀，衣服呀，什么
都卖！李教授在译员训练班兼教英文。一天中午，李师母在门口劈柴，突然看见老
金和彼尔开着吉普车来了。李教授心脏病突发，在课堂里昏倒，他们开车把他送去
医院，特来通知李师母。他们陪李师母赶到医院，李教授尸体已抬进太平间了。
我第一次见到彼尔，是老金和他来找我去泡茶馆。那时候，我在小龙坎一个财
政部官员家做家庭教师，教两个中学生英文，一星期三趟。每趟来回走十几里路。
我没钱买鞋，馋了连花生米也吃不起。一双皮鞋得省着点儿穿。我想了个好办法，
捡了一双男人的破力士鞋，套在皮鞋外面，一双特大的男人脚，衬着我的小个头儿
有些滑稽。我也顾不得漂亮了，吃饱饭要紧。我每次走到学生家附近街口，脱下破
力士鞋，放在麻布挑花口袋里，才走进学生的家。教完课以后，又在街口套上那双
男人破力士鞋。
老金在寝室窗口叫我；我刚从小龙坎教完课回来。我们在窗口对话。他说美国
朋友彼尔要约我们俩谈谈。“是我见到的最好的美国人！他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
年轻人。”我们约好在松林坡山下一个茶馆会面。那茶馆很小，正对着嘉陵江，可
以看到江上的渔船。人少，气氛好。我在蓝阴丹士林旗袍领口别了个泛黄象牙别针，
穿上那件老古董的黑呢大衣，围上桃红围巾，打了两条长辫子。我喘着气，辫子甩
呀甩地走进茶馆。
彼尔和老金已经坐在竹椅上喝茶谈话。彼尔首先看见我，起身走过来，为我脱
下大衣，望望我的脚。
“我早已认识你了，风莲。”彼尔微笑着。“我叫彼尔。”
“你怎么知道走进来的，就是我呢？”
“你的桃红围巾呀！你叫小桃红！”
“金炎！”我口吻透着谴责。他自己从没叫我小桃红，却告诉了陌生的彼尔。
男人在一起就谈那些无聊的话吗？人不可貌相——金炎也不老实。“你们谈些什么
呀！”
“我们在谈你的脚。”金炎和开朗的彼尔在一起，也轻松起来了。他望着我的
脚。
我低头一看，大笑起来：一双奇大的男人破力士鞋。我立刻把力士鞋脱掉了，
露出半新的车胎底黑皮鞋。
“啊，原来如此。”老金笑了。
彼尔也笑了。“你不必脱掉力士鞋，你这身打扮就更有趣了，战争中的中国女
孩，日子多苦，也掩饰不了女性爱美的天性。你这一身打扮，既有战争气息，又有
中国女性美。”（千万别再有战争了，也别再有什么政治运动了，让中国女性美完
全发挥出来吧！我就很爱美！女子天性嘛！）
“彼尔，我说对了吧，”老金为我叫了一碗盖碗茶。“你要了解重庆的中国人，
就得泡茶馆。你看那面墙上标语：‘服从最高领袖’、‘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忠党爱国’，另一面墙上：‘是非莫谈国事。’你面前的这个中国女孩，套着男
人破力士鞋，来回跑十几里路，给达官贵人的小姐少爷补习英文。”老金三句不离
本行——忧国忧民。他一讲话，就严肃起来了。他永远是谈“问题”的那种人。我
们许久不见面，他也不问问我的情况，说几句体己的话。
“你说得很对，金炎。”彼尔说。“我很幸运，认识了你，可以见到许多中国
年轻人。许多美国人到了中国，自成一个圈子，也可说是‘美国城’吧！对城外的
事没有兴趣。那又何必到中国来呢？我的朋友全是中国人！”（我就是石头‘城’
外的人。我有兴趣，但打不进‘城’里。）
“彼尔，我对你很失望。”我严肃地说。
“啊？那我也很失望。”
我噗嗤笑了。“你不像重庆大街上的那些美国人，趾高气扬，鼻子翘得高高的，
高人一等的样子。”我望着他一头好看的金发，灰蓝眼睛，和他美军制服很不相称。
他说话的声音比我还低。“你这么平易近人。我一点也不觉得你是个洋人。”（彼
利实在像爸爸！他给我同样感觉。但我可没有你那么自在。）
“那就好。我喜欢中国人。去年底我才来重庆。老实说，刚到重庆，突然掉到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非常想家，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你的家在哪儿？”
“在爱荷华的石头城，很美很美的一个小镇。我的祖先在石头城开石矿，很成
功；后来失败了，破产了。我的父母靠一点点田地维持生活。我上大学也得打工。”
“你怎么到重庆来了呢？”
“珍珠港遭到日本海军突击，美国年轻人多半参了军。那一股爱国热情，也和
你们独山失守的反应一样。我在爱荷华大学英文系读书，系里四分之三的学生参军
了。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受训两年，中文就是我重点学习的课目；
我的志愿是到中国来教英文。我在大学认识一个中国女孩，我教她英文，她教我中
文，就对中文发生了兴趣。”
“你来中国，为了那个中国女孩吗？”我好奇地问。
彼尔笑笑。“也许。”
老金抽烟，喝茶，听我们谈话。他那个人就是太严肃了；一谈到轻松话题，他
就哑啦。
“彼尔，”我说，“你还想家吗？”
“当然想。平和，美丽，非常肥沃的黑色泥土。嗯——我几乎可以闻到黑色的
泥土香。”（我作证：他的话很对！）
“每个人的故乡泥土都有一股特有的香味。”
“很对。”
“那个女孩现在在哪儿？”我这人，对“人”的事总是好奇的。
“你说的哪个女孩呀？我认识的女孩子可多着呢！”彼尔对我眯眯眼笑。（露
西就是一个！别急，妈妈，她已老了。）
“教你中文的那个中国女孩。”
“啊，她叫玛丽莲王”
“华侨吗？”
“不是。她一九三九年从重庆去爱荷华大学读英文系。她家在重庆。”
“她父亲一定是政府大官！”老金抓住他可以大发议论的话题了。“彼尔，你
对中国的认识，恐怕不正确。你在美国，在重庆，认识的全是特权阶级。我们在重
庆连‘八宝饭’也吃不饱呀！玛丽莲王飞到美国去读书……”
“你说得对。”彼尔说。“玛丽莲王的父亲是外交部大官。”
老金拍了一下腿。“我猜中了吧！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
彼尔摇摇头。
“八宝饭就是糙米渗上沙子，石子，泥土，稗子，老鼠尿……什么‘宝’都有！
每桌四个学生，一小桶八宝饭，一钵水煮南瓜。桌长分饭，每人两碗。男同学比女
同学吃得多，一吃完，就去女同学桌上‘打游击’，把她们桌上的剩菜、剩饭，一
扫而光！饭厅里还有几只饿狗在一旁等着。学生靠贷金吃饭，全是流亡学生！没钱
加菜。营养不够，还得绞脑汁读书。没有书读，就没有饭碗。有的学生熬不住了，
改行了，去做生意，跑单帮。但是，你那位女朋友，玛丽莲王！”老金撇了一下嘴、
“一个中国人，叫什么玛丽莲王！她的大官爸爸有外汇，有特权，可以送她到美国
去读书！”
“这就是金炎！”彼尔望着我笑笑，仿佛和我可以得到默契。“我最喜欢和他
聊天。他永远有意见，而且是‘反对派’的意见。”（他那时是“大左派”吧！大
左派、大右派，他都当上啦。）
我指着墙上的标语：“金炎，是非莫谈国事。”
彼尔笑了。“那个可堵不住他。在译员训练班，他照样大发议论，特务准打他
小报告。”（那是中国人的特性吗？）
“你也知道译员训练班有特务？”老金兴奋地问，仿佛发现彼尔居然也知道孙
悟空玩的戏法。
“当然知道。我们几个美国佬全知道谁是特务，故意和他们玩戏法，捉弄他们。”
“我们学员可不敢捉弄他们！把他们惹恼了，这个脑袋，”老金指指自己脑袋，
“也就完了。”老金顿了一下。“彼尔，你知道吗？你们美国人也是特权阶级。”
“我知道。有一天，我开着吉普车，在两路口那一带，一个黄包车夫对着我
呸——的一下，吐口唾沫，被一个警察看见了，挥着棒子走过来，一棒打过去，拖
着他的车子，连人带车一起拖走。我觉得非常惭愧，停下吉普车，为他求情，求他
放他。警察算是听了我的话，棒子一挥，说：‘去你的吧！’车扶连忙拖着黄包车
一步一步向上坡爬去……”
“你的问题是：你有个大鼻子。”我笑着说。
“但是，”老金说。“彼尔的特权，也因为有个大鼻子。打车夫的警察肯听你
大鼻子的话，可不肯听我穷学生的话！说不定把我和车夫一起带走呢！”
“我宁可没有特权，也不受歧视。”彼尔说。“我们来中国，是来打中美共同
的敌人呀！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打败日本人。你知道我们供应了中国多少租借物资
吗？”
“我知道。”老金说。“很多，很多。”
“总值一亿五千多万美元呀！中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呀！”
“但是，你们支持的是个独裁、腐败的政府，不是中国人。你们在间接促成中
国人打内战呀！”
“谁代表中国人？当然是中国政府！”
“你知道谁代表中国人吗？中国年轻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良心！中国一定会变！
中国的年轻人就在变！”
“中国会打内战吗？”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内战。”（内战！内战！文革也是内战。）
“风莲，”彼尔对我说。“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老金这回可笑了。“彼尔，你可问错了人！风莲对政治毫无兴趣。”
“你对什么有兴趣，风莲。”彼尔透着点儿挑逗的口吻。
“打走日本人，回老家，养老母，吃得饱，穿得暖。谁来当领袖都可以。”
“你只要养老母吗？”彼尔笑着说。“你不要丈夫吗？”
“还没人要我呢！”我调侃地歪着头一笑。
“他要你。”彼尔含笑望了金炎一眼。（他是预言家，可没预料到自己。）
天上一阵由远而近的轰轰声。
“听，轰炸机。”彼尔说。
我们跑出茶馆，只见二十六架飞机，三架一排，沉沉飞过顶空。
“B——29”彼尔说。“那上面也许有我的朋友呢！大概是出了任务回来，轰
炸了日本占领区。最近有三百架美国巨型机轰炸了东京，投的是一千多磅新型‘凝
结汽油弹’，东京工业区成了一片火海。这些B——29飞机，”彼尔指着天上渐飞
渐远的飞机。“大概是轰炸了衡阳、上海、武汉、宜昌那一带日本占领区吧。”
“说不定炸弹正好炸了我的家：”我突然想到沦陷区的母亲。
“我承认有这个可能。”彼尔严肃地点点头。“战争残酷到荒谬的地步——像
小孩子玩的游戏。我实在厌恶战争。但我爱我的国家。”
“我也是如此。”老金说。
分手时，彼尔说：“我就要调职了。”
“调到哪儿去？”我问。
“去西安的美军后勤部工作。”
“啊，彼尔！”老金说。“不要走！我们成了好朋友了。”
“很对。”我说。“彼尔，我好像早已认识你了。”（一见钟情！）
他微笑望着我。“上辈子我是中国人。”（再生缘。）
我们握手时，彼尔在我手背上亲了一下，然后笑着转向老金。“可以吗？”
（当然可以！妈妈。他是你女儿的爸爸呀！）
（四）1945年8月、重庆
莲儿，收到你的明信卡片：蓝大白云下一个大风车，闪着一抹阳光，却看不见
太阳。那就是彼尔小时候爬上去看世界的风车！他说：“站在呼呼转的风车顶上，
整个世界都在你脚下了！”（他可告诉你，谁和他一起爬上风车吗？他青梅竹马的
露西呀！我很喜欢露西，非常善良开朗的女人，大概她就代表最好的美国女性吧。
老实说，爸爸若是娶了她，也许至今还在布郎山庄呢！我又在哪儿呢？）
我把卡片放在书桌玻璃板下面，又想和你说悄悄话了。莲儿，你记得吗？你
儿时就爱对妈妈说悄悄话。娘儿俩总有些小“秘密”，瞒着姥姥为你买双新鞋呀，
我向你哼几句《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呀……你乐得格格笑。多少年啦？我不敢向
你说悄悄话了，甚至不敢对我自己说悄悄话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时候，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写出我一生所“犯”的
“罪”行，包括我和彼尔的关系。每次检查都是忏悔，辩解，自责，掺些谎话——
把自己说成万恶不赦的大罪人，但在心里我却大声嚎叫：我没罪！我没罪！
现在，我对你谈的也是我的过去，但这是咱娘儿俩说的悄悄话，风吹水流一样
自然。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毫无障碍。我们之间以前的确有各种不同的障碍：
心理障碍，代沟障碍，历史障碍——你不懂我是从什么样的一段历史中生活过来的。
还有，人为的障碍，那是最可怕的障碍，人不信任人，连母女也不信任了。现在，
我可以向你全盘吐出，只要你爱听。（妈妈，我到石头城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
听你谈“心”了。你谈完了，我也要向你交“心”。）
还是谈彼尔吧！莲儿，你应该认识你的爸爸。（这也是我到石头城来所追求的。
认识了父母的人，就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了。以前我只是一片浮萍。）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我接到彼尔一封短简：
“风莲：四月调来西安美军后勤部。飞机失事，降落陕西农村，生还归来。
八月九日飞渝休假。希望见到你和金。
——彼尔
老金那时正躲在南岸一位东北老乡家里。老金是东北人，父亲本是沈阳富商，
开纱厂、银行；老金做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去了，他父亲贿赂日本官员，才
把他放出来，他就逃到重庆了。（他的“罪”名可真多呀！历史反革命，资产阶级，
里通外国，加上他后来的现行反革命。层层叠叠的敌我矛盾！）其实，他父亲是爱
国资本家，掩护过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以后，自动将全部财产捐给国家了，
五十年代故去。（否则，他在文革时也活不了——我若抓住那些材料，他就活不了。
难怪你对我守口如瓶。）老金在译员训练班结业以后，整装待发。出发的日子到了，
大约一百多人吧，提着行李上了一辆辆大卡车，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早春的天气，
树林里一阵阵杜鹃叫，溪流孱孱，孩子们在溪里钓鱼。老金很高兴：他们将到一个
风景幽美的地区去工作。
大卡车开进一扇石砌大门；迎面矗起一座大山，山上一丛丛绿荫荫的松树。卡
车沿着一条很长很长的石子路驶去，沿途站着许多“哨兵”老金他们下车之后，才
知道那儿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他从没听过的一个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美国海军和中国政府合作的机构，专门训练敌后游击
队打日本人。”
但是，老金和其他译员立刻发现那“合作所”是戴签用来专门镇压、迫害、铲
除所谓“异己分子”、“左派分子”和共产党的。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一家人就是于
一九四九年在那儿秘密杀死的。一九四三年成立后，他们训练了七八百万人做特务
工作，布满全中国。老金他们也立刻发现：为了“保安”原因，凡是到了“合作所”
的人，就永远不能离开了。到那儿去工作的人，就是进了监狱。 表示要离开的人，
不久就失踪了——死路一条。老金和其他译员，等于判了终身徒刑。（天呀！他又
多了个罪名：美帝特务！）老金到达“合作所”四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侥幸逃过哨
兵的监视，逃出了“死谷”，终于和我通上消息。
我接到彼尔的信以后，便偷偷去南岸找老金。他更沉郁寡欢了，但当他听到彼
尔来渝的消息，就兴奋起来了。他极想知道彼尔在陕西农村的经验，那儿有国、共
两边的游击队，也有日本人。老金决定冒险去会彼尔。我们约好八月十日晚上在南
区公园会面，黑夜的公园对于老金比较安全。
彼尔在公园里向我们走来了。
老金低声对我说：“别告诉他。”
我点点头。彼尔和老金在那几个月之间的经验不同，但有一点相同：两人脸上
都刻上风霜的痕迹了。我们紧紧握手之后，选了一个石凳坐下，正对着长江水，水
光闪烁，疏星淡月。我们毫没“浪漫”情怀。彼尔神色严肃，显得成熟、稳重了。
他还没开口，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截竹子。
我接过竹子，四五英寸长，碗口粗。我和老金在昏黄的路灯下看着上面歪歪
斜斜几行刀刻的字。泛黄的竹子上有斑斑点点乌红的血迹。
爱国丹心烈如火
战场临死刻遗志
中华儿女齐同心
超越恩仇谋和平
“啊！啊！”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抚摸着竹简上每一个字。
老金低下头，一只手猛抓头发，闭着眼——他难受的时候就是那样子。
“这截竹简遗书是我在中国最宝贵的收获。”彼尔说。“我在陕西一个小村子
的树林捡到的。那个村子是中国游击队的一个据点。日本人打下好几次。村子里的
农民告诉我，这截竹简是一个从重庆去打游击的年轻人刻的。日军打来的时候，他
躲进树林里，受了伤，又没吃的，自知活不下去了，找到这截竹子，用随身带的小
刀，刻上他的遗言。我把这截竹简一直带在身边。这代表千千万万中国人悲壮的爱
国精神……”
“彼尔，”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怎么到了那个村子里呢？”
“我调到驻西安的美军后勤部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运输战争物资；和中国游击
队、老百姓合作，在敌后建立情报网，（爸爸是‘收集情报的美国特务’，原来如
此！）打击日本人。你们知道，我们需要大量战争物资，不仅在前线，在敌后的游
击队也需要。敌后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也有国民党的游击队，也有老百姓自己组织
的游击队。不论是什么游击队，全是头可断、血可流的爱国分子！我们和他们都合
作得很好！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彼尔，”老金沉沉地说。“你的工作很有意义。我要是和你一道去了，该多
好！”（糟了，他又“罪”加一等：投靠美帝的奴才。）
“金炎，你真应该去敌后工作呀！你现在干什么？”
老金摇摇头，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失业了。”
“啊。”彼尔望了他一眼。“他们没分配你工作吗？我要去译员训练班抗议！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呀！”
“彼尔，别管他。”我连忙插嘴。“金炎有病。”
“我有病？”他两眼发火地望着我。“到底谁有病？”
我拍拍他的手。“听彼尔讲吧！彼尔，你还没讲你这个美国佬到底怎么到了陕
西农村！”
“你真的要听吗？”彼尔调皮地望着我，扫了一下喉咙，故意卖关子。“你们
肯在这儿坐三天三夜吗？我这几个月的生活经验，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你不讲，我可要走了。”（真是个挑逗的小桃红！难怪“美帝特务”、“大
右派”全迷上了。）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彼尔拉着我臂膀。“今天你能见到我，是你三生有
幸呢！”他笑了。“其实，是我三生有幸：我差点死了。”
“真的吗？怎么回事？”
“你们也许知道：中国西北实际上是三边战争：共产党坐镇延安，在日本占领
区和蒋区，都有他们的游击根据地。陕西以东几乎全是日本占领区。其他地区就是
国民党的了。我们和国民党游击队合作，也和共产党游击队合作。我们只有一个目
标：打败日本人。我的任务是联络员。我们到游击队根据地去，经常是坐一架很旧
的 C一46飞机，在黑夜的掩护下，飞过日本占领区，我们的目的地有三堆野火作暗
号，我们就用降落伞降落在三堆野火之间。有一次，我们的飞机起飞后，突然有一
个引擎坏了。驾驶员用另一个引擎飞行。飞机急剧地下降，面前突然出现一座很高
的黄土山。我想：完了！闭上眼，想到我的爸爸、妈妈，想到妈妈为我生日做的核
桃糕！”（爸爸生日时，我一定做个核桃糕为你送给他，妈妈。但是，怎么做法呢？
对了！找露西）
“生死关头，你不贪生，却贪吃核桃糕！”我笑着说。
“嗯——”彼尔闭上眼。“现在我还闻得着核桃香——从石头城核桃林里摘下
的新鲜核桃……”
“对不起，彼尔。”我打断他摘核桃的回忆。“我们可闻不着核桃香。你们的
飞机到底怎么样了呀！”
他拍拍我的肩。“别急。我没死。我睁开眼，那一大座黄土山已经挪在我们后
面了。驾驶员大叫：‘好啦！好啦！第一个引擎又好啦！’我们全体鼓掌欢呼。飞
机冲上云霄，立刻又栽下来了、作暗号的野火也找不到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包括
一个中国译员，只好用降落伞降落了。”
“啊！”我叫了一声。“你受伤了吗？”
“你看，”他翻开衣领，敞开胸膛。“胸上有些伤疤。你看我的手臂，”他伸
出左手臂，挎起袖子。“全是伤疤。我们很幸运，没有降落在日军碉堡的壕沟里；
降落在农民的田地上了。我正好落在两个稻草人之间。其他三个人也都安全降落了。
我要是落在稻草人上面，就永远吃不成我妈妈的核桃糕了。”
“为什么呢？只不过是稻草人呀！…
“稻草人，中国的稻草人也会要你的命呀！”彼尔笑了。“我真佩服中国老百
姓从草根里长出的智慧和幽默。他们打日本人，简直就是玩戏法嘛！他们和日本人
斗智！他们和日本人开玩笑！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创造出奇幻的战场！日本的打仗用
的是坦克车，飞机，军舰，大炮，炸弹……中国老百姓用爆竹，标语，木头炮，狗，
稻草人来对付日本人！”
“你简直在讲《三国演义》！”老金也笑了。
彼尔边笑边讲。“在日本人所谓的‘占领支那区’，每一个村子的进口，每一
条小路，甚至田里的庄稼，都巧妙地安了土制炸药地雷，就是一个罐子，一个瓶子，
一个描大花脸的南瓜，日本鬼子都不敢碰！全是伪装的地雷。村民把那些东西用绳
子连结起来，绳子埋在地下，由地下通到一个总机盘。日本鬼子来了，有人把总机
上的绳子一拉，地雷爆炸！田里稻草人挂着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法西斯主义’、‘不给敌人一头牛一两谷’。日本人看了很恼火，把标语扯
下来。一扯！地雷爆炸！以后日本人再来了，满田的稻草人，满田飘着抗日标语。
日本人一个也不敢碰！其实呀，只有几个稻草人是伪装地雷！”
我们都开心笑了。
“讲吧！彼尔！”我催促他。“你算是看到道地的中国人了。”
“一点也不错。他们还挖地下隧道呢！（那有什么稀奇！我和姥姥在北京就挖
过！原来是农村的发明！）就像纽约的地下铁路一样，四通八达。一户连一户。村
子连村子。日本鬼子进了村子，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游击队和老百姓全钻到地下隧
道里去了。他们在隧道里储藏着粮食、燃料和水，准备在那儿过日子呢！”彼尔笑
着摇摇头，仿佛仍然不相信的样子。“日本人也对他们玩戏法了。有一次，一个日
本敢死队进了一个村子，带了扩音器和电影。日本人玩戏法也是用的现代机器！日
本敢死队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电影里卡车的轰轰声，骑兵的马蹄声，行军的步伐声，
从扩音器传到地下；千军万马打来了。中国村民们可聪明得很！他们发现隧道没有
一点儿震动，知道那是虚张声势，从地下钻出来，把所有的敢死队员都活捉了！我
们到了那个村子，他们还在娱乐晚会上放映了那部电影招待我们呢！”彼尔沉吟了
一下。“我真喜欢那些扎扎实实的老百姓。他们叫我想起爱荷华的人，都是在泥土
上讨生活的人。”
“你们遇到的老百姓，对你们都很好吗？”老金问。
“非常好！”彼尔说。“国民党的村子，共产党的村子，所有的人对我们都很
好！他们知道中美两国人一起打日本人。他们对被迫降落的美国空军和工作人员，
照料得非常好！我们从飞机上用降落伞降落的时候，几个农民看见了，就跑来救我
们。我们四个人，分别由几个农民带路，七转八转，在埋伏地雷的田野上，小路上，
穿梭着走。一个粗壮精悍的农民，姓王，他带我到他家里，吃了小米饭，他和老婆
为我洗净了擦伤的地方，上了红药水。我换上老王的衣服，白棉布褂裤。老王的老
婆用木盆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按着我坐在板凳上，把我的脚死劲按在水里。我大
叫啊，啊！那简直就是‘中国刑罚’！她也不理我，一双手拼命把我的脚按在火一
样的热水里……”彼尔笑得说不下去了。
我和老金也笑了。
“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享受。”我说。“用热水洗脚，可以消除疲劳。”
“对，对。”彼尔兴奋地。“后来我懂了。脚泡在热水里，浑身松散，直想睡
觉。我坐在板凳上享受热水泡脚的时候，一抬头，看见搁农具的木架上放着两颗手
榴弹，他们自己用黑硝造的手榴弹。我发现老王胸前戴着一枚徽章。我指指徽章，
打着手势，用我婴儿程度的中文，问那是不是他打败敌人的奖章。他指手画脚地讲，
笑得开心极了。我还是不懂。后来，和我们的译员会合了，才搞清楚，原来那徽章
是日本驻军司令部发给他的‘良民证’！日本人当他是日本人的探子！其实他是中
国人的探子！”
我们又大笑。
“这就是中国人在战乱里磨练出来的狡黠。”老金说。
“一点也不错！”彼尔说。“非常可爱的狡黠！”（用来打敌人，可爱！用来
害好人，可恶！）
“后来呢？”我问。“彼尔，你真可写一本《彼尔奇遇记》呢。”
“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出来。”彼尔说。“这次的‘奇遇’对我影响很大，甚
至改变了我这个人。”他思索了一下。“我讲到哪儿啦？”
“你讲到老王。”
“对了。我在老王家好好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带我到本区总部去。沿路
我看见农民和士兵一起在田里劳动。敌人来了，农民就成了民兵，和士兵一起打仗。
我在总部和其他三人会合了。每个人都挂了彩，脸上，臂膀，都不严重。我们几个
美国佬穿着中国农民粗布褂裤，相见大笑。我们离西安已有三四百里路，商量如何
回去。总部派老王送我们。我们必须步行绕过日本占领区，走过游击队根据地，八
路军防地，走过敌人的封锁线，走过敌人烧光的村庄——一片光秃秃的荒凉！简直
就是世界末日景象！我们也要翻山越岭。在那时候，你们猜我想到什么？”
我摇摇头。老金听入了神，没有反应。
“想到美国的汽车多可爱！我们每到一个村子，就很高兴，睡热炕，喝小米粥，
老百姓用各种方式，手势，表情，让我们了解：中美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我们‘洋
鬼子’是受欢迎的。”
“你们经过的村子，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老金问。
“两边的村子都有。有的村子，日本人，国民党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你来
一阵子，他来一阵子，我来一阵子。无论哪儿，老百姓总是很热情的。有一个晚上，
我们到了一个村庄，走进一个院子，喊老百姓，想借地方休息一下。全村的人都惊
动了，纷纷跑到山上去了，以为日本兵来了。他们互相传递消息非常灵通，有许多
暗号：在门口挂一把扫帚呀，把油灯上下左右晃几下呀。总之，他们灵得很。后来
他们才知道是我们这伙人到了。我们唾了一夜好觉，很想再休息一天，但是老百姓
催我们走，说日本人随时都会再打回来；日本人已经打来好几次了。我们只好立刻
离开，翻过一座大山，和美国的大岩石山那样高的山，很冷很冷。我们已经好久没
有刮胡子了，胡子结了冰。幸好在我们出发时，老百姓给了我们一人一件灰布旧棉
袄。（啊，历尽沧桑的灰布棉袄！现在寂寞地挂在布郎山庄发霉的衣橱里。）我们
爬到山顶，回头看看，刚离开的那个小村子冒着黑烟。日本人果真打进村子了。那
些善良的老百姓，说不定跑到山上去了，也许有的给打死了，有的给抓走了。我尤
其怀念招待我们住宿、用白菜羊肉给我们做早饭吃的那一家人，希望他们逃到山上
去了。那一顿白菜羊肉可真管用，支持我们上山下山，整整一天没吃任何东西。晚
上，我们到了一个烧得精光的村子，睡在一间破庙的泥地上。倒下就睡着了。天亮
了，才看清东倒西歪的残破的罗汉。我们又向前赶路。我们走的那条路，附近就有
日本人出没。于是，我们白天躲躲藏藏，黑夜赶路。走的时候常常躲在岩石堆里，
看看四周有没有日本哨兵。就这样子，我们摸黑走了两夜，到了一个村子，他们刚
刚打退了日本人，附近村子的老百姓都来了，庆祝胜利，也欢迎我们。有拄拐杖的
白胡子老汉，满脸风霜的小脚妇女，喜洋洋的孩子们。他们肩上背着口袋呀，手臂
挽着竹篮呀，用草帽兜满了鸡蛋、小米、梨子呀，怀里抱着一只大母鸡呀……每一
家人家都带来吃的东西。他们看到我们几个洋鬼子，并不惊奇，只是望着我们笑，
翘起大拇指说：‘美国人，好朋友！’通过翻译，我们问他们：‘你们以前看见过
美国人吗？’老汉说：‘看见过啦！咱们村子里就救过一个受伤很重的美国飞行员。
第二天，天还没亮，日本人就来了，我们要背着他逃命，他不肯，说他不行了，不
能连累我们。他流了很多血，实在动不了了。日本人打进村子，硬说他是美国特务，
把他打死了。’（爸爸，你可料到多少年以后， 红卫兵叫你‘美国特务’吗？）
一个妇女胸前用粗布兜着婴儿，臂上挽着一竹篮鸡蛋，她说：‘咱们可不怕鬼子！
他们打来，咱们就跑到山上；他们跑了，咱们就回来。他们烧光村子，咱们回来再
造屋子，又烧光了，咱们就到山里去挖窑洞。鬼子又来了，烧掉了窑洞的木门和窗
子，咱们就发明活动门窗，可以拆卸，可以带走，搬到更高更险的山上去，挖出更
深的窑洞。’她指指身后高耸入云的黄土山峰。野战医院也在窑洞里。有几个伤兵
拄着拐杖一瘸一瘸走来了。”
“最叫我难忘的是一个青年伤兵，高高瘦瘦，脸色苍白，额头受了伤，右腿的
腿骨给炮弹炸断了。他是陕西人，十岁左右父母都给日本人炸死了。他就是在游击
队里长大的。他受了伤，本来是在一个流动医疗队的临时医院里。日本人突击，老
百姓就把他背到山上去；还有别的伤兵，能动的，都由老百姓背上山。那个年轻人
的腿感染了病，腿必须锯掉，才能救他的命。老百姓把他抬到另一个较安全的村子，
