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九九四年初,牟森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一笔钱,以“戏剧车间”的名义排一 部新戏,这便是当年年底演出的《与艾滋有关》。 夏天的时候,有一次牟森带了许多画册让我翻拍,并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也在 翻拍之列,我在我们单位图书馆和中国摄影家协会阅览室找齐了这些书刊。那些翻 拍的照片后来只被用于《与艾滋有关》的海报和节目单上,我想,可能本来有更多 的用途,否则他不会如此兴师动众。 十月底,《与艾滋有关》终于开始排练了,地点就是后来的演出场地,后圆恩 寺影剧院,(后来的“七色光”剧场)。在记忆里,这个剧场没改造前,我只在这 里看过这部戏和《情感操练》。 其间,我曾去看过几次排练。十三位演员全部是非职业的,大多数连舞台都没 有登过。其中有我认识的蒋樾、吴文光、文慧、田戈兵、凌幼娟,还有初次见面的 于坚、金星,张大波、郑浩等。因为没有剧本,所谓排练之一就是金星带领着全体 演员不断进行各种肢体训练。当时金星还没做变性手术,头发长长地拢在脑后。所 有演员从训练开始都穿着白色工作服,金星也不例外。他们不像要进行演出,而是 像要参加劳动——实际上也是如此,所有演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剧场,把落满 尘土的幕布摘下,把舞台上所有杂物搬走,最后舞台上变得千干净净,只在中央放 置了一块长长的案板。 后来,演员开始围坐在案板四周随意交谈,与正式演出时并无差别,只是没有 大锅、猪肉、绞肉机等道具。虽然没有剧本,但有“与艾滋有关”这几个字做准绳, 因而牟森不是盲目和没有主导意识的。他要求演员的谈话可以随意,可以不涉及 “艾滋”这个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必须真实。在三场演出中,演员的“台词” 也不尽相同,全部是即兴发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我曾协助北京艾滋病热线的主持人万延海在王府井街 头发放过宣传单,并向发放对象提问:“你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吗?”颇像行为 艺术。被询问者十之六七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知道者也几乎只是听说过 这个名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而知道其是通过不洁性行为和注射等途径传播的, 更在少数。 看过《与艾滋有关》后,有些人不屑地认为“这样的戏谁不会做”,而有的人 认为剧中所表现的,没有什么是与艾滋有关的。这正是牟森通过这部剧要表达的: 我们的生活看似与艾滋无关,孰不知我们就生活在“艾滋”的包围之中,危机四伏。 “艾滋”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含义。 “艾滋”、“有关”在剧中是被具体呈现为物质的、动作的、声音的。正式演 出时,剧场里搭起了钢架,覆以钢板,与舞台齐平,这便是观众席,原先的座椅被 埋在钢板之下;演员在舞台上(更准确地说是演出区)剔猪肉、炸丸子、蒸包子时, 被导演请来的十三位民工在观众的三面用砖头和水泥砌墙——他们被牟森赋予了古 希腊戏剧中歌队的定义;十三位演员在观众的注视中天南地北一通神聊,讲各自的 经历、性意识、插队的故事,甚至黄段子,边把半扇儿猪肉做成了红烧肉、丸子和 包子。中间,全体演员突然莫名其妙地统一舞蹈起来,或者局部地定格。这些无意 识的日常行为构成戏剧的主体。演出现场琐碎、嘈杂、无序,观众仿佛置身于任何 的公共场合——街头、饭馆、澡堂子;演出快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刚才还 在砌墙的民工们放下工具,被演员请上台,一开始他们手足无措,紧张地把双手在 满是灰土的工作服上擦来擦去,继而围坐在那个巨大的案子四周,开始吃红烧肉、 丸子和包子。这一切,似乎都与“艾滋”无关。 在种种强烈的无关因素中,那份观众人手一张、由万延海编写的与艾滋有关的 节目单就是唯一不可忽略的重要细节。 