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朱庭光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许多国家的政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 界人士正在筹备或已开始举行各种相关的活动,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而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战争。自进入 30年代开始,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先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发动一连串的侵 略战争,从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连绵15年,战火频繁,兵祸连结,给各国人 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深重苦难。然而,毕竟正义战胜邪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打 败了法西斯侵略者。各国人民赢得和平,也赢得进步。半个世纪过去,世界又发生 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二次大战的后果至今人们仍然不时会有强烈感受。二 次大战的历史教训更是记忆犹新,以致今天人们回顾当年种种历史片断的时候,很 自然地会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联系在一起,发人深思,而感到重温二次大战历 史的必要性。 50年来,关于二次大战的回忆和著述浩如烟海。各种不同的人们, 从元帅到士兵,从政治家到学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回答造成人类如此深重 灾难的这次大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没有能够防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为什么 在战争初期节节失利的被侵略国家终于能够反败为胜?当今世界怎样才能避免重蹈 覆辙,消除战争威胁,维护和平?当此纪念反法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预期必将 会有一批具有深刻内容的新作问世,以继续和深化人们多年来的思考。我们这本《 法西斯体制研究》,就是作为对于战胜法西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作为从战 争的发动者一方探讨二次大战历史教训的一种努力,奉献给读者,奉献给关注二次 大战历史研究的学术界的朋友。 (一)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专题研究,作为二次大战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还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 80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和武汉 大学历史系相继出版了三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二次大战的历史过程作了系统的 阐述,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虽然它们都是一卷本的概要性的评 说,但在我国世界史工作者来说,仍然可以认为是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同时,大家感到,为了推动二战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加强专题的研究, 对于交战双方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索和论述。为此,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 (1980—1985)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决定将二次大战的起源问题作为世 界史学科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列入规划。华东师范大学二次大战史研究室承担了这 个课题,撰写了研究论集,编辑了历史文件资料集。 1984年11月,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发起,在烟台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法西 斯主义问题的专题学术讨论。我国从事二次大战史、世界现代史、德国和意大利史 的有关研究者出席了会议。重点是研究德意两国法西斯政党的崛起,它们夺取政权 后的内外政策和扩军备战问题。提交这次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较为充实的论文,加上 198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二次大战史研究会、德国史研究会年会 上的某些成果,经过修改补充,汇编成为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第一本论文专 集《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 1986年,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列入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 —1990)期间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作为世界史学科跨七五计划的重点研究课题。这个课题,分 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法酉斯政权的确立,以及法西斯体制研究两个项目,由世界 历史研究所会同有关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负责主持此项研究并撰写书稿。这样, 连同前已进行的法西斯主义与世界大战问题的研究,我们就能够对学术界所关注的、 年轻一代所希望了解的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若干基本问题,作出系统的、历史的考察 和论述。这些问题是:为什么以法西斯政党或集团为核心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能够 获得众多的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思潮 和政治运动?当政的法西斯集团采取什么方式和手段、建立怎样的机制来实行法西 斯统治,它同原有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法西斯元凶怎样一 步一步地将各国人民、包括其本国人民,驱向世界大改的深渊,为什么说法西斯主 义的本质就是战争? 为了充分体现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深度,集思广益,我们分 别于1987年10月在桂林、1992年8 月在秦皇岛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这两 次会议是1984年烟台会议讨论的继续和深化。桂林会议着重讨论法西斯运动和法西 斯夺取政权相关的问题。秦皇岛会议则专门讨论法西斯体制问题。此外,还举行了 若干次小型的专题学术讨论,对德国进行了两次学术访问,并在国内同德国学者多 次进行学术交流。所有这些,无疑都推动了我国史学界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研究, 提高了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水平。 经过十年努力,得益于逐步积累,循序渐进和各方支持,我们关于法西斯主义 问题的研究计划已大体按期完成。前述第一个项目,以《法西斯新论》为书名,在 重990 年脱稿,由重庆出版社在1991年出书。它主要论述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法 西斯运动和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同时对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的法西斯运 动中的某些情况作了概要的评介。书中着重论证的问题是:(一)法西斯主义思潮 和运动在德意日诸国滋生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渊源;(二)法西斯政党(在日本是法 西斯集团、派别)的政治纲领、思想观点和内部派别;(三)法西斯政党的发展演 变,其社会基础,与原有统治阶级各种权势集团的关系,以及从小资产阶级右翼政 党向资产阶级极右政党的转化;(四)法西斯统治的确立,包括夺权策略和过程, 从联合执政到一党专政,以及极权独裁统治的形成;(五)日本法西斯的形态及其 特点,军部在法西斯化过程中的作用,等等。 