在一栋小屋里，一张木桌上，流动医疗队用村民组成的‘活血库’为他输血，没有
麻醉药，连碘酒也没有，锯腿就是用的木匠的锯子。他的腿就那样子锯掉了。后来
他才辗转到野战医院来。他拄着 T形杖用一只脚走路，走到我面前说：‘凡是鬼子
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老百姓热烈鼓掌，大叫‘中美友谊万岁！’我们美国
佬从没叫过万岁，那天也跳起来大叫：‘中国万岁！’我们叫得比他们还响！”彼
尔笑得讲不出话了。
“你叫万岁，真是从心里叫出来的吗？”我笑着问。（中国人叫万岁的时候，
不是内忧，就是外患——譬如文革。中国人不叫万岁就正常了。）
“当然！我们也是从心里叫出来的！我们太感动了。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两天，
参观了他们的战利品：步枪、钢盔、皮带、刺刀、日本旗、救急包、护身符……我
还用日本火柴吸了根日本纸烟，喝了日本叶子露，吃了日本饼干和罐头。（爸爸，
你又多了一个‘通敌，的罪名！）对了，还有一封染着血迹没有写完的日本兵情书。
一位译员译给我们听：“……我明早突击。我想到你。我一定回来。你一定等我！
我要娶你。我们生一大群孩子……”我拿起那封无法投递的情书，摸了又摸，心里
很沉重。那个日本兵一定是反对战争的！我也是反对战争的！但我们是敌人，非打
个你死我活不可！我忽然想到：我们的敌人，不是敌人，而是战争。那一刻，我非
常想家，我可不要死在中国。”（妈妈，我受不了了，不能再念下去了。我要到墓
地去看爸爸。我刚从白云酒店工作回来，已是午夜时分。爷爷奶奶已睡了。我悄悄
出门，走到水塔下去叫彼利，告诉他，在那一刻，我非去看看爸爸不可！彼利真好。
他陪我走到布郎山庄废墟后的墓园。我在爸爸旁边坐下，泪水不住地流。一只萤火
虫绕着我飞。彼利坐在草地上，一只手不住地扯草。他也不问我为什么哭，就让我
那么静静哭泣。妈妈，我多么希望你也来墓园，我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五）1945年8月、重庆
彼尔、老金和我坐在南区公园石凳上谈得正起劲，忽然黑夜的天空闪出一朵巨
大的五彩烟花，散开来，照亮了长江水，和水上的小船。
“胜利啦！胜利啦！”一个人在我们背后疯狂地跑过去，一面大叫。“日本鬼
子投降啦！胜利啦！”
“喂，老兄，”老金对他大叫。“你开玩笑吗？”
“龟儿子，胜利啦！是真胜利啦！”
公园里的人全欢叫起来。烟花一朵又一朵在天上开放。爆竹僻里啪啦在四面八
方响起来了。
我拉起老金和彼尔的手跳起来大叫：“可以回老家啦！可以回老家啦！”
我们三个人手拉手向街上跑。只见一列列卡车载着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街上慢
慢驶过，车上扩音器播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喝醉酒似地追着卡车狂叫欢呼。卡
车上的人洒彩纸，吹口哨。彼尔兴奋得把我和老金一边一个拥在他强有力的臂弯里，
（三人一体！） 笑着，跳着。我们那样子跑了好几条街。
“今晚我们三人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彼尔说。“我吉普车里有酒，刚买的。
车子停在公园门口。我们今晚痛痛快快喝个大醉吧！”
“好！”我说。“今晚我可要喝酒！”那以前我从没沾过酒。（妈妈呀！小心
糖衣炮弹！）
“但是，”老金总是很冷静的。“彼尔，喝酒的人开车很危险。今天可不能出
人命。”
“坐马车！”彼尔蓝眼睛一亮。“坐马车，喝酒，逛嘉陵江边。怎么样？”彼
尔在老金背上捶了一下。“别那么严肃了。今晚就浪漫一下吧！”
老金笑笑。“今晚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我们开车到李子坝，从那儿上了马车。人人喜洋洋。马车扶翘起大拇指对彼尔
直叫：“顶好！顶好！”一路上爆竹骤里啪啦不停。马车嘀嘀嗒嗒在石子路上跑去。
这支歌没有词儿
因为我一刻也不要耽误
对你说
我要带你坐条小船
荡呀荡到中国去
只有你和我……
彼尔手拿着雪利酒，自顾自哼了起来，突然停下。“我小时候有一匹小马，叫
银月，是石头城一个农夫华尔特遗留给我的。我们有辆小马车，并排可以坐两个人。
我和妹妹坐在马车里，银月拖着跑，围着山庄跑。现在想起来，那真是‘古老的好
时光’。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坐马车。”
“有一天，这也会成为‘古老的好时光’。”老金沉沉地说。“等着瞧吧！中
国人的灾难还没完！”
“金炎！”我捶了一下他的肩。我坐在他和彼尔之间。“别煞风景，好不好？
八年抗战，今天胜利了！你也应该笑一笑吧！”
“我想到内战，免不了！”
“金炎！”我叫了起来。“求求你，这一刻，只有这一刻，我们不谈战争，好
不好？”我拿过彼尔手中的酒瓶，咕嘟喝了一口，涩涩的。但有了酒，可就有了
“气氛”了。
“中国人再打仗，我们这种人就活不了啦！”马车夫扬起鞭子，对马呼哨了一
声。“叫化子做皇帝，快活一天是一天。”他自顾自唱起《化子骂相》来。
老金沉默了。我和彼尔谈得很起劲。
马车沿着嘉陵江跑。夏夜江上薄雾向身上飘来，轻纱似地搔在脸上、手臂上。
对岸猫儿石河街一溜灯火闪烁。江上点点渔火。天河点点星星。天上闪着灯光；河
上闪着星光。
“重庆这山城是为夜晚而造的”彼尔说。“嘉陵江上的夜美得有个性。”他顿
了一下。“我快走了。”（如此含蓄——中国化了。）
“你想不想走？”我问。（你当然不想他走！妈妈！）
“也想，也不想。我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很强烈，很有意义，也许是我这一生的
转折点。战争完了，我的任务也完了。我必须回去。我毕竟是美国人。我也很想家。
我在石头城长大，我的童年全是在娥普西河上过的。在河里游泳呀，在河里钓鱼呀，
在河上划船呀，在河边骑马呀！我想家的时候，就想到娥普西河。世事无常，娥普
西河总是在那儿流。”（嘉陵江也总是在那儿流。我现在所想的是我的两个爸爸和
妈妈有过共同快乐时光的嘉陵江，是渔夫苦苦讨生活的嘉陵江，是嘉陵江边高高石
梯上爬呀爬的中国人。）
“我是在长江上长大的。”我说。“兵荒马乱的日子，没有很美的记忆。但是，
长江就是中国。彼尔，你回去时候一定要从长江上回去。那和你已经看到的中国不
同。长江是诗人的江，是画家的江。白居易、李白、杜甫，都曾在长江上吟诗作赋，
喝酒唱和，写出了中国古典诗里最好的诗，有的诗赞美古刹幽林，有的诗倾吐诗人
贫病凄凉的境遇，有的诗哀叹战乱兵祸的中国。长江上有讲不完的神话、传说和历
史故事。”我一口气讲下去，对美国佬卖弄点儿中国文化。
“神话，传说，对我们太遥远了。”老金说。“我们不讲美丽的故事了。能够
活命就不错了。”
“金炎，”我说。“你一开口，就煞风景！今天不同呀！我们胜利了呀！大喜
的日子呀！”
“今天可是讲美丽故事的时候了。”彼尔说。“今天是我到中国来最美丽的一
天。我小时候读儿童神话，就有关于长江的神话。江上有许多神仙、仙女。他们都
长生不老。江水就是神仙、仙女的乳汁、血液。风莲，讲一个中国的长江神话吧！”
“你就跟他讲神女峰吧！”老金命令的口吻。他对我总像“老大哥”似的。
“你为什么不讲呢？”我用中文问老金。
“他要听你讲呀！”他也用中文回答。（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共同语言解
决。）
我望了他一眼。老金的话有弦外之音，不便和他争论下去，以免彼尔尴尬。我
扫了一下喉咙。“让我想想吧！还是小时候姥姥讲给我听的。”（我也有那么一个
姥姥，她也给我讲故事。我的“精神文明”全是从姥姥那儿学来的。我比文革中成
长的年轻人幸运一点儿。）
其实，我是有点儿恍惚。左右夹攻，有些招架不住了。（妈妈，一个“美帝”，
一个“大右派”，从那时起，你和他们就没法划清界限了。你的命运、你的苦难已
经注定了。）
“好，我记起来了。”我对彼尔说，又怕冷落了老金。我转向他。“我听你的，
就讲神女峰吧！”我就开始讲起来。“千千万万年以前，王母娘娘有个小女儿叫瑶
姬。王母娘娘命令她管理瑶池。她过不惯天宫刻板寂寞的生活，就悄悄约了她十二
个妹妹，离开了玉池琼楼，飘下凡了。凡间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她和十二妹妹帮
助大禹治水，用雷劈死十二条蚊龙，凿开了三峡，平了水患。瑶姬爱上巫山，在那
儿住了下来，化成了俏美的神女峰。十二姊妹就化成了十二座高峰，围绕着神女峰。
……”
“别停！”彼尔向马车夫手一扬。
原来我们已到了沙坪坝。街上茶馆仍然坐满了学生；街上仍然有人僻里啪啦放
爆竹。
“怎么回事？”我问彼尔。“我们到了沙坪坝呀！”
“就这样在马车里谈下去吧！金炎，你赞成吗！风莲，你呢？以后不知道什么
时候再见面了。”
我望望老金，他点点头。“我说过的。彼尔”，今天你要我干什么，我都遵命。”
“好吧！”我拍拍老金的手。“今天你说什么，我也遵命。再坐马车谈一会儿
吧！”我安慰他，因为我想到他的处境。他大概正为前途担忧吧！他从“中美特种
技术合作所”逃了出来，战争虽然胜利了，他仍然是个“逃犯”，既不敢回学校继
续念书，也不敢公开露面找工作。
“请你顺着嘉陵江慢慢荡下去吧！”我对马车夫说。
他呼哨了一下，扯扯缰绳。马蹄又在石子路上得得打起来了。
“金炎，”彼尔说。“战争胜利了，你回老家去吗？”
“不知道。我家在沈阳。好几年没有家里消息了。我参加抗日地下工作，给日
本人抓走了。我父亲开钱庄，开工厂。他贿赂了有势力的汉奸，我才被释放了。一
出牢门，我就跑到重庆来了。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早不在了。我没有家了。现在，
国民党要去接收了，内战就会从那儿打起来。东北人的日子不好过呀！”
“难怪你心事重重。”彼尔说。“你呢？风莲！”
“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母亲没出来，在武汉。弟弟在武汉沦陷以后才跑出
来，考进空军，为了打日本人。我恨不得明天就飞回去。”
“你母亲为什么没逃出来呢？”
“没钱呀！她三十几岁，我父亲就死了。”
“她又结婚了吗？”
“什么？”我睁大眼睛望着彼尔。“当然没有结婚！”（姥姥躺在病床上告诉
我：她有机会再结婚，但她拒绝了，因为她有一儿一女。她笑笑说：“现在我有些
失悔了。”就在她过世的头一天。）
彼尔笑了。“为什么‘当然’？死了丈夫，年纪轻轻，再结婚，非常自然的事
呀！”
“她爱我的父亲。”我冲口而出，突然又觉不对劲。“我母亲是他原配，但他
们从没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起，怎么谈得上爱呢？”彼尔一脸迷惑。
“这就是中国旧式妇女！”金炎说。“就和缠小脚一样，她们认为是非常自然
的事。”
“为什么不离婚呢？”
“她压根儿就没想到离婚！我父亲另外讨了人。他在南京做官，那个老婆就是
他官场上的‘正式夫人’。她本来是个窑姐，生了两个儿子。我母亲只有一个儿子。
女人是用儿子来竞争的。谁多一个儿子，谁就抖起来了。我这个女儿不算数。她吆
三喝四，占尽光彩。我从没听见母亲抱怨过。（妈妈，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我和姥姥天天吃不饱，她也没抱怨过。）就是现在，父亲死了好些年了，她还有个
灵堂挂着他的照片呢！每天早烧香，晚念经。那就是爱情吧！”（姥姥没赶上“早
请示、晚汇报”。她准是个老红卫兵！）
彼尔摇摇头。“那是爱情？我不懂！”
“彼尔，”老金说话了，当然，严肃地。“这样的社会，是不是需要改造？你
说！”
“我同意。”彼尔说。“玛丽莲王的父亲有四个老婆！四个老婆天天在一起打
麻将。玛丽莲王恨那样的家庭，她父亲就把她送到美国去了。”
“我对我父亲是爱多于恨。”我说。“我总是想和他接近。”（妈妈，原来我
们都是没有父亲的人！难怪你那么催促我到父亲故乡来！我该不该来呢？不知道。）
“你的两个母亲是敌人吗？”彼尔问。
“我不叫那个女人母亲。”我纠正彼尔。
“叫她什么呢？”
“叫她姨妈。”
彼尔笑了。“又一个‘姨妈’！中国孩子见女人就叫姨妈！”
“姨妈跟我父亲住在南京，我们住在武汉。她根本不准我母亲进门，说她土头
土脑，见不得人。（姥姥准会斗她！——可惜姥姥没赶上文化大革命。）她生得标
致，言谈爽利。现在我还记得她的样子，黑得发亮的头发，挽个横 S髻，插一支金
丝凤，上海订做的绣花鞋，黑缎金绒绣鸳鸯，白灼灼的皮肤——她常年吃珍珠粉。
兰花手指甲修成杏仁形，夹着三五牌香烟，圆滚滚的身子，蛋青印度绸衫子，黑香
云纱裤子。我读小学时候，一个暑假，从武汉去过南京一次，住了一个多星期。我
只是早上见爸爸一面。我吃烧饼油条，他吃乌龟汤煮麦片粥，贵格牌麦片！”
“贵格麦片！”彼尔大笑。“真的吗？贵格麦片就是爱荷华州的特产！工厂在
西达瑞皮市！远远的，你就会闻到一阵燕麦香。我最喜欢的香味！你们吃的麦片，
就是我家乡的特产呀！”彼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仿佛贵格麦片就将我们联系上了。
“我可没吃过呀！”我说。
“为什么呢？”
“父亲是一家之主。乌龟，贵格麦片，都是贵重食品，男人补品。”
彼尔哈哈大笑。“我从不知道贵格麦片是男人补品！中国人，中国人！太实际
了！无论什么都派它个用场！我回到爱荷华州，第一 件事就是吃贵格麦片粥！”
“还得用乌龟汤煮！”我又咕噜喝了一口雪利酒。
“我到哪儿去找乌龟？”彼尔笑得直咳呛。“就是找到了，我妈妈绝对反对！”
（知母者，莫如其子。）
“风莲，”老金老大哥的口吻又来了。“你越说越离谱了。我看你醉了。”
“开开心嘛！”我说。“庆祝胜利呀！”
“你家里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金说。（我从没听过呢！）
“风莲，讲下去，”彼尔说。“你讲得实在有趣！”
我真是越讲越有劲，马车又在沙坪坝停住了。这次是我一扬手。“别停！”
“只此一次！”老金说。“再兜回来，就下车了。”
“讲下去吧！风莲！”彼尔说。
“好！父亲在外面另有个‘小公馆’。姨妈知道了，这才要我妈到南京去。我
妈听说她丈夫有了另一个女人，还很得意呢，说是对姨妈的‘现世报’。我也跟去
了。母女俩住在佣人房里，连客房也没我们的份儿。姨妈打牌，没搭子，才找我妈
上桌凑一脚。她放一叠钞票在我妈面前：‘哪，一本万利！’父亲出差了，她就和
我妈组织‘统一战线’，一同去找那个叫水仙花的戏子。我也跟去看热闹，乐得格
格笑，像看戏一样。”
“水仙花一定是个美丽风流的女人。”彼尔说。
“彼尔，”我故意卖关子，望着他，不说下去。他灰蓝的眼睛笑望着我。
我愣了一下，连忙说下去。“彼尔，水仙花是个美丽风流的男人！”
“你在编故事吗？风莲！”
“不，不，是真事！是真事！他屋子里挂满了穿花旦戏装的照片。有的还是和
我父亲一起照的，他坐着，父亲站着，像一对恩爱夫妻。”
“风莲，”老金说。“你的故事是很好的教材。彼尔算是了解一 点中国封建社
会了。”
“金炎，”我笑了。“谈谈家常，你也扯上封建制度呀，社会呀， 改革呀……”
“这个对于你们是‘现实’，对于我这个美国佬可真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彼
尔拍拍我的手。“风莲，后来呢？”
“后来呀！姨妈给了水仙花一大笔钱，逼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从此和父亲一刀
两断！他离开南京了。”
“你父亲呢？他怎么肯？”
“他呀，在两个老婆面前，手拢在长衫袖子里，做个鬼脸，缩头缩脑笑了笑：
‘唉，逢场作戏嘛！何必认真呢？’其实，他再讨一个，两个，三个小老婆，我妈
也不在乎。丈夫是天，永远是对的。她只是高兴那对姨妈是‘现世报’。真报复了
吗？男人仍然不是她的。有一天，父亲出去应酬，当然罗，和他一起出去风光的，
不是我妈，是姨妈。我妈在门口帮老爷穿大衣，穿好以后，用一把软毛刷子，在他
大衣上轻轻地刷，刷肩膀，刷袖子，刷胸前，刷背——越刷越慢。我也有十一、二
岁了，有些懂事了。父亲和姨妈双双出门后，我说：‘妈，什么都没你的份儿，你
不气吗？’她叹了口气：‘我也惯了。一夜夫妻百夜恩。他也好过的。不然，我怎
么生了你？’她笑笑，笑里有泪。‘他也好过的’，那就是支持她活下去的力量。
她就是那样子爱法的。她……”
“风莲，”老金打断我的话。“沙坪坝街上店铺、茶铺全关门了。该停了吧！”
马车已经停下了。对岸的灯火，江上的灯火，全熄了。只剩下天上几颗流星。
“谢谢你们两位！”彼尔说。“今晚是我在中国过的最美丽的一晚。我们在一
块儿庆祝胜利，用我们特别的方式庆祝胜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彼此也更了
解一些了。我很幸运，在中国交上你们这样的朋友。希望你们以后到美国去，到石
头城去做我的客人，只要到了爱荷华州，问起布郎山庄，人人知道！”（你的女儿
却到了布郎山庄！年轻的爸爸！）
“彼尔，”老金握着他的手。“美国，我不会去。你再到中国来吧！”
“也许。我和你们好像已经认识几十年了，尤其是今天这一晚，仿佛是好多年！
回去之后，我会十分想念你们；我也会想念在陕北村庄认识的那些朴实、勇敢的朋
友们。”彼尔转头望着我，一根手指头点了一下我的鼻尖：“小桃红！我很喜欢这
个名字。”（何不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很喜欢你！”）他又向金炎说：“我的通
讯处很简单：美国爱荷华州石头城。”
“没有街名，没有门牌号码吗？”我问。
“没有。”彼尔笑笑。“邮差是我们好朋友，他知道我家住在哪儿。”他顿了
一下。“我说不定还会再来中国呢！”
“你再来，也许见不到我了。”老金语意深长。“谁知道？”他又加上那么一
个疑问。
“不论你在哪儿，金炎，我一定来看你！”
“好。一言为定。”冷静的老金不禁拥抱了彼尔。（“美帝特务”当然拥抱美
帝！）
“再见！风莲！”彼尔在我脸上吻了一下。
“再见，彼尔！”
“再见，金炎！”
“再见，彼尔！”
我和老金站在沙坪坝街上，望着马车载着彼尔得得喀喀跑走了。
“风莲，金炎！”彼尔在马车里站起来，转身举起两只手，向我们大叫：“我
爱你们！”（我爱你们三个人！听见了吗？我爱你们！）
我和老金向他挥手，望着马车消失了，还怔怔站了好一会儿。
老金送我回宿舍。走到松林坡下，他突然说：“散散步，好吗？”
我们绕着松林坡兜圈子。老金低头沉默着。他一有心事，就是那样子。我也没
有说话。那么丰富、强烈的一个晚上，来得那么突然，意外，冲击得我头昏脑转。
“风莲，”老金终于开口了。“彼尔很喜欢你。”
“我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明白。“他立刻要回国了。这辈子也不会再见了。”
“你也喜欢他。我从没看见你这么兴奋过。”
“庆祝胜利嘛！每个人都很兴奋。”我望了他一眼，噗嗤笑了。“只有你一个
人苦脸巴巴的。”说出之后，才发现自己太莽撞了。“金炎，你打算怎么办？”
“我决定到那边去。”他的“那边”就是延安。
我愣愣望着他。“你真的要去吗？”
他坚定地点点头，握起我的手：“风莲，好好保重。你知道的：你对我很重要。
我们现在就说再见吧！”
又是一个意外！我突然发觉他对我也很重要，只是当我要失去他时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呢？”
“不知道。个人前途，国家前途，都不知道如何变法。”
莲儿，我手边就是我为老金写的申诉书，为他申请平反，那也就是一个中国知
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回来了，风烛残年，两个老伴儿相依为命，也就是福了。他
也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彼尔多少岁啦？啊，他是一九二O年出生，今年也六十二
了。我想象不出他六十二岁是什么样子。（我也想象不出。我常常拿酷似爸爸的彼
利做模特儿，也只能想出一个年轻的爸爸！）彼尔永远是二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可
是老了，一脸皱纹，眼皮松了，嘴角瘪下去了，两鬓花白了。
拼则今生已拼了，忘则今生难忘。（妈妈，谢谢你将难忘的事告诉了我。妈妈，
我们为什么不早谈谈呢？）
（六）1947年元月、南京
人间事，风风雨雨，永不停息。一九八二年的今天，人们又在谈论沈崇了。据
说五台山有个学生出家的尼姑，就是一九四六年圣诞夜在北平被两名美国海军下士
强奸的沈崇。（我却出“家”到石头城了。沈崇，我了解你。）她也和我一样，现
在是个头发斑白的老妇人吧。但在一九四七年初，就因为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
北大女生，全国各地掀起了剧烈的民族运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一九四六年，学校已迁回南京。那年圣诞节过后，中央大学的民主墙上，贴出
了一张巨大的抗议书，签满了教授名字、学生的学号，不分党派，不分左右，全有！
《抗议美军暴行》，叙述了沈崇事件，大意是，北大女生沈崇在圣诞夜看完电影后，
被两名美国海军下士拦截强奸，行人闻声报警。警察当即抓住一名美国海军，带往
警局查讯。沈崇在警局申诉曾被该美国海军和另一在逃海军强奸。（被黑影强奸的
人，到何处去申诉呢？）抗议书要求（一）两名肇事美国海军，由中美两国组织联
合法庭审判，（二）美国军方公开道歉，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三）所有美
军立刻退出中国。我也写上学号——学生不敢签名。
就在那抗议书贴出之后，我收到彼尔的信，只是短短两句话，说他已抵南京，
希望见到我和金炎。一九四五年胜利夜和老金分手后，就生死茫茫两不知了。我常
常想起他，对他有一份手足的亲，就像我想起抗战时瞒着母亲投考空军的弟弟风云
一样。
我接到彼尔的信，心里七上八下。胜利夜的狂欢已成过眼云烟，那晚分手后，
作为一个中国人所经历的风浪以及内心复杂的挣扎，不是从美丽平和的娥普西河上
来的彼尔可以了解的。他爱中国人，我知道。他回到中国来，也是因为那份爱。但
我不知道他到底来干什么？他来的也不是时候，就在美海军强奸沈崇事件之后，就
在全国各地大叫美军滚出中国的时候。他在许多激烈分子眼中，已成了“丑恶的美
国人”。我若见他，就成了“亲美的汉奸”了。值得吗？一个只见了两面的美国人。
（当然值得！）
假若老金从延安到了南京，我一定去找他。我不会去延安。但是老金的逃亡叫
我不安，叫我开始思索了，也开始“政治”起来了——“民主人士”，当时也算是
一派。全面内战已在一九四六年开始了。民情沸腾，人心惶惶。人人谈政治；人人
都给派上一个“派”：左派，右派，共产党外围分子，国民党特务，共产党核心人
物，三民主义青年团打手，民主人士，无党无派，骑墙派，社会贤达……名目繁多，
见人就把他归类，“划清界限”。你不要政治，政治把你卷进去。
我被划成“民主人士”；当年叫我“小桃红”的男同学之中，有些见到我已视
而无睹了。徐立志和小乔已经订了婚，徐立志告诉我他们也在《抗议美军暴行》上
签了学号；也是“民主人士”吧，我想。我们算是一派的“同志”了。偶尔在校园
碰到，徐立志的言论和在沙坪坝时完全不同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也谈争民主
呀！诅咒内战呀！称赞老金有骨气、有正义感呀！老金失踪之后，同学们心照不宣，
都知道他去了延安。
我拿着彼尔的信，走进寝室，八个人住一间寝室，两边上下铺，中间相对两排
书桌。有的同学在卷新烫的头发——抗战期间，女生全是清汤挂面的头发，现在，
女生都变了样：头发烫得卷卷的，腿上光溜溜的尼龙丝袜（历史又重演了！“四人
帮”垮了以后，我自己就变了样！爱美元罪）。有的同学坐在书桌前面，摊开书本，
却没心看书。上课也无情无绪。寝室里沸沸腾腾，同学们正在谈论沈崇事件。
“……报纸上的消息是：沈崇，中学生，出身似甚良好，深夜十时半，独自在
街头遭到两名美国人威胁……”
“歪曲事实嘛！沈崇是北大学生，不是中学生……”
“什么‘出身似甚良好’！她爸爸在南京交通部工作！……”
“美国人威胁？美国海军强奸呀……”
“不过，良家女孩子哪有十点半独自一个人往街上跑的？”
“不是十点半，是八点半呀！……”
“我听说她早就认识那两个美国海军了，在一起玩了一个晚上，才发生强奸的
事。”
“对，我也听说，共产党鼓动各地学生，藉口美军强奸沈崇，掀起反美运动……”
“为什么反美呢？”
“美国军援是助长内战呀！”
“无论如何，美军强奸沈崇的事，中国人可不能忍！北大，清华，燕京五千多
人，十二月三十号游行示威。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全闹起来啦！罢课，示
威游行！”
“我们学校呢？有什么行动？”
“罢课三天，学生代表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
“学校当局是什么态度？”
“这一次运动，可是全国上下一条心！教授们也愤愤不平。美军退出中国，不
仅仅是强奸的事不会发生了，内战也会停止了。”
“那也不见得！国民党有四百万大军呀！共产党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又没美式
装备！国民党在五个月之内就可以打垮共产党！”
“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我手里捏着彼尔的信。“一天到晚，政治！内战！
国民党！共产党！”
我把彼尔的信又看了一遍，撕了。
一天， 寝室传达室的工友来叫我去传达室接电话。
“喂！”
“喂，你是柳风莲吗？”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有人要和你讲话。”
“喂，风莲。我是彼尔。找了个中国朋友帮我接通电话。你好吗？”
“很好。谢谢。”
“你收到我的信吗？”
“收到了。”
“为什么不理我呢？”
“太忙。”（妈妈，你明明想见他，对不对？）
“啊。我很想见你和金炎。”
“他不在南京。”
“在哪儿？”
“不知道。”
“我可以见你吗？”
我没反应，愣愣拿着电话筒。
“我这次来中国，是专为学生运动而来的。我知道去年在昆明、重庆和其他城
市已经有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是你和金炎告诉我的：年轻人是中国的良心。那句话
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回到美国以后，就研究中国现代史，主题就是中国学生运动。
这次我来中国，除了为美国的报纸报导学生运动之外，还准备写一本《中国内战学
生运动史》。那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我要见许多学生，各党各派的，和他们谈谈，
参加他们的活动。你就是我要谈话的对象之一。”
我软下来了。“好吧！什么时候？”（可爱的妈妈！）
“明天，好吗？”
“好。”
“我来接你。”
“不。”我想了一会儿。“在鸡鸣寺，下午三点。”
“好，我一定在鸡鸣寺等你。”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我才到鸡呜寺。我故意迟到。（何必如此矫情？妈妈！到
底是中国女孩子！）他站在鸡鸣寺门口黑色大铜鼎旁边等我，一见到我，就叫了起
来：
“风莲！你一点儿也没变！仍然是那件长长的黑大衣，仍然是那条桃红围巾！”
“变了，彼尔。”
“金炎呢？他到底在哪儿？”
“他逃到延安去了。就在那个胜利夜之后。”
“为什么？”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对彼尔笑笑。“他被派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当译员，就在你去了西安之后。他逃出来了，躲在一个东北老乡家里。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号，我们在南区公园相会，他还是个逃犯呢！”
“啊，金炎！金炎！”彼尔神色忧伤。“我说过，再来中国，不论他在哪儿，
我一定去看他。我要想办法到延安去！美国有驻延安联络团；北平有军事调处执行
部。”（可爱的爸爸！你如果活着，今天一定是中国上宾！）彼尔顿了一下。“不
过，马歇尔特使已经回国了。美国就要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了。和
平谈判完全破裂了。我去延安看金炎恐怕来不及了。”
我没说话，只是听他的意见。
“风莲，我知道，你今天来见我，担了很大风险。我一到中国，正好碰上沈崇
事件。那两名海军下士，应该严办！美军应该退去！中国人的问题，不是美国可以
解决的！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美国大使馆的中国专家索菲斯一共六个人，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调回华盛顿，六月就被捕了，因为他们批评美国对华政策。
他们都到过延安。”
“彼尔，”我望着他。“你倒真是没有变！你看起来很新鲜，很愉快！浑身是
劲！”
“到城墙上去走走吧！”彼尔说。
“也好。”
枯叶，秃枝，阴惨惨的天气。古老倾妃的金陵城墙上没有一个游人。我们在城
墙上向玄武湖走。
“风莲，讲给我听听，一九四五年分手以后，你的情况。”
“一言难尽。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到江边去接我，我坐轮船回武汉的。我们
坐上三轮车。到处是卖日本人衣物的地摊。三轮车停在一扇歪歪倒倒的黑色大门前。
我大叫：‘这就是我们的家吗？’一栋两层楼房，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我走进大
门，一片野草，梧桐树也没有了。彼尔，你记得吗？我们在嘉陵江边茶馆喝茶，看
见二十八架美国轰炸机，我说：‘说不定就炸中了我在日本沦陷区的家！’那话果
然说中了。我的家就是美国空军炸毁的！我提着旅行包，在野草丛中走，‘这儿是
我的房间，那儿是弟弟的房间，那儿是妈妈的房间，这儿是张妈的房间，她一面纳
