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住在京都的日本笔会前会长梅原猛来访,在酒店会见相谈。 梅原猛先生当了六年会长,我们会面时他刚卸任。他出生于仙台官成县,在名 古屋长大,后定居千年古都京都。梅原猛先生访问中国多次,被中国多所大学聘为 名誉教授、客座教授。他是文学理论家,研究哲学以及写作,著有作品多种。 在交谈中,王安忆谈到她觉得京都有点像上海,都有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景象。 梅原猛也讲东京和京都如同北京和上海一样,上海有北京所没有的东西。他讲“文 革”过后不久来到中国,中国的变化让他震惊,上海便浓缩出整个中国的变化。王 安忆亦讲她也感到中国的变化太快,让人来不及适应。有时外出旅行一两个月,回 来时街上已面目全非,其好处是很有生气和活力,不好处是难已积累。 随后王安忆应询介绍了她的写作。其小说的两大内容,即部分上海城市生活, 另一种是内地小城市的插队生活,都是现实题材,风格写实。并称代表团的四人都 插过队、有人当过兵,都没有受过完整的学府教育。 梅原猛亦称他上中学时是战争年代,只上过高等学校,没上大学,也没受过正 规的学校教育,并说他从十年前开始,从事中国的长江文明研究。以前中国只讲黄 河文明,其实早在六千多年前就有了中国南方的水稻文明,长江、黄河是中国文明 共同的发源地。王安忆称,中国的考古发现对先生的观点有支持呢,沿着长江,有 很多古城遗址和墓葬,有的发掘了,有的没有发掘。例如浙江的良渚文化,以玉器 为代表,就是有力的证据…… 话题随后由学术又转到政治上。梅原猛说小泉的脑子有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是 不应该的。靖国神社有历次战争中死去的重要军人的牌位,其中有侵略战争的罪魁 祸首,也有保卫国家的英雄。如果祭拜战争的牺牲者是可以去的,但是祭拜侵略战 争的发动者,则不应该去。他接着说,日本人和我有共同想法的占大多数,但小泉 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这样遭受批判的首相快混不下去了。日本人讲义理和人情, 大量的人因战争而死去,要有正确的观点明确大是大非。日本笔会坚持一贯立场, 对小泉政府坚持批判的态度,这是有良心的日本作家坚定的观念。王安忆则说:有 先生这样明智的长者,我们对中日关系还是有信心的。但我关心年轻人对这个问题 怎么看,会传下去吗?梅原猛表示:中国、日本也一样,普通年轻人重视眼前利益, 追求享受,对物质看得很重,如果作家也只看重眼前,便很难对社会进行理性思考。 真正从思想、哲学上考虑的人已不多。将作品中的哲思留给下一代的人也越来越少 了。寻求感官刺激,性爱的、暴力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两国共同存在的问题…… 经历八年抗战,中国人对日本的侵略罪行刻骨铭心。细菌战、大屠杀尤让国人 难以忘记。像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砍中国人头颅的比赛,是再凶恶的野兽吃饱后也 不做的事情,看来人性之恶要远大干兽性的残忍。何以如此?透过这场战争,探寻 中日文化上的差异,或许能从深层次上理解日本民族性中的诱因。 作为同一种族的黄种人,汉唐以来日本曾大范围地吸收、借鉴中国文化。从官 阶设置、宗教信仰、城市格局和建筑,到衣饰、茶艺、戏剧乃至文字书法,莫不有 中国的影子。如果说,鲜明的等级制度是日本文化的基础,这种传统的道德伦理观, 对天皇的尽忠,对父母的尽孝,和中国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几乎是 一致的。但在人生哲学中,与中国和西方并不相同,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 传统的日本人生哲学是没有“恶”这个字眼的。日本人极为坦率地否认所谓德 即是同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 日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争 斗,而是有“柔和”的魂和“凶猛”的魂,而这两个灵魂都是善的。这就难怪他们 将许多凶残的兽类奉拜为神,其神社里供有狼神和最毒的蝮蛇。据说在日语中“狼” 和“伟大的神”是同一个词。他们最孚众望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弟弟素戋鸣尊—— “迅猛的男神”,他对姐姐的无礼行为在西方神话中会将他视为恶魔,但他仍是日 本众神中最受喜爱的神。这正如乔治·桑索姆爵士所说的:“通观日本历史,日本 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或 许,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凶残地烧杀劫掠背后的哲学支撑吧。 日本人不讲“仁”,更没有“恕”的观念。传统的日本伦理看重“报恩”和 “义理”。他们称,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一公共和善行— —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凡未达到该标准的便是有 缺陷的。