据了解,这本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后的反响还是 比较好的。除了史料充实之外,确实也提出了若干较为新颖的见解和深入的论证, 反映了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在80年代末所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们这本《法西斯体制研究》即将问世。非常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 持,将它作为该社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学术著作予以出版。参与本 书撰稿的作者共10人,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和北京师范 大学,其中研究员、教授5 人,副研究员、副教授4 人。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参与 此项专题研究,因而也是前述论文集和专著的作者o《法西斯体制研究》可以说是 《法西斯新论》的姊妹篇。尽管在论述体制问题时需要作些历史的追溯,涉及到上 一本书中某些已经论述过的内容,但两书的重点各不相同,而且体制问题的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拓性,足以充分反映出近五年来我们在这一专题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新的进展。 总起来说,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包括对于法西斯体制的研究,无论是其学 术价值,还是历史借鉴作用,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和丰富我们对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认识,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发展演变规律的理 解。 二次大战是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的产物,又是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的一次集中表现。 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大体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50年代中期将近半个世纪时间 内,世界处于频繁的危机、冲突、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经历着持 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陷入一种动荡不安和濒临崩溃的境地。帝国主义各种 固有的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一些后起的、仍然存在封建 残余及其影响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极为不满,也由于各 个阶层深受动乱、失业、破产、贫困之苦或面临其威胁,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思想和扩张主义倾向迅猛发展起来,要求改变现状、改善自身处境的情绪十分强烈。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土壤和气候条钳;下,滋生了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而在法西 斯主义政党和集团当政以后,对内推行极权独裁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又进一 步激化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帝国主义营垒再度—分为二,形成了世界主要矛盾的 转化。 法西斯当政的德、日、意,一方面向英、法、美等老牌或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夺取市场、疆土和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要将它们的极权独裁统治模式强加于其它 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出现了法西斯侵略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然而,法西斯 国家的侵略矛头和战争挑衅,首先是指向亚非被压迫民族、欧洲中小国家和社会主 义苏联,通过占领、兼并、肢解别国,壮大自己,削弱对方,以准备发动全面战争。 西方民主国家在一再绥靖之后,终于起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由此,西方民主国家 与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世界主要矛盾转化为法 西斯侵略势力与全世界反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矛盾。全世界维护和平、捍卫民主,坚 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终于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 研究法西斯体制,可以加深对于帝国主义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有助于分析比较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人们通常认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真正形成一种经济制度,肇始于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 后,美国罗斯福新政在经济领域实行大规模国家干预。实际上,法西斯意大利和纳 粹德国同为大规模推行国家干预的滥觞,墨索里尼甚至早在20年代中后期就在金融 和农业领域推行过并不成功的国家干预。由于法西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制 同扩军备战,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紧密结合,后来又发展为全面服务于侵略战争, 因而产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类型——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从根本上 说,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但 是,现已公认,每种社会制度并非只有一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固定模式。某种政治、 经济体制也并非仅仅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制度。以政治体制而言,同是帝国主义 国家,如从体制性质来区分,有民主制和极权制之别,如从权力结构来区分,更有 总统制、议会制、内阁制等等不同形式。反过来说,既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又有社 会主义民主制,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和发展。民主制有些基本原则,是从资产阶级 革命以来多少代人奋斗争取得来,并在多年实施过程中证明为合理公正有序,因而 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如权力机构的分权、制衡原则,决策程序的集体原则,领 导成员的选举原则,等等。尽管具体作法各有不同,执行情况多有差别,但作为确 立体制的一些指导原则,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法西斯极权制和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制是一种反面的例证,了解和剖析这种体制, 可以在与民主制及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对比中,更准确地辨明优劣利弊,也有助于 思考若干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作为殷鉴,开 阔我们探索各个方面体制改革的思路。 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已经败亡半个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却未消失,近年 更有死灰复燃,日趋猖獗之势。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招魂之事 屡见不鲜,效法当年法西斯暴徒的种族歧视暴行层出不穷,法西斯组织及其成员甚 至堂而皇之进入议会,进入政府,这能不引起世人关注吗?