鞋底，一面教我唱《孟姜女》……’我就那样子游魂一样，在残垣断瓦里找我的过
去。那不是我的家了……”
“风莲，我的老家，没有变。娥普西河仍然很美；布郎山庄仍然很美。我一到
家，就跑到河边去，掬起一把泥土，闻了又闻。石头城的人为我开了一个盛大的欢
迎会，像欢迎英雄一样。”彼尔顿了一下。“我见到以前的女朋友露西，但我们除
了谈小时候的事情之外，就没话可谈了。我的谈话多半是关于中国：我在重庆，在
陕西农村的经验，那个对于石头城的人太遥远了。我母亲说：‘你一天到晚中国，
中国！’（爸爸，我可不敢谈中国！）她学我说中国：‘枪——印——哪——’”
彼尔笑了起来。“我母亲很有趣！她的脑筋是单行道，决不转弯！（我完全同意：
单行道！但我可不觉得那有趣。）她说：‘中国总是美国的问题。世界大战停了，
他们可不停，还要打下去！打的是自己人！彼尔，你在战争中没死在中国，就是万
幸：你回家啦！’我对她说：‘妈，我回不了家了！’风莲，你是没有‘家’了，
我是回不了‘家’了。就是我那个‘家’也一场火烧掉了。”
“真的吗？彼尔。”我突然觉得和他接近了。“中国也不是你的‘家’呀！尤
其是现在。你可得小心。”
“尤其是这一刻。”彼尔笑了，孩子一样纯净的脸。“尤其是这一刻，我正和
一个中国女孩，在寒冷的古城墙上走。”；一阵风过，枯叶飒飒落下。“风莲，冷
吗？”他竖起皮甲克衣领。
“不冷。”我用桃红围巾把新烫过的头发包了起来，在颈间打了 个结。
“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是这样子。”彼尔说。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四六年夏天。我生了一场肺炎，差点死掉，休了半年学。一到南京，就碰上
沈崇事件。”
“你见到多年不见的母亲总是高兴的。我刚回家那一阵子，哪儿也不想去，就
耽在家里，和父母聊天，帮母亲做饭，帮她洗碗，帮她收拾屋子。大难不死，那些
小事都变得可爱了。”
“我见到母亲高兴得直流泪。她可不哭！她是个非常坚强的中国妇女。但每个
人都愁眉苦脸，内战打起来了，物价飞涨，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弟弟在抗战时瞒
着母亲参加了空军。母亲有心脏病，高血压。现在还不知道弟弟是空军，以为他在
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工作。实际上，他是驻在北平的国民党空军，天天出任务，
轰炸共产党根据地，也许他正炸中了老金。我们在学校根本没心念书了。我是《抗
议美军暴行》的签名人之一，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现在，我却在这古老的城墙上和
你这个美国人谈心——荒谬！彼尔！”我望着他。“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来的正是时候。”彼尔说。“中国要有一场大风暴了。昆明的一二·一运
动，是年轻一代争民主、反内战大运动的开始。中国的学生运动，譬如五四，影响
了中国现代史。我回到中国来，就是要观察、报导、研究内战时期的学生运动。学
生运动就是中国政治的精神晴雨表。看学生运动，就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气候。”
彼尔顿了一下。“风莲，我需要你的帮助。”（仅仅是帮助吗？）
“怎么帮助你？”
“我希望你供给我关于任何学生运动的消息、资料。左派，右派，南京的，北
平的，上海的……各个地方的，我全要！我希望参加你们的活动，我要访问年轻人，
左派，右派，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年轻人，访问他们对于内战、反美的看法……”
（爸爸，你可是个活跃的“美帝特务”！）
“彼尔，”我盯着两眼看他。“你真的只是为了要研究，要报导，要写书吗？”
彼尔大笑。在风萧萧湖水寒的古城头，那笑声竟有些苍凉：“你以为我是中央
情报局吗？我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金，我的研究计划就是中国内战中的学
生运动。”他轻轻打了一下我的臂膀。“风莲，这一刻忘掉政治，好不好？这次来
中国，只有几天，我就发现中国人：官僚，商人，知识分子，年轻人……没有一个
人不关心政治！每个人都不满现实——在抗战的重庆，人也不满现实，但还抱着对
未来的希望。现在，绝望！彻底绝望！”彼尔顿了一下。“我实在很怀念金炎，永
远忧国忧民。只是，”他笑了一下“缺少点儿幽默感。”
“中国人逐渐变成政治动物了。”我说。“失去幽默感了。”（我们实在太严
肃了！这是我在美国的“问题”。白云酒店的工作磨得我开朗一些了。你绷着脸，
谁会来喝酒？在这儿可没大锅饭吃。）
“风莲，和你谈了话，我发现你也变了。我好像看着一个孩子长大了，风莲，
你是个有趣的人物。风莲，你和金炎很接近吗？”
“很接近，像兄妹一样。”
“他很爱你，我知道。”
“他从没对我提个‘爱’那个字。你怎么知道？”
“在重庆我就看出来了，从他望着你的眼神，就看出来了。中国人就是那样子
爱法的吗。”
我反问他一句：“美国人如何爱法呢？”（终于言归正传了。）
“爱就爱嘛！表示出来，让你所爱的人知道。”
“你回去见到以前的女朋友吗？譬如，玛丽莲王。”
“你还记得她？”彼尔睁大了眼看我。“早结婚啦！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交
换语言学习而已。露西倒是我的好朋友，漂亮，心地好。我父母希望我娶她，生一
大群孩子，最好在石头城住下来。我们原来的家，布郎山庄，一场大火烧了。我们
把山庄旁边的一栋小屋子改造扩充了。一家人就住在那儿。我在那座‘鬼城’待不
下去了，去密其根大学继续读书。我妈妈最不赞成我到中国来。风莲，”彼尔突然
严肃起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坦白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再见我？”（别再
矫情了，亲爱的妈妈！）
我们在城墙上走，快到玄武湖了，远远可以看到清冷的湖光。我低着头，踢着
城垛上的小石子。
“风莲，我就是不做研究学生运动的工作，我也要见你。你的处境，我了解。
我不要连累你。我知道，就是现在，你在这城墙上和我一起走走，谈谈，你就冒了
很大风险。我非常感激。风莲，坦白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再见我？”
我站往了，抬头望彼尔。他那恳求、无邪的眼光叫我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
我默默点点头。
他握起我的手，紧紧捧在手心，灰蓝的眼睛盯着我：“风莲，谢谢你！”
我们没有说话，就那样子沉默地走，走，走到城墙尽头才停住了。玄武湖在灰
苍的天空下，没有色彩——春光秋叶的色彩。我和彼尔转身往回走。
莲儿，今天我在一本破旧的马克吐温《顽童冒险记》中，发现彼尔随手画的一
张地图，红卫兵揪斗的时候，那也是“里通外国”的罪证。（谢天谢地！我没找到
那本书扔进火中烧掉。我那时必定是疯狂了。）《顽重冒险记》在组织退还给我的
东西之中。那张地图已经泛黄了，手一碰就碎，我把它用硬纸板镶起来，放在写字
台上，靠着墙。娥普西河，河上的石桥，（现在是铁桥了。）风车，（不再随风转
动了。）仓房，核桃树林，（彼利带我去过了；他在那儿和鸟说话。石头城的鸟是
不怕人的。）布郎山庄，（现在只是个空空的石头架子了。）水塔，（彼利的“塔”
了。我到那儿就很快活：年轻人的“塔”。）白云石小屋，（现在可是个“冰”库
了！爷爷是奄奄一 息的“火”，靠近觉得温暖，但可化不了屋里的“冰”）水洞，
（以前是爸爸游泳的“洞”；现在是彼利游泳的“洞”了。）石头城杂货店，（就
是现在的白云酒店——彼利、黛安、哈尔非别出心裁的酒店。但他们可真是苦干，
不成功，誓不休！一切为顾客着想。可真文明礼貌呢！）圆圆滚滚的山丘。我可以
看见一个小男孩爬上风车，呼呼的风吹起他柔软的金发，看见他在仓房干草堆上呼
的一下滑下去，就像滑滑板一样；看见他在核桃树上摘下一颗颗核桃扔在树下篮子
里……这是彼尔随手画着玩的一张石头城地图，经历了几十年的中国沧桑，失去又
回归，摆在我眼前。这也真是个奇迹！但是，彼尔呢？
老金呢？我给各组织部门领导写了十几封申诉书。有位新上任的领导在文革时
受到严刑拷打，在审判大会上，颈上勒着麻绳，拖上汽车游街。他为老金的冤案平
反最为支持。老金的冤案必须昭雪！党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学校里几位平
反的教授已经光荣入党了。老金四六年在延安就“光荣入党”了。五七年整风，他
那个赤胆忠心的党员，要与不正之风斗争，写了几张大字报，就被划成大右派，罪
名重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国民党特务，里通外国。逮捕入狱，开除党籍。
后来我才知道，四六年他从延安化名潜入北平，为了掩护他的地下工作，组织要他
和另一位党员组织家庭。他们做了几年假夫妻。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到了南京，老
金若找不着我，他们就会成为真夫妻呢！四七、四八年，全国学生运动达到高潮时
候，老金就是北平学生运动的地下领导。这是反革命吗？
（七）1947年2月、南京
风云给我的信居然也保留下来了。莲儿，你从没见过你的舅舅。我把他的信抄
一封给你看看，你也可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成份。
姐姐：调来北平之后，每天出任务轰炸，精疲力竭，没时间写信。你是我惟一
可以谈心的人。我爱母亲，却必须对她撒谎，多残酷的讽刺！几年来每星期我必给
她写一封信。她把我所有的信和照片全放在床边小几抽屉里，她说早上醒来，先看
看我的旧信和照片才起床，她一天就很快乐。对不起，姐姐，母亲还是重男轻女。
我寄给她的照片，全是穿便装照的，没有穿空军制服。我回去看过她三天——仅仅
三天！没办法！任务太多，上面只准假几天。那三天，我寸步不离她，甚至她在佛
堂烧香拜佛，我也陪着她。她逼着问我到底在北平干什么。我说是一种高度机密性
的工作。她说：“决不可做特务，风云！武汉好些人失踪了。你千万不可干那种丧
心败德的事！”我说：“妈，我可以下跪发誓，你的儿子决不会干那类事！”但我
的心却大声嘶喊：“我屠杀了自己的同胞啊！”在自己的国土屠杀自己的同胞！我
感到极端痛苦的人格分裂。我不能退役。从我宣誓参加空军那天起，我就“逃”不
了了！逃兵是死刑呀！抗战期间，我参加空军，只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打败日本人，
保卫国土。打败日本人，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我要为母亲娶个好媳妇——她喜欢
的女孩子，我才会娶来做妻子。当然，首先我自己得喜欢。我已看上了一个女孩子，
以后再告诉你吧！没想到打败了日本人，又转过头来打自己人。我飞的是美国轰炸
机，炸的是中国乡土和同胞。炸弹一颗颗扔下去的时候，我有锥心刺骨的罪恶感。
我是杀人犯！这样子下去，我要发疯了……
就在我接到风云那封信之后，便接到空军总部通知：“柳风云壮烈成仁。”
彼尔在城墙上看见我走来，跑上前将我搂在他臂弯里，没说一句话，让我痛痛
快快哭了一场。那正是我所需要的。我们在城墙上默默地走，我的泪水不停地流。
我终于平静下来了，把风云的信译给彼尔听。
“你弟弟是自杀！”彼尔说。
我听了一怔。“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说他存心自杀。但他有那么强烈的罪恶感，又有人格分裂的痛苦。他
逃不了！他大概也不会逃到延安去。他的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他杀了
人！他杀了中国人！他潜意识地自杀了。”
“我必须回家！”我说。“我不知道如何告诉母亲。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她
先守活寡，后守死寡，惟一支持她活下去的，就是儿子！母亲爱我：但儿子才是她
的命！她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这倒是个好比喻！女儿是水！泼出去了，流下去了，活水！泼不出去呢！死
水！”（妈妈呀，你的女儿可是一潭死水！）彼尔看我没有反应：我哪有心思欣赏
活水死水呀！他抱歉地接下去说：“风莲，我能帮什么忙吗？”
我望着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谢谢你，彼尔。不知道为什么，一知道风云死
亡的消息，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我觉得很孤立。右派叫我‘民主人士，——那意
思就是：左倾。因为我和金炎接近，也因为沈崇事件我是赞成罢课游行示威的。右
派对于金炎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金炎到延安去了；有人说他没逃掉，给国民党
抓去枪毙了；有人说他本就是潜伏的共产党。左派呢？说金炎在‘中美特种技术合
作所工作过，是国民党特务，被国民党派到解放区做特务工作去了。（他的罪名在
一九四七年就判决了。判他罪名的却是他的‘同志’。）因此，他们对于我也有些
怀疑。我没有朋友了。”
“我是你的朋友，永远，风莲！”彼尔一只臂膀环过来，轻轻拥了我一下。他
对我一直很小心，见面只是握握手。那天在城墙上，大概是因为风云的死吧，他很
自然地拥了我，我也很自然地靠在他臂弯里。
“我知道，彼尔。”
“但我帮不上忙。真是无可奈何。”
“我得瞒着母亲。”我说。“但是，她收不到风云的信，我如何解释呢？”
“说他到美国受空军训练去了。真的，许多中国空军到美国受训去了。”
“在美国受训也得写信呀！”
“啊，怎么办呢”彼尔真为我着急。“假若我是你，我就告诉她实情。”（这就
是美国人！）
“不行！她受不了！无论如何，我得回家一趟。我必须和她在一起，就是告诉她
风云的死，我也得亲自告诉她。我明天就走！”（妈妈，你是孝女。我是孽女。）
“我陪你去。”
我苦笑摇摇头。“彼尔，谢谢你。你要是和我一同去，不必告诉母亲风云的死，
她就又会犯心脏病了。”
“啊，那么严重。”彼尔神色不安。“我成了你的精神负担，很抱歉。”
“你不是我的精神负担，彼尔。”这次是我拉起他的手。“你是我谈心的朋友。”
我破涕而笑了。“从没想到，我和一个美国佬，可以谈心。我总以为美国佬粗枝大
叶，不可能了解中国女性复杂、细腻的心情和情绪。”（你也会喜欢彼利，妈妈。）
“你以为我可以了解吗？”
我微笑向他点点头。
彼尔沉吟了一会儿：“风莲，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在汉口不露面。你知道
我在那儿，就行了。”
“彼尔，彼尔，”我感动得连声叫他。“你可要担很大的风险啊！”
那时候（二月间），美军事法庭判决了强奸沈崇的美国海军下士十年徒刑；该
案还将由华盛顿的海军当局重审。全国各地学生抗议那个判决，发动游行示威。学
生们的要求更扩大了，除了以前提出的各项要求之外，又加上要求国民政府采取独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立刻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也就在那时候，南京、上海、
重庆三市治安当局，分别通知中共驻在各地办事处人员，限在三月五日以前，离开
各地，撤返延安。各地学生正做扩大抗暴宣传，组织了宣传队，募捐队。南京街上
贴着标语：美国人滚出去！取消中美商约！美军军事法庭审判犯法美军是领事裁判
权的复活！
我早已从报纸上，学校民主墙上，学生自治会散发给各系的新闻简报上，为彼
尔收集了这一类的资料。（妈妈，你不是美帝奴才，你是爱情奴才——世界上最可
爱的奴才。）
“彼尔，”我接着说；“你在南京比较安全，南京是首都。你去汉口，反而叫
我担心。”
“好吧！我听你的。风莲，谢谢你给我的资料；我自己也收集了一些，还有
其他中国朋友帮忙。我已经写了两篇报导，寄给美国报纸了。我打算到外地走走。
北平，上海，重庆，看看那些地方的学运。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有不同国籍的人参加。我也打算去。”
“你可得小心。”
“放心。我是美国记者，不是军人。我有记者证。我做公平报导。”
“公平？谁的标准？你认为公平的，戴有色眼镜的人就给你抹上他眼中的颜色。”
“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说干不得吗？我偏要干！
而且，一定要成功——彼利也是如此。）我有时上街看看。有一次，一个小贩对我
大叫：‘美国佬滚出去！’我对他笑笑，用我蹩脚中文说：‘我是你的朋友！我要
把你说的这句话告诉美国人。’他也笑了，翘起大拇指：‘顶好！’”
“但是，彼尔，群众的心理可不同了，可以成为盲目的疯狂暴力。”（此话有
理：文革就是如此！）
“很对。你回到南京，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
“我可不可以要你家的地址？”
“为什么？”
他笑了。“别担心，我不会去找你。有了你的地址，我知道你在哪儿，心安一
点。”
“好。”我将地址告诉了他。
“我可以送你上船，可以到码头去接你。但我知道，你不要我接送。”
我点头笑笑。“你懂就好了。”
莲儿，我谈到沈崇事件，今天报纸上就有一则关于沈崇的消息。大概你也关心
沈崇的下落吧！（妈妈，你我可真有精神的默契 了；甚至有第六感的感应。）
很早以前，听说五台山有一位大学生出家的尼姑，有些人甚至传说她就是“沈
崇事件”的沈崇。当时有人为此找过她，经过说明，使人们了解纯属误传。
去年，一本《五台山》书中提到：“据说，解放前北京大学‘沈崇事件’的沈
崇也居住在这里。从此，人们就误认为这位尼姑就是沈崇。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她
成天忙于接待解释，忙碌不堪。为此，她不得不避往外地。
最近，她所在的寺院门口贴了一张启事，说明她本人并不是沈崇，真正的沈崇
现在某地工作。记者见到尼姑本人。她叙述的经历，除她和沈崇同是大学生之外，
其他方面完全不同。她俗家姓翟，法名通愿。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三七年毕业于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一九四0年在北京广济寺出家。一九四六年底，‘沈崇事
件，发生时，通愿法师正在北平，她对‘沈崇事件’也非常愤慨。一九五六年她来
到山西五台山，安度佛门生活。尽管她贴出启事，找她的人并未绝迹……‘沈崇事
件，早已过去，现在五台山的旅游旺季到来，一些游客由于好奇，仍想方设法寻找
沈崇……”
可怜无辜的沈崇！十年浩劫期间，不知她是否无恙？即令在三十八年后的今天，
她仍然得不到安宁。“沈崇在某地工作”，她过着隐名埋姓的孤单生活吧！她那受
伤的心灵恢复正常了吗？沈崇呀，沈崇，我祝福你！
（妈妈，那种心灵的伤口永远没法缝合了！沈崇放弃爱情了——我这反应也太
主观主义了。妈妈，你属于浪漫时代。精神恋爱今天不存在了吧：妈妈，请祝福你
的女儿吧！沈崇比你的女儿还幸运一些。她虽被美军强奸，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
意识，掀起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你的女儿却是被好几个黑影子奸污了。妈妈！谁
为我抗议？向谁抗议？即令抗议，到哪儿去找罪魁祸首？奸污你女儿的，是各种不
同人形的黑影子啊！）
（八）1947年3月、汉口
我走进家门，母亲在佛堂念经。张嫂在厨房做饭，我对她打个手势，叫她别做
声。
我站在佛堂外看着母亲；她背朝佛堂门，看不见我。
母亲在一间炸毁的昔日仆人房间里，设了一个小佛堂，供着观世音菩萨的白色
雕像。长条桌上古铜香炉里永远烧着檀香，点着长明灯，供着新鲜水果。一本线装
本子里每一页密密麻麻的红圆圈——念完廿遍《心经》，就用毛笔筒沾朱砂在上面
印个红圆圈。母亲每天早晚烧香拜佛，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她子女平安。
……心无圭碍。无圭碍故。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粱……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母亲念完《心经》，放下手里念珠，在本子上打了红圈，在红色蒲团上三拜九
叩。我才叫声妈。张嫂也从厨房跑出来了。
她们俩都是又惊喜又迷惑。
“怎么突然回来了？也没写信告诉我！”母亲说。
“南京时局不好，”我套用母亲的话。“学校罢课游行，根本不上课了。我干
脆回来玩玩。”
“武昌汉口也乱了呀！好些学生抓走了！”母亲说。“我日夜担心你和风云。
我知道，你认为我迷信，吃斋念佛……”母亲和我边走边谈，向正屋走。
“妈，你种了好些竹子。”我看到一面倒塌的墙边一排嫩竹。
“风云喜欢竹子呀！长高了，就成了竹墙啦！没钱修破墙，竹墙岂不更好看？
米一天一个价，米价一涨，什么都跟着涨！兵荒马乱，只要你们姐弟俩平安就好了
……”
“引弟就来！”张嫂对我说，跑回厨房做饭去了。
“妈，你脸发肿”
“管它的！死不了！我早死晚死都一样。只求菩萨保佑你和风云。我念《心经
》，念足三万遍可以许一愿。我到庙里许了一大愿，念了十万遍《心经》：抗战胜
利。果然胜利啦！现在，我又许了一大愿，念二十万遍《心经》……”
“妈，你念《心经》的遍数跟着物价涨！从十万遍涨到二十万遍了！”
母亲笑笑。“念的越多，心就越诚呀！这一大愿是：不打内战，儿女平安，儿
子娶个好媳妇！女儿嫁个好女婿！”（姥姥，你有两个好女婿：一中一美！）
我们走进屋子，还是日本人改装的榻榻米，那间屋子是卧室、客厅——也没几
个客人、饭厅，总之，一间屋子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全包了。（一间屋子主义！）我
们围着蓝色陶瓷小火缸坐下，在日本人撤退时的地摊上买的小火缸。
“喏，风云又寄照片回来了。”母亲从枕头底下摸出照片。“北平天安门！人
照得大小了！我要看的是他那个人呀！”
我忍住泪，看了风云照片，没有说话，放在床边小几上。
“我为风云看中了一个女孩子。”母亲故弄玄虚。“你猜是谁？”
我摇摇头。
“你们青梅竹马的朋友。”
我仍摇摇头。心里明白，只是出不了声。
“隔壁孙家的引弟呀！”
“啊。”
“你不赞成吗？”
我点点头。
“那孩子从小就逗人爱，天天在我们家，和你、风云在院子里跳房子，捉迷藏
……一家人抗战时候逃到成都，去年冬天回来了。我刚给风云写了信，要是他喜欢，
我就到孙家去求亲。风云上次回来，看见引弟了，他喜欢引弟，我看得出来。”
“张姐愿意吗？”
母亲身子向后一仰，望着我。“你怎么知道引弟是张姐的孩子？从没人谈过！”
“小孩子是印象派。点点滴滴的琐事，你们大人在一起唧唧咕咕，我就知道：
引弟是张姐的私生子。”（一点也不错！我小时也是印象派！妈妈，你为什么要瞒
着我呢？我小时候感到有点儿什么毛病，又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可说是畸形人吧！）
“孙家几代单传，”母亲这才告诉我详情。“孙伯母不生育，孙老太太做主，
为儿子收上丫头春花。孙伯母急了，张姐一生下女儿，孙伯母就抱过去了，取名引
弟——把弟弟引出来。结果，”母亲笑了。“没从孙伯母肚子里引出弟弟来，从春
花肚子里引出一个弟弟，两个弟弟，三个弟弟！启亮是老大，他爸爸中了风，他回
来看爸爸，对了，他也在南京读书，金陵大学……”
“引弟知道她是张姐的女儿吗？”
“好像知道。你说的：小孩子是印象派。前几年，她在四川，写信给我，也写
信给张姐，还寄给她照片。她从四川回来了，马上过来看我们。张姐看到引弟，一
面用抽子擦眼泪，一面笑：‘我这人就是爱哭！孙家一家人回来了，大喜事呀！有
什么好哭的？’但她还是不住地流泪，想拉引弟的手，又不敢，手伸出去，又缩回
来。她不要引弟知道是她的亲生女儿——当初和孙家讲好的条件。但张姐又想她知
道，实在矛盾。”
“引弟的亲生父亲呢？”（妈妈，问得好！）
“张姐本来是你姑妈家佣人，年轻守寡，和厨子搞上了。厨子夏天上吐下泻，
一天人就完了。她生了孩子，就卖给孙家了。我还是牵线人呢！张姐就为了引弟，
才到我们家来，引弟在隔壁，天天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和张姐相依为命，成了
一家人了。”（引弟比我还惨！我应该满足了！）
我低头用火钳拨火，没有说话。
母亲继续说下去。“风云看到引弟以后，对我说了一句：‘引弟长得蛮俏的。’
我说：‘给你做媳妇吧！’他大笑说：‘妈，我说了一句话，你就想到娶媳妇！’
他好像心事重重，对我说：‘等日子太平了，我立刻回来为妈娶媳妇，好吧？妈要
世界上任何东西，我都孝敬给你……’”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打断妈的话：“引弟什么时候来？”
“引弟来啦！”她正站在门口，水灵灵的一双眼睛望着我微笑。“风莲，没想
到你回来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母亲惊喜地。
“引弟，在这儿吃饭吧！今天有喜头鱼！”张妈从厨房跑来。“风莲回来了，
你们姐妹俩也好好谈一谈。”
我突然想到：风云的死，我应该最先告诉引弟。她可以安慰母亲，尤其是在我
回南京之后。
“风云每星期必写一封信给我，有时两封。”母亲在饭桌上说。“有两个星期
没收到他的信了。”
我低头扒饭，不敢抬头，也不敢吭声。
“时局不好，信件漫一点。”引弟说。“我们学校有人失踪了。北平十三教授
发表宣言，向政府和社会呼吁，要求赶快释放被捕的学生。台湾前几天也发生暴动
了，抓了许多人！死了许多人！我爸爸还说台湾最安全呢！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收
台湾的时候，台湾人民夹道欢呼，高兴得流泪。”
“我们留在沦陷区的‘二等人’，”母亲笑了。“也高兴得流泪呀！谁知道，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寅吃卯粮。全成了穷人了！你有钱才怕共产党呀！没有钱，
没有米，我倒要共共发‘接收财’大员的产呢！”母亲突然正色问我：“风莲，风
云是不是共产党，给国民党抓去了？”
“他是国民党呀！妈！”
母亲摇摇头。“这年头，很难说。听说国民党军队里也有共产党呀！我们家朋
友之中就有人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母亲抿嘴笑笑，挺神秘的样子。“但不能告
诉你们。”
“我是三青团员。”引弟笑着说。“亲眼看见宿舍里同学被警察抓走。我也不
敢当人发牢骚了。抓人，打人，这种做法，要不得，越弄越糟。”引弟现在哪儿？
三青团员，文革准遭殃！）
那时候，无论在哪儿，人们在一起，就会谈国民党呀，共产党呀，内战呀，学
潮呀，生活艰难呀！母亲那个小市民也谈政治了。
“风莲，”母亲突然严肃地。“我看风云出事了。”
“不会，妈。风云的工作最安全了，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 部工作。”
吃完饭，母亲又去她那破落的小佛堂念经去了。张姐早睡了。
我和引弟围着小火缸聊天。
“引弟，”我拿着火钳拨弄红红的炭火。“风云死了。”泪水流在火上吱吱响。
“真的吗？”
我点点头。“只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妈。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空军，妈
不知道，驻在北平，出任务轰炸，连人带飞机都完了。”
“啊！”引弟蒙着脸哭泣。
我的泪水一滴一滴流在红红的炭火上。
半晌，引弟才抬起头来，一脸的泪。“我们从小就像兄妹一样。上次他回来，
我们到江边散步。他告诉我，他在空军，叫我不要告诉伯母。他说，只有你知道，
我知道。他还说……”引弟说不下去 了，蒙脸哭起来。
“别哭，引弟。妈随时可能进来。她又在为儿子念《心经》。”
引弟听了我的话更伤心。她伤心，我也更伤心。两人对着逐渐微弱下去的炭火
低头无声哭泣。
“风云在江边对我说。”引弟终于抬头说话了。“他从小就喜欢我，要我等他。
目前没办法，他是空军，没有自由。他还得打他不肯打的仗。我也一直喜欢风云。
几年不见，他的风采，他的谈话——我从没想到一个空军还会那么细腻，那么体贴。
我答应等他。他要我别告诉伯母。‘免得她失望。’他说。我一惊：‘你会变心吗？’
他淡淡笑笑。‘我的心是定了。但人生不定，生死不定。我是个空军。’他没有明
说，但我了解，他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把握。他对你妈真孝顺啊：陪她聊天，陪她散
步，说笑话逗她开心。他留了三天。最后那天晚上，他打开留声机，放流行歌曲，
就在这间榻榻米屋子里，他还拉你妈跳舞呢！你妈笑得直咳呛，说：‘你妈发疯啦？
跳交际舞？你和引弟跳吧！’我从没看见你妈那么快活。我心里想：凡是孝子都是
好人，也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和他跳了一晚上的舞。跳最后一支曲子，你妈
问是什么曲子。风云说：‘ 《魂断蓝桥》 ’。你妈手一挥：‘什么魂断！讨个吉
利！再来一首歌吧！唱个吉利歌！’风云选了周漩的《凤凰于飞》。你妈高兴极了，
直说：‘好！好！正是我要听的歌’……”
“引弟，怎么办？告诉妈呢？还是不告诉？我怕她出事，她有心脏病，现在脸
肿，脚肿。”
“还是不告诉吧！”
“但我又不能在家里留下去。我一定要赶快回南京。”
“现在谁还上课呀！学生全在搞运动！”