其实,所有细节都是精心安排的,钢板埋住的座椅、表情漠然的民工、冷森森 的砖墙、食物的香味儿、印有艾滋病常识和调查表的节目单……这一切都令人们无 处躲藏。原先牟森的设想更大胆:做一块可以升降的铁板,覆盖整个观众席,在演 出时铁板下降压向观众,让他们无从逃避。但剧场的条件否定了这个设想,易立明 才设计了砌墙的方案。观众进入这个装置一样的剧场,就开始经历着一番“消灭” 和“重建”。牟森以他非常规的戏剧方式,邀请人们接受他的戏剧理念和思想,可 惜大多数观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只是在与传统戏剧呈现形式的对照中茫然地摇着 头。 第二场演出结束后,一名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说:“操,像金星这种人活 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呢!”即使是搞艺术的年轻人,对很多事情的包容性都 如此之低,还能指望其他人如何呢?那时,许多人对变性、同性恋等社会现象很排 斥,对实验戏剧的心理也比较复杂,既好奇又犹疑,既向往又抵触。这就是当时中 国的状况。 对此,牟森非常无奈,也很坦然,“我的戏是演给十年后的观众看的”。只可 惜十年后观众已经看不到他的戏了。但是当时,至少有一个人看懂了,那便是孟京 辉。 《与艾滋有关》同样是内部演出,观众都是媒体人士或所谓“圈儿内人”。十 一月二十九日首演当天,由于观众太多,场内坐满后,不得不关闭铁栅栏,后到的 观众在寒风中不愿离去,有的人甚至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去的。我的同事、摄影记 者唐师曾同志,发扬了他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排除万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的职业素质,翻越栅栏跳了进去,引起了一小阵骚乱,所幸后来没出什么意外。 一九九四年是牟森比较高产的一年。四月中旬,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排 练根据于坚的长诗而做的《零档案》,演员是吴文光、文慧、蒋樾。在这之前,我 曾去过一次他们在位于新街口的总政排练场(现在的解放军歌剧院),那个排练场 非常破旧。几个人在舞台上排练,演员是冯远征、雅特(张越)等三人,都是职业 演员。 春节刚过,天气还很冷,空旷的舞台显得更加冷清。那天大家在舞台上围成一 圈儿,讲述自己的第一次,记得冯远征讲了第一次跳伞时的心情,他以前是名伞兵, 还有谁讲的是第一次遗精。除了演员,还有女朋友陪伴在牟森左右忙这忙那。 排练过程中,牟森希望激发演员的创造力,让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不扮演 任何人。这个过程无比煎熬和痛苦,有很长一段时间,演员和导演之间无法激发创 作冲动,两种不同的东西根本无法碰撞到一块儿,这种痛苦使他每天不愿走进排练 场。最后的结果,是牟森把三位演员全部换掉了。为此,冯远征、雅特似乎还和牟 森闹掰了。 四月十三日晚上十点,牟森得到通知,总政歌舞团停止他们使用排练场。牟森 折腾了一宿,第二天又疲惫不堪地出门奔波,最后是电影学院帮他解决了场地问题。 我生日前,不小心把脚崴了,脚踝肿得跟小腿一样粗,但我还是骑着自行车到 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看他们彩排。舞台上有铁质的工作台、电影放映机、老式录音 机、鼓风机、电焊机等,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帆布,就像一个建筑工地。这个舞台 是易立明搞的,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设计。 这部剧不像通常舞台演出那样先对原著进行改编,再根据剧本演出,而是将于 坚的长诗直接转化为舞台演出,也就是说台词全部是原诗。开始,一名男演员(吴 文光)向观众讲述他父亲的故事和他访问亲友、查阅档案,追寻他父亲的真实历史 的过程;他的讲述不断被另一名另演员(蒋樾)切割钢筋和焊接钢筋的噪音所打断, 被一名女演员(文慧)播放《零档案》的朗诵和小孩心脏手术的纪录片所干扰,但 他提高声音继续讲述;两名男演员用鼓风机吹起长长的绸布,对女演员的录音机进 行反干扰;舞台上竖立起钢铁的丛林,女演员把许多苹果一个个插到钢筋上,苹果 的汁液顺着钢筋往下流,香味传遍整个剧场;后来,另一名男演员(蒋樾)也开始 讲述,两人的讲述互相对抗;最后,两名男演员从钢筋上拿下苹果,用台钳夹碎, 疯狂地在舞台上四处奔跑,并不断把苹果掷向高速运转着的鼓风机,任凭果肉的碎 屑飞溅…… 我总共看了两场在国内的彩排,一次是下午,一次是晚上,照片大多是晚上那 次拍的。