所以,研究法西斯主义 问题,也绝非仅仅是学术问题。归根到底,它同我们的现实生活,同我们理解今天 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密切关连的。 (二) 《法西斯体制研究》全书共三编十二章。按德国、意大利、日本的顺序,每个 国家一编:分别由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三位副主编主稿。其中德国和日本两编 系几位作者力·头执笔,由副主编负责统稿。我通读了全部稿件,并对其中几章着 重作了修改。 将德国编列为首篇,并非必须如此。主要是考虑建立法西斯体制,特别是极权 主义政治体制,虽然意大利墨索里尼是始作俑者,然而,经纳粹德国变本加厉予以 推进,发展得更具典型性。在书稿的撰写上,德国编对纳粹主义、纳粹运动的产生 及其历史渊源和纳粹政权的建立,作了全面系统的回顾;而意大利编力求突出重点, 着重阐述我国学者较少论及的问题。将德国编列在前面,便于没有阅读过《法西斯 新论》的读者,对于纳粹运动崛起的全貌,同时也对作者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 有所了解,然后再请阅读各章专题论述。 第一编《德国法西斯体制》的各章结构 :第一章论述纳粹体制的确立;第二章论述纳粹政治体制,包括权力结构,监控与 镇压体系、军队体系;第三章纳粹经济体制,主要论述其形成演变过程、经济结构 及国家干预机制;第四章纳粹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与社会控制机制。在此,我想对 第一章第三节《纳粹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中的“民众共同体”和“领袖原则”两 个问题,着重作些引述和评介。 说到纳粹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这里所指的纳粹理论当然不能从严格科学意义 上的理论去理解。纳粹党人并没有提出二种完整的学说,所谓纳粹理论是指纳粹领 导人、主要是希特勒说明其运动“合理性”,以及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社会要求 和宣传说教的综合。尽管这种理论既缺乏系统性,也没有——贯性,常常随着政治 斗争的需要而变化,带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色,但是,的确有若干基本观点 贯串在他们的各种主张和行动之中,也同纳粹体制的建立和运用有着内在的联系, 希特勒最喜欢用“世界观”这个词来指明他的思想。他在1936年1 月宣称,“民族 社会主义运动执政,不仅是由一个新政府接管政权,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取 得胜利。”①他所说的“新的世界观”,应该是指纳粹主义思想或纳粹理论,其实 也就是希特勒本人用以说明他将如何据以统治德国、主宰世界的若干基本观点和主 张。 民众共同体和领袖原则便是希特勒新的“世界观”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民众共 同体,我国也有译为人民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民众”一词德文“Volk”, 原本含有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落社团的意思。考虑到这个词内涵中的 种族含义,我们认为译成民众较为贴切,以便与具有社会、阶级含义的“人民”一 词明确区别开来。 ① 本文此节中的引文均为备编中所引述,出址见原引各页,不再加注。 希特勒说过,“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 有意识地把“民众”作为整个思想中心。对它来说,这个“民众”,是一个以血统 为条件的整体,它在其中看到上帝所选择的人类社会的基石。”1937年,希特勒在 纪念他执政四周年的演说中宣称,“民族社会主义纲领的要点,是取消个人自由主 义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的概念,用扎根在国土之中,由于共同的血缘而结 合在一起的“民众”社团来代替。”此前,他在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时还说过, “民众”不仅赋予个人的生命以意义和目标,还提供了判断所有其他制度和主张的 标准。“政党、国家、军队、经济结构、司法机构都是次要的,它们不过是保护 “民众”的工具。如果它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们就是正确有用的。在它们不能胜 任这个任务时,它们是有害的,要末加以改革,要末弃之一旁,用更好的工具取而 代之。”他声称,“民族社会主义将本着种族的概念把它的革命推向国外,并彻底 改造世界。” 希特勒和纳粹理论家们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民众共同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讲清 楚。我两次去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曾多次向德国学者请教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清 晰的令人满意的回答。 当时的许多活动,包括男女青年们的野营联欢,都被说成是民众共同体的活动, 但并没有一个民众共同体的具体组织、机构或系统。听起来它似乎无处不在,追究 起来却又有点虚无飘渺,找不到一个实体。后来我终于明白,没有必要在具体形式 上去钻牛角尖。在纳粹德国,为了培育种族主义情绪,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活动都在 民众共同体的名义下进行,把民众共同体作为神圣的光环高悬在德意志人的头上, 又把它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里。 由此看来,在民众共同体的实质问题上,希特勒断断续续,几次三番还是讲清 楚了的。民众共同体是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概念。纳粹党人要尽一切努力使 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共产党人和反纳粹主义者被排除在所谓“民众”之外)都向 往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大德意志日耳曼民族共同体,并将它的种族革命“推向 国外”,“彻底改造世界”。因此,这个概念成为他们考虑体制问题以及其他各种 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出发点,又是笼而统之的奋斗目标。既将它说成是他们权力的 源泉,又说成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实际上,说到底,它无非是一面用以蛊惑人心的 旗帜。 希特勒用民众共同体的种族概念对抗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他攻 击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只是一个阶 级的专政变成另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我们希望建立国家的专政,即全体民众的 专政。” 说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德意志人民,它的数百万农民,资产 者和工人”,必须“超脱等级和阶级,重新动员我们的人民,意识达到民族团结和 政治团结,以及由此产生的义务”,在“最终克服阶级癫狂和阶级斗争(希特勒对 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诬称)之后,把所谓第四等级(希特勒对工人阶级的称呼)联合 到民众共同体之内”,“把数百万民众从现时主张国际主义的非德意志诱骗者和领 导者手中争取过来。” 另一方面,纳粹党人鼓吹“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里所说的“民族”也 是种族的同义词)。希特勒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 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 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重要的是,个人应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与整个 民族的生存相比是无足轻重的”,“首先他必须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 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希特勒用的是“民众”、“民族” 等种族概念,墨索里尼则用“国家”概念,但手法相同,都以极度强调“民族”、 “民众”和“国家”这种冠冕堂皇的词令,抹煞或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 由民众共同体进一步引申,纳粹党宣称要建立新型的“民众国家”,或称为 “日耳曼国家”。