“就因为那个，我才要回南京。”（没有别的原因吗？妈妈！）
“风莲”，引弟望着我。“风云完了。你可要小心！你得顾到你妈。”
“你是三青团员，”我破涕而笑。“你该打我小报告呀！”
“胜利以前，我在合江国立二中读书。三青团办夏令营，我参加了。好玩嘛！
结果，参加的人都成了团员！我现在武汉大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原来的好朋友、
也不理我了。我又不敢退出三青团。我一退出，就成了‘问题人物’了。我是哑巴
吃黄连，有苦难言。干脆我就回家来了。”
母亲走进房来。我在小火缸里加了些炭，为她搬过来一张破旧的摇椅；引弟为
她倒了杯茶。母亲双手捧着热茶喝了一口，两脚搁在火缸上。
“啊，热在身上，暖在心里。”母亲说。“引弟，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她把
床边小几上的风云照片递给她。“刚寄来的。”
引弟看着白玉桥上、纯净蓝天下的风云，说不出话来。母亲得意地对我使个眼
色，那意思就是说：“你瞧！我可看准了吧！”引弟忍住悲伤，要笑又笑不出来。
我从她手里抢过照片，笑着说：“别瞪着眼看我弟弟！”我把照片放回小几上。
母亲却从衣柜里，拿出一本红色大相簿。“要看就让你们看个够吧！全是风云
的照片！”她打开相簿。“这是风云周岁照的，戴着长命百岁的小金锁。喏，这是
他三岁照的，穿着海军制服敬礼！他从小就要当军人！幸亏没有！当了军人，早成
炮灰了。这是他十岁照的，简直像个大男人了）我说要给他娶个媳妇。他说：‘我
不要媳妇！我要妈！’”母亲哈哈大笑。（姥姥从没对我谈过舅舅。我不知道还有
个舅舅呢？为什么呢？姥姥至死不敢揭露那永恒的伤痕吗？姥姥不敢让幼年的我知
道曾有一个“壮烈成仁”的国民党空军舅舅吗？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我不知道我的
舅舅！我在“前无古人”的岁月里长大的。）
“媳妇，妈妈，全要更好呀！”灵巧的引弟连忙应和。
“你说得对，引弟！”母亲怜爱地拍拍她的手。“有你这样的媳妇就好了。
‘有了媳妇，不要娘。’这是句老话。引弟，我要问你一 句话。”
我和引弟都很紧张；两人都望着她。
“你喜不喜欢风云？”
引弟费力他说出了两个字。“喜欢。”
“那就好！”母亲高兴得连风云的照片也不看了。“哪天我过去看你爸爸妈妈。”
“妈，”我勉强挤出一声笑——突然发现我可做悲剧演员。“你还得知道风云
的意思呀！”
母亲手一挥。“他说过的，妈喜欢的女孩子，他就喜欢。我不用问！”（姥姥
的思想原来如此封建呀！我以为她是个革命派呢！她把《毛泽东选集》读得滚瓜烂
熟。我随便挑一句话，她就知道在那一章，那一页，那一段。）
“妈，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婚姻得自己做主。父母一管，就会引起反感。风
云虽是那么说，你得尊重他的意见。等他回来了……”我突然说不下去了，低头用
火钳拨火。
“别拨啦！再拨下去，火就要熄啦！”母亲突然改变语气，非常严肃的。“风
莲，你的事，我也要管！”（姥姥！爸爸好极了！）
一天早上，彼尔来了一封信，母亲从邮差手里接过来递给我。她看见信封上的
英文字，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彼尔信上说他去上海参加了国际人权保障会。他也去
了杭州：美丽的西子湖也“革命”起来了。他眼见耳闻许多学运活动，他收集了许
多宝贵资料。我没有回信。彼尔不知道：就是他一封平平淡淡的英文信，也会引起
母亲怀疑。
一天早上，我到佛堂去看母亲。她坐在观音菩萨佛像旁边，没有点香，没有诵
经，手拿佛珠，愣愣坐在那儿，正是她日夜所诵的《心经》那种境界——无眼耳鼻
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她完全没意识到我的存在。
“风莲，”她突然醒过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
我怔了一下。“当然。”
“风云完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她声音越叫越大。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憋在心里许久的哀伤全哭出来了。
“怎么完的？”
“他在空军。”我哭着说。
母亲没哭，瞪着两眼不说话。半晌。
我猛摇她：“妈，妈呀！你哭呀！”
她仍然一动也不动，仍然瞪着两眼。
我跑到厨爵。“张姐，把引弟找来。”
“什么事？”
“等一下告诉你！快把引弟找来！”
我回到佛堂。母亲仍然痴痴坐在观音菩萨旁边。
我猛摇她两肩。“妈，哭吧！大声哭吧！”
引弟跑来了。张姐也跟着走进佛堂。
“引弟，妈知道了。”
“知道什么？”张姐问，焦灼地望着母亲。
“风云死了。”
张姐嚎陶大哭。“啊，啊，观音菩萨呀，你老人家怎么搞的啊！”
引弟扶着张姐在一张旧藤椅上坐下。
母亲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存在。张姐的哭声也没惊醒她。
“引弟，我们扶妈到床上去躺躺吧。”
我和引弟扶着她臂膀，要把她从木椅里扶起来。她猛力打掉我们的手，从椅子
里跳起来，我瘦弱的母亲从椅子里跳起来那一刹那，好像魔鬼附身似的，狠狠咬着
牙，眼睛杀气腾腾，一把抓起白色观音，哗啦一声打在石灰地上，打得粉碎。她猛
力推开我们，拿起香炉，使劲向院子里扔，咕咕噜噜滚到阴沟里了。香炉里的香灰
洒了一地，洒了她一身，脸上也是灰扑扑的。檀香火星迸溅，溅到她衣襟上，她也
不管。我连忙把火星弹掉了。
“观世音菩萨呀！”她跺着、踢着地上破碎的白观音。“观世音菩萨呀！你骗
得我好苦呀！”母亲这才放声大哭。“我苦了一辈子，行善信佛，就是为了我儿子！
你没有公道呀！我再不受你骗了！风云，我的心肝宝贝呀！回来吧！回来看看你妈
吧，你是孝顺儿子呀”
母亲那么数数落落哭了一顿。我们把她扶到床上。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
和引弟、张姐守在床边。我们对她说话，她也不理，瞪着两眼，望着天花板。我也
不敢问她如何知道风云的死。
第二天，孙伯母、引弟以及她“引”来的大弟启亮来看母亲，她又流了一阵眼
泪，终于开口说话了。还是引弟有勇气，她问母亲怎么知道风云的死。
“风莲突然回来了；风云又没信来。我就起了疑心。我故意谈风云，把风云的
照片给你们看，你们的脸色都不对。我就更怀疑了。母子骨肉，生死有感应。那天
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穿红衣服的乐队吹吹打打，后面跟了一群凄凄惨惨的人，
好像是拉壮丁去打仗，里面有风云和他爸爸。风云走过来对我说：‘妈，我对不起
你，儿子不能孝顺你了。’我醒了，就知道，风云完了。”
孙伯母坐在床边劝解母亲。引弟倒茶，拿烟，端水果，拧热毛巾，就和自家人
一样。启亮呢？抗战八年没见，竟是翩翩少年了。他坐在桌边，卷起抽子，为两老
削梨，手指灵巧地旋转小刀，一圈又一圈梨皮溜下来，在亮晃晃的小刀下摇摆。第
一个梨给了我的母亲——一两天来第一次吃东西；第二个梨给了他的母亲。他将第
三个梨递给我。
“你还招呼我呢！”我说。“你吃吧！我自己来。”
他将那第三个梨给了引弟——一他的姐姐。
我接过小刀，削了一个梨，递给他。
“谢谢，风莲。”他白净的手接过白净的梨，笑的时候，露出白净的牙。
母亲望了我一眼——两天来第一次有表情，赞许的表情。
“风莲，”启亮说。“你在家留多久？”
“不知道。”
“我们金大复员到南京，差点去找你。”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有缘千里来相会。”启亮笑着说。“女长十八变。”他歪着头似笑非笑望着
我。“我若真去找你，还不认得你呢！多少年没见了！九年啊！你还认得我吗？”
我望着他，轻轻摇头。“无论怎么看，你在我眼中，还是以前那个十三四岁的
小男孩。”
“我马上就要回南京了。”
“你们可以一起走呀！”母亲终于“干预生活”了，好现象！
“好呀！”启亮说。“哪天走都可以。不过，越快越好！”
“信哪！”邮差在门口叫。
我跑出去，又收到彼尔的信，躲在风云的灵堂里看信。张姐已将佛堂改装成灵
堂了，供着一张放大的风云像，像前一盘新鲜水果，一天三餐，张姐还供饭：将筷
子放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饭碗上，叫一声：“风云，吃饭吧！”
彼尔完全沉溺在中国学生运动之中了。他的信充满了学潮的消息。他告诉我中
国国际人权保障大会在上海开会的情形：社会各界一百多人，还有英、美、法各国
友人，以及被捕者的家属。上海、南京空气非常紧张，许多学生被捕了；逮捕之后，
沓无消息。被捕人家属在会上哭诉。失踪的事仍不断发生。人权保障会决定营救被
捕的人，要求政府释放他们。我还没看完信，启亮一家就走了。
母亲开始和我“谈判”了。
“风莲，你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
“你可不能再骗我啊。”
我没做声。
“孙伯母喜欢你。她向我提过你和启亮的婚事。门当户对；两家世交，再好不
过了。”
我仍然没做声。
“启亮是他们孙家最争气的孩子，人人认为他将来必定不凡。”
“妈，你只是说孙伯母喜欢我，还不知道启亮意思呢！我不能因为孙伯母喜欢
我、你喜欢启亮而结婚。目前我根本没想到婚姻的事。启亮和我九年没见了，我们
彼此都很陌生。”
“你今天又收到信吗？”
“嗯。”
“风莲，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她那口吻就和问风云的死一样 严肃。
我愣愣望着她。
“是不是个美国人？”她指着我手里的信。
“是的。”
“他是干什么的？”
“学者，记者。”
“是你朋友吗？”
我无可奈何笑了一下。“妈，你所谓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是普通朋
友。”
“美国人只和中国女孩子做普通朋友吗？”
“为什么不可以？”
“沈崇的事，犯罪的就是美国人！”母亲不愿说“强奸”那类字眼。“武汉三
镇，不论什么人，都非常气愤！在汉口街上，有人看见美国吉普车里的中国女人，
就会大骂，甚至叫打！”
“妈，彼尔不是大兵。他是有教养的人。他就是因为喜欢中国，才回到中国来。
我在重庆就认识他。”
“什么？你认识他那么久了？”母亲眼睛冒火。“风莲，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
我惶恐无言。
“风莲，”她狠狠盯着我的眼。“你跟那个美国人做了糊涂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生气地叫了起来。
“你这次可不能再骗你妈了。”
“决不再骗了，妈。我也是不得已，怕你受不了！”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风云当空军，你骗了我；风云完了，你骗了我。为了保
护我，很对！你再骗我，也可以说是怕我受不了呀！”
“妈，这一次相信我，只这一次，妈！”
“你就是和美国人在一起走走，就会身败名裂呀！谁还要你！我丢了儿子，可
不能再丢女儿了。”（姥姥对美国人的成见，奶奶对中国人的成见，倒是天生一对、
地配一双！姥姥养我，爱我，只因我是她女儿的女儿。奶奶也可以只认单边关系呀！
对了，她们之间有一点不同：姥姥的女儿活着；奶奶的儿子死了——中国人杀死的，
她一再强调。现在，就归我在石头城做代罪的羔羊了。）她思索了一下。“明天我
就要到对门孙家谈你和启亮的事。”
“妈，你不要逼我，好吗？听其自然发展。”
“你和启亮一同坐船去南京吧！”
“也好。”
母亲知道我一向对政治没兴趣，没担心我参加学潮的事。其实，我既不“左”，
也不“右”；既不“红”，也不“白”，可以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爱国青年吧！我是
在历史的演变中，亲身的经历中，逐渐“演变”的。老金的失踪，风云的死，使我
悟出内战的荒谬与毁灭性。我也看到上一代所代表的那个古老、陈旧的制度违反人
性的桎锆；还有，彼尔——一个外国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中国历史的真理而献
身的精神。我这个人已印上了历史的、生活的、人际的烙印。母亲仍以为我是当年
的“小桃红”呢。母亲不愿儿女长大，也就看不见儿女长大。
四月四日儿童节那大，我和启亮一同从江汉关搭上一艘下水船。我们坐的是统
舱，上下铺。即令是早春天气，统舱里也热得冒气——下面就是锅炉房，铁地板，
滚烫的。我和启亮除了晚上回统舱睡觉之外，就在舱外靠着栏杆聊天。我们谈家庭
琐事；谈抗战的逃亡生活；谈当前的学潮，那已是我们学生的全部生活。只是谈到
学潮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谨慎，互相试探。启亮在我的
印象中仍然是孙家的“大少爷”，逗人喜欢的白面书生。我们在成长的岁月里并不
在一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陌生的。两家家长却自做主张，决定我们是“天作之
合”，引起了我的反感，对启亮也就下意识地保持距离。但我们还是有许多话可以
谈。我对他讲抗战的流亡生活。（我也可以学点抗战史了，妈妈！你的历史，国家
的历史，我都要听。）
“……妈给我缝了一根宽裤带。双层的，把钞票分成几卷，塞香肠似的，塞在
里面。我就腰缠百元，不是万贯，离开了家。我正是十四岁。风云是后来从沦陷区
逃到重庆去的。我第一次尝到独立自由的滋味，兴奋极了。妈流泪，我一滴眼泪也
没流。开船了，我们一伙小女孩靠着栏杆，望着江汉关渐渐远了；未来充满了神秘
和奇景，就像《阿丽丝漫游记》的世界一样。我的同学说：‘我们也 应该哭哭呀。’
我说：‘好，我来喊一、二、三，一起哭吧！’我就大叫：‘一——二一一三——’！
三个女孩一起大笑，笑得流了泪。船上有许多流亡学生……”我说到此，突然问了
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启亮，你怎么没和我们一同走？”心想：假若他那时也在那
条流亡学生船上，我们的关系也许不同了，我也许不是现在的“我”了。诗人说“
世事春梦了无痕”，那话是不对的，人间事都会留下痕迹。
“我爸爸、妈妈都不让我走。长子嘛！应该留在身边。武汉沦陷后，我才跑到
后方去。”
“啊，我们刚好错过了。我们那条船上可真好玩呢！每天晚上，我们在甲板上
开同乐晚会，唱的全是抗战歌曲。有个男生，叫李向光，很能干，很照顾我们，自
自然然就成了我们的领队，他还编了一首歌教我们唱：
武汉，武汉，你祖国的胸膛！
武汉，武汉，你文化的中心！
你是革命的发源地……
我们把船上其他乘客也吸引来了，他们也和我们一起唱。我们学生还在甲板上
演街头剧呢！《放下你的鞭子》！也是李向光带头搞的。我们简直成了船上的抗日
战争宣传队，很自然的结合。有一天晚上，李向光独唱了一曲《偶然》——徐志摩
的诗。他唱歌的调调变了，就像唱情歌似的。第二天，他递给我一本《徐志摩诗集
》，里面夹着一封信，我看也没看，两颊火烧一样，天昏地暗，怎么办呢？我把信
扔进厕所里了。那是我第一封情书。”（用诗传情。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的“情”
断了！我的“情”空了。）
“扔进厕所？我可不敢给你写信了。启亮真真假假地笑着说。
“现在人‘老’了，脸皮也厚了。”我也真真假假地回应。
“以后呢？”启亮问。（妈妈！你爱讲，他逗你讲，另一出好 “戏”开始啦。）
“我们坐船到了宜昌。我大手大脚花钱。我们几个女孩子嘻嘻哈哈，伏子酒，
冰糖莲子，吃得真开心！名胜古迹，天天逛。有个山坡上伸出一个亭台，叫望乡台。
我到上面去望家，什么也没看到！”
“我可看到你了。”启亮笑着说。“清汤挂面的头发，蓝布衫，黑布裙子，白
力士鞋，笑起来两个酒涡，一排不太整齐的白牙，眼睛不老实，不说话的时候，也
在说话。”（此君善于传情！）
我打了他一下。“别胡扯了。让我讲下去吧！宜昌还有个大岩洞，叫‘天钟地
鼓’，很深根深，站在洞底，朝上扔一块石子，石子打在洞顶，当——的一下像钟
声，石子掉到洞底，哆——的一下像鼓声。”
“我们一批女生大约四十人左右，由国文女老师带队，坐轮船到巴东。李向光
他们男生，由他们男老师带队，也上了同一条船。到了巴东，才知道十月廿六号武
汉沦陷了。四十几个女孩子坐在甲板上，集体大哭一场！”（“集体”悲哀。原来
那时候就有“集体” 反应了。）
启亮大笑。“可惜我没和你一起走。你们一群小女孩集体大哭的时候，大概也
不是很悲哀的，只是传染性的。苦难还在后头呢！”
“很对！我们从巴东步行到恩施，一共走了九天，每天走七八十里路。第一天
赶上下雨，扶子用背篓背行李，我们跟着扶子走。一个扶子，隔一个学生，长长的
队伍，走走停停。天黑了，领队举着燃烧的竹编火把带路。我走得脚起了泡，一瘸
一瘸，脚陷在烂泥里，又湿又重。晚上我们分住在村子里老百姓家。土房，很高的
门槛。我们喝粗粮熬的稀粥，真香！睡在泥地上，睡得真甜！”（妈妈，原来你那
时就下放过农村。我以为你以前一直过着优裕的资产阶级生活呢！现在我才逐渐了
解爸爸妈妈的历史，也了解了你那个时代的历史。国家历史是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个人历史是树上的枝干。我不是浮萍；我是枝干上的一片叶子——落下又会长出的
叶子。妈妈，谢谢你对我谈你的过去。）
启亮望着我不说话，没想到他对我谈的话那么感兴趣（妈妈呀！他感兴趣的是
你！），就不住嘴地谈下去。
“我们一路爬山越岭，也不知道爬了多高，回头一望，天呀，差点栽了下去！
云在脚下！我们可真是腾云驾雾了。我再也不敢回头看，只跟着前面人的脚跟向上
爬。有的女同学吃不消，在路上病死了。我们队里有两姐妹跟着扶子行李走，不知
怎么走掉了队，从此就失踪了。原来她们两人手上都戴着金戒指，也是为逃难换钱
的。扶子起了坏心，故意走上岔路，把两姐妹害死了，抢走了金戒指。”
“那个叫李向光的男生呢？”（你瞧，他还不放心那个男生呢！）
“他总是带头唱歌，鼓励士气，女同学病了，他总是自告奋勇和其他男同学，
用滑竿儿抬她。他有时候故意掉在后面，和我一起爬山。我就死抓住两个女同学不
放，决不和他单独一起走。（他又不会谋财害命！）老实说，我看到他就欢喜得心
直跳。可就是不让他知道，而且，装着八面无情的样子。我甚至于想：永远不让他
知道，我也喜欢他。在他死去以后，突然有人发现他留下一大叠没有投邮的情书，
全是写给我的。情书终于到了我手里。我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坐在溪边石头上，听
黄鹂鸟的叫声，读我第一个恋人遗留的情书。”（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资产阶级
的浪漫主义！妈妈，你真的改造过来了吗？没有！你仍然苦苦等待二十几年沓无音
讯的“大右派”丈夫！也是理想主义加浪漫主义。但你已不是“资产阶级”了——
我认为。）
“你、我没有死掉，现在滚滚大江上谈过去，也是缘分吧！”启亮说。“我是
一九四一年跑到重庆的，正碰上六月五号重庆大轰炸。我寄住的方家，全家五口躲
在校场口大隧道里。我刚好到歌乐山去了。他们一家人都闷死在大隧道里了。那次
死伤三万多人呀。警报解除后，我从歌乐山回到重庆，一路上看到炸毁的断墙颓瓦，
经过宽仁医院，炸伤人的担架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受伤的人断腿缺臂，呻吟嚎
叫，流血染红了一条街。回到重庆，我才知道方家全家人都死了，他们的尸首也找
不到了。我坐在乱石堆上，伤心地哭，就那样子坐了个通宵。到哪儿去呢？白天在
街上荡，钱也快用完了。在街上碰到一个老同学，救了我的命。他告诉我重庆有个
流亡学生救济处。我算是找到栖身吃饭的地方了。我终于被分到合江国立二中，才
算有了饭碗。毕业后考取了政工干校……”
“你不是读金陵大学吗？”
“第二年我又重考大学，才去了金大。”
“啊，政工干校的人全是三青团员。”
“可以这么说吧！”
我算是把启亮的底揭出来了。那倒是比模棱两可的人干脆，譬如徐立志吧——
我那第一个“恋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右派；现在成了左
派，学校民主墙上任何抗议书，全有他的签名。谈起话来，他那“中央日报”的言
论，现在却是“新华日报”的言论了，毫无顾忌，毫无恐惧。《新华日报》在四七
年三月中共人员撤返延安以后，就成为“匪”报了。徐立志的反政府言论总该收敛
了吧。
“启亮，”我望着流去的江水，心里有些怅偶。两个亲密世家的子女已经在历
史的演变中分离了。“我们不谈国事。朋友终归是朋友。”
“那样就好！”启亮说。“假若没有抗日战争；假若没有内战，假若我们一直
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一起？”
“谁知道？”
启亮突然哼起抗战歌曲：《嘉陵江上》，《长城谣》。我又觉得和他亲近起来
——我们有共同唱的歌。（歌声是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共同语言。
妈妈，《长城谣》是妈妈的歌；《船儿荡呀荡到中国去》是爸爸的歌，两首全是我
的歌。）我想到他那复杂的家庭。
“启亮，你是春花的儿子，叫孙伯母妈呀妈的，却叫自己的亲娘春花。老实说，
我听着别扭！”
他抱歉地笑笑。“叫惯了。从我生下地就是那样子叫的。我叫她春花，但我心
里知道她是我亲娘。”
“你对哪一个更亲些呢？”
“当然是春花罗！”启亮愣愣望着东流的水，沉默了一会儿。“我在家里待不
下去了。春花闷声不响。妈是个跋扈人，爸爸活不了几天了，管不了事了。妈抓儿
子，抓钱！抓财产！我看着不顺眼，就要讲话。我一讲话，妈就大哭大闹，骂我无
情无义，不孝之子。我对妈也有感情。我从小是她养大的。我简直成了个分裂的人！
假若不是爸爸生病，我才不回家呢！”
“引弟不是你亲姐姐，你知道吗？”
“知道。从小就知道。春花告诉我的。”启亮自嘲地笑笑。“在我那个家庭里，
自有一套‘封建’的世故，不该说的就不说。引弟的身世很可怜，在重男轻女的家
庭里，她简直就是孙家的丫头！”
“但她从没抱怨过，好像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说。“风云很喜欢她。”
“很好的一对。我从小就和风云要好。他在我印象中，还是一个坐门墩的胖小
子。他已经完了——为了打内战。”启亮沉吟了一下。“风莲，你呢？有没有好朋
友？”
“有。”我不知道怎么冒出那么一个斩钉断铁的“有”字。女孩子的矜持吗？
故意把启亮推得远远的吧！“你呢？启亮！”
他笑了一下。“兵荒马乱，谁知道以后怎么变？没有心情谈恋爱。”
我和启亮在船上的那段时光，就是那样一种微妙关系。不即不离。既亲近，又
陌生；既怀疑，又信任；既拒绝，又挑逗。
启亮的故事还没完。他和我们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在战乱中活过来
了，受尽流离之苦，抗战胜利以后，仍在挣扎，仍有希望。（妈妈，你们是幸运的
一代：为未来而奋斗。妈妈，孙启亮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莲儿，今天接到好消息。组织通知我，他们已经查出老金本在重庆市监狱，后
来转到新疆省劳改局，在新疆监狱服刑。通知上说：
“……党中央一再号召各级有关部门要认真复查和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司法
机关重视金炎案情，现正根据客观事实和有关时代背景，对金炎案进行复查……”
想到老金归来的那一天，我的心就怦怦跳，就像旧式新娘上花轿的心情：惊，
喜，怕。还有些害羞呢！分离二十四年的夫妻，再见面时，岂不像旧式婚姻陌生的
新郎新娘吗？
（九）1947年4月，南京
“喂！”我一到南京，就给彼尔打电话。（好妈妈！）
“风莲！”他立刻知道是我的声音。“你在哪儿？”
“我回来啦！”
“我要马上见你！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还是在城墙上见面，好吗？”
“好！”
“马上！”
“马上！”
我从土坡爬上那颓妃的城墙，彼尔已经站在城墙顶上了，背后是红红的落日。
空气里有阳春暖意了。石头缝里的野草也绿了。他并没向我走来，只是站在那儿，
微笑望着我向他走去，仿佛要定住那一刻——我向他走去的那一刻。
桃红围巾搭在我肩上。
“啊，很久很久了！”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双手捧着，久久才放开。
“才一个多月呢！”
“但是，这一个多月，可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快告诉我，你母亲好吗”
我告诉他母亲如何知道风云的事，如何砸碎观世音菩萨。“谢谢你的信，彼尔，
正是我需要支持的时候”当然，我没告诉他的信引起了母亲的怀疑，也没告诉他我
和启亮既陌生、又亲切的重逢。我们边走边谈。
他突然严肃起来。“风莲，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
“什么坏消息？”我紧张起来。
“我明天就回美国。”
“真的吗？彼尔！真的吗？”
“真的。”
“啊，啊！”我说不出话来。
“我妈妈要我回去结婚。”
“露西吗？”（妈妈，你可猜中了。）
“她已经结婚了。是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没说完，就得意地笑个不停。“
我喜欢看你着急的样子；和你开开玩笑。”
我在他背上捶了一下。（该捶！妈妈，我们三人在一起生活，一定是个快乐的
家庭。）“以后不准开这种玩笑了——只有你一个人笑。”
“你要是笑了，我就笑不起来了。”他止住笑。“告诉你，我走不了了！我忙
得不得了，生活太丰富了！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政局变得太快了。南京、上
海、重庆三个城市的中共人员全部撤回延安了。在中共撤走之前，我要去红岩村中
共办事处访问，四周特务包围监视，我没办法进去。我去曾家岩中共在城内的办公
处，也进不去！但我去了上海、杭州、重庆。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年轻朋友。我访问
了一些教授、学生、民主人士。”他笑了一下，“我也访问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
……”
“美国人的扩张性！”我笑着说。“你发挥得恰到好处。你现在比我了解得多
了。”
彼尔得意地点点头。“我发现一个秘诀：大学的民主墙就是中国现实的晴雨表。
我经常到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甚至政治大学去看民主墙。”
“你这个美国佬，东抄西抄，中国学生也许以为你在收集情报呢！”
“也有人对我横眉瞪眼。但也不致于发生伤害人身的事。现在一般人的注意力
转向现实生活了。吃不饱！沈崇事件的反美高潮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学生反内战、
反饥饿。我又发现了一个秘诀。”彼尔得意洋洋，他显然已经“宾至如归”了。“
我若是和左派学生在一起，没问题！我既是国际人权保障会的会员，他们知道我不
是敌人，尽力给我各种帮助，参加学生活动呀，收集学潮资料呀。右派呢？反正他
们有把握：美国支持国民党，美国佬就是朋友了。而且，我不是军人。美国军人对
中国人有很大的刺激性。假若一个美国大兵出现在你们校园里，他准给打得皮破血
流。我只是一个报导学潮的记者。记者有个便利：左右两边都拉拢你！我已经写了
几篇报导。刚刚写好一篇：《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我最爱看大学的民主墙，
无奇不有，每天不同。各种壁报、海报、漫画、标语、口号——左、右、中，全有！
墙上的政治斗争热闹极了！非常戏剧化！比方说，中大民主墙上有一首打油诗：
《薪水是个大活宝》，有人帮我抄下来了。”彼尔掏出记事本，递给我看。在落日
的余辉中，可苦了我眼睛，但我还是要看。
薪水是个大活宝，
想和物价来赛跑，
物价一天一天涨：
薪水拼命也赶不上，
赶不上呀赶不上，
公教人员啷开交？
这种日子天知道，
怎么叫人过得了？
年老爹娘要活命，
小小孩儿要温饱，
公教人员得了病，
活不了啊活不了！
“这首打油诗，第二天，就被一张海报遮住了，上面写了几个大字：‘打倒共
产党！打死共产党尾巴！’第三天，在那张海报上又遮上另一张海报：‘反对党化
教育！特务打手，滚出学校！’民主墙上也有大发议论的文章。譬如，中大民主墙
上就贴出了一大幅北平十三教授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宣言，抗议北平、青岛、天
津、上海、南京一些大城市大批逮捕学生的恐怖，呼吁政府释放无辜被捕的人，并
保证不再有这种侵犯人权的事。民主墙上立刻出现中大教授、学生响应的文章，要
求‘还政于民、实行民主’。但是也有另一面的反应：‘左派仁兄，共党尾巴’、
各校逮捕学生的传说，全系共党造谣。逮捕及失踪事件，本人并无所闻。掉在桥下，
生死不明，也是失踪。不要受共党及民主同盟的煽动，破坏政府威信……’”
“彼尔，你着了魔啦！”我不禁笑了起来。
他点头笑笑。“很对！我还只是个旁观者呢！我是在戏台下看戏。每天等着看
下一场戏。那些卷进政治斗争的人，简直就是走火入魔了。”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我们已走到城墙尽头。
“不早了。回去吧！”我急忙往回走。
“风莲，你好像有些怕我。”
“我怕我自己。”
“风莲，我决不会伤害你。和你在一起在这城墙上走走谈谈，我就满足了。
（彼利从没见过爸爸，他怎么那么像爸爸呢？他们讲话的口吻都一样。）不过，”
彼尔站住了，盯着我。“我不要连累你，不要带给你任何麻烦。你要坦白告诉我。
你可以说：‘彼尔，我不见你了。’我会非常难过，但我会理解。”
“彼尔”我拉起他的手，在城墙上往回走。“我不会说那句话的。”