“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这话让中国人听来有些刺耳。杀人如麻、自视甚高者的恶也是善,该是自己真正需 要道德戒律的铁证。然而,抛却论者粉饰自己的一面,就中国人丑陋的德性这点而 言,亦应让国人警醒。诚然中国人不乏仁人志士,无数军民于抗日战争中血洒战场, 献出了生命,可我们也有那么多令人不齿的“伪军”。 “义理”是日本人所必须承担的一系列义务与责任,涉及人的行为动机、名誉 或男男女女所遇到两难处境时的行为准则。一部日文辞书称“义理”为:“正当的 道理,人应该遵循的道路,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地做的某种事情。”有研究者将 “义理”分为两类,一是对社会的报答性“义理”,为报恩的责任:二是对名誉的 “义理”,为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至死不渝的忠诚是 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的报复是对名誉的“义理”。在“义理与人情”、“忠 与孝”、“义理与义务”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只能重“义理”而免除其他。如《 四十七浪人的故事> 中,为履行对主人的“义理”,这些武士把名誉、父亲、妻室、 姐妹、正义等一切都献给了“义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忠”,一 个个自杀身亡。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称,“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 良知的社会属于罪恶感文化”,“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 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文化就是对神也没有坦白 的习惯,他们有庆贺幸运的仪式,但没有赎罪仪式”。 日本人是以耻辱感为原动力的。他们认为耻辱是德的根本,对“耻”敏感的人, 就是遵守所有善行准则的人。这就难怪日本人在战场上战败时会剖腹自杀了,因其 自杀能洗刷自己的污名,恢复名誉。当在海战中一旦遭鱼雷攻击而发出离舰命令时, 海军官兵则被告诫,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受全世界的 讥笑……日本画家牧野吉夫在其自传中说:“就是杀人凶手,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 原谅。但对于嘲笑,毫无加以辩解的余地。”对此,他只能选择报复。冈仓由三郎 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中将报复与日本独特的生活习惯相类比,即把对家族和民 族自豪感的污辱看做污秽与创伤,称“你不妨把在日本公私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仇杀 案件看做讲究洁净因而形成洁癣的民族所沐的晨浴”…… 自然,这种对日本封建时代的伦理观念、人生哲学的探讨或称之为历史性的思 考,将所有日本人视为同质的人看待,只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而具体的活生生 的人,还存在阶层、地域和职业的差别。自然不可能是过于静止的面目同一的人。 社会原本就处于变革动荡之中,现代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战败后曾大量地引进了 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思想与生活方式。如果说古代 日本更多地受中国文化影响,近当代日本则更多地受欧美文化的影响。欧风美雨吹 动,淋洒着这个岛国,纵然天皇仍旧存在,恐怕只成为一个古老的象征,从政治体 制的竞选到灵活结构技术筑起的楼厦之城市迷宫,从充满探索、追寻的前卫艺术和 摇滚乐、抽象派绘画,到西方文化驱使下对女权主义的渴望,以及形形色色欧美生 活方式的吸引……使日本处于新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形成了 挑战状态。在这样的变革面前,日本的一些人认为,现代日本是令人厌恶的国家, 是西方世界庸俗文化的傀儡,是摧毁传统文化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则信奉日本的这 种有吸引力的改变,对日本经常能超越西方国家感到自豪。日本的知识阶层,日本 有良知的作家以及诸多的日本民众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敌对与反省,让我在这次出访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