这种国家被视作保护种族的工具,必须有能力对“民众”实行保 护,从本民族中挑选出最有种族价值的精英,并将他们保存起来,以确保一个民族 的内部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培养本民族的理想情操,提高文化素养,从 而将它引向更高的自由王国,在人类中占有统治地位。希特勒强调,纳粹党(特别 是党卫队)就是日耳曼民族中“最有种族价值的精英”,他把纳粹党在德国夺取政 权比作一次“种族革命”,标志着一个统治阶层对另一个统治阶层的取代。他宣布 :“我们要遴造一个新的不知怜悯的主宰阶层,遴选一个将认识到由其优秀种族而 有权进行统治的阶层,一个将会毫不犹预地取得并维护其利益的阶层。” 按照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解释,世界上各种人种被划分为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 承袭者和文明的破坏者三大类;而雅利安一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 是文明的创造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他搬用尼采“超人哲学”, 宣传所谓“精英统治”,认为如同种族与种族之间不可能平等一样,某一种族内部 的个体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大多数人从来就不会有创造性成就,从来不会对人类有 所发现,唯独个别人是人类进步的创造者。民众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 基础,“民众统治的真义是指一个民族应被他的最有能力的个人、那些生来适于统 治的人所统治和率领,而不是指应让必然不谙这些任务的偶占多数的人去治理生活 的一切领域。” 希特勒以精英统治为依据确立“领袖原则”,并同民众共同体的思想紧密连系 在一起。领袖是民众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和中心。领袖与民众之间存在种族血统上的 一致性,存在人格上结合的基础。他是民众的利益及意志的代表者,是保持民族团 结的维系者,因而有权对民众实行绝对统治。反之,分别代表一部分国民利益和意 志的一般政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纳粹党和国家的领袖原则,表现在实际 行动上,有三层含义:第一,纳粹党和国家的领袖(元首)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 威和无限的全权,第二,领袖(元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不仅 可以取消或修改现行法律,而且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达于全党全国的每一级机构以至每一个人,第三,纳粹党和国家从上到下的全部组 织机构,均按此式样进行组织和运行。希特勒说过,“每个领袖对下必须有权威, 对上必须负责任。”他解释说,“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 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 才。” 希特勒所说的“绝对权威”就是要求无条件服从,所谓“绝对责任”并非一般 意义上的对议会负责或对大多数人负责,而是指体现在最高领袖即他本人身上的 “使德意志人成为地球主宰”的使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有责任担当人民领袖 的人是不对议会惯用的法律或个别的民主观念负责的,他只对所负的使命负责+ 谁 要妨碍这种使命,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正是以这种领袖原则为思想理论基础和根本组织原则,希特勒确立了他的极权 独裁统治。 第二编《意大利法西斯体制》的各章结构如下:第一章极权主义政治体制,阐 述极权制确立的过程、国家法西斯党的理论与机构、国家机构与王权;第二章经济 领域的国家干预制,概述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前的意大利经济、法西斯党经济主张的 变化,从自由经济的“新经济进程”过渡到开始实施国家干预,着重论述全面确立 国家干预制,主要是推行国家参与制,创立伊利模式国家垄断资本集团,第三章法 西斯职团国家,阐述职团制的确立、职团制组织体系、职团国家的实质及其影响; 第四章教育体制的法西斯化,论述法西斯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法西斯化的过程和内 容,并具体评述包括军事训练、体育训练、假期服役训练和辍学训练等各种各式的 课外训练制度及其作用。由于职团制成为法西斯意大利一项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它是法西斯意大利有别于其它法西斯统治国家的主要特征,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影 响,在我国对此评论不多,在介绍本编时着重对它作些引述和说明。 职团一词,亦可译为“组合”,其含义几经演变。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它的原 意即行会组织,特指职业行会,后衍生出同业公会,社团等意思。第十次世界大战 后期,它被当作增强国力的手段而宣扬。民族工团主义者首先创建意大利职团联合 会。1918年更名劳动同盟,自称为不属于任何政党之劳动者的社团,目的是把生产、 分配和交换权统统交给劳动者的组织。但其影响很小。 墨索里尼支持发展职团运动,1918年在他主编的《意大利人民报》上刊载文章, 谈论超越阶级斗争,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而实行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和解,“希望为 建设既非共济会式的也非激进主义的新的意大利而实行“民族工团主义”。他打算 以此网罗追随者亦未成功。1920年11月,民族工团主义者和法西斯工团主义者联合 举行会议,决定建立意大利经济工会联合会。 随后在铁道等部门开始建立带有职团性质的工会组织。 1921年11月,国家法西斯党罗马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章提出,要在意大利 广泛建立职团组织。“国家应赋予专业与经济职团进入国家各技术性委员会的权力, 把权力和责任交给职团。”法西斯党的任务是“推动职团向这样两个基本方向发展 :一是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二是作为发展生产的工具”。 次年1 月,意大利经济工会联合会举行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由国家法西斯党直 接控制的全国工会职团联合会,并在工业、农业、商业、中产阶级和知识阶级、海 员中建立五个全国性职团机构。会议发表的声明中说,“劳动在创造物质的、道德 的和精神的财富的过程中要劳资双方协调一致方可取得成果”,“凡能做到上项规 定的雇主和工人均应包含在他们所属的职团组织之中”,“国家的含义就是种族的 一切物质价值及精神价值的最高综合,它超越个人、行业和阶级,个人、行业和阶 级是国家为达到更大荣誉所用之工具。因此,个人、行业和阶级除非纳入国家最高 利益范围之内,否则是不合法的”。由此不难看出国家法酉斯党所要建立的职团组 织的性质,它不过是一种鼓吹阶级调和,主张劳资合作,宣扬国家至上的维护现存 统治秩序的社团。 在当时意大利国内正处于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这种宣扬阶级合作的职 团运动并没有多少拥护者。在墨索里尼上台执政后的一段时间里,法西斯党和政府 也没有大力组织和推进这一运动。这是因为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政治前提。正如职 团制主要鼓吹者之一所说,首先是要“对自由制的彻底放弃”。 只有当一切民主和自由均被废止,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政党、组织和机构均遭摧 毁,亦即建立起极权独裁统治的情况下,才能强制性地大规模建立这种组织。 1925年10月,在法西斯党主持下,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代表和法西斯全国工会 职团联合会代表在维多尼宫签订协议,相互承认彼此是企业主和工人的合法代表, 工人与企业主的一切合同只能由它们及其所属组织签订,要求政府取缔由社会党领 导的工会组织在各大厂矿建立的工人自主机构厂内委员会。维多尼协议标志着意大 利推行职团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事职团制立法和建立组织机构时期。 1926年4 月,法西斯当局公布《劳动职团法》,其中规定,“雇主协会和工人 工会只有通过与共同的最高领导集团有联系的中央机构(指内阁职团部)方可联合”, 雇主和工人的代表分开,不得混淆,取消罢工权,罢工被认为对国家犯罪,建立劳 动法庭,解决劳资纠纷。7 月,又公布《劳动职团法实施准则》,规定“职团具有 国家(机构)的性质;把生产中的诸因素,也即雇主、脑体劳动者的国家工会组织 合二为一”。它的“任务是促进、鼓励和帮助所有旨在协调和更好地组织生产的活 动”。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司法大臣罗科说,颁布上述法律最直接的目的是“把各 阶级和社会阶层的组织统统纳入国家的轨道,由国家直接控制。 