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望望四周，没有一个人影。
“风莲，我要你知道，我很喜欢你，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但你是个中国
女孩子，我不敢轻易表露我的感情。”
“假若是个美国女孩子呢？”
“美国女孩子好对付多了：直截了当。第一次约会之后，没有消息，就是吹了；
假若接着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互道晚安的时候，拥抱，接吻，说一声：‘我爱
你。’就行了。”
“你爱过多少美国女孩子？”
“很多，很多。”他又是那种真真假假的口吻。（在中国可没有很多美国女孩
子。何必着急呢！）
“风莲，”彼尔看我没反应。“我不是随便说‘我爱你’的那种人。中国人不
说‘爱’那个字；但他们可能爱得很深很深。这种爱很美。”
“彼尔，你简直是个中国人了。”
“中国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彼尔笑了。“我妈妈可不喜欢！”（千真万
确！将她下放劳改！）“风莲，我要请你到我家里去。”
“我不去。”
“别害怕，风莲！”彼尔笑了。“我请了许多中国年轻朋友，下个星期六晚上
到我家喝酒，聊天，跳舞。男学生，女学生，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你来，好不好？”
“好吧！”
“下个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六点半我来接你。”
“不用了。我自己来，你告诉我地址就行了。”
“我真高兴你回来了，风莲，你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莲儿，廿几年来，我过了两种极端不同的生活：集体劳动生活，孤单单的生活。
我需要老金；我需要你。但我要好好活下去，把失去的二十几年岁月弥补上。我生
活得也挺有劲的。在学校教课、准备课程、修改作业，业余的时间不多。我办了一
个英语学习班，不收学费，每个星期两个晚上，义务为学习英语的青年服务。没想
到当年“美帝”的语言，现在竟成了热门！我这个“美帝特务”也成了热门人物！
学生们对我这个老师可好啦！他们学习的热情真叫人感动。自己掏钱添置了录音机、
英语录音带、英语会话课本。他们还听电视教学、英语广播。他们来了，我这屋子
可真热闹！有个中学生的课本上有一句是：He is an important man，但那
孩子把important（重要）读成impotent（性无能），懂的人大笑。可怜的孩子，
他愣着眼望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笑。我也很尴尬，不知道如何解释，只好说：
“你把‘重要’那个字读成了另一个字；另一个字的意思是：你不能和你媳妇儿睡
觉！”他哭丧着脸说：“我可不要媳妇儿！我要到国外去学习。”这一类的笑话可
多着啦！有个女生把phonograph （留声机）读成pornograph （色情），我们笑
呀笑的停不了，笑得她脸徘红。
我又成了忙碌的有用的人，生活就丰富起来了。记得在劳改期间，我种过黄瓜。
我第一次摘到绿油油的黄瓜，实在高兴！因为我还可收获黄瓜，我还有点用处。我
在五七干校种黄瓜，还是在监督看管下种的。现在，我是以自由之身主动教青年英
文，两种心情完全不同了。学生们也义务帮我干活，对我关心照顾。老金回来了，
我们可以一同工作。我们可以一同编写《英语会话》，《英语书信》，《英语成语
》，我们还可以一同搞翻译，……我的计划可多啦！（妈妈，你怎么还是没算上我
一份呢！咱们仨人可以办一所英语学校呀：我也可以和你们一起搞翻译呀！）
（十）1947年5月、南京
“风莲，明天晚上有个舞会，”启亮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
他说我可以请一位舞伴……”
“我可不会跳舞！”我打断他的话。
“我教你。你一跳，就会上瘾。”他顿了一下。“你也可以见到各种各色的人。
《团结就是力量》呀，”他嘲讽似地笑了一下。“那是你们爱唱的歌。”他所谓的
“你们”，就是“民主人士”、“共党分子”、“民盟分子”之类的学生。“风莲，
轻松一下吧！那个美国朋友叫彼尔，最好的那种美国年轻人，抗战时候到过重庆，
也到过陕西，我最近才认识他……”
“好啦！好啦！”我在电话上笑了。“我并不要查他祖宗三代！我去就是了！”
“好！舞会是七点钟。我五点钟来接你，请你吃红油抄手。”
我们在文昌桥一家四川小饭馆吃了红油抄手，时间还早，就到中大校园去散步。
五月是多事之月。大风暴就要来了。各地米价猛涨，许多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中
央大学和戏剧专科学生，发动请愿罢课风潮，要求增加营养，北平上海等地学校也
发动了“吃光运动”和“反饥饿运动”。中央大学教授会也发表了宣言，要求改善
待遇，要求民主教育，根绝党团势力在学校活动。其他各地大学教授纷纷响应。他
们认为“内战第一、军事第一”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些风潮、学潮、运动……全
反映在中大民主墙上。头天晚上，我和几位外文系同学画了一张漫画，在黑夜中偷
偷贴在民主墙上。
漫画的标题是：《学生？囚徒？》一个瘦弱的学生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椅子
上，颈戴枷锁，上面写着“内战”，脚戴镣铐，链子上挂着一个牌子“党化教育”。
他背后有一只大手，拿着一把大关刀。（妈妈！你年轻时可真“革命”呢：我却以
为你是“反革命”。）
我和启亮沿着民主墙看过去，看到那张《学生？囚徒？》的漫画，我瞟了启亮
一眼，他不动声色，毫无反应。那人已经麻木了。
“启亮，”我们边走边谈，向着校园里古老的六朝松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
冷静下来了，非左即右：你好像无动于衷。”
“斗来斗去，没有用嘛！”启亮说。“鸡蛋碰石头！倒不如冷静地充实自己。
我仍旧天天上图书馆。我是要到美国去的。”
“除了上图书馆，就是参加舞会！”我笑着讽刺他。
局势一天天紧张；周末舞会可多起来了。爱跳舞的同学一个晚上可以连续参加
几个舞会，跳个通宵！仿佛舞会也成了学生运动的活动了。
“你说得对。”启亮笑着说。“我就是爱跳舞！”
“你在我们中大女同学之中也是有名的跳舞能手！她们都喜欢和你跳。”
“就是你不喜欢！”
我们走进彼尔家客厅，我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着的那一截刻有爱国遗言的竹子。
彼尔正和小乔在跳舞，一搂，一放，转个身，又复合，透着欲擒故纵的挑逗。他们
正在表演呢，围观的大约有二十几人吧！徐立志和一个年轻美国女人坐在墙角双人
沙发上谈话。小乔在彼尔臂弯里显得格外娇小、玲珑，金色蝴蝶结扎着马尾头，蝴
蝶随着她优美的舞步飘呀飘的。彼尔可真是广结“善”缘，三教九流，他全认识！
一曲既终，彼尔和小乔停下，人们鼓掌叫好。彼尔这才看到我和启亮。
“风莲，你们认识？”他向我们走来。
“你们也认识？”启亮问我。
“你们俩，”我站在他们之间，得意地笑。“我全认识！”
“你们两位请跟我来，”彼尔说。“我要介绍一位老朋友给你们，刚从美国来
的。”
徐立志看见我们走来，站起身说：“你们谈谈吧！”便去找小乔跳舞去了——
小乔是那晚的“红”人，男士们都喜欢和她跳舞。
彼尔介绍了我和启亮，又向我们介绍他的老朋友：“贝蒂·史密斯。美国《巴
底摩尔太阳报》记者。一九四四年和中外记者访问团到过延安和解放区。她刚到南
京。”
她高高个头，蓬松的金色短发，跷着二郎腿，嘴上叼着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和
我们握了手。
“我和彼尔都是‘民主人士’。”她笑着用中国话说。那是双关语：她和彼尔
在美国都是民主党。她说那句话，无非是炫耀她在语言和知识方面，她是个“中国
通”了。
唱机上播出《小阳春》的音乐。
贝蒂和彼尔同时叫了起来：“格兰米勒！”两人不约而同互相搂着跳起舞来。
那种默契的喜悦，是我和启亮在一起吃红油抄手时也感到的，是一同嚼着自己泥土
的草根才能有的那种喜悦。（此话有理！我和彼利就不可能有那种喜悦。没办法！）
“风莲，这首歌很好，来吧！”启亮不由分说，拉着我的手跳起来。“别紧张，
放松！放松，跟着音乐的旋律，怎么跳都可以。”
启亮拥着我腰间的手就是个熟练、有力的“舵手”，在我腰间一点一按，我就
不由自主地配合他的旋律舞动，竟觉自己也舞得挺美的。彼尔和贝蒂从我们身边舞
过去，他也没看见我——闭着眼哼《小阳春》的曲子。闭着眼享受和贝蒂重逢的快
乐吧！我将头靠在启亮肩上。（不可以！妈妈！）
“风莲，”启亮小声说。“你认识那个姓徐的吗？”
“认识。”我极力镇静，但仍踩了启亮的脚。
“啊，”他欲言又止，好像不便追问下去。
“认识很久了。”
“那个人靠不住。你得小心！”
我笑了起来，抬头对他说。“这年头，你说他靠不住，他说你靠不住。到底谁
靠得住？”
“我靠得住。”他那真真假假的口吻又来了。“我是社会贤达。”那也是内战
时的术语，“社会贤达”就是中立的知识分子。
“你是社会不——达。”
他笑了。“风莲，你怎么认识彼尔的？”
“在重庆就认识了。他在译员训练班教英文。”
“啊，你们很接近吗？”
“启亮，你在收集情报吗？”我笑着说，故意避免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是关心而已。”
“启亮，写信回家，别提今晚舞会的事。”
“好。我了解。不过，”他犹疑了一下：“美国人，还是小心点吧！”
我心里突然兴起一阵反感：“你说话像我的老妈妈！”（说得好！）
“风莲！”他正色说。“我是你老大哥！我要保护你！”
“放心，我很安全！”
“风莲，”徐立志和小乔在我们旁边停下来了。“我们交换一下吧！小乔跳得
太好了，我配不上。怎么样？老孙！”
启亮放开我，和小乔跳起舞来。
徐立志完全不懂如何“指挥”不会跳舞的女孩子。我不断踩在他脚上。
“风莲，”他突然说话了。“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好。”
“好？”我想起当年对他的一片痴情，竟奇怪我曾经对他有过感情。我笑了一
下。
“我早忘了。那是上辈子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我们都变了。”
“听说你和彼尔很好。”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好’，是什么意思？我和金炎在重庆就认识他了。”
“啊，金炎有消息吗？”
“没有”
“他对你很好。所以我才放了你。”那就是徐立志！八面玲珑。
“听说他到延安去了。”徐立志继续说，“说不定有一天他会回来接收呢！我
们的老朋友！”
“会有那么一天吗？”
“当然！现在左派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一股很有力量的潮流，组织力也很强。像
彼尔这种美国人也被他们拉过去了。今天的舞会是左派开的，彼尔出名，出地方。
说不定彼尔自己还不知道是左派的安排呢！他们还在国民党大官家里开舞会。现在
是，谁得年轻的一代，谁就得天下。我在重庆时候，彷徨不定，你记得吗？”
我懒得回答他，没有做声。
“现在我可看准了：向左转！”
“你是聪明人。”我又踩了他一脚。“对不起！”
“中国在变呀！人也得变！你也变了。”
“很对。但我们的变法可不同。我是从亲身体验中变过来的。”我没有说：你
的变是见风转舵。（中国“风”刮得可久呀！那时候就有了“风派”！）
“孙启亮的舞跳得真好！”他望着启亮和小乔跳着各种花样，摇来摇去。“我
不知道你们是朋友。”
“世交。”
“他是国民党特务。”
我大笑。“可别随便给人戴帽子！他是个布尔乔亚大少爷！”我停住了。“看
看他们跳吧！两对跳得最好的舞伴！”
客厅中央只剩下启亮和小乔、彼尔和贝蒂继续跳舞。其他的人都停下来了。彼
尔和贝蒂脸贴脸，一支支曲子跳下去。《轻轻吹一声哨子》，《月光中的蓝鸟》，
《星星上写的话》，全是格兰米勒的曲子。彼尔终于停下来了，招呼贝蒂坐下，为
她倒了杯酒，就向我走来。
“风莲，一听格兰米勒，我就要发疯，跳了一整个晚上的舞！”他拉起我的手。
“风莲，来！别呆坐在这儿呀！跳舞呀！我不要停！来，我和你跳！”
“我不会跳舞。”
“刚才你还跳过！来！”他强拖我过去。“啊，班尼固特曼的《月光曲》”
我怯怯跟着他的舞步跳。
“风莲，你今天很沉默。为什么？”
“我不习惯这种场合。”我望望和启亮跳舞的贝蒂。“贝蒂跳得很好。我是条
大笨牛。你拖也拖不动。”
“我要和你谈话，风莲。你和孙启亮一同来。我不知道你们也认识呢！”
“我妈要我嫁给他。”
“他好像是个很不错的人。”彼尔一点儿也不嫉妒，我的确失望。“你会嫁给
他吗？”
“你管不着！”
“很对。那是你的私事。对不起。”彼尔真有些歉意。
“今天你的舞会上，有两个人对我好过。你看多巧！全在这儿碰上了。”
“另外一个是谁？”
“哪，就在那儿和小乔跳舞。”
“啊，很漂亮的一对！听说他们订婚了。”
我实在是条大笨牛！想戏弄一下彼尔，反而自讨没趣。
我停住了。“彼尔，我不想跳舞。”
“风莲，你今天怎么回事？”
姚莉软绵绵地在唱机上唱起《十样景》：
每天费尽心机，想起真是凄其。一心自厢情愿，两手难以遮弥……
“啊！啊！受不了！”彼尔不管我同不同意，又拥起我舞起来。“中国女人的
歌声，像软缎子一样，你可想象她眼睛里的情意，是美国女性唱不出来的。”
我噗嗤笑了，一边跟着彼尔的舞步拖下去。“这可不是情歌！”
……八方风雨决堤，九九太平难忘，十足抽筋剥皮。百业调残不景气，千变万
化出奇。隆格隆咯气喀强，隆格隆咯气咯强……
彼尔听了一阵子。“这明明是民间情歌：隆格隆哆气哆强……”
我笑得没法篷察篷察自打拍子，胡乱跟着彼尔拖。“隆格隆咯气哆强，就是情
歌吗？这首歌唱的是人民饥饿，打仗打得人没法生活！”
彼尔仿佛没听见我的话，完全被银嗓子迷住了。“听见这样幽 幽怨怨的歌声，
就叫人想见见她那个人。”
“彼尔，你喜欢女人！”
他笑着点点头：“我承认。”
“今天这场合很滑稽：反美吧！却在美国人家里开舞会！反饥饿吧，却是用情
歌调子唱的！团结吧，跳布尔乔亚的交际舞！人也失去现实感了。”
“非常现实：你——风莲，正在我——彼尔的臂弯里跳舞。”（说得好！亲爱
的爸爸！妈妈未免太小心眼儿了。）
（十一）1947年5月20日、南京
“学生胜利啦！学生胜利啦！”天津路两旁层层叠叠的市民鼓掌高呼。他们站
在宪兵、警察的警戒线后面。
金陵大学的学生，五人一排，互挽着臂，在消防队水龙头的喷射下，冲过军警、
宪兵、便衣队连结成的防线，和中央大学以及京沪杭区赶来的几千学生，在天津路
口会合了，高声唱《团结就是力量》。
浩浩荡荡的学生大队沿着鼓楼经中山路向参政会前进，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要
求提高学生公费待遇——“抢救教育危机”；也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
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长长的队伍，有的叫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
对征兵征粮！”有的 唱歌：《到南京去要饭吃》。
物价天天高，饭也吃不饱，物价高啊，公费少，我们啊都要饿倒了。要吃饱哟，
嘿！到——南——京——去——要！
我并没参加请愿队伍。我是为学生自治会壁报写报导的“记者”。第一次尝到
记者的滋味，心里乐滋滋的，拿着拍纸簿和笔，煞有介事地跟着队伍走。我看到徐
立志也在队伍里高叫“反饥饿！反内战！”他还向我招手笑笑说：“你很像个职业
记者，蛮神气的！”我在金大队伍里找启亮，没有他！“大少爷”又钻进图书馆啃
书本去了吧！沿途有许多中外记者，却没看到彼尔，我早将京沪杭学生请愿的消息
告诉他了。
大队经过的马路，墙上贴满了斗大的“饿”字；还有些标语：“反对内战”，
“谁使我们饥饿——内战”，“内战——一切灾难的渊源”，“钞票越印越多，学
生越来越饥饿”。一幅巨大的海报触目惊心地贴在珠江路墙上：
饿！饿！饿！大家齐心来合作，把内战的令旗夺！把官僚买办的酒杯破！同胞
们，大家站起来！我们要改革，否则子子孙孙不得活！
大队中有退伍的从军学生自成一组，他们穿着战时旧军装，手拿大旗，上面写
着：“抗日军人不打内战！我们为国家拼了命，有权要求停止内战，使人民都有饭
吃，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莲儿，每首歌，每条标语，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是写过报导的“记者”！
年轻时代的事，点点滴滴，都印在我心上；都记在我手边一大叠日记本里。我讲到
哪儿啦？
对了，学生大队到了珠江路口，碰上三层封锁线：第一线是水龙；第二线是臂
挽臂的警察；第三线是宪兵编织成的人墙。还有十几辆红色警车停在珠江路、广州
路。大队派两个代表去和警察交涉。
警察摇头叹气：“奉了上面命令，放你们过去了，我们就活不了啦！我们给你
们磕几个头吧！回去吧！”
学生大队停在马路上等待。有人搓掌跺脚等得不耐烦了。
代表回来摇摇头，两手一摊。“没办法！”
说时迟，那时快，大队里冲出几个学生向宪警封锁线冲去，一面狂叫：“冲呀！
冲呀！”
大队就跟着他们冲，把宪警封锁冲破了。警察、宪兵的皮带、木棍挥动起来，
还有装满柏油的铁罐，一齐向学生身上扔来。水龙四面八方扫射。宪警已将大队的
行列截成几段，喊声嚎叫四起。有的人已被抓上警车。一个宪兵拖着我一个同系同
学向广州路的一个小巷走。他平时啃莎士比亚、雪莱，什么事也不过问。左派同学
嘲笑他是“洋夫子”。我走上前去对宪兵说：“他是个好人，只参加了今天的活动，
不是危险分子，放了他吧！”
宪兵哭丧着脸摇摇头。“我是奉命呀！不抓他，砸了饭碗！我就更饥饿啦！你
们反饥饿，是不是？”
“洋夫子”就被宪兵抓走了。我一转身，不知从哪儿飞来一个柏油铁罐，正好
打在我左肩上，打在我头上就完了。左肩撕裂地疼痛，被水龙射得透湿的身上又浇
了一身柏油。只听见“哇——”的一声，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倒在地上，浑身鲜血。
我吓得歇斯底里大叫：“救人哪！救人哪！”
“我送他们去医院！”彼尔突然从层层叠叠的人群中钻出来了。“我的车子停
在那边路口。”他指指珠江路、广州路停红色警车的地方。“喂，”他向大队大叫
“帮忙呀！抬受伤的人！”
五、六个人从大队里跑来了，每个人浑身透湿，有的人脸上、手上还有血迹。
彼尔和他们一起抬起两个受伤的人。一个警察抡着棍子走过来，看看流血的人，又
看看沿路滴滴鲜血，棍子一挥：“去吧！”我们把受伤的人抬进彼尔的车子。
“你也去医院吧！”彼尔对我说。“你的脸色很不好。”
“你去吧！多一个人照应。”其他的人应和着。
“谢谢你，”他们之中一个人握着彼尔的手。“你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又回
到大队去了。
彼尔焦灼地开着车子驶向鼓楼医院。他得抢时间，还得在一群群看游行的市民
中打开出路。车子里淌着血。
到了鼓楼医院急诊室，将受伤的人交给医生护士。急诊室里已经躺着好几个受
伤的学生。
“你吃了饭吗？”彼尔问我。
“没有”
“到我家去吃点东西吧！”
“不。吃不下。我要回到游行队伍里去。”
“你一身柏油，浑身透湿。你去我家，换换衣服，我就送你去！”
我笑了。“换上你的衣服吗？”
“张大嫂有衣服呀！”
张大嫂为彼尔管家。彼尔曾经告诉过我：她丈夫原是张学良部下，因为西安事
变被枪杀了。
我们开车——血迹斑斑的车，到了彼尔家。张大嫂拿出一件白底蓝花旗袍。
“哪有穿这么漂亮衣服游行的？”我笑着说。
“我可只有旗袍。”张大嫂说。她仍有徐娘半老的风韵，挽一个横S髻。
“我的裙子也快干了，”我说。“彼尔，你借给我一件衬衫吧！”
我就换上彼尔的衬衫，卷起袖子。“走吧！”
彼尔无可奈何摇摇头，走到厨房，取了饼干和乳酪。“好，走吧！”
我们开车赶到国民大会堂附近，只见学生们坐的坐，站的站，四周的封锁线有
六层：第一线警察，第二线青年军，第三线骑兵，第四线武装警察，第五线黑衣防
护团，第六线军警宪的机关枪和水龙。店铺全关了门。有的店铺门口摆着茶水站：
大缸的茶；搪瓷杯子挂在缸边上。一个警察走过来，看见彼尔车里的血迹。
“你们是干什么的？”
“记者。”
“那是怎么回事？”他指着车内的血迹。
“我们送了几个受伤的学生到医院去。中国人打中国人，我这个洋鬼子送送受
伤的人，总没有罪吧！你要是受了伤，我也会送你！”
警察对他点头笑笑，走开了。
游行大队已派了八个代表去见行政院长。大队的人正等待代表们交涉的结果。
“中大经济系二年级同学孙敖苍重伤死啦！”大队里有人忽然大叫。
那声叫喊立刻传开来。
“中大一个学生打死啦！”
“一条命赔一条命！”
“打死打死人的凶手！”
“打倒官僚资本！”
“严惩贪官污吏！”
“制止物价上涨：”
“停止内战！”
天也喊暗了；暴雨哗哗啦啦泻下来。
大队几千人不断叫着。
“释放被捕同学！”
“有良心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反饥饿！反内战！”
大雨助威，哗啦下得更“暴”了。
“风莲，风莲！”彼尔感动得只叫我名字。
我们两人站在路旁。
“同学们！”不知哪儿有人用扩音器叫起来了。“同学们！中大同学孙敖苍没
有死！请大家安心！”
“放屁！”
“撒谎！”
“造谣！”
“他妈的特务！”
又是一片震天动地的疯狂叫喊。（和四·五运动的场面一样：那时我这“美帝
特务”的女儿不敢参加；我失去了李伟。现在我才知道我是爱他的：太迟了！）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代表们才回来向大队报告：请愿队伍可循国府路、参政会
会堂、成贤街返回中大；被打伤学生的医药费由政府负担；如有死亡，政府愿负完
全责任，并惩办凶手；被捕学生，由学生提出名单，卫戍司令部当于五小时内释放。
雨仍然愤怒地倾下。层层叠叠的市民，站在军警宪后面，定睛望着浩浩荡荡前
进的学生。警察、宪兵、青年军、市民——在那一刻，全都屹立不动，全是一样的
脸色，严肃透着悲哀。
我一天没吃没喝，左肩疼痛欲裂。冷雨浇在身上；牙齿磕磕响。
“风莲，”彼尔对我说。“你支持不住了，我看得出来，走！跟我来！”
我已没有力气说话了，任他带我上车，开到他家里。我一进屋，就晕倒了。睁
开眼时，上嘴唇有些疼，只听见张大嫂说：
“好啦！好啦！醒啦！彼尔！我叫你别急，对不对？”她右手大拇指仍然掐着
我的人中。
“风莲，风莲！彼尔在这儿！”
我望着他，微弱地哼了一声。
“我要送你去医院，张大嫂说她可以救你：灌你热姜水；又掐你上嘴唇。”彼
尔在张大嫂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你真棒！”
这时我才发现我躺在沙发上，赤裸裸地裹着一床厚厚的棕色毛毯。沙发旁边生
了一盆炭火，上面的铁丝罩子搭着我的湿衣服。
“今晚有个文艺晚会。”我说。
“不准去！”张大嫂下了命令。“爱国也得顾到身体。我去做碗 热馄饨给你吃，
今儿晚上就在这沙发上乖乖睡一觉。明天再去爱国！”
“张大嫂！”彼尔笑着对她说：“你真伟大！”
“他才是个好人呀！”张大嫂指点着彼尔。“这么好的外国人，少见！他从没
把我当佣人，他简直把我当老娘！”张大嫂爽朗地笑了。“你们学生要求的，也是
老百姓要求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给你去煮馄饨！”她走向厨房。
彼尔翻着火盆上烤的湿衣服：衬衫，裙子，胸罩，袜子；然后走去为我端来一
个圆圆鼓鼓的高脚玻璃杯，里面烫着一点儿酒，把酒杯凑到我嘴边：“喝口白兰地
吧！你会觉得好一点儿。”
“我不会喝酒。”
“你喝过酒。”
“什么时候？”
“你忘啦？你真的忘啦？抗战胜利那天晚上。你，我，金炎。我们坐马车沿着
嘉陵江跑了大半夜！坐在马车里喝酒！”
“啊！我记起来了。金炎不知在哪儿？今天这种场合一定少不了他。”
“一定！”彼尔用力点点头。“风莲，喝一口吧！”
我翘起头喝了一小口。“哎哟，疼！”
“哪儿疼？”
“脖子，左肩。”
彼尔走进卧室，出来时拿着一个白色塑胶瓶子。“这是美国足球队员扭伤时用
的按摩油。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他轻轻揭开毛毯，露出我的左肩和左臂。他滴了几滴按摩油在手掌上，从我脖
子沿着肩膀、手臂，一直按摩下去。我哎哟哎哟呻吟，他粗壮的手越按越有力。我
一只手把毛毯紧紧抓住，怕它溜下去。
彼尔笑了。“别怕，风莲！我不会犯你。”
“彼尔，我不知道你还会这么细心照顾人。”
“那也要看是什么人。你疼，我也疼。”
“彼尔，你对我真好。在我困难的时候，你就来了。”（妈妈呀！你早知道！
现在才讲。实在矫情！）
“我很高兴你知道。你对我呢？”
我微笑着点点头。“好多了，彼尔，请不要按摩了。”
彼尔点着我的鼻尖。“你怕我，我知道。”他思索了一下。“风莲，你吃点东
西，好好睡一觉。今晚不准你动了。我得马上到鼓楼医院去看看受伤的人。”
“你还没吃晚饭呢！”
“回来再吃吧。”他走到厨房和张大嫂说了几句话，走来在我额头亲了一下。
“等会儿见！”
张大嫂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馄饨。我脖子和左肩疼，不能坐起来。她就一口口喂
我吃馄饨。张大嫂干净利落，修长身材，大大的眼睛，挽了一个横S 髻，阴丹士林
长衫也掩不住她半老徐娘的风韵。她很健谈；我也爱听。她告诉我，她丈夫原是张
学良东北军里一个高级军官，西安事变以后被捕了，从此音讯沓然，据说是在重庆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给杀死了。她的侄子是教育部一个小公务员，为了报答伯
父养育之恩，就供养她这位怕母。从重庆回到南京，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侄媳妇天
天嚷着米涨价了呀，活不下去了呀！她就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工作，正好碰上彼尔到
南京。
彼尔回来时，已是午夜了。他在沙发边坐下。
“医院里好些受伤的学生，有的断了筋骨，有的断了腿。工人，学生，公务员，
商人……不断有人去慰问他们。甚至有国民党军官换了便衣，去慰问他们。”
“我们送去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他们在加护病房。那个女生脑震荡，神经有些错乱。那个男生断了左臂筋骨，
看见我就激动地要坐起来，护士把他按住了。他躺在床上举起没断的右手对我说：
‘谢谢你救了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站在病床边的医生对我摇头叹气：‘打人，
抓人，行不通呀！ 以后国家更要乱啦！’许多中大、金大同学在医院照料。他们
全谢谢我的帮助。一个中国学生自嘲他说：‘一粒米中，可以看中国。中大是一粒
米，连御用的中央大学也反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要反啦！’”彼尔微笑着望着
我：“你好些了，我看得出来。你吃了东西吗？”
“张大嫂喂我吃了馄饨。”
“你睡了一下吗？”
“睡了一觉。你还没吃东西呢！”
“我和几个学生一道在饭馆吃了一碗面。”
“你一定有些累了。”
“不累。很兴奋。风莲，我开车回家，远远看见屋子里的灯光，想到你在这儿
躺在沙发上，我突然觉得这儿是我的家。”（求婚吧！爸爸！我也可以早出世了！
你也不致丧命了！多快乐的一家人！）
“你的家在石头城。”我调侃他说。
“石头城的确是我的家。”彼尔沉吟了一下。“奇怪！我很久没想家了！我完
全卷进中国的战乱里了！还有，”他点了一下我的鼻尖。“你！”
“我？可不止一个我吧！”
“你！只是你！”
“你那个美国女朋友呢？”
彼尔哈哈大笑。“你指的是哪一个美国女朋友？”
“我可猜中了。你有很多女朋友。”
“你说‘女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很亲密的女朋友。”
“亲密？你的‘亲密’是什么意思？”
我和彼尔的“沟通”只能到此为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亲密就是床上的亲密
呀。也许是因为中国少女特有的矜持吧，也许因为彼尔到底是个异国人吧，我对他
是不即不离、时冷时热、欲擒故纵的那种微妙态度。我怎能告诉他，他的信息给我
心跳的兴奋；他的出现给我静静的喜悦。我更不能告诉他，在梦里我和他如何“亲
密”，醒后叫我脸红的那种“亲密”——罪过啊！（妈妈，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
自觉没罪了！我也做过“亲密”的梦，也觉有罪。没想到你年轻时也做过“亲密”
的梦！人性吧！何罪之有？）
（十二）1947年6月、南京
“我们不怕坐牢！”反内战、争民主学生的吼声。
政府呢？“宁捕勿纵！”“宁杀勿纵！”
两团火球，撞来撞去，越烧越烈，烧遍全国，各阶层的人——工人、商人、知
识分子、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小市民全都卷进炽烈的狂飙里了。
五月廿日“抢救教育危机”大游行的第二天，我到医院看了受伤同学，自己也
看了医生，脖子肩上紧紧绑着绷带，回到宿舍，同学们正四处寻找，以为我头天游
行被警察抓走了。那天游艺晚会之后，就有学生被抓进卡车开走了。
全国各地学校罢课、罢教、游行示威、请愿，风起云涌的响应起来了；运动的
目标也一致了：“反内战，反饥饿！”同时，各地也另有一批学生活跃起来了，发
起“爱国护学”运动，反对“吃光运动”，反对罢课游行，呼吁复课。六月间，全
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但立刻遭到查禁，便转到地下活动，成了全国学运的地
下中心。（四十年代内战的“革命分子”是赤色的：六十年代内乱的 “革命分子”
是黑色的；他们还骂你们是“黑帮”呢！）