记得我拍了一张蒋樾演出完吃苹果的照片,那时他还比较胖,寸头。拍完 蒋樾吃苹果的照片,还剩下两张底片,因为急着冲胶卷,我自拍了两张自己的左手, 那是我三十岁生日的左手,是我无数次调整光圈、聚焦的左手。 牟森的戏剧作品大多在国外演出、获奖,国内的主流媒体很少报道。因而与孟 京辉不同,我知道他不是通过国内媒体,而是因为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 一九九三年六月中旬,我在平面设计家旺忘望家看到这部纪录片。看完后,旺忘望 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老牟现在正在电影学院排一个戏,你可以去看看。” 第二天,我便骑着自行车摸了去。在去的路上,我都没意识到这次探访将对我 有着怎样的意义。在对戏剧心灰意冷,沉寂了四五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初夏这次心 血来潮的小行动,把我心中的戏剧之火再一次点燃,使我重新回到了戏剧队伍中来, 并且和牟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友谊。 我要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北边教学楼二层的一间大教室。走上二楼,就看到一 具坐在破椅子上的假人,浑身缠着绷带。还没有认识牟森,却意外地遇到了老朋友 蒋樾。 我和蒋樾是一九八三年考中国戏曲学院时认识的,最后他考上了,我落榜。从 通过专业考试到开学,我们几乎天天混在一起。当时中国戏曲学院还在陶然亭附近 的里仁街,我骑车片刻就到,所以直到他毕业实习前,我俩还经常见面。一九八六 年夏天,我在中戏实验剧场观摩“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其中有个第二外国语 学院的剧目《雅典的泰门》,是用英语演出的,导演温普林,蒋樾在剧组帮忙。那 似乎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我去学校找过他一次,同学说他去内蒙古实习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影厂,干了一年半,拍完《龙年警官》、《过年》(副导演), 他对拍故事的重复劳动失去兴趣,辞职去了西藏,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没联系过。后 来在广播里听到对他的一个访谈,说他在西藏和温普林、温普庆兄弟一起拍纪录片, 再后来就又没了消息。六七年没见的老朋友,相见竟没有多少激动,平静地说着话, 好像昨天还见过似的。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我还在新华社,还是那间办公 室,还是那部电话,那个号码。”他说:“你真行!” 在那间大教室里,牟森正在忙碌。高高的个子,剃个光头,光着膀子。蒋樾在 一旁摄像,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拍一部《彼岸》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我是十年后才看 到的。当时在现场拍纪录片的还有吴文光,他拍的是《四海为家》。当时我给吴文 光拍了一张自认为特棒的工作照,但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起,说我把他拍得太丑了 ——看来他挺在意自己的形象。 刚进入新世纪,我在保利剧院碰见过蒋樾一次,瘦得几乎认不出来,还留成了 我刚认识他时的长炭。后来听牟森说,他被误诊过一次,以为自己要死了,从此改 变了许多习性。之后不久,我在王府井图书大厦看到他的《彼岸》;又过了些日子, 在国家图书馆看了他的《幸福生活》。两次放映结束后都有座谈,因此我了解到许 多当时排《彼岸》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