在生产方面,把生产中的诸要素均置于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之下”。 同一个月,在公布《劳动职团法实施准则》的第二天,法西斯内阁成立职团部, 其任务是“协调不同行业职团之间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以及这些职团和阶级的 利益同生产的最高利益之间的关系”。随后,墨索里尼下令建立职团全国评议会, 旨在把“全国生产的各个领域都要纳入到这些(职团)机构之中”。这两个机构的 组织和权限后来有所调整。1929年9 月,内阁撤销国民经济部、农林部,其职权并 入职团部。1930年3 月,颁布《职团全国评议会法)> ,规定它的分支机构职团有 权颁布有关税率、工资标准以及协调慈善活动与劳动合同的强制性准则,赋予职团 具有某些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 在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前,民族工团主义者已经设想,按照行会的模式把工人、 技术人员和企业主都组织到工会里,然后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在这个机构内,工 人与业主的代表同政府官员可以“平起平坐”,进行平等协商,解决劳工和生产问 题。法西斯主义者把民族工团主义的这种主张发展为法西斯职团主义,所不同的是 法西斯职团主义把阶级合作与对外扩张的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组织形式上, 民族工团主义者主张保持群众组织的协会,法西斯职团主义者则将它设计成为一种 官僚控制的政府机构。 法西斯职团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以阶级互助取代阶级对抗,以“能力斗争”取 代阶级斗争。它宣扬同一行业的劳资双方4 (要减少冲突,共同挖掘生产潜力”, 以协同合作和维持劳资利益平衡,“团结一致”与其他行业的劳资双方进行“能力 斗争”,而不在本行业的劳资之间进行“阶级斗争”。就整个国家而言,职团“作 为民族团结的体现”,要举国一致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以便能在国际市场上有力 地同其它国家竞争。墨索里尼宣称,职团制是一种“既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同时 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是一种“富有纪律、效益和协调一致的经济体制”。 但是,尽管法西斯主义者将职团制说得天花乱坠,强调它是生产中各方“团结一致 的具体体现”,“全面代表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在职团结构中,只有资本家享 受实际的利益,工人则要受制于企业主、法西斯党和政府三方面的“权威”,而它 们通常又意见一致。 为了缓解广大工人群众对《劳动职团法》及其实施准则的不满情绪,法西斯当 局于1927年4 月颁布《劳动宪章》。文件对集体劳动合同、工资、休假、解雇补偿、 劳动纪律、职业介绍和社会救济等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了泛泛的原则阐述。 它主要强调法西斯职团国家“是一个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实体”,并没有任何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内容,表明它只是用以安抚群众的宣传文件。 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确立以后,墨索里尼多次主张要将意大利建成职团国家。 他认为,“法西斯国家只是极权国家还不够,还应当是职团国家”。1928年,他在 谈论“法西斯国家及其前途问题”时,再次强调“我们要坚定地向国家的职团构想 迈进”,要使“国民的所有活动均在职团国家中反映出来”。在渡过1929—1933年 严重经济危机之后,在法西斯领导集团核心成员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发动侵略埃塞俄 比亚战争前夕,墨索里尼于1934年2 月下令全面建立职团制。于是,意大利迅速为 纵横交错的职团组织体系的网络所环绕,确确实实构成了职团国家。 法西斯职团组织体系非常严密,其纵的系统由职团全国评议会领导,各行业劳 动者和雇主按行业分别建立的职团工会,协会体系,作为职团的组织基础。全国评 议会是职团最高领导机构,职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职团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常设机 构。全国评议会下设工业、农业、商业、银行与保险业、陆运和内河航运业、艺术 与自由职业等七个委员会,作为职团纵的组织体系各行业的全国领导机构。除艺术 和自由职业委员会外,其它六个委员会由劳方和资方数目相等的委员组成。每个委 员会均包括该行业全国雇主协会会长和全国法西斯工会会长以及这两个机构各自推 选的代表,还有行业合作总社的一些代表。这七个委员会从纵的方面控制着意大利 全国省、市、地、县和地区的5432个职团工会联合会、661 个雇主职团协会和1222 个艺术与自由职业者协会,它们共有会员425 万余人。职团全国评议会在各省设立 省职团评议会,对上述基层职团组织实行政治监督与控制。 职团横的系统是指由内阁职团部和职团全国评议会共同领导的,由劳动者和雇 主共同按生产部类混合组成的22个全国劳资联合职团。这些职团是所谓劳方代表, 资方代表和法西斯党代表“溶成一片”的三位一体组织,被称为实现生产至上,国 家至上、民族至上,因而可以使“生产成为统一有效的国家生产”的组织。墨索里 尼在1934年2 月宣布建立22个职团同时,下令全国所有行业及其属员都必须参加有 关职团。其中8 个职团按农业生产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及其销售商系统组 成,8 个职团按工业生产企业及销售系统组成,6 个职团由服务性行业组成。 职团系统还包括劳动法庭这一特殊司法机构。意大利全国共有16所上诉法院, 每个都附设专管职团诉讼的劳动法庭。按省设立劳动裁判所,共94个,分属16个劳 动法庭。劳资纠纷先在职团内部调解,调解无效即交劳动法庭解决。工人罢工,不 管出于何种原因,均被认为是反政府行动而判刑和罚款,其组织者将被判3 —7 年 监禁。三名以上工人共同提出增加工资或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即被扣上“罢工” 或“聚众闹事”的罪名,可见其刑罚之苛重。 职团国家的建立,强化了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把墨索里尼的极权统治推向顶峰。 按照法西斯立法,职团既是社会团体,又是国家机构,因而它既是极权主义政治体 制的组成部分,又是法西斯当局对各行各业所有属员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的重要手 段。 管理职团的政府机构内阁职团部拥有广泛的权力,远远超过其它各部,被称为 “超级政府”、“阁中之阁”。与职团部有关的司法、财政、公共工程、交通和教 育等部,无权单独处理涉及职团的任何问题。只有征得职团部同意,才能作出决定。 下发文件须经职团大臣或该部有关司局长联署方为有效。 职团系统各级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直接控制着民 众。职工的劳动就业、劳动合同以至人身自由等等切身权利都被职团组织所操纵。 实际上,法西斯当局通过职团系统直接间接将全体居民都网罗在它的控制下,其严 格程度是历史上任何专制独裁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突出的是职团制的每一个关键的领导职位,都由墨索里尼一人担任。他是 内阁职团大臣,职团全国评议会和职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22个职团的会长。 有关职团的一切重要事务,都经他作出决定。通过职团,墨索里尼巩固了他的独裁 统治地位和权力。因而陶里亚蒂评论说,职团制使墨索里尼“得以控制国家的一切”。 职团系统也是法西斯政权在经济领域实施国家干预的主要渠道之一。内阁职团 部是法西斯中央政府主管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它的职责包括改革和调整生产体制, 促进生产的一体化进程,以及协调各专业部的工作。职团全国评议会和省评议会的 任务之一,是控制和调整职团的生产和各项经济活动,监督政府有关经济发展、社 会救济,职业介绍和职业教育等工作。22个职团的职责,有掌管就业,确定劳动条 件,协调劳资纠纷,控制生产原料的分配,监督殖民地和康采恩的活动,等等。它 们还有权参与制订经济政策,颁布有关税率、工资标准的规则和法令,以及有关劳 动合同、协调国家经济关系的强制性准则。 职团制体现了权势集团新的组合。法西斯统治集团与垄断资本更进一步结成紧 密的联盟,共同掌管意大利经济。评议会系统包括661 个由资方组成的雇主职团协 会。法西斯职团雇主联合总会主席是全国评议会常设机构职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 定成员。各个雇主协会的会长均为全国评议会所属除艺术和自由职业委员会之外六 个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在22个职团的领导委员会中,除劳资双方名额相等的委员之 外,每个职团都有3 名法定的法西斯党的代表担任委员。