参加运动的年轻人，就像喝酒的人一样，一点一滴，逐渐上了瘾，越喝越多，
喝了要发疯；不喝要发抖，要停也停不了了。
彼尔奔波于南京、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杭州几个学潮据点，也就是冲突
最激烈的地方。我“喝酒”的段数还不高，刚上瘾吧！彼尔呢，段数比我高，美国
人多半是热情的“酒徒”吧！他在过去几个月的学潮中所见所闻，激起了他对献身、
献心、献命的年轻人的同情，加上他美国佬的冲劲和扩张性，以及他对研究、报导
学运的认真和专注，他成了外国记者中最活跃、最有收获的人。哪儿有学潮，他就
往那儿跑。学生们把他当朋友。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以它为中心，一张网似地散开，
布满全国各大专学校。无论彼尔到哪儿，都有学生帮助他，供给他学运消息和资料。
他并不“一边倒”。他从各种角度客观地来了解，报导。他是外国记者中报导最多，
也掌握最多“内幕”消息的人。譬如五月廿日“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吧，他照实报
导了当天学生游行、冲锋，和军警冲突，以致受伤、死亡的实况；他访问了左派、
右派的学生，访问了中大、金大的教授，也访问了政府官员。他总括三种不同论调。
六月一日，武汉大学发生流血惨案，许多教授学生被捕，有的被打死。彼尔要
到武汉去，他还没去过武汉。
“风莲，”彼尔对我说。“你和我一道儿去，好吗？”
我坐在彼尔家沙发上，正是我晕倒躺过的那张沙发。现在我已是他家的常客了。
张大嫂见到我总是很高兴的，她天生的母性可以发挥在我身上，而且，有人说说话
嘛！“从前在西安的时候……”她总是那样开头的。她告诉我许多三十年代的轶事。
“风莲，”彼尔见我没反应，高声叫我。“你和我一道到武汉去， 好吗？”
我摇摇头。
“为什么呢？你的老家呀！”
“就因为是我的老家，我不能和你一道儿去。”
“为什么呢？”
我如何解释呢，只说了一句：“我母亲。”（如果彼利要求和我一同回老家呢？
可以吗？妈妈！）
“我很想见见你母亲。”（彼利也如此说！）
“你可不能见她。”
“她恨美国人吗？”
我笑了。“她怕美国人。”
“怕我？”
“对，怕你！”
彼尔脸上又露出那一派天真无邪的神色。“我不懂。”
“怕你把她女儿拐跑了。”我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我只是作一次礼貌的拜访，一个普通朋友的拜访。”
“不可以。就是那样的拜访，也不可以！”
彼尔无奈地笑笑。“这简直是歧视。”
“彼尔，你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偏头想了一会儿。“石头城的博览会！每年八月的博览会，我们全家出动！
我养过一只羊，得了4H奖！报纸记者要我牵着羊照像。博览会上有个巨大的铁钟，
爸爸说：‘彼尔，你举得起槌子，把钟敲响了，你就是条好汉！’直到我十六岁，
我才把钟敲响了。我举起槌子，当——的一下敲上去，爸爸大叫：‘好汉！’”（
我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姥姥带我逛街，在王府井大街上，一群孩子围上来指着我
骂：“杂种！”我吓得哭了，问姥姥：“我是妈妈生的吗？”姥姥说：“我和你爸
爸守着你妈下你呀！你躺在婴儿室里，像座小观音！”“大右派”爸爸，我将来要
好好孝敬他。）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吗？”我对彼尔说。“汉口整个就是外国人的
城市——英租界，法租界，俄租界，日租界，德租界。到处是外国人。我家住在汉
口边上。我最喜欢到阳台上去玩。我家正在两条街的路口，附近有几家日本妓女院。
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妓女。逛妓院的多半是水兵。东洋水兵，西洋水兵，”我笑了一
下。“也许有美国水兵呢！街灯暗暗的，远远就听见水兵的狂笑，高歌。有时一个
水兵拥着两个妓女，跌跌撞撞在街上走。妓女全是高丽人和中国人。我站在阳台上
就可以分辨出来。高丽女人日本化了，有时穿和服，有时穿高丽服，拖着木履，咋
喀咋喀，走到街灯下，和水兵拥抱接吻；水兵上了黄包车，她们弯腰行礼，粉白的
脸在街灯下，看上去像石膏雕像。中国女人呢？长长的旗袍叉开到大腿上，敞着领
子，绣花拖鞋。她们向离去的男人笑一笑，握握手，说声再见，转身就走回妓院—
—中国风尘女子特有的洒脱……”
“风莲，”彼尔笑了。“我不知道你对妓女这么有研究！我在重庆第一次见到
你，你纯洁得就是一朵小桃红！”
“我可没进过妓院呀！”我笑着大叫。
“小声点！张大嫂听见了，还以为我进过妓院呢！”彼尔笑着说。“你谈了半
天高丽妓女、中国妓女。这和我去拜访你的家有什么关系呢？”
“彼尔！你单纯得像个孩子！在我母亲那种人的印象中，只有妓女才和洋人在
一起！沈崇事件发生的时候，甚至有人造谣说，她是街上的野鸡！野鸡！你懂吗？”
（姥姥和奶奶应该成为好朋友！）
彼尔摇摇头。
“野鸡就是在街上拉男人的妓女，不属于任何妓院，比妓院的妓女还卑贱。”
彼尔无可奈何摇摇头。“那么，我见不着你母亲了，很遗憾。我有你家的地址。
我不进门，只是在门外看看。我要看看你生长的地方。到了那儿，不去看看，简直
是荒谬！你若去了石头城……”
“彼尔，你谈得太远了。我怎么会去石头城呢？”（永远别到石头城来！保留
爸爸给你的美丽记忆吧！石头城虽美，却不是我母女的地方。）
彼尔一个人去了武汉。
校园里风声鹤鸣。民主墙上的斗争更激烈了。有的受伤同学一出医院就给抓走
了；有的同学夜晚上街就失踪了；也有人从宿舍里半夜给抓走了。民主墙上甚至贴
出了黑名单，不知是左派善意的警告；还是右派恶意的恐吓。我们寝室有八个人，
有的回家了；有的住到南京亲戚家去了，只剩下两三个人了。上海的学生因为反饥
饿、反内战运动被捕的学生最多。几位上海学生代表到中大来作报告。大礼堂挤得
水泄不通，门外军警守“护”。南京学生自治会和其他各地学生组织不断交换消息，
不断联系。我们根本不上课了。
我为校刊写报导，也搞宣传，裁标语纸呀，写标语呀，煮开水呀，熬浆糊呀，
布置会场呀……八九天来，我每天忙到清晨两三点才回寝室，天亮又爬起来工作。
运动已令我“醉”熏熏了。一天早上，我把一大桶开水从火炉上提下来，人突然晕
倒地上，水桶里的开水泼在我身上，浑身烫起了泡。同学们把我抬进医院；医生为
我擦药包扎，还打了一针强心针。医生说我心脏很弱，出院以后，还得静养三个月。
天呀！三个月！我如何静得下来！
我躺在病床上，启亮突然走进病房。
“启亮！”我要坐起来。
“别动！”他把我按下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他笑笑。“有人告诉我。风莲，我以前以为你对运动没兴趣，没想到你也活动
起来了。”他的口吻完全是中性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你呢？五月二十号反饥饿大游行那天，我在大队里没找到你。”
“我不参加任何游行。”
我望望他，没说什么，心想：“麻木！”
“风莲，医生说你心脏不好，应该静养。我送你回家去！”
“我可不回去！家里我待不住。”
“想想你母亲吧！现在她只剩下你这个女儿了。”
“启亮，你太个人主义了！只想到自己，想到家里人。”
他又笑笑。“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要你回家，可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
你爱国也得身体健康才行呀！我——”他犹豫了一下。“我从小就把你当妹妹看待，
我有保护你的责任。”
“启亮，我不懂。全国闹得轰轰烈烈，你就无动于衷吗？”
“一个渺小的我，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像你，我们早做亡国奴了！”
“风莲，我不和你谈国家大事。我要送你回家。我要好好保护你；我要你健康
起来，再回来爱国，我岂不也是间接爱了国吗？”他竟笑出声来。
“你那口吻，好像我是个大人物。”我也笑了。“我是老几？值得你‘好好保
护’？”我突然想起母亲。“是不是我妈要你来逼我回家的？”我心里对启亮兴起
一阵反感。
“风莲！”启亮脸色突然严肃了，眼睛冒火。“你以为我是那样没骨气的人吗？
我知道，伯母喜欢我。我也知道，长辈们谈过我们的婚事。我宁可怕母不喜欢我！
我宁可长辈们别管我们的事！是好，是歹，我就是我！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给你成见。
让你自己认识我！让我们的感情自然发展！我常常想来看你，但控制自己，没有来。
今天来看你，因为你烫伤了！你竟认为是个阴谋！风莲，你回家，告我一声，我来
接你！不回家，我也不来扰你了！再见吧！”他说完转头就走。
“启亮，启亮！”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坐不起来，又倒下了。“别走！我该
吃药了，请你帮我倒杯水吧！”（仍然是个会撒娇的小桃红！妈妈。）
他回头望了我一会儿，默默走回来，从床边小桌上的开水瓶里倒了一小杯水，
从纸包中倒出药片，一只手拿着杯子和药片；另一 只手扶起我的头。
我的头靠在他臂弯里。正在那当口，彼尔拿着一把红色康乃馨站在门口。
“彼尔！”我惊喜地叫了起来。“你回来啦！”我吞了药。
启亮轻轻扶着我躺下，和彼尔彼此打了招呼。
“风莲！你好吗？伤得很重吗？”彼尔焦灼地望着我。
“好多了，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彼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昨天从武汉回来，到中大去，碰到徐立志……”
“你去了武汉？”启亮惊奇地问。“风莲的家和我的家都在那儿！我们是邻居。”
“你们可真是老朋友了！”彼尔望着启亮说，然后转向我：“风莲，你从没告
诉过我：你们是邻居！”他透着责备的口吻，仿佛我隐瞒了什么大秘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觉得很委屈：我是病人，两个探病的人对我只有责备。
“人人都有邻居！有什么可讲的呢！”
彼尔立刻软下来了，大概感觉到他自己的反应太强烈点儿吧。“风莲，我看到
你的家了。”他转向启亮。“你们既是邻居，我也看到你的家了，院墙里面有一棵
大树，对不对？”
“对。”启亮微笑着。（两个男子都有风度！）
“我家的梧桐树，给美国空军炸掉了。”我还想刺刺彼尔。
“风莲，我在你家门前走过，看到窗子里有个中年妇女，挽着和张大嫂一样的
髻。我想，那一定是风莲的母亲吧！”彼尔笑了。“在美国，有一种人，专门在窗
外偷看女人。我也成了那种下流人了。”
“那就是我的母亲，彼尔！她若知道你在偷看她，真会骂你下流呢！”我笑了
起来。
“我找你家的阳台，你看妓女的阳台……”
“那阳台也给美国空军炸掉了呀！”
“阳台上看妓女？”启亮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你记得吗？启亮！我们那条街上有几家妓女院，我小时候喜欢在阳台上看妓
女。”
“你连这种事也告诉他啦！”启亮那口吻仿佛是我做了丧心病狂的事。
“为什么不呢？”彼尔说。“我们谈了许多话。”
“彼尔，”启亮说。“你到武汉去看风莲的母亲吗？”
“我可看不到风莲的母亲！我已经上了她的黑名单了！”彼尔笑着说。“危险
分子！我是为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去的。”
“彼尔，离开医院之后，我请你吃晚饭，我们好好谈谈吧！”启亮想和他摊牌
吗？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是左派？还是右派？”爽直的彼尔又问那句老话了，逢人就分“左”“右”，
分也罢了，他还要当面问。
我噗嗤笑了出来。“他是社会贤达！”
“那个最安全！”彼尔说。
“你很懂中国，彼尔。”
“彼尔，”我说。“告诉我们武汉大学的情况吧。”
彼尔未言先摇头叹气：“惨！惨！惨！六月一号，天还没亮，一千多警察、宪
兵、警备队、便衣特务，全副武装：手枪，步枪，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他们
到了珞咖山，把武大教授住宅，男女学生宿舍团团包围起来，开始搜查逮捕。同学
们在捕人的吆喝声、毒打声、呼救声中惊醒了；开门探视的学生都被警察刀枪逼住，
不能自由走动，一个个寝室搜查；教授住宅也挨户查问。
“天亮了，他们已经载走了两卡车的被捕教授和学生。第三卡车载着最后一批
被捕的学生；寝室里的同学再也忍不住了，从刀枪中冲出了寝室，聚集在卡车旁边，
要求释放那些同学，哭泣哀求，都没有用。学生们冲过重重包围，打开卡车门，放
出最后一批被捕同学。一声信号枪响，手榴弹，机关枪，冲锋枪，手枪，步枪向着
学生们乱射。有的立刻倒下，有的趴在路边树下躲避子弹。惨叫，嚎哭，一摊摊鲜
血流在石阶上，大路上。一个学生站起来，跑到一个警察旁边，跪着哀求不要再开
枪了。另一个警察用枪托打在他头 上，打得他脑浆迸流……”
“啊，啊！”我躺在病床上不断呻吟。
启亮聚精会神地听。“彼尔，这些细节我们还不知道呢。请讲下去吧！”
“就在武汉大学发生惨案的时候，武汉三镇逮捕了许多人。其他学校，譬如武
昌艺专，还有工人、商人、律师、医生、小贩……监狱满了，各区宪兵队，三青团
团部，都改成临时监狱。在囚车上，一个书店老板向学生们苦笑说：‘这年头，你
们读书的坐牢；我们卖书的也坐牢！’一个老医生在牢房里，整夜睡不着，来回踱
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第二天过堂，才知道他曾给一个苏联人拔过 一颗牙！
……”
我笑出声：“荒谬！荒谬！”
“风莲！听彼尔讲！”启亮神色严肃地给我下命令。
“六月二号，人力车工会、马车工会全体罢工。商店有的关了门，街上行人也
很少。军警全体出动镇压，因为武大学生要抬尸游行。长江封锁了，武昌那边的木
船统统迫令停到汉口这边。轮渡班次也减少了，奉令凡是穿学生装的人上了百数就
停航。第二天工会自动宣布复工，空气才稍稍缓和下来。
“死去的三个学生之中有一个是台湾人，叫陈——”彼尔抬头想了一下。“陈
——如丰。武大出事那天，全体师生在大礼堂集合，对死者默念志哀。全体失声痛
哭。全校师生手臂戴着黑布，向死者志哀，并决定六月二号抬尸游行示威，罢教，
罢课。后来教授们苦苦劝阻，抬尸游行的事才没发生，从六月二号那天起，武汉各
校学生，列队步行到珞咖山去悼丧，每天有两千多人。政府首长也去武大体育馆灵
堂祭悼。一群台湾学生问他：‘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在日本人手下一个世纪，回
到祖国，却是死路一条！’
“我正好赶上出殡，那天实在动人！出殡行列从珞珈山出发，轮渡过江，在汉
口中山大道上，默默地进行，没有贴标语，没有喊口号，也没唱挽歌。‘保护’出
殡开路的军警领先，接着是三个死亡同学的遗照——多么英俊聪明的青年面孔啊！
那后面就是手举花圈、挽联的各校代表、武大同学。最后是三辆卡车，载着三副棺
材。
“行列简单，但是非常庄严肃穆。教授、学生，沉痛地走着。太阳照在死难学
生的遗容上、花圈上、挽联上。很多学生眼睛也哭红了；有的学生默默流泪。挽联
之中，有两副最叫人心惊。一副是育杰中学的挽联：上联是一个大‘？’，下联是
一个大‘！’武大被捕同学也送了挽联：一对空白的挽联，在火热的阳光下，比任
何语言还强烈！”
我和启亮沉默着。半晌，启亮才握起彼尔的手。“彼尔！谢——谢——你。”
他们俩用力握了手。
“我也流了泪。”彼尔说。“我和出殡队伍一起从珞珈山出发步行。我特别显
眼。路旁的市民指着我说：‘你看！美国人也来送葬了！’”他停了一下。“同学
们热诚极了！供给我许多便利，为我做各种安排，学生们访问我；我也访问他们，
访问教授。”
“彼尔，”我说。“你大概是出殡队伍中惟一的美国人吧！”
他点点头。
“但你比中国人还安全！就因为你是美国人！”
“靠不住。”彼尔神色恍惚，仿佛仍然在出殡行列中默默行走。
启亮仿佛在沉思，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沉重的脸色。
“风莲，”彼尔终于说话了。“你出院时候，我来接你。”
“我也来帮忙。”启亮说。
“启亮，别告诉我妈。”我说。（妈妈，我也有许多事没告诉你呢！天下的女
儿都如此吗？）
“我知道。”
启亮和彼尔一同走出病房。（妈妈，你的幸福，像银行存款，透支大多了！）
（十三）1948年3月、南京
月儿弯弯照九州，学费高涨呀学生愁！
有钱的读书上高楼；无钱的流落在街头！
远远就可听见玄武湖游园会的歌声：《学生助学歌》。早春三月，玄武湖冷风
飓飓中自有一股盎然春意。树下，路边，湖畔，摆着小食摊：广东风味的甜鸡蛋饼、
芝麻糊、煎萝卜糕、烧麦，四川风味的担担面、素条面、炸麻花，北方风味的卤鸡、
炸酱面、饺子……一群群学生围着食摊照料。三三两两的学生走来走去，卖助学书
签、助学花、助学章、贺年片、年画、小灯笼、剪纸窗花、绣花手绢。还有各种别
出心裁的表演。
政府已经宣布四八年度停止国立学校公费，只有少数公费给保送的“青年军”
复学学生。私立学校学费紧跟着物价涨。学生继续求学的希望破灭了。留校学生呢？
有的已被逮捕；有的勒令退学了，失踪了，开除了。有些教授解聘了，原因是“教
学不力”。
全国各地掀起了助学风潮。南京的中大、金大、音乐院、剧专、药专、东方语
专、以及全市的中学，成立了“南京大中学助学委员会”。几千学生自动加入工作，
分成宣传组、设计组、义卖组、慰劳组。劝募组、表演组……还有《助学工报》。
我就是为《助学工报》做采访工作。我有一点点文学细胞，希望将来当记者。（你
和爸爸是记者的材料；我和彼利是唱歌的材料——糟糕！比得不伦不类。怎么搞的
呀！）
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助学运动的学生活动：珠江路、广州路、成贤街、鼓楼、
国府路、中山路、天津路……有一小队学生专门找上办喜事、做寿的人家。他们先
在门口道喜祝贺。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们可懂得这一点心理。
“买一朵助学花吧！”
“好，买一朵吧！”
“买个双喜吧！”
“好，买两朵吧！”
“四喜临门”巴！”
“就是四喜吧！”
“五子登科吧！”
“好！好！见风涨呀！就来五朵吧！”主人笑嘻嘻地买了五朵助学花。
另有一小队学生专门去商店劝募。他们的办法是用歌唱“疲劳轰炸”。一个人
进店，其余的人在门口唱自编的歌，也是校园歌吧。他们用《保家乡》的调子唱：
大经理，细听我讲，我们穷学生进不了学堂，天天苦恼天天急。心灰又意懒哟，
快点助学来救济，伊呀晦！
“老板不在家呀！”店里人说。
学生们立刻又唱起来：
不要说老板不在家，你是大买卖，何必多说话。助人为善最快乐，请你们快捐
吧，谢谢谢谢贵店啦！伊呀晦。
商店管事捐了钱，学生们又唱：
商人学生是一家！呱呱！叫呱呱！
（妈妈，我们失去你们那一代的幽默感了！）
大街上的警察阻拦义卖，义唱的学生：“有碍市容。”但因为不是示威，也就
无可奈何。我一路看去，走到玄武湖附近，一个警察正为一小队学生带路：哪家公
馆是什么长？哪家公馆是什么主任。
我走进玄武湖，看到远处颓妃的古城头，想到一年前和彼尔在那儿散步聊天，
心里有些惘惘然。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仅仅一年时光，困难、家愁、私情几经翻
腾、纠缠，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了。
彼尔最近几个月奔波于上海、杭州、南京之间。四七年十月，被捕的浙江大学
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死于狱中，又掀起全国大中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四八年元月，
彼尔为于子三的丧礼和出殡赶到杭州。（爸爸成了中国的职业奔丧人！）四八年初
上海同济大学学生为抢救教育危机请愿十一人被捕；三月间上海地方法院审判，上
海学生要求旁听。彼尔赶到上海，也居然弄到一张地方法院的旁听证。彼尔那地头
蛇，为了采访、收集学生运动的消息和资料，他无孔不入。他正像玄武湖畔招展的
一面鲜红绸旗上所写的：“钢铁般的意志，自助助人。”加上他近乎东方才子的儒
雅风度，他到处受欢迎。我走进玄武湖时，想到在上海旁听地方法院审判学生的彼
尔，自顾自笑了：彼尔这次可惜过了一场“好”戏，游园会那种场合，正是彼尔急
于参加的，不仅有严肃的意义，而且，也是他那美国佬常说的：“好玩极了！”（
很对！美国佬讲究“玩”。他们罢工也没火气，每个人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加薪
减工之类的要求，在街上走来走去，谈谈笑笑，好像逛大街的样子。）
玄武湖游园地吸引了许多游人。每个小食摊的生意都很好。有个老头儿吃了一
块萝卜糕，付了五十万元法币拂袖而去。有个女人唉呀了一声：“大学生卖萝卜糕！
天作孽！”
“风莲！”小乔在担担面摊旁边叫我；徐立志和他一同在那儿卖担担面。“你
瞧谁在这儿吃担担面！”
“彼尔！”我叫了一声，发现还有他那位“老朋友”贝蒂。“我以为你还在上
海呢！”
“我和贝蒂昨天晚上才回来。”彼尔说。“正好赶上今天的玄武湖游园会。”
“嗨，贝蒂。”我强作镇定，心里嘀咕：“可别自作多情！美国人对任何女性
不会认真。”心里那么想，还是忘不了“我和贝蒂昨天晚上才回来”那句话。他们
在上海可有好几个“晚上”呢。
彼尔爱吃担担面，因为他在重庆生活过。我突然想到金炎：景物全非；人事全
非。不知道他是否安然无恙？心里一阵绞疼，一阵空虚。
“再见！”我对彼尔他们招招手。“我得到那边去看看。”
“别走，风莲！”彼尔手里拿着照相机。“你就站在那儿，背着古城墙，围着
你小桃红围巾，在湖边柳树下，我给你照张像。”
“我没时间！”我走开去。
“风莲，”彼尔跑上来拉住我，低声说：“别走！我要这张照片！”（妈妈呀！
别走！我也要！）
贝蒂走上来。“彼尔，你给我也照一张吧！”
我拿过彼尔手里的照相机。“我给你们两位老朋友照吧！”
“三人一起照吧！”彼尔说。
彼尔大概认为那又是件“好玩极了”的事：一中，一美，他可风光！我可不干！
“我改天照吧！今天只照你们俩！彼尔，你坐在树下那石头上吧！”我不由分
说，趁彼尔坐下，贝蒂站着的那一刻，咔的一下为他们拍了照，交了差，我就离开
了。（爸爸和贝蒂照的那张照片，现在放在他房里玻璃板下。原来是你照的，妈妈！
干吗那么嫉妒呢？彼尔的女儿终究是柳风莲生出来的呀！）
“风莲，”彼尔赶上来。“我和贝蒂可不可以和你一起逛逛？你可以做我们向
导！”
“很对，”贝蒂说。“风莲，那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他俩一唱一和。我突然“反美”了。美国的扩张主义、实用主义要用到我身上
了。（你们那时也有那么多“主义”吗？我还以为是我们这一代的“专利品”呢！）
但又不知如何拒绝。他们是冠冕堂皇的学生运动赞助人呀。彼尔的脑子只有一根弦，
是什么调子，就弹什么。中国女性脑子里多出的几根弦，常常叫他迷惑，他感觉到
我那天很冷淡，却又不知为什么。（彼利的脑子也只有一根弦。复杂的人情，繁琐
的世故，对他全用不上！我觉得好轻松！）彼尔一脸委屈的神色，我又觉得很可笑。
我们三人沿湖走着。彼尔和贝蒂买了小灯笼、剪纸窗花、年画。彼尔买了两朵
白色助学花，送贝蒂一朵，送我一朵。贝蒂插在她金色头发上；我别在桃红围巾上。
彼尔望着我和贝蒂笑笑：“两朵不同的花！”
我没有反应。那天我只充“向导”，带着他们看“好玩极了”的景象。一群学
生用《莲花落》的调子打着竹板唱“自助互助，助人助己；自救互救，救己救人”。
几个女学生摆地摊卖义卖品，都是学生们募来的物品：罐头、酒、灯罩、唱片、字
画、中西书籍、中西衣服、巧克力糖……艺术系的学生坐在湖畔石头上为人画像。
医学院的学生摆摊子为人种牛痘。女学生背着木箱为人擦皮鞋。锣鼓队敲敲打打。
两个女学生抬着磅秤为人秤体重。
两个男学生在黄里透绿的柳树下表演相声，连说带笑道出了真实故事：
“请问训育长，为什么开除我？”
“你行为不检！”
“什么行为？” ～
“在浴室唱歌，有伤风化。”
“请问训导长，为什么开除他？他生了一年肺病，在家休养。”
“他生了肺病，才不能捣乱呀！”
“没有捣乱，为啥开除他？”
“从前在沙坪坝时候……”
“那时候为啥不开除他呢？
“那时候正是中美三人小组和平谈判呀！”
彼尔哈哈大笑。三人小组和平谈判时候，他正在重庆，学生的相声和他的实际
生活配合上了，他就觉得格外有趣。那是他认为玄武湖游园会上最一好玩”的事。
“风莲，”彼尔说。“街上的助学活动，我们都看了。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
“中大歌咏队到酒家去演唱！”
“真的吗？”彼尔十分兴奋。“现在正是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时候，又是
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的时候。所有的酒家都是满满的。到哪一家去？”
“龙门酒家，雪园酒家，百龄餐厅，安乐厅……”
“安乐厅吧！”彼尔说。“客满，没地方，站着看吧！”
“放心，彼尔，你们美国佬去了，没桌子，也得挖出张桌子。不过，我可不
奉陪了。”
“风莲，”彼尔笑着用一根指头点我的鼻尖——那已是他对我的习惯动作了。
“你实在难对付！你非去不可！你非去不可！”他又是那一脸委屈的神色。
“好吧！你们先去，我把采访的消息送给《助学工报》。我就来。反正我也得
采访。”那“弦”外之音就是：我去安乐厅，并不是为了他彼尔。
“我们送你！”他那天老是“我们”“我们”的，叫人恼火。
“谢谢，不用送了。我骑自行车。”
“一定！”彼尔又一根手指头点我鼻尖。“一定来！我们在安乐厅等你！”
“不一定！”我骑上自行车跑了。
当然，我去了安乐厅，正是傍晚。安乐厅果然客满，身穿闪亮露肩黑袍的有名
女歌星菲菲正在台上唱《四季相思》。我一眼扫去，看到彼尔和贝蒂坐在台旁的一
张小桌上。我一进门，彼尔就看见我了，站起向我招手。
彼尔一见我面就说：“你们中大歌咏队呢？”
“我在门口碰到他们。五个男生，五个女生。他们已经得到老板的允许，等菲
菲唱完之后，他们可以进来唱三首歌；歌曲也经老板同意了。”
“今天是国民代表大会的宴会，两百多桌！我们进来，老板在这台下临时挤进
一张小桌子。”贝蒂得意地说。
我到后，饭菜就上来了。菲菲又上台了，唱苏三起解的《心头恨》：
心头恨何时了，阿母把奴去卖掉，
学了唱歌又学笑，媚公子迎王孙，
心头恨，心头恨。
……
心头恨何时了，往事如梦总难消，
人说洛阳花如锦，住狱中不知春，
心头恨，心头恨。
台下一片叫好声。彼尔一听中国女人歌声，就迷迷糊糊的。我将歌词大致译给
彼尔、贝蒂听了，并告诉他们苏三的爱情故事。
“这首歌唱的正是时候！”彼尔说。
菲菲唱完之后，应听众要求，又唱了一首《处处吻》。她唱的时候，还喷喷发
出接吻声。那时营业性舞厅已经禁止。舞池中有几对夫妻、朋友似的男女跳起舞来。
菲菲唱出了花草吻、虫儿吻、鸟儿吻、鱼儿吻、天上人间的吻。
听众又是一片疯狂掌声，呼哨声，甚至吻声。彼尔吻了贝蒂；转向我，我一手
伸出把他堵住了。
菲菲答谢之后，微笑等着听众静下来。
“今天有个特别节目：中央大学歌咏队演唱。在他们演唱之前。我要宣布一件
事：今天我的报酬全部捐给南京大中学助学委员会，帮助贫苦学生。”
彼尔嘘——的一下吹了声长长的口哨，跳起来叫：“好！好！”
我和贝蒂，还有一部分听众也拍手叫好。
菲菲走下台，中大歌咏队已站在大厅门口了。她走过去领着学生们走上表演台，
便退下台来。歌咏队的学生每人身上别着一个小小助学徽章，每人手里拿了一束白
色助学花。
“菲菲！”彼尔站起来毕恭毕敬鞠了躬——第一次。“我是彼尔·布郎，美国
记者。贝蒂也是。风莲是中大学生。你可不可以坐下来。和我们喝一杯酒。”（奶
奶可要撇嘴讲话了。）
“酒，不喝！谢谢！”菲菲说谢谢也是昂着头的。“我就坐下来和你们谈谈吧！”
有些人的眼光转向我们这一桌：一男一女美国佬，一个中国歌女，一个中国穷
学生——彼尔送我的那一朵白色助学花别在桃红围巾上。荒谬的一桌人！台上的歌
咏队开始唱起《风阳花鼓》，他们不要乐队伴奏。女学生背着红色牛皮鼓；男学生
手拿铜锣，左手锣，右手鼓，得儿飘得儿飘飘一得儿飘飘飘一飘地唱起来。
“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在酒家卖唱！父母死了吗？”邻桌一个富富泰泰、吊着翡
翠耳环的太太对同桌的男人说，大概是她丈夫吧！不知道。
菲菲扭过头对她说：“卖唱的也是人呀！”
“我说的不是你！”那女人说。“是台上那些黄毛丫头。她们．．．．．．”
“好啦！不要讲啦！”男人打断她的话：“共产党操纵！”
我向他们狠狠盯了一眼。
“吉普女郎，生得贱！”女人指桑骂槐。
我立刻站起，恨不得跑过去揍她一耳光。
“他们唱得正起劲！于菲菲按着我坐下。“别生气！听他们唱吧！”我狠狠望
了那女人一眼，转眼看台上。歌咏队反反复复唱《凤阳花鼓》。第二首是电影《桃
李劫》中的《毕业歌》。为毕业生而唱的歌竟唱给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听，想必也
是助学会的学生们用了一番苦心吧，唱来感动国大代表们。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胞们，同胞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那些“明天”的“栋梁”在六十年代的内乱中成了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
甚至反革命分子吧！妈妈，你这个“栋梁”不就是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吗！“栋
梁”给打歪了，砸倒了。剩下的“栋梁”又挺立起来了，可惜是“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的老人了。 这实在是“史无前例”最大的悲剧！）
毕业歌唱完之后，没人鼓掌。一片沉静。我低声将歌词译给彼尔、贝蒂听了。
