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北村（3）

    是谁赋予了隐喻的能力？

    小时候看电影，摸透了一套规律：月黑风高的晚上一定没什么好事；听见险恶
的脚步声就一定是坏人来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怀不轨，就一定会在他背后露出
邪恶的眼神；影片开头拍到某样看似与情节无关的物品，到了后来一定是最关键的，
比如谋杀工具；一男一女在街上互相看了一眼，后来果然就开始谈起恋爱……

    这是老套的电影手法。现在的电影导演虽然也还是在用，但是显然高明了很多，
也学会了吊观众胃口，或者来个意外的结局什么的。一男一女在街上互看了一眼，
也不一定谈恋爱，他们很可能互相对骂一句神经病，然后各走各的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觉得处处充满这样的暗示。而在电影里，之所以有这
样的暗示，是导演充当了一个叙述者的身份。他要展示给你看，他要告诉你：下面
的剧情是这样或那样发展的；刚才拍到的一个镜头中的物品，在后面将会杀死一个
人；脚步声的背后，一定有阴谋……这样的导演是多么具有服务精神啊。然而观众
又不乐意了，觉得这样的导演太俗。

    我们的观众是聪明的。他们会在某些时候明显感到导演的优劣与否，尽管他们
对电影艺术很可能一窍不通。

    为什么我们能看得懂暗示，明白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只要是健全的人，
就有联想的能力。我们的大脑赋予了我们这些，而从出生开始便接受的文化教育，
也告诉了我们事物之间是如何联系的。这取决于事物之间具有的共性。这是人类附
庸风雅的习性。比如会把美好的少女比喻成花朵之类的。

    或许你会说，这不是合理的吗？把一个事物比喻成另一个事物，不是会让人更
容易理解吗？

    前面我们一直在谈电影，因为在电影中，什么是暗喻，就更容易被理解。而现
在，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来从小说的角度回答吧。

    第一，形容词导致误读产生，是名词的敌人。

    人们在形容词的谎言里呆得太久了。从小文学教育就告诉我们，形容词对名词
有烘托和解释的作用。在作文里，孩子们往往为了能够使用一连串的形容词而感到
骄傲。在某些名著中，我们还能读到一大串冗长的形容词，为此，很多人说，没有
形容词，名词该怎么办啊？

    事实上，恰恰是名词对形容词造成了伤害。对事物的叙述，最准确的方式，不
是告诉别人它“像……一样”，而是说出这个事物的本身。例如对A 的描述，最准
确的，就是说“A ”。小说中所有的解释、讨论、议论、花花绿绿的比喻，都可以
被统统去掉。

    只有名词是直抵事物本身的，形容词多了反而遮蔽事物和内质。“你不憋足一
大口气是读不完一句句子的，好比一长列货车，站在它面前望不到尽头”——这绝
对是令人感到沉闷的学者派作风，几乎可以抖下一层虱子雨来。

    在北村的小说里，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充斥着大量的比喻。比如“她的身体是
一条柔软的船”、“像蚌退进蚌壳那样安全”等等，而在《周渔的叫喊》中，一开
头我们便看到这样的文字：“东西搬空之后，房子就像被一只狼拖走了内脏的身体，
显得空空荡荡。这就是周渔的家，在黄昏后的阳光余晖中，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长。
自从陈清死后，周渔就不停地搬家，一年下来搬了五次。好像要用迁徙的河水冲刷
每一块悲伤的石头，可是石头还很多，其中有一块正卡在周渔的心中。”

    我并不是说，作家写作就从此不要用形容词了，恰当地使用形容词某些时候是
需要的，但是类似“房子就像被一只狼拖走了内脏的身体”、“悲伤的石头”就显
得有些让人费解。如果一个作家必须依靠这样的比喻才可以使他显得高明，那只能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是匮乏的。开玩笑的说，他还有骗稿费的嫌疑呢。

    然而有时阅读者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句子。但这样的句子往往使他感到的并不是
小说本身，而是作者对形容词的运用能力。他会想，这个作家使用的形容词真高明
啊，于是心里不禁暗生欣赏之意。人类的智力崇拜是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也是与生
俱来的，而它们在某些时候，恰恰会对写作本身造成伤害，可惜并不是有很多作家
能有勇气将它们从自己的写作中驱逐出去。



    最后我想列举马克·吐温在1880年的一封信（虽然马克·吐温已被很多人摒弃
了，也包括我，但这段话却说得十分好）：

    “用平易的、简单的英语，短字和短句。这是现代的写法，最好的写法。坚持
这么写，不要浮华花哨，不要赘言冗长。你一想起一个形容词，就消灭它。不，我
不是说形容词一个也不用，而是说大多数不要用，这样留下来的就有分量了。形容
词挤在一块儿，文章没力，离远一点就有力。一个人一旦养成好用形容词的习惯，
或者写的冗长、花哨，就好比染上其他恶习一样，很难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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