一些企业主便千方百计加 入法西斯党,以便在领导委员会中充当法西斯党的代表,并取得职团副会长的地位, 借用墨索里尼职团会长的名义发号施令。许多职团领导委员会的实权被资方委员所 操纵。 另一方面,在职团制之下,企业从属于国家的要求,自主经营受到种种限制, 市场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中小企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无权按照市 场需求调整生产,却要受到职团的许多约束。与之相反,垄断资本通过职团制的实 施获得极大利益,得以实现资本的进一步集中。法西斯当权为了挤进国际市场,鼓 励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兼并。1927年专门就此颁布法律。1928年兼并事件从1927 年的16起增加到105 起,涉及公司266 家。兼并风潮一度造成机器制造、造纸、食 品加工和棉纺织等传统工业生产下降,而一些垄断资本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 仅占私人企业0 .69% 的大垄断金融集团,控制了全国股份资本的55.43%.职团拥 有全面代表国家和劳资双方的权力。它掌握着生产配额和原材料的分配权,税额的 确定权,“有权签订本行业全体成员必须履行的集团劳动合同”。它对劳动关系和 调节生产所做的规定是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干预经济的许多环节 由它负责实施。它和掌握资本投资的伊利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同为法西斯政权在经济 领域推行国家干预制的主要渠道。它们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双管齐下,使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获得充分发展。就此而论,职团制又是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 职团制与对外侵略扩张密切相关。墨索里尼急于建立职团国家,就是为发动侵 略战争做好准备,要建立一种与支持和保障战争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它将驱使整个 国民经济服务于超强度的扩军备战,将所有人力财力物力严密控制起来使用于战争。 首先是动员组织国家的全部力量准备发动战争,尽量减少并进而消除因原料不足对 向外扩张所造成的制约。他曾经说,“建立职团是意大利特殊情况的需要”。也就 是要在1935—1940年间动员500 万人,并将他们武装起来。职团的任务就是为实现 上述目标组织生产,贯彻落实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监督实施1934年末 开始实行的对外贸易垄断,1935年建立一个包括876 家工厂和58万工人的军火工厂 委员会,等等。1936年7 月开始武装干涉西班牙战争之后,墨索里尼更强化职团的 作用,由它负责监督实施经济领域的“自给自足”政策。职团全国评议会为对外扩 张建立了工业动员会。这也是职团制多重功能的表现。 概括起来说,职团国文因发动战争需要而建立,职团根本作用是为了服务于战 争,反过来,通过战争获得其战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然后重新扩大战争生 产,进行新的侵略战争,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职团国家的实质及其运转规律。 第三编《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各章结构是:第一章向法西斯体制演变,概述体 制变动的动因和前提,分析“国防国家体制”构想以及“一国一党”论、国体论、 协同主义等有关体制构想的几种主张,阐明日本国家体制逐步法西斯化的过程,指 出1937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即以“国防国家体制”构想为蓝图,在 各方面逐步建立法西斯统制;第二章阐述国防国家政治体制,分析从近卫新体制的 波折到东条极权体制形成的过程,论证各个权势集团的重新组合;第三章统制经济 体制;第四章国民统制与精神统制。对这一编,需要就日本全面确立法西斯体制的 特点,着重作些引述和说明。 日本国家休制的法西斯化,与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化有明显的不同。总的说来, 其主要特点有三:第一,它是在近代天皇制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局部 改组,逐步演变,实现国家体制的法西斯化。 第二,军部法西斯集团对国家体制的法西斯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它凭借天 皇的权威,与天皇制官僚相结合全面确立极权主义体制。 第三,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以至广大国民实行严密的极权主义统制同时, 基本保留天皇制在政治权力掌握运行上的分权机制。①① 我们在《法西斯新论》 一书中曾经论证过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本文主要分析其国家体制的法西斯化, 角度有所不同。 这三个特点,都同天皇制直接关联,并由它而产生,因此,日本法西斯体制是 天皇制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没有经过政权的更迭。在日本,既没有来自中下层的 群众政治运动对现存统治秩序的猛烈冲击,也没有法西斯政党以及在它夺取政权后 对原有体制的破坏和废止。它是由各个权势集团自身的法西斯化或重新组合,通过 对原有体制多次进行局部性的改组,逐步演变为法西斯体制。它要受天皇制机构和 传统的制约,必须依靠天皇的权威和影响,利用天皇制意识形态,来推进法西斯化。 实质上,日本国家忱制法西斯化的过程,就是逐步扩大和强化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 专制统治的一面,削弱以及消除一定程度民主自由的立宪政治一面,按照极权主义 和扩张主义的要求,调整权力结构,扩大转换权限职能,改善运行机制,以支持侵 略战争。其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过程,也曾出现曲折,但其基本的统治形式和手 段,仍然属于法西斯极权制的性质,其统治的严密和严酷程度,毫不亚于德国和意 大利的法西斯体制。 日本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这不仅包括立法权、行 政权、司法权、统帅权,还有文权(天皇既是君又是师,有权为国民规定思想道德 准则),并在实际上拥有财权,可以运用天皇权威及其拥有的财产干预、影响财政 和政局。另一方面,天皇总揽大权是统而不治,并不躬亲政务。天皇行使权力需由 各种机构“辅佐”、“翼赞”,因而存在多头分权。最突出的是统帅权独立原则, 天皇总揽统帅权,军令长官有帷幄上奏权,有关军令事项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裁 断。由此形成统帅与国务分离,军部与内阁分庭抗礼,同为天皇制机构主要支柱。 同时,军部的陆、海军各首脑机关,内阁的各省,又互不统属,各自独立,甚 至总理大臣(首相)对内阁各省也只起协调作用,而无统辖大权。其他如枢密院, 议会的贵族院、众议院,也都平等独立,互相牵制。这就是近代天皇制的统治机制 和传统,显然不适应于极权主义和新的扩张的需要。 日本的法酉斯统治集团曾经试图效法意大利和德国建立法西斯政党,提出“一 国一党”论,开展建立新党、新体制运动,以改变上述状况。但在维护天皇制纲纪 法统的国体论壁垒面前一再遭到挫败。早在20年代中期就有过一场国体论与民主主 义之争,即关于“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的斗争。天皇机关说系东京帝国 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所阐述,大意是在立宪政治下,国家是统治的主体,天皇统治 大权不是天皇个人的权利,而是作为国家元首,为了国家的公事行使统治权力;天 皇即是国家最高机关,行使权力必须遵循宪法条款,行使立法权必须有议会协赞, 议会同样是参与统治的国家机关。天皇机关说成为推行政党政治,加强议会权力的 理论依据。它本已赢得宪法学界的公认,被官方所接受,不仅被大学教材所吸取, 而且为高等文官考试所援用,却在1935年受到国体论者的攻击。 国体论久已存在,其核心便是天皇主权说。国体论对天皇制用了种种溢美颂扬 之词,还搬出神话传说穿凿附会,不外乎三层意思:一、天皇为神的后裔,受神敕 统治日本,自古无“易姓革命”,亦无外族入主建国,皇统连绵不断,万国无双。 二、日本有君民一体、君民一家特殊传统,日本为一大家族,天皇为一大家族宗主, 国家即一家之扩大,君臣即父子之推广,臣民忠孝合一,天皇亲民如子。三、因此, 天皇统治为日本国家之根本,天皇及其统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必须绝对服从。一 法学教授解释说,“天皇为统治日本之主权者,皇位为国家主权之所在,是为我国 立国之本体。” 1935年初,一些右翼学者、议员带头指责天皇机关说是“缓慢的谋反”。各种 右翼势力喧哗一时,围剿天皇机关说。结果,美浓部著作遭禁,他本人被迫辞去贵 族院议员。 