这次彼尔可没有跳起来吹口哨。就在这一片沉沉的寂静中，歌咏队的十个学生唱起
了《卖花词》，改动了几个字，就成了他们自己的歌。边唱边走下台，三三两两分
别向听众送上一朵朵白花。这时菲菲忽然站起身，向我们说了声再见，就走过去拿
了一个大碗去收钱。我也跟着她走过去，也拿了一个大碗，和歇咏队的同学们一同
在桌子和桌子之间穿梭。
先生买一朵花吧，太太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助学之花呀！
买了花，救了青年，
先生买一朵花吧！太太买一朵花吧！
……
他们反反复复唱。许多人将法币往瓷碗里扔。我边走边收钱，听见各种议论。
“什么世界哟！《整顿学风通令》行不通嘛！学生不读书，跑出来卖唱讨钱！”
“他们只是唱唱歌，没有示威，没有暴动，把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四平街丢了，洛阳丢了，东北快完了，长春完全孤立了。学生们再闹下去，
整个国家就要完了。”
“……物价狂涨，米也买不到了！无论买什么，走进店是一个价；走出店，
价就涨了。店里伙计来不及换价钱标签，信口胡说个价，你也得买！”
“……中央党部、组织部里也有共产党呀！他们随时可以过江。不是别人凶，
是我们自己太腐败了。我们也搞工运、学运，就是行不通！别人搞什么都成功！这
些唱歌的，全是职业学生！地下共产党！”
“那也不见得！我家二姑娘就在玄武湖摆小食摊！我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
我不要她去，她说：‘好玩嘛！’只要不是示威游行，我让她去吧！”
歌咏队两个女生唱到彼尔、贝蒂桌边了。彼尔立刻站起身。
“我要向你们致敬！”他掏出一叠法币，买了两朵小白花。“这两朵花就送给
你们两位吧！”
那就是彼尔！灵活得逗人喜欢，他常有这种令人意外的可爱举动。
两个女生咯咯笑。“那怎么可以？我们是卖花的呀！”
“你也可以拿去再卖给别人呀！”
她们俩互相望望。
“说得对！我们可以卖给别人！谢谢你！美国朋友！”
歌咏队的小白花全卖光了。他们离去时，乐队奏起了《蓝色多瑚河》。彼尔和
贝蒂手牵手走过去跳起舞来。
我没说再见就走了。外面下着漾漾细雨。
我骑自行车回宿舍；启亮正站在宿舍门口。
“启亮！”我老远就叫了起来。“这么晚了，又下雨，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你”。”启亮向我走来。
我停了自行车。
“散散步，好吗？”启亮撑开一把大油纸伞。
我们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兜圈子。雨仍绵绵下着。
“近来风声不好，又有一些人失踪了。夜晚十二点钟戒严，下关和郊外八点就
戒严了。警察局通知老百姓不要随便出门，因为随时要查户口。”
“我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说。“我又不是共产党。”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启亮说。“你还是小心点好。”（欲加之罪，何患
无词！大右派，牛鬼蛇神，不就是因为莫须有的“词” 而成了“罪”人吗？）
“启亮，你太谨慎了。你还是象牙塔里的大少爷！”
他笑笑。“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迟疑了一下。“你好久没写信回家
了，是不是？”
“太忙了。”
“伯母给我来了信，很担心，怕你搞运动。叫我来看看你。”
“这次你可真是奉伯母之命了。”我笑着说，不忍心再伤他。“我懂得妈妈的
意思。她人在汉口。却在南京为你我拉线。兵荒马乱，要我赶快嫁给你。”
“你要嫁给我吗？”启亮透着调侃的口吻。
“你要娶我吗？”我反问他一句。
“风莲，就是你肯嫁给我，现在我也不敢，也得等大局安定。放心，我不会抢
亲的。”他笑了笑。“风莲，你和彼尔很好，是吗？”
“我们认识很久了，在重庆就认识了。我和他，也好，也不好。”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信任美国人的感情。他们对女孩子不是那么认真的。”
“我们从医院一道出去吃晚饭，他谈到你。”
“谈什么？”（别急啦！他的女儿在此作证：他爱上你啦！）
“他说，他很喜欢你，但他摸不着你的底。你忽冷忽热。因为你是中国女孩子，
他不知道怎么对待你。”启亮笑了。“他说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从一个性开放
的社会，到了一个性关闭的社会，他就成了无性了。”
“你倒成了他的知己了。”
“老实说，我很尴尬。他那么认真，我说不出口：我也喜欢你。是我把他心里
话挖出来的。”
“他没怀疑你吗？”
“他那次问我：‘你是左派？还是右派？’直截了当。这次他根本没问我，直
接下了定论：‘你喜欢风莲！”
“你怎么说呢？”
“我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兵荒马乱，没有资格谈恋爱。”（中国人脑子
的弦到底多几根！天真的爸爸！）
“启亮，慢慢来，好吗？和你相处越久，我就越喜欢你。”
他转头深情望着我。
“隔在我们当中的是八年抗战，还有，我妈，你妈！现在我有些认识你这个人
了。你对我太好了。只有一点……”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是个冷血动物，生活在象牙塔中。”
“对！启亮！你自己说！对不对？”
“无可奉告。”他笑着说了一句外交词令。
在毛毛雨中，我们在场地上默默走了一圈又一圈，在启亮的大油伞下。
（十四）1948年5月、南京
“五·二0纪念大会”的巨大横幅，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黑白分明——
白布黑字，就像出殡的挽联，给人不祥的预感。中央大学礼堂门口两旁贴着形形色
色的标语，壁垒分明。
“伟大的五月，是历史上中国学生的五月！”
“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反卖国的传统精神！”
“反迫害，反卖国，反美扶日，是全国南京大中学生的要求，是全中国大中学
生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要生存，反饥饿！”
“要和平，反内战”
“要民主，反迫害！”
“警告败类分子——忠奸不并存！”
“共党职业学生的成功，就是纯正学生的失败！”
“要求政府依法严惩共党分子及其同路人！”
“为国救亡，为党雪耻！”
“反对罢课！反对示威！反对‘纪念’！”
“要求政府解散中央大学！”
中大礼堂门外就是那么一片火药气。走进礼堂大门，就是展览会，一部分展览
了美国扶日问题的资料和漫画；另一部分展览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学生运动资料：
照片和各种文献。
纪念大会八点开始，但在五点晚饭过后，南京各校学生就陆续到达了。七点多
钟，礼堂已经挤满了人。纪念会准时开始，大会主席致词，他用响亮而清晰的声音
叙述“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当代青年的五四精神。（中国年轻人和“五”
“四”这两个数字结了不解缘。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属于“四”“五”运动的。且
看那两数字再怎么变法？）
听众中嘘——嘘——声，此起彼落。
“同学们，请安静！”台上一位同学对听众说。
主席继续讲下去。“……在我们面前，已有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流血死了……”
（四五也一样！历史可不能再重演了呀！）
“死得好！”台下有人叫嚣。
“嘘一一别捣乱！”
我坐在会场前面，回头看“捣乱”的人。彼尔和贝蒂坐在记者席上。两个“美
帝”也来了。今天的纪念会目标之一，是反美扶日呀�
“……一个人倒下了，千万人站起来了……”主席讲下去。
一阵鼓掌声。
“你也要倒下去！”台下又有人大叫。
“……抗战八年，多少中国人牺牲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但是，胜利以后，中
国又面临一个新的民族危机，日本军阀在美国扶持下又要复活了……”
“不是美国援助，你今天哪有饭吃？”
“……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奴才走狗！”主席大声说。“我们背后有
全中国的老百姓！”
我回头看彼尔和贝蒂。彼尔正低头挥笔急书。他一抬头，正好看见我。我们微
微点头笑了一下。我从心里佩服他的勇气。
热烈掌声中，夹杂着叫嚣：“我们又不是你的老百姓！你下台吧！别噜苏啦！”
“主席！”台下一个学生站起来。“特务、职业学生，捣乱大会，破坏秩序，
他们应该滚出去！”
“请大家镇静。”主席心平气和。“表演马上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典型犹
在’——袁世凯登基。”
台下一片哄笑。我身边的同学低声对她同伴说：“今天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宣誓就职的日子。”
一片寂静。台下灯光集中在开路的卫兵身上；每个人胸前贴着一个标签：“土
豪劣绅”，“民意代表”他们一走出台，台下又是一 片哄笑。
袁世凯穿着登基的大礼服，十分威风地走出来了——就在那一瞬间，全场电灯
熄灭。整个会场漆黑一团。只听一个人站在坐位上大叫一声“打呀！”会场立刻变
成战场：拳打脚踢，挥棍舞棒。门板破裂，玻璃落地。满场惨叫、呼救声。说时迟，
那时快，我的头发突然被一只手揪了起来，拳头揍在我脸上，身上。同时，我听见
一片杂乱的喊叫——打手和被打人的对话。
“张立强！是我呀！你打错了人呀！我们是自己人呀！我是老丁呀！”
“我就是要揍你这个共产党尾巴！老丁！对不起！”
“特务！特务！徐立志是共产党特务！打！”
“徐立志是国民党特务！打！”
一阵紊乱之后，会场的灯又亮了。
“不要打！不要打！”主席的声音。
“我就要打你！”
“讲道理呀！别打呀！”
“和共产党尾巴，没道理可讲！打死你再说！”
有人报之以嘘——声。
“你他妈的！你敢嘘！我就打你！”
许多人倒在地上，一位同学被打得吐血。有人将受伤的同学抬出去。打我的人
自己被人抓过去挨揍了；我就趁机从礼堂跑出去；跑出礼堂门口，后面有人向我追
来，一面大叫：
“共产党尾巴！你跑不了！”（“反革命分子”，你也跑不了！）
就在那一瞬间，杀出了个程咬金——启亮不知打哪儿冲过来了，拦住那人。两
人拳打脚踢殴斗起来。
我跑呀，跑呀！跑出学校。校外有许多警察、便衣人员巡逻。我又不敢回宿舍，
许多同学就是在半夜从宿舍里抓走的。我沿着成贤街走——不能跑了，我得镇定，
若无其事地走着。一个卖烧饼的小贩指着一条小巷对我说：
“向那边走，没有警察。”
我转进小巷，一个人家的门正好开着。我走进去：屋里一个女人在梳头——长
长黑亮的头发披在背后。
“我突然犯了老毛病：心口疼。我可不可以在你家里坐下来歇一下。”我说的
是实话：心口疼。
她对我一笑。“你躲在我这里，没有一点问题。我男人就是警官！”
我转身要逃出去。
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叫我在椅子里坐下。“我的男人和你们学生无仇无恨，
他根本不忍心伤你们。上面的命令。没办法！”
我半信半疑地在“虎穴”留下来了。她也许是代夫立功吧！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但我犯了什么罪呢？那片刻我的感觉是荒谬、恐惧、猜疑、气愤、不平。果真我中
了那女人圈套，被警察抓进牢里，那也是件冤案啊！（总归有一天会“冤”到你头
上！）我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激烈分子。“左派仁兄”——这也是我们在内战中
惯用 的术语，批评我不够积极；甚至有人骂我是“亲美汉奸”。
我愣愣坐在那长发女人家里，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对我说话，我只是
点头、摇头，说不出话来。
全副武装的警官走进屋了。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女人把他拉到另一间房里低
声说了几句话。
警官走过来问我：“你在纪念会上干什么？”
“你看她发呆的样子，”女人指着我说。“你们警察作的孽呀！”
“你在纪念会上到底干什么？”警官毕竟是“警”“官”，说话就是恐吓人的
口吻：透着“警”告；透着“官”腔。
“我——我什么也没干，去看表演。”
“你打人了吗？”
“我被人打了。”
“你捣毁会场的东西吗？”
“没有。”
“你是不是共产党？”
“不是。”
“是左派打你？还是右派？”
“会场漆黑，我看不清楚，不知道是谁打我。”那也是真话。
“没事情了，”他对他女人挥挥手。“学生们全散了。”
“抓了人吗？”他女人问。
“抓了一些。学生们对我们警察大叫：警察学生是一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警察拿出良心来！我们了解这些道理。但是命令可不是道理呀！不执行命令，一个
月几斗黄糙米也没有了！搞得不好，说不定扣上一顶红帽子，那就要命了。”他望
望我。“不要怕！你就在我家里住一晚吧！你在我这里最安全了！”他自嘲地笑笑。
“你在这里，宪警来了，要抓人，就会先抓我！”
在他那自嘲、温暖的一笑里，我冻结的恐惧完全融化了。我边笑边流泪，不
住他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
我在赵警官家的竹躺椅上睡觉；睡不着，惊魂未定，又挂念启亮。不知道他
是否给抓走了。没想到他还有英勇的一面，他在我印象中本是个象牙塔里的“大少
爷”。他好像总在暗暗保护我，我错怪他是“奉父母之命”。我也想到彼尔，混乱
之中，他和贝蒂不知如何逃走的——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疙瘩。我不应该将彼尔的小
殷勤、透着点儿挑逗的小姿态看得太认真。美国人就是那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准备回学校。
“你再留一天吧！”赵警官，大个，尖削鼻子，细狭眼睛，抓人的时候像老鹰
抓小鸡吧。“今天还靠不住，我去局里看看动静，晚上回来就知道了。”
“麻烦你，赵先生，请打听一下，被抓的人之中有没有一个叫孙启亮的？”
“他是共产党吗？”
“不是，不是！我被人打的时候，他救了我。”
“我们的任务只是抓人。把人交上去了，任务就完了。再说，” 他笑了一下。
“我可不能当内奸呀！”
我心一怔。我将孙启亮的名字告诉了他，岂不是不打自招吗？赵警官会不会
因此把启亮也加在黑名单上呢！他留下我，也许就是变相的扣留。我的命运还是个
未知数。乱世的世道人心，谁也猜不透谁，谁也不信任谁了。（这岂不就是十年浩
劫的情况吗！）我也只是听天由命了。
赵大嫂做饭，我就给她帮忙。我吃她的饭心也不安：米价猛涨 早在四七年杭
州、无锡、成都等地已发生抢米风潮了，人民买不到米。但我实在饥饿，黄糙米饭
也可扒下三大碗；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又缺油水，米饭也就特别香。（饥饿的苦，
我们这一代人也尝过了。妈妈，你讲的“历史”，我很熟悉呀！只是以前不知道就
是了！）我吃了一碗饭，推说没有胃口，就放下筷碗，口流馋水。赵大嫂是山东潍
县人；共军在四月底占领了潍县；在那以前已收复失去的延 安。我问她为什么一
见我，不同青红皂白，就收留我——我对赵氏夫妇仍存戒心，想在朴实的赵大嫂那
儿摸个底。
“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她说。“哪会个个学生都是共产党？我们也不要打内
战呀！我们也要吃饱饭呀！”她压低了声音。“有的学生，装进麻布袋，扔进长江
呀！”
赵大嫂常常到巷口去看成贤街动静。中央大学就在成贤街。
晚上，赵警官回来说：“中央大学学生代表到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部去示威，
控告他们训练职业学生，捣乱学生集会，殴打无辜学生。唉！”赵警官摇摇头。“
这年头，谁是无辜，谁是有罪，连抓的人也分不清了！”他指点着我。“你不要以
为我们当警察的全是坏人！打是打，抓是抓，命令嘛！心里可是另一套！唉！”他
摇摇头；“共产党？未知数！国民党？完了！没有希望了。”他若有所思。“这年
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今天你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你自己决定，要走，
天黑了再走吧！”
天黑以后，我从赵警官家直奔金陵大学去找启亮。他同寝室同学说，两天一夜
没见他人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抓走了吗？”我问。
“不会吧！他不参加任何活动，啃书本的书呆子！”
我在黑夜中怏怏走回学校，从文昌桥走回宿舍。
“风莲！”启亮从路边小食店窜了出来。“我一直在找你！”
“启亮！启亮！”我握着他的手，满心委屈，眼泪扑籁簌地流。
“来，来，吃点东西吧！”他带我走进四川小馆。
我小声告他躲在赵警官家里的情形。
“我怕你给抓走了。”他低声说，拍拍我放在饭桌上的手。“你安全，就很好！”
“我怕你给抓走了，启亮。我刚去金大找你。你安全，就很好。”
“这年头，谁知道？风莲，假若……”启亮的话给伙计端上一叠小蒸笼排骨打
断了。“吃吧，这家的四川蒸排骨可真是道地！来一点酒吧！庆祝我们——重逢。”
“启亮，”我说。“现在我有些懂了。以前我对你有成见。我们到南京以后，
才真正认识。抗战八年，我们错过了；你在华西坝的天堂；我在沙坪坝的人间。你
记得吗，抗战时候有几句常说的话：古楼坝——西北大学是地狱；沙坪坝是人间；
华西坝是天堂。”我举起小酒杯。“启亮！我们现在可认识了！”
他将酒一饮而尽。“风莲，我好不容易等到你说这句话。”他脸色转为严肃。
“风莲，你太单纯了，时局太复杂了。我很为你担心。你一定要小心。”
“你也得小心，启亮。”
他笑了。“我没问题。放心！我一向不参加活动，只参加一个五二0纪念大会，
就碰上你，又救了你！那也是缘分吧！”
启亮送我回宿舍，已近午夜时分。午夜就戒严了。
“风莲！”彼尔家的张大嫂正站在宿舍门口。“我找你找得好苦呀！你的同学
们都说你给抓走了！彼尔自己来过一趟，给学生轰走了。他才叫我来找你。你回来
了，就好了！再见吧！我赶快回去报喜！”她招招手就走了。大概因为启亮和我在
一起吧。
“彼尔真是关心你，风莲。”启亮和我站在宿舍门口。“他的确是个可爱的美
国人。我不怪你。只怪我们重逢太迟了！”
“启亮，还不迟。”（妈妈，你决不能抛弃爸爸啊！）
“那就好，我等着吧！”他盯着我。“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
天下起毛毛雨了。我望着启亮在雨中走去。
莲儿：几天没提笔，我终于找到老金了。（我要欢呼：亲爱的养我育我的爸爸！
欢迎你回家！我要飞回来看你们！）
“金炎，一九二二年生，原籍四川江津人。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一九六0
年四月，以为首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历史反革命”、“内奸”、“特务”
等罪，判处无期徒刑。开除党籍。一九七二年由重庆市监狱转新疆省劳改局，在新
疆省第一监狱服刑。终因心脏病突发，于一九七七年死于狱中。根据客观事实和有
关时代背景，金炎案为一大冤案，被错判无期徒刑，现郑重宣布平反昭雪，恢复党
籍。”
莲儿，这就是我找到的老金！（妈妈，我痛哭！我大叫：冤！冤！冤亲爱的爸
爸！）
老金呀！我的丈夫！你逃出了国民党的监狱，却死在你效忠、掏心、拼命的共
产党监狱里！你若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早就是八宝山的烈士了。现在呢？你得到平
反昭雪，恢复党籍。但是，太迟了！太迟了啊！
老金，你若早死两年，我也就认了。死在祸国殃民的奸邪手下，是理所当然的
事。但是，你死在一九七七年，你亲眼看到那些奸邪崩溃了，你也看到一些重大历
史事件的是非得到了澄清。你一定欣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也就是
你在大鸣大放时的中心思想。你说：“中央少数人执行的是错误路线，一意孤行。”
你还说：“列宁就是主张首先要搞好人民生活，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方法，
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现在证实你那时的思想是正确的。你一定也知道许多重大冤
假错案得到了改正。你一定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等待回家与你分别了廿几年的妻子
重聚。（还有你二十几年不见的莲儿。）但是，你等不到那一天就去了！你死得多
不甘心啊！你可知道你的老伴一直等着你吗？你可知道我做过多少你回来的幻想和
美梦吗？（妈妈——莲儿一定会回来的！一定！）极左 的余孽何时可完全肃清呢？
莲儿，我得躺下了。（你一定要再站起来，妈妈！你还有莲儿！你在爱情上是
富有的人：三份铭心刻骨的爱情。）
（十五）1948年10月、南京
莲儿，我又恢复工作了。这么多青年需要我，（莲儿也需要你，妈妈！）我必
须振作起来，好好利用我的风烛残年。
我要继续和你谈下去，莲儿。我从一九四八年我毕业谈起吧。我本应在一九四
七年毕业，只因休了半年学，后来又因学潮无心上课，就多“混”了一年。四八年
夏天我没回家，因为要找工作。毕了业，也就失了业。学生多半找不到工作。我终
于找到一份家教工作，教行政院一个大官的一儿一女，每晚去为他们补习英文，高
中毕业，就要到美国去了。中央大学提早放假，以免学生闹事。我虽已毕业，九月
开学后，仍住学校宿舍。学校里学生许多根本不来上学了；多出很多床铺，也没人
管。在校学生无心上课，搞讨论会、歌咏队、跳秧歌舞。南京表面看来平静下来了
——垂死的微弱喘息。夜晚九点左右，偌大的一座石头城（竟和爸爸的石头城同名！
石头缘。）死气沉沉；往日繁华的太平路、中山东路、夫子庙大街上，商店纷纷打
烊。报纸上不断有“转移阵地”、“共军大举进犯”某地的消息。共军已在东北发
动秋季攻势了。东北完了，华北靠不住了，徐州蚌埠也不保了。早在八月间政府改
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实行强制限价，各地发生抢购潮，市民买不到日常用品和米
粮，老板叫缺货。物价猛涨，金圆券贬值。在一片抢购声中，新街口充满黑市银元
小贩，形形色色的人挤在新街口中山东路邮汇大楼门口，把大把大把金圆券向小贩
换成银元。就是有金圆券也买不到东西，要它干什么？“袁大头”仍然是中国人的
传家之宝。马路两旁的商店挂着牌子：“整理货物，明日请早”，“同人聚餐，提
早打烊”，“修理门面，暂停营业”，“存货售磬，暂停营业”。
就在这时，在“全国动员勘乱条例”下，大批“经济犯”、“政治犯”和民主
人士遭到逮捕。
一天大清早，一位金大女生到宿舍来找我，递给我一张字条，没有署名；也没
我的名字：
立刻到彼尔家去！珍重！再见！
“孙启亮天亮以前被抓走了。你也在黑名单上。”那位金大朋友只说了那两句
话就走了。
我抓了几件换洗衣服，拾了个小包，跑到彼尔家。开门的是张大嫂。
“你气色不好，出事了吗？”张大嫂问。
我在沙发上坐下，喘着气：“彼尔呢？”但我心里却想着启亮，不知他现在哪
儿？正受酷刑拷打吧！我心一阵绞疼。
“他到北平去了，访问那儿的学生、教授，还有东北逃去的流亡学生。他说长
春完了，北平也不保了，现在不去就来不及了。听说北平、上海、南京到处在抓人
呀！”
“张大嫂，”我逐渐镇定了。“彼尔真信任你，他不怕你是做情报工作的吗？”
张大嫂哈哈大笑。“我做情报工作？我先生是东北军呀！他们不信任！”
我取出启亮的条子递给张大嫂。她看了一眼，脸色迷惑。
“孙启亮，你记得吗，和我来参加过彼尔的舞会。”
“记得！记得！跳舞跳得最好的！”
“很对！他是金大学生，刚刚被抓走了，请人暗地给我送来这张条子，说我也
在黑名单上，叫我到彼尔象来躲一躲。
“好！好！”张大嫂连声说。“他们不敢到外国人家里来。我把我的房间让给
你住。我晚上到侄儿家去。”
“不，不，张大嫂！”我急忙说。“你可不能走！现在一到晚上，街上凄凄惨
惨。就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才敢来。否则，那成什么话？”我意味深长地对她说。
她立刻懂得我的弦外之音。“彼尔是好人呀！再说，”她也意味深长地。“他
是真喜欢你！风莲。”
“你怎么知道？”
“有一次，我问他：彼尔，你知道，他不要我叫他先生先生的。每天他忙了一
整天回来，吃饭时候，就喜欢和我聊天……，”我笑了。“他要和你练习中文！”
“大概是吧！总而言之，天南地北，什么都聊。有一天，我说：‘彼尔，你为
什么不讨老婆？’他笑着说：‘我需要个中国媒婆。’我说：‘现在新时代，中国
人都不要媒婆了，自由恋爱。’他说：‘我既要自由恋爱，又要中国媒婆。’我问：
‘干啥要中国媒婆呀？’他说：‘我喜欢中国女孩子。’我立刻明白了：‘你喜欢
风莲！’他正在吃饭，笑得把饭也呛出来了，指点着我说：‘张大嫂，你真聪明！’
我心里可真高兴！两好合一好！你们俩成了家，该多美！我还可以给你们带孩子呢
……”（可爱的张大嫂！我没福见到你！你在哪儿？张大嫂！）
“张大嫂！”我大叫。“你越说越离谱了！”
她大笑。“男欢女爱，成双成对，天下太平，那才是人人要的好日子呀！我看
呀，你是步步设防，他是步步试探。”
“张大嫂，你是打哪儿搞来的情报？”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呀！”张大嫂笑了起来。内战期间，偷听收音机共产党
广播，就会常常听到清晰有力透着战斗气息的女广 播员说：“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张大嫂继续告诉我：“只要你在这儿，
彼尔就特别高兴，我看得出来：欢喜在心里。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谈到你。只要多
说几声‘风莲’，他就眉开眼笑。有一天，他问我：‘张大嫂，中国父母反对女儿
嫁外国人吗？’我说：‘这要看是什么外国人。北平强奸沈崇的那种美国水兵，NO！
大街上咔咔咔大皮鞋打得直响的那种美国大兵，NO！你这样爱中国人懂中国人的美
国人，Yes！我要是有个好女儿呀！就要她嫁给你！’彼尔大笑，他说：‘张大嫂，
别的中国父母也许不像你这样开明！’”
“张大嫂，”我说。“我妈就很紧张。她要的是‘门当户对’的女婿，可不是
个美国佬！”我突然又想到心里的那个疙瘩。“张大嫂，贝蒂常常到这儿来吗？”
她撇撇嘴。“美国女人是男人的吸血鬼！我可看不惯！贝蒂叫我阿妈、阿妈；
我恨不得叫他妈的、他妈的！”张大嫂哈哈大笑，仿佛那样一叫，她已经报复了贝
蒂。“她在这儿，我做了饭，就到侄儿家去了，第二天才回来。谁知道她在这儿干
什么？”
“啊！”我可知道贝蒂在这儿干什么；对彼尔心冷了一半。（为什么不全冷呢？
问题在此。）“张大嫂，美国男女太随便了。你现在可懂了，我为什么步步设防。”
（我们母女又有同样经验了。）
“你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我佩服！”张大嫂翘起大拇指。“给他美国佬一点颜
色看看！别让他占便宜！你是大学生呀！”
“你才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我未说下文就先笑了。“张大嫂，你是彼尔的管
家；我是躲在他家的‘逃犯’，你和我竟喧宾夺主，在彼尔家里‘民族主义’起来，
联盟对付‘美国帝国主义’！”
我突然发现我和张大嫂的谈话不由自主地用了当时内战的政治语言。人有人
言，兽有兽语。政治风暴中的人就有政治语言了。（此话有理。想想“史无前例”
的内乱语言吧！你到照相馆去照像：“为人民服务，照张二寸相。”“斗私批修，
二毛五。”你去买块肥皂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买块肥皂。”“狠斗私字一
闪念。三毛五。”）
我又在客厅沙发上睡了一夜。我做了一夜噩梦，梦见启亮脚镣手铐，望着我说：
“风莲，太迟了！”彼尔傍晚到家，正是晚饭时刻。张大嫂要给彼尔来一个“赛不
来兮”。她说了几遍，我也不懂。
她终于打了我一下。“哎呀！你这个学洋文的大学生不懂洋文！赛不来兮，意
外的惊喜嘛！”
我大笑。我好久不大笑了。现在做了“逃犯”，又挂念着启亮，反而大笑。人
真是荒谬啊！我问她如何给彼尔一个赛不来兮呢？她，拿出一个孙悟空的面具。显
然的，她在彼尔家成了当家主；彼尔那个小家完全由她支配料理。彼尔也乖乖听她
的话。难怪她说彼尔把她当亲娘！张大嫂又拿出她自己一条黑色绑腿裤——北方女
人冬天穿的那种裤子）裤腿上一根带子，从脚跟一道道绑上去。还拿出一件套头黑
毛衣，穿上那一套怪服装，戴上孙悟空的面具——不伦不类的孙大圣，只为叫彼尔
认不出是谁。张大嫂搞赛不来兮，大概是从彼尔那儿学来的吧！也就是“好玩”的
那种美国作风。我那有“好玩”的心情呢！
“张大嫂，我和你说呀笑的，心里可不是滋味。等启亮回来了我们来个赛不来
兮吧！”
门铃响了，张大嫂去开大门。我站在客厅里。彼尔提着小旅行箱走进屋，一眼
看见我，把小旅行箱往椅子上一扔，一把把我举了起来。
“风莲！风莲！我正担心，不知道你是否安全！北平好多学生被抓了。风莲，
一到家就看到你，真是个最好的意外惊喜！我也有个意外的惊喜告诉你！”
“好吧，你们谈谈吧！我做饭去了。”张大嫂走进厨房。
“风莲，”彼尔低声对我说。“你猜我在北平街上碰到谁？”
“谁？”
“金炎！”
“真的？他好吗？他在干什么？他会来南京吗？他还认识你吗？他问到我吗
……”
“风莲，别太兴奋了！且听我慢慢道来。第一，金炎结了婚。”
“啊。幸福吗？”
“很喜福。我看见他太太，很沉静的一个女人。我们一同在东来顺吃涮羊肉。
他问到你。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叫我问你好，并且说，等时局安定了，他立
刻就来看你。”
“啊。时局安定？哪天才得安定？”我将启亮被捕、我上了黑名单的事告诉了
彼尔，并且把启亮的字条给他看了。“不知启亮现在生死如何。他根本不是共产党
！”我顿了一下。“也难说。也许他是地下共产党，掩护得好，连我也不知道。”
我沉吟了一下。“金炎没出事，又结了婚，我也放心了。他在干什么？”我心里一
阵惘然。
“他改了名字，叫江枫，开印刷厂。北平城外已经有八路了。八路军到的城市，
不用打，就完了！一军一军地投降。共产党渡江是迟早的事了。他们已经宣布惩办
战犯的命令了。国民政府‘限价’行不通，现在又取销‘限价’了。抢米，罢课，
罢教，现在又加上罢工！我在北平访问了各党各派的教授、学生。右派学生已经不
敢明目张胆斗了。许多学生在扭秧歌了。”
“南京的学生也扭秧歌了。”我说。“彼尔，你打算回国去了吗？”·
“我要在南京尽可能留下去。就像下棋一样。棋局大势已定，但我要看到底。
我最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要看他们如何面
对这个巨变。譬如你，风莲，初在重庆见到你，你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桃红，”彼
尔笑了一下。“现在，你！躲在我这个美国佬家里……”
“做逃犯！”我为他填空。
“可爱的逃犯！”
“彼尔！我收到启亮的条子，心慌意乱，立刻跑来了。明天我就回家！”
“你一走出我家的门，就没保障。这儿就是你的家！只要我能保护你，决不让
你走！”（妈妈，你是有福的，三个爱过你的人都是要保护你的人！只是很快他们
都消失了。现在要保护你的是你的莲儿。）“风莲，今儿晚上不谈战争了。我们轻
松一下吧！”
电话铃响了。彼尔拿起活筒。
“晦，贝蒂！你好吗？……我刚刚到家，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去北平一趟，
收获太大了！……要告诉你的话太多了……你现在就来吗？……我太累太累了，明
天，好吗？……好，下午六点，百龄餐厅见！”
彼尔开动了留声机的唱片。调了两杯酒，自己一杯，递了我一杯。我们在沙发
上坐下。
“什么酒？”
“杜松子酒。”
“太强了。”我浅浅尝了一口，把酒放在沙发边小几上。
“胜利那晚，在马车上，在嘉陵江边，我、你、金炎喝酒聊天。我永远记得。
真巧，我在北平又碰到金炎了。”
“他对你谈到如何逃到延安、如何又到北平的事吗？”
“没有。也许因为有他太太在一起吧！他只说现在只顾温饱，对政治没兴趣了。
他还说：‘我现在是商人了。’”
“啊，金炎也变了。我们全变了。只是各人走的道路不同。我不见到他，还好
一些，保留原来赤胆忠心的金炎形象。”
“我们见了面，还是有谈不完的话，到底是老朋友嘛。我还对他说：‘金炎，
在重庆分手时候，我说过：我再回到中国，无论你在哪儿，我要去看你。今天果然
看到你了！这是我到北平最大的乐事！’他开印刷厂，认识许多人。他还介绍我会
见几位教授、学生 谈了话呢！”
唱机上播出琼尼·固特曼的爵士音乐。彼尔跟着轻轻哼。
“我突然感到彼尔的家是四面楚歌中的一个小小“世外桃源”。那儿的气氛和
整个南京，和我的学校完全不同。彼尔从历尽战乱的中国人群，回到这个小家，立
刻就是个轻松的美国人了：酒，音乐，“好玩”一下子。我突然有“外来人”的感
觉。（你到底是在自己的石头城里呀！请到这个石头城来看看！妈妈，“外来人”
是什么滋味？）
“彼尔，”我说。“你现在回到美国了。”
他对我点点头。“很对。从石头城回到石头城！我跑了半个地球，还是在石头
城！我可以闭着眼，画出我的家乡。”他拿起笔和纸，在茶几上画着。“这儿是娥
普西河，这儿是布郎山庄，这儿是杂货店……”他画了一会儿，放下笔说：“我妈
妈封封信催我回去。美国报纸上不断有中国内战消息，爱荷华报纸上有我写的许多
学运报导。我妈妈说，她常做噩梦，梦见我在中国死了”（我有些了解做母亲的心
情了。我应该对奶奶尽量容忍。）彼尔大笑。“她想象南京就是战场，我就在枪林
弹雨中。”
“她若知道你收留我这个逃犯，可要更紧张了！”我笑着说。（妈妈，隔了半
个地球，你可把她看透了！）
“一点也不错。风莲，我希望有一天，你去看看我的石头城。风莲，”他放下
酒杯，严肃地望着我。“我要你知道我是真喜欢你。‘爱’，那个字，我不敢随便
用。你来了，我非常高兴。你安心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吧！”
“我对你也许不方便。“我想到贝蒂，想到张大嫂的话。”我不要扰乱你的生
活。等抓人的风头过去了，我就走。”（千万别走！妈妈！）
“不行，你不能走出这大门一步，安全第一，不能冒险。”他说着，走出客厅，
到院子里去了一遭，回来关上客厅的门。“我把大门上了锁。大门外，院子四周，
我看了一遍。没有人。风莲，今儿晚上，在别人家里躲藏的学生，不止你一个。中
央日报公开说‘达官贵人的公馆成了职业学生的租界’；公开要、逮捕好些上层人
物的儿女。‘勘乱大队’提出的口号是‘上方宝剑，先斩后奏’。你安心在这儿待
下去吧！我的书房给你，堆满了书和资料，但那儿有一张床，本就是准备来了朋友
用的。”
“但是，”我尴尬地。“我不能要你养活我呀！我非常非常不安。”我思索了
一下。“彼尔，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吗？我可不能白吃你的呀！”（白吃又有什么关
系！他的女儿是你生的呀！）
他的眼一亮，“你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再也没有比你更适当的人了！我在中国
这一年多收集了许多许多资料，你帮我整理整理，好吗？全是关于学生运动的资料：
书籍，报纸、杂志、笔记……堆满一间书房！我根本没时间整理！”
“好，彼尔，那个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我也喜欢做。我就做你助手吧！”
他仰天作长啸状：“天上掉下来的福星！我太幸运了！”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风莲，一言为定！”他握着我的手把我慢慢往他身边拉过去，轻轻吻了我一下。
（好！早该采取主动！）
电话铃又响了。
“哈罗……贝蒂！大使馆晚会吗？今晚我实在太累了……不，不，我不能去了
……我要好好睡一觉。对不起，你一个人去，好吗？……明天见吧……好，一定！
再见！”
（十六）1948年12月、南京
“京、沪治安机关破获共党所布置颠覆政府之秘密组织。根据‘全国总动员勘
平共党叛变方案’，孙启亮、李左明、邱如火三人依法判处死刑，今日伏法。”
我倒在沙发上痛哭失声。
彼尔从我手里抢过报纸。“什么事？什么事，风莲……啊！孙启亮完了！孙启
亮！多好的一个人！多好的一个人！他真是共产党吗？他真是共产党吗？”
“太迟了！太迟了！”我嘤嘤哭泣。“我对不起他。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他
是我的救命恩人。”（妈妈，你生命中三个男人，阴错阳差，都是“太迟了！”我
应该把握现在，不要让过去成为未来的障碍。妈妈！你的生命历程帮助我认识了自
己的生命历程。我对于你，也可以说：“太迟了！亲爱的妈妈！”天各一方，我才
开始了解你；也开始了解自己。我应该更信任人一点。）
彼尔在沙发上坐在我身边，没有说话，脸色肃穆。我已止住哭声。沉甸甸的静
默——灵堂上向死者低头志哀的静。半晌。彼尔撩开搭在我脸上沾泪的头发，为我
抹去止不住的泪水。他双手捧起我的手，轻轻地揉，揉，揉。
“他很爱你，我知道。”彼尔说。“我们谈过你。也许是因为他的任务，他不
要连累你。”
我突然清醒了，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回想起他偶尔说的一两句话，我现在
才明白。彼尔，你说的对，他不要连累我。”我沉吟了一下。“彼尔，他是孙家长
子；他家里人可受不了这个打击！我 要马上回汉口去。”
“不行。他处了死刑，你的罪就更严重了！我决不让你走！”
“我有何罪？我有何罪？”泪水又涌出。“有家归不得！”
“南京市在十二月十号举行户口总检查，以后随时会有户口检查。别的城市也
一样。你回到汉口去？决不可以！”电话铃响了。
“哈罗……贝蒂……我知道，很多人回国了……我知道，交通工具难找，车站
秩序大乱，飞机票用黄金买……别担心，贝蒂，到时候我们可以开车到上海去……
今儿晚上？……我很累……你到这儿来，好吗……好，再见！”
我在彼尔家已经一个多月了。彼尔对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彼利也如此！他怎
么这样像我爸爸？奇怪！他们从没见过面！）贝蒂和彼尔常在外面会面，吃饭，一
同参加鸡尾酒会。谁知道是什么“会”？也许是“幽”“会”！贝蒂只到彼尔家来
过两次；他们一同参加晚宴后，来彼尔家喝酒。为什么只来两次？不知道。他们也
可能到贝蒂家去“会”一“会”。她来了，我就关上书房门，为彼尔整理资料。第
一次贝蒂发现我住在彼尔家，很是吃惊。彼尔解释说，我为他整理资料，为了争取
时间，我就在那儿住下工作。彼尔并没告诉她，我是一名“逃犯”。他们之间，仿
佛是贝蒂对彼尔“穷迫不舍”。彼尔呢？我就摸不透了。他和贝蒂是乡亲遇乡亲，
说话也好听；他们又是同行。而且，男人嘛！我要说：“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他们碰上女人就“弱”了，招架不住“穷追不舍”的诱 惑。彼尔对我从不提贝蒂。
我对他们的约会装着蛮不在乎，但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不自在。贝蒂和彼尔见了面，
总是亲亲嘴——美国人的见面礼。但他们亲嘴时另有一份“亲”；“亲”到什么程
度呢？从贝蒂对我态度的改变就可看出来。以前她和彼尔一样，需要我这个中国人
做通道，对她的记者报导工作有帮助；她对我是友善加上好奇。自从我搬进彼尔家
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就不同了：冷漠加上敌意。她大概以为我找上门来挑逗彼尔，
赖在他家不走了。（奶奶绝对欢迎她！她们反应一致。难怪她和爸爸在玄武湖照的
像，现在还放在爸爸房里玻璃板下。他们在一起，在中国在一起，对奶奶也是一种
安慰吧！甚至于是对中国人的否定！尤其是对你的否定，妈妈。）
“中国女人专找美国男人！”贝蒂有天晚上在彼尔家说。“我的朋友许多都有
中国女人，在美国有老婆、有孩子。这儿屋子里挂着老婆孩子的全家福照片，却和
中国女人睡觉！离开中国，一声拜拜， 就走了！有的还留下私生子呢！”（天呀！
两代人，一个论调！奶奶一定拍手叫好！）
我没做声，站起身，冷冷说了声晚安，打算走进书房。
彼尔说话了。“中国人骂我们是‘丑恶的美国人’，就是那种美国人制造的丑
恶形象。”
贝蒂猛吸烟，在烟灰缸里猛磕烟灰。
现在，贝蒂又要来了。张大嫂那天吃完晚饭回侄子家去了，没有回来，只剩下
我和彼尔两人。我正将初步整理好的一部分资料给彼尔看。门铃响了。我起身要走
进书房。外面下着雨，偶尔闪过一道轻微的电光。
“风莲，不要走！”彼尔说。
“贝蒂也许要和你单独谈话。”
“我和她谈的话，你全可以听。”
彼尔出去开门，和贝蒂一同走进屋，帮她脱下湿淋淋的雨衣。
“嗨，贝蒂。”我抢先和她打招呼。
“嗨，”她淡淡应了一声，转身望彼尔。“对不起，我打断了你们谈话吗？”
“没有，贝蒂。”彼尔说。“我们正看风莲整理的学运资料。你要喝什么？贝
蒂！”
“杜松子酒。”
“风莲，你呢？”
“我什么都不要，谢谢！”
“风莲，”贝蒂说。“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和彼尔单独谈几句话？”
“当然！”我从椅子里站起身。
“贝蒂，”彼尔说。“是我要风莲留下来的。”
“但是，我——”贝蒂指着自己胸脯。“需要点儿隐私。”
“彼尔，”我说。“你和贝蒂谈谈吧！我必须给我母亲写信。”我转身往书房
走。
“风莲，别走。”彼尔转身央求贝蒂。“为什么不能三人一起谈谈呢？”
“好，风莲，”贝蒂说。“请别走！”
我站住了，回头望着她。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贝蒂说。“风莲！”
“请说吧！”
“我——爱——彼尔。”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因为你也爱他。”（聪明的贝蒂！我完全同意！）
“贝蒂！”彼尔那一声贝蒂透着央求、责难和惊讶。
我目瞪口呆，冷不防被人在背后打了一闷棍，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告诉你，风莲。”贝蒂一个个字斩钉截铁。“彼尔和我非常非常亲密；我们
谈过婚姻。（我抗议！）现在，”贝蒂转向彼尔。“彼尔，亲爱的，你得做决定了。
南京人人都在准备逃亡！徐州丢了，共产党很快就要渡江了；北平已经发生战争了，
飞机场也停了。美国公民十分之八九都回国了，只剩下大使馆的人和记者了。我打
算两三天之内回国。彼尔，”贝蒂两眼向他逼去。“你要我，就一起回国！”
“贝蒂，”彼尔神色苦恼。“我现在还不能回去！”（当然！但是啊，爸爸，
你若在那时回了美国，也不会丢命了。连我也矛盾起来了。）
“彼尔，你说！你要我？还是要她？彼尔！你说呀！你要我？还是要她？彼
尔！你说呀！”
彼尔低头望地板，不做声。
我本想冲进书房。但我仍然稳稳站在那儿。在那一刻，为了我女性的自尊，
为了我中国人的自尊，我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我一 定要战胜贝蒂！（妈妈万岁！）
“彼尔，你说呀！你要我？还是要她？我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彼尔，彼尔，
你听见了吗？你要我？还是要她？”贝蒂歇斯底里大叫。（我若是个男人，也会被
她吓跑了。）
我默不作声，只是稳稳站在那儿。（战术高明！）
“彼尔，你不能说话，对不对？”贝蒂两眼冒火。“风莲，你站在那儿！别动！
我站在房门口。彼尔，你在我们俩之间。你要我，就走到我这边来。我们马上一起
回国！你要她，你就走到她那儿去！我立刻滚蛋！永远不见你了！”（干脆得漂亮！）
贝蒂说完，走到客厅门口。
雨点大颗大颗打在玻璃窗上。电光一闪，轰隆一声雷响。
我定定站在房间这一端；贝蒂定定站在那一端；彼尔定定站在房间中央。我们
全没说话——三颗定时炸弹。彼尔低着头，一脸委屈神色，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
子，无缘无故遭受严厉处罚。
“彼尔！”贝蒂催促他。
他慢慢抬起头，深情地望着贝蒂。
我战败了。大局已定：他将走向房间那一端。
“贝蒂，亲爱的贝蒂！”彼尔泪眼汪汪。
我宁可坐牢！马上离开彼尔的家！我终于战败了。
“贝蒂，”彼尔泪光闪闪。“我对不起你。”
我和贝蒂等着他说下去。
彼尔没有说话，慢慢转过身子，向我走来，用同样深情的眼光望着我。
贝蒂冲出屋子，冲进雷轰电闪的大雨中。
彼尔走到我面前。
我情不自禁倒在他怀中，不断低声叫着：“彼尔，彼尔！”
他吻我的额头、脸庞、鼻子、嘴、耳朵……一面啊——啊—— 地说。“风莲，
我等了好久了。”
他两手将我抱起，走进卧房，就像洞房花烛夜新郎抱新娘子走进洞房，快乐，
庄严。（原来我的生命是那样创造的。我就应该快乐、庄严地活下去。）
彼尔将我抱到床上，解开我的衣服。
一道强烈的闪电，照在床上，照亮我们的身子。
轰——的一声霹雳。（庆祝你们的结合！没有婚姻的爱情是合法的。现在我懂
了：爱情包含手足之“情”、朋友之“情”、情欲之“情”——那样的情欲是美丽
的。）
（十七）1949年3月、南京
“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军总部迁到
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西苑
机场举行盛大阅兵式……”
“……长江北岸，共军发动攻势……李代总统取消全国戒严令，解除报章杂志
禁令，释放政治犯，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建立了统一的中华全国学联，并通
过了目前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决议案……”
“……李代总统承认共党所提‘和谈八条件’，可作为和谈基础……”
我和彼尔开着收音机整天听局势的变化，就是在一天之内，全国局势就不断有
变化。石头城已成一座鬼城。（这儿的石头城早成了鬼城！巧！巧！爸爸生在“鬼
城”！死在“鬼城”！）各校校园一片秧歌声——彼尔去看过。他很遗憾不能去北
平采访中华全国学联的开幕会议，南北交通早已断绝了。南京的人要走的，已经去
了广州、香港、台湾。火车轮船飞机票都由黄牛操纵，买票得用金条；就是金条，
也没票了，有人订票订到半年之后。二月间，国民政府迁广州，裁掉一批公务员；
遣散费也不够维持生活。
张大嫂的侄子是财政部审计处的一个小职员，也被裁掉了。
“他们同事流行一句骂人的话，‘你下一辈子还干公务员！’那比骂人祖宗八
代还厉害。我侄子到夫子庙的奇芳阁酒楼，大鱼大肉，大吃了一顿，吃完了，茶房
开帐收钱，他跳起来大骂：“王八蛋！你还要钱！达官贵人来吃，还不是刮老百姓
的血汗钱！老子干了一辈子小公务员，他们要逃命就把老子裁掉！难道老子不吃饭
吗？’”张大嫂讲得有声有色。
虽是悲剧，我和彼尔也不禁笑起来。她刚从侄子家回来，捎来母亲的信。自从
我逃到彼尔家以后，她侄子家就是我的通信处。母亲还以为我住在那儿呢！我们通
信都不提启亮的事，害怕邮件检查。她信上只是说：“伯父因丧子之痛已过世。”
这次来信，她催促我回家：“……处此乱世，我母女相依为命，就是讨饭也守在一
起……”
“我母亲要我回家。”我对彼尔说。
“风莲，我再说一遍：我们结婚！”他搭在我肩上的手臂将我拥过去。我们坐
在长沙发上。“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和我一同回美国去！”
“不行！我的母亲！我扔不下母亲，也离不了你，彼尔！”
彼尔低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风莲，我决定了：你和你母亲都到美国去！
（天呀！那可要天下大乱了！）交通，我去想办法！”
“彼尔，”我抬头无奈地望着他。“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你一个人走吧！”
他盯着两眼向我走来。“你以为我可以一走了之吗？你以为我是那样不负责任
的人吗？我要的是你——呀！你——你——我已经娶了你了！你是我的妻子！不需
要任何仪式，不需要任何法律，不需要任何家长同意。我们相爱地生活在一起，那
就是仪式。”（你的女儿可同意！）
我苦笑了一下。“彼尔，我和你，现在生活在乱世的‘世外桃源’中；现实生
活可不是那么回事呀！我必须得到我母亲同意！她决不会同意！”
彼尔无奈地摇摇头：“你自己的幸福，你自己的一生，为什么要母亲同意？风
莲，老实说，你别生气：我的母亲就不会同意！（先见之明！）我就会告诉她：
‘妈，我爱你！但我的生活得由我自己做主。’（爸爸，快回来告诉她吧！）风莲，
你和我，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很快乐的小家庭，我们会有很可爱的孩子……”
（可‘爱’的孩子成了需要‘爱’的孩子。）
我笑了。“彼尔，你想得实在美！”我思索了一下，一咬牙。“彼尔，我决定
了：我们一起去汉口，要求母亲同意。”
“风莲，”他走过来，在沙发上坐下，把我一把搂住怀里。“我的妻子！我亲
爱的妻子！哪天走！我得去找飞机票！”
“明天就走！”（妈妈，我要学习你的果断。）”
彼尔思索了一会儿。“明天不行。四月一号，南京的和谈代表到北平去。代总
统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敢，章士刽一共五位和谈代表；共产党那边代表
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听说南京学生要到机场去送行。我要
去机场看看。过了四月一号，哪天走都可以。”
四月一号，彼尔离家前，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风莲，我走了！乖乖在家等
我。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
我笑眯眯拍拍他刚刮过络腮胡的脸，像哄孩子似地。“彼尔，你怎么突然这么
哀怨起来了。”
“风莲，记着。”他望着我严肃他说。“我——彼尔·布郎，爱你的优点，也
爱你的毛病；爱你的眼睛，也爱你的脚丫子。爱你的宁静，也爱你的疯狂。爱你的
忧郁，也爱你的明朗。还有一点，很重要！”他望着我的眼神仿佛正在抚摸我的身
子。“我爱你的脑子，也爱你的身子——你的脑子非常聪明，你的身子非常性感。”
（天下有几个这样懂得爱的男人？）
“彼尔。我的丈夫！”我倒在他臂弯里；然后把他一把推开。“走吧！你好像
要远行的样子。你只是去南京启德机场呀！一下子就回来了。我等你回来吃午饭。”
“好！再见，风莲！”
彼尔中午没有回来。我等到下午两点多种，张大嫂也着急了。我听见收音机广
播。
“……张治中和谈代表团今日赴平。六千学生去机场送行，和军警发生互殴事
件。两方均有死伤……”
“张大嫂，张大嫂！”我跑到厨剧了口。“机场出事了！我去找彼尔！”
“你要小心呀！”
我冲出屋子，跳上一辆三轮车，直奔机场。机场已关闭，戒备森严，地上血迹
未干。我跑到一个警察面前。
“请问！你看到一个外国记者吗？”
“他手一挥。“记者可多啦！头破血流，谁分得清外国人中国人？”
我疯狂地见人就问。
一个好心警察说：“你要找人，两个地方：医院、殡馆！你去鼓楼医院看看吧！”
我又跳上三轮车。医院急诊室一片呻吟，满地鲜血。我走到一个个受伤者床前，
给护士赶了出来。
“出去，出去！闲人不能进来！救命要紧！”
我在急诊室门外碰到一个护士：“请问，受伤的人之中，有外国人吗？”
她不耐烦地。“有一个。”
“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知道？”
我跑到急诊室登证处：“请问，今天机场受伤的人之中，有没有外国人？”
“人太多啦！来不及登记！”
我打电话给张大嫂。
“刚刚我接到鼓楼医院电话。”张大嫂焦灼地。“彼尔受伤了。在加护病房二
0八号。我马上就来！”
我直奔加护病房二0八室。门紧紧关着；门上挂着牌子：“访客免进。”
我在走廊上见着一个护士。“求求你，我的丈夫在加护室二 0八号。求你放我
进去看看他。”
护士上下打量我。“那个美国人是你丈夫？”
“是的。”
“好吧，你跟我来。”她打开病房门。
“彼尔！”我奔到床边，只见他满头包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只露出眼睛、鼻
子和嘴。床边输血架吊着一大瓶鲜血，针擦、插在他左臂上。
他无神的眼睛望着我，微弱地说：“风莲，别走。”
“彼尔，”我忍住泪，握着他的右手。“我不会走。我等你一同回家。”
“我们一同回家。”
“好。彼尔，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石头城。”（爸爸，你的女儿就在石头城。）
“好，石头城。”
他没说话了，闭上眼，很满足的样子。张大嫂被挡在门外，不能进来。医生、
护士进来了。
“大夫，他的伤很严重吗？”
大夫严肃地点点头。“脑骨破裂。”
“我要留下来照顾他。”
“我们有护士。你在这儿没地方睡觉。”
“这张椅子就行。我站着那可以睡觉的。”（我也会留在那儿。）
“好吧！”
我就坐在椅子里，一直握着他的手，默默守着彼尔。他偶尔睁开眼看我一眼，
又满足地闭上眼。那几天我已发现自己有些病态：没有月经，没有食欲，一阵阵呕
吐，异想天开地想吃湖北豆皮。（我在妈妈肚子里捣乱，闹独立。）但我不能肯定
是怀了孕，没有告诉彼尔，怀头胎孩子的年轻妈妈都有点害羞吧。现在，坐在彼尔
床边，我又干呕了一阵，其实我一天也没吃东西。我突然肯定了。
晚上，他又睁开眼望望我。他的右手仍然握在我手中。
我凑在他耳边轻声说：“彼尔，我们要有孩子了。”
他眼神突然亮了。紧紧包扎的脸要笑也笑不出来；但他的眼睛是笑着的。“我
很快活。”（我很快活你很快活，爸爸！以前我不知道我对你们是那么珍贵。我也
应该珍贵自己了。）彼尔微弱地说。
“风莲，我要个女儿，像你。”（你可有了个女儿，可不像她妈妈。但是，妈
妈现在感召了我。她的爱心和金子一样闪亮。）
“像我们俩，彼尔！”（对不起，全不像！但别失望，我向你们学习了许多积
极的德性。我要努力改变我否定的人格。）
他的眼睛又笑了。“风莲，你，我，孩子——我们一同回家。”
“好。我们一同回家。石头城是我们三人的家。”（石头城变得亲切一些了：
我们三人的家。）
彼尔又满足地闭上眼。大夫、护士在夜间也不断进房来检查他心脏、脉搏、
血压，打强心针。一袋袋鲜血输进他身体。
第二天上午，大夫检查之后，彼尔闭上眼，大夫对我摇摇头。彼尔更衰弱了。
一上午也没说话。
“风莲，”彼尔的声音更低了，说话断断续续，我得凑到他嘴边才听得见。“
我有本《圣经》，在卧房靠床小几的抽屉里，你请张大嫂送来。”
我打电话给张大嫂。我们俩在电话上哭泣。医院离家不远。我在医院门口等她。
她坐三轮车送来《圣经》，眼泪汪汪。她苦苦要求去看彼尔。
一本旧《圣经》，扉页上写着：
“送给彼尔——我们亲爱的儿子。爸爸、妈妈赠于一九二七年圣诞节、石头城。”
我拿着《圣经》走进病房的时候，大夫、护士正在彼尔床边。我得到大夫同意，
张大嫂也进了病房。
“彼尔，《圣经》。”我说。“张大嫂也来了。”
“彼尔，”她走过去握起他的手。“你回家时候，我和风莲一起来接你。”
他张开眼，微笑点点头，然后望着大夫，低声说：“大夫，我要娶我的妻子。”
“她不是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吗？”
“我要举行结婚仪式。”
“彼尔，我们不需要仪式。”我偎在他右手臂上。“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孩
子的父亲。”（妈妈，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你身边。）
“我们的孩子需要仪式。”（我不需要了！爸爸！）
“啊。”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流了一脸。
“大夫，你可以找个神父来吗？”
“神父跑光了。”
“大夫，你和护士小姐做我们结婚证人，好吗？”
“好。”护士说。
“好。”大夫温和地。“什么仪式呢？”
“你们两位在这《圣经》上签个名。风莲，握着我的手。”
我握着他的右手。
“我，威廉·布郎，”他用英文宣誓。“和柳风莲结为夫妻。今生今世，和她
同甘共苦，爱她，支持她，帮助她。”
彼尔望着我，示意我接着宣誓：
我也用英文——那是彼尔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柳风莲，和威廉
·布郎结为夫妻。今生今世，和他同甘共苦，爱他，支持他，帮助他。”
“给我一支笔。”彼尔微弱地说。
大夫从他口袋里掏出钢笔，递给彼尔。大夫和护士眼里闪着泪。我已经到了欲
哭无泪的麻木状态。
彼尔用手示意，叫我打开《圣经》，拿到他面前。他在父母写字的第二页空白
歪歪斜斜地写着：
送给风莲——我的爱妻。威廉·布郎和柳风莲于一九四九年……
“四月二日。”我知道彼尔已记不得是什么日子了。
……四月二日在南京鼓楼医院……
“二0八室。”我又提醒他。
……二0八室结婚。证婚人：
彼尔签了名。我签了名。大夫张耀先和护士潘爱兰也签了名。
他们沉沉走出病房。我在心里哀哀哭泣。（我要在那儿陪伴你，扶着你，妈妈。）
张大嫂走出病房就哭了。（我也在哭泣，妈妈。）
莲儿，彼尔是你的亲生父亲；老金是养你育你的父亲。南京解放后，他立刻到
南京来找我，一见面就说：
“风莲，我们结婚。”
我将我与彼尔的一段姻缘以及怀孕的事全盘告诉了他。
“马上结婚！一定马上结婚！孩子必须有个父亲！”他斩钉截铁地说。（啊！
啊！我亲爱的爸爸！我有两个好爸爸！我为你们两人痛哭！我要振作起来，我要重
新做人，不负你们在天之灵。）
莲儿，我刚从老金的遗追悼会上回来。学校党委书记在追悼会上讲了话。他为
老金隆重宣布平反昭雪：
“……代表全体师生对金炎同志不幸冤死致以深切哀悼。在全国上下党政军全
面清除‘左’的流毒的时候，为金炎同志平反昭雪，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太迟了……太迟了！）
老金的尸骨已不知去向。许许多多骨灰盒只有号码，没有名字，查也无从查起
——反正都成灰！
追悼会上挂着老金的遗像——只剩下那么一张像，还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
动以前照的像：卅三岁的壮年，正是报国效忠的时候；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我。
像片下面供着一个空空的骨灰盒。
骨灰盒旁放着老金在新疆监狱里一读再读的《毛泽东选集》，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着他学习心得。这是他们可以找到的惟一的老金遗物，上面有他的名字：金炎。
他在选集最后一页上写着：
“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骨灰盒上放着老金生前用了许多年、留在家中的一支旧金星牌钢笔，和一副断
了腿的近视眼镜。
（妈妈，谢谢你！知道了“家”史，我就是属于那个“家”的；知道了“国”
史，我就是属于那个“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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