内阁在同年8 月、10月两次发表明确国体的“国体明征”声明。这阵 鼓噪被称为国体明征运动,是日本国家加速走向法西斯化的一种征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在近卫第一次内阁期间,一批右翼人物发 表《告国民书》,呼吁从速建立“超越彼此对立,浑然一体”的强力政党。随之展 开了以近卫为中心的一国一党运动,通称近卫新党运动。但因近卫本人动摇在1938 年11月突然中止。1940年,日本正处于内外交困,朝野一筹莫展之时,欧洲战局骤 变。日本统治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侵略战争,摆脱困境,再次掀起近卫新党运动。亲 军党派议员组织,包括政友会,民政党为主的大部分议员推波助澜。主要右翼团体 实行联合,热衷于一国一党。新官僚和近卫的智囊团出谋划策。军部的支“持更对 近卫态度明朗化起了关键作用。一时间甚嚣尘上,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史上,没 有任何一种运动像一国一党运动那样,参与力量那么广泛庞杂。 所谓一国一党,是指建立超党派、超越各种政治力量的“举国政党”,原有政 党一律解散,新党实行“指导者原理”,即领袖原则,内阁首相兼任新党总裁。对 此有关各方较为一致,而以何种力量为主组成新党,涉及各方实际利害,分歧较大。 至于实行一国一党的直接目的,更是各有打算。但主要阻力仍然来自国体论。 经过多方酝酿,1940年6 、?月间,各政党和派别组织相继自行解散,出现无 政党局面。近卫决心建党,向记者宣称:“不依靠新政治体制,不组成强力政党, 就不可能对付目前重大时局,不可能打开目前困难局面”。他辞去枢密院议长,表 示将为确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奉献微力”。不料此时所谓“观念右翼” 的几个组织起而反对新党运动,指责一国一党违反国体,是幕府再现。近卫非但不 敢反击,反而从一国一党后退到建立“政治新体制”,表示不再使用“新党”一词。 新党运动就此胎死腹中。 近卫在组成第二次内阁后以为可以顺利推行新政治体制,他在8 月新体制筹备 会首次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必须完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在政治、经济、教育、 文化等各个领域确立新体制。他提出新体制所要实现的四个目标:“统帅与国务的 协调,政府内部的统一和效率的提高,议会翼赞体制的确立……更重要的是确立万 民翼赞的国民组织,这是前述事项的基础”。这个国民组织运动要以“高度发扬政 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为目的”“广泛举用朝野知名无名的人才,组织运动的中核体”。 事实上,连建立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国民组织也是困难重重,寸步难行。 9 月,内阁会议决定新体制运动称为大政翼赞运动,其组织定名大政翼赞会。 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随后在各道府县建立它的地方组织。大政翼赞会这种官 办的国民组织完全从属于政府,它毫无实权,只充当一个行政辅助机构的角色。尽 管如此,还是由于近卫主张它·应具有高度政治性”,在它的中央本部设立了体现 政治性的企划局、政策局、议会局机构等举措,招致强烈反对。从观念右翼到议会 议员、内务官僚、财界巨头,或者反对它的所谓违反国体和宪法的僭越行为,或者 认为它没有满足以至有损于自身利益,对其群起而攻之。 反翼赞会势力攻击的焦点是反对它成为政治结社。近卫节节退让,一再认错, 改组内阁,承认翼赞会并非政治结社。1940年1 —2 月,在日本第?6 届议会期间, 对翼赞会的攻击达到高峰。 最后宣布翼赞会属于“公共结社”,与卫生组合、产业组合等归于一类,不能 进行政治结社的政治活动;并解散翼赞会中央本部,彻底重组它的中央和地方机构。 近卫的新党新体制运动终于夭折。 在日本国家政权已经法西斯化的条件下,近卫文磨作为宫内集团的重要人物、 政界第一要人,出面倡导新党、新体制运动,为什么竟然遭到惨败呢?除了近卫本 人的弱点,即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他自己没有一支可以作为依靠的政治力量之外,主 要原因有二。第一是国体论的阻挠。对近卫新党、新体制运动攻击最烈的观念右翼, 人数不多,能量却大。归根到底,还是凭恃天皇和天皇制在日本各阶层中拥有深刻 的影响。他们挥舞国体论的大棒,似乎理直气壮,很少有人敢于正面起而反驳,附 和者众,回避者不少,因而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近卫本人的内心深处同观念右翼 一脉相通,他不止一次地在记者面前承认一国一党违反国体,有幕府化的危险,无 怪乎他在国体论者面前忍气吞声。 这又怎能不一败涂地呢? 第二是天皇制机构一定程度多头分权机制的干扰。 在承认和维护天皇制的前提下,各个权势集团的自身在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在重新组合,但不能容忍出现一种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新的政治势力。原先政党 势力支持一国一党,是指望搭上便车,恢复其在政党政治被扼杀后大为削弱的地位, 扩大其实力。它们自行解散,为的是移花接木。一旦发现期望落空,翼赞会又高踞 议会之上,并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危及党派势力最后的活动地盘,几乎全体议员都 改变了态度。他们纷纷抨击翼赞会,以至否定它的合法性质。内务官僚一向将道府 县地方行政当局视作不容他人染指的专有领地,主张翼赞会地方组织从属于地方行 政当局。翼赞会却决定它的道府县地方组织各类主要负责人由总裁指定或任命,即 直接听命于首相,引起内务官僚的强烈不满。军部虽然支持近卫一国一党和新体制 运动,但在统帅与国务关系上双方也有矛盾,各自都要谋求掌握主导权,所以这种 支持也是半心半意。如此等等,近卫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只能偃旗息鼓。 近卫失败了,国家体制法西斯化的进程不能中断。这是法西斯政权坚持战争, 加强统治,克服内外交困局面的迫切需要。 于是,军部法西斯集团的东条英机出场全面推进国家体制的法西斯化,最终确 立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体制。 日本军部干预政治由来已久。它不仅独立于内阁之外,而且可以左右内阁的存 亡。早在1900年就规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即由军部从现役上、中将内确定 人选,向内阁推荐为陆,海军大臣。组成内阁前,如军部对阁僚人选不满,不推荐 陆、海军大臣人选,新阁只能流产。军部如果要更换内阁,可让陆,海军大臣辞职, 不再推荐后继人选,内阁将被迫辞职。反之,如内阁辞职,陆、海军大臣可以不与 其他阁僚同进退,继续留任①。进A.20世纪后,日本军部一直在走向政治化,即 由一个军事指挥机构逐步演变为全面干预国家政治,凌驾于内阁和议会之上的军事 政治权势集团。这个集团策动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驱使日本走上法西斯化的道 路。 ①1913年山本内阁曾将现役武官扩大到预备役,实际上并未能执行,1936~ 正 式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日本军部在1932年反对组成政党内阁,扼杀“政党政治”。 1934年,统制派控制军部,制订法西斯纲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小册子, 主张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演变成为法西斯军事 政治权势集团。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受命组阁。军部提出施政方针, 干预阁僚人选,取得对内阁的支配地位,自此开始日本政权的法西斯化。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即展开全面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进程。 可见,日本军部法西斯权势集团一直是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者。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晋升陆军大将。日本于12月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 东条内阁加紧推进国家体制法西斯化。 首先重振大政翼赞会,使它真正发挥加强国民统制的作用。1942年1 月成立翼 赞壮年团,作为它的外围组织:以21岁以上男性中“有实践力、有朝气的中坚青壮 年”为成员。全国有郡、市、区、町翼壮团10万多个,团员134 万多人。它被东条 称为“大政翼赞运动中最有力的实践部队”。同年5 月,东条内阁决定,将产业报 国会等工、农、商、青、妇国民组织,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等地域组织,并入翼 赞会系统;8 月,在地域组织中设立担任“联络”职务的“世话役”和“世话人”, 实际上均由町内会长、部落会长、邻组长担任,全国共约150 万人。翼赞会中央机 构也作了调整。就这样,不再争论它的性质,仍由官僚集团、主要是内务官僚控制, 扩大它的组织系统,加强它的核心力量,翼赞会的声势和政治作用明显加强。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加强了东条内阁的地位。 它进而推行议会翼赞化,确立翼赞政治体制。 1942年4 月举行翼赞选举。为 进一步控制议会,东条发起于1942年5 月成立翼赞政治会,贵族院、众议院的绝大 多数议员和一部分各界人士参加。在它成立前后,各种议员组织统统解散。官方宣 布,将不承认翼政会之外的其它政治结社。因而翼赞政治会成为日本全国唯一的政 治结社,被认为是“事实上实现了一国一党”,或“形式上实现了”一国一党。 议会翼赞化是所谓“议会与政府表里一体”,实际上就是议会完全追随、附和 政府。议会的审议形式化,立法职能徒有虚名。 日本在1938年发布《国家总动员法》之后,议会已丧失仅有的立法权的大部分 ;但不属于上述法案授权范围的部分立法,仍需通过议会。随着议会的翼赞化,议 会仅剩的一点立法权,亦以审议走过场的方式化为乌有。1943年6 月第八十二届临 时议会,以三天时间即全部通过政府提出的270 亿日元临时军费追加预算和11件法 案。一些议员提出延长会期、慎重审议的要求遭到拒绝。议会还是政府煽动战争, 蛊惑人心的讲坛,变成热烈鼓掌拥护政府、显示举国一致的场所。 大政翼赞会,翼赞议会和翼赞政治会相继成立,被称为日本翼赞政治体制的确 立。对翼赞政治体制,尤其是大政翼赞会的作用,在学术界一向有着不同的评价。 在我们看来,翼赞政治体制是日本法西斯极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本身并没 有涉及权力结构的核心,政府和军队的机构、权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 改组,因而不能把翼赞政治体制等同于整个国家的法西斯体制。翼赞政治体制的确 立,只是日本国家体制法西斯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完成。翼赞会和 翼政会更无法与德意两国的法西斯政党相提并论。但大政翼赞会的建立,尤其是它 的重振,的确带来了其他一连串体制性的变动,所以,它对整个体制法西斯化具有 一种冲击作用,可以认为是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的开端。 日本国家体制法西斯化的最终完成是东条极权制的确立。 东条首先对在经济领域确立首相统辖权进行重点突破,取得成功。1943年3 月, 根据东条内阁要求,议会通过《战时行政特例法》,规定运用敕令即可撤销、变更 法律所规定的企业统制措施和行政厅的职权。据此,以敕令形式颁布《战时行政特 例》规定,为了增强钢铁、煤炭、轻金属、船舶、飞机五大重要产业,首相对有关 各省大臣有指示权,首相可将有关各省大臣的部分职权改由其他大臣行使。东条为 了有效行使这方面的权力,任命七名财界人士为内阁顾问,成立以东条为会长、内 阁顾问和各省大臣组成的战时经济协议会,任命以财界人士为主的查察使对重要产 业检查考察。同年11月,将商工省的大部、企划院:陆海军省的军需生产管理部门, 以及递信省的一部分,合并成立军需省,由东条兼任大臣。产业统制大权集中于军 需省,亦即东条手中,而产业统制权是当时至关重要的权力。 东条内阁期间,法西斯高压统治愈演愈烈。东条组阁时一度兼任内务大臣,后 因准备翼赞选举,现役军人不得参与选举活动,改由他人担任。但是,东条仍旧掌 握对宪兵的指挥权。他将本为军事警察的宪兵用以执行政治警察职能,迫害无辜, 打击异己,排除政敌,甚至以保护为名对重臣进行监视、盯梢、窃听、盘问。东条 宪兵政治臭名昭著,搅得人人自危。警察系统以特高警察为中心,全体警察特高化, 构成严密的监视侦控网络。在镇压手段上,开始实施对政治犯、思想犯的预防构禁 制度,实际上是设置变相的集中营。宪兵和警察不择手段地监视、逮捕、逼供,以 至严刑拷打,使全国处于恐怖气氛的笼罩之中。 在协调统帅与国务的关系上,东条以陆军大臣身份作为大本营成员,参与军机 要务。大本营于1937年为维护统帅权独立的军部特权而设立,用以指挥侵略战争。 近卫在大本营成立前曾要求让首相参加大本营,遭军部拒绝。东条以首相而兼陆相, 成为大本营成员,即在协调国务与统帅关系方面进了一大步。 1944年2 月,东条迫使杉山元辞职,自任参谋总长,并由对他言听计从的海军 大臣岛田兼任海军军令部长,得以控制整个军政大权。此时,东条一身兼任首相、 陆相、军需相、参谋总长和翼赞会总裁等多项职务,事实上确立了东条极权独裁。 这是凭借天皇权威而确立的极权独裁。东条在回答他是总理独裁主义时答辩说: “我是沐浴到陛下的光辉才发光的。如果没有陛下的光辉,我这个人就等于一块石 头。因为有陛下的信任和身居这个地位,我才发光,这同称为独裁者的欧洲诸公是 有区别的。” 这虽然是他不愿承认自己是独裁者的一种诡辩,但也的确道破了日本极权独裁 统治的特点。 (三) 根据对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及社会控 制网络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总的判断,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极权主义的国 家体制。 体制及其相关的一些词,虽然现在人们时常提到,但它们的确切含义究竟指些 什么,相互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似乎没有统一的专门的解释和定义。所以,有必要 先对我们研究对象的内涵和范围有所界定。 照我们理解,体制是某一特定对象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限划分、运行机 制诸方面的规章制度、组织体系和指导原则的总称。我们这里说的国家体制,主要 是指政治体制,即政体问题。国家政权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而政治又贯串于社 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政治体制与国家体制实际上是内容相近的概念,但后者 内涵更为广泛,属于更高层次的。如果从总的方面论述国家的体制问题,大抵称作 国家体制c分别提及或阐述各个领域的体制问题,则使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概 念。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政 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 政权机关”。①国体反映国家的本质,国家的阶级属性。国体决定政体,并通过政 体来表现。如果说国家制度,那是指规定国家权力归属什么阶级和它采取什么组织 形式以实现其权力的基本制度,主要是说国体,同时也包括政体。现在论述国家体 制,是专指政体,当然在阐述时也联带着要涉及到阶级关系以及各阶级在体制中的 地位。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 版,第669 ,670 页。 极权主义一词是墨索里尼在本世纪20年代初率先使用的。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者把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统治的意大利称作“极权国家”。“极权”一词意大利文 原本含有全体;全部、总体的意思,它与国家一词组成一个新词极权国家,其含义 就是表示或包括“全体的”、“全部的”、“总体的”国家,因而我国有人译为 “总体国家”。日本人则将极权主义释为全体主义。 墨索里尼在论述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时写道:“法西斯学说的主要支柱是关于国 家及其实质、任务和目的的观念”。他解释说,“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 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 (政党、团体、工会、阶级)”。他还进一步把极权主义描绘成“一切从属于国家, 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 可见,极权主义首先是一种国家观,以宣扬国 家至高无上、包容一切、主宰一切为核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进而发展 为国家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而严格的控制。 在西方国家,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提出一种所谓极权主义理论,在E· 莱德勒发表《大众国家》(1940)、S·诺曼发表《永久革命》(1942,日译名《 大众国家与独裁》)等著作后形成,将极权主义作为一党制政府的同义词。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 后,丘吉尔在1946年3 月5 日揭开“冷战”序幕的富尔敦演说 中,攻击苏联和共产党人在东欧“到处争取板权主义的控制”①。此后,出于“冷 战”的需要,一批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将极权主义概念不仅用于表述法西斯政权的属 性,更多地是用以指责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方面从理论上予以系统化的,有两名在美国生活的德籍流亡者汉纳.阿伦 特和卡.约·弗里德里希。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把极权主 义说成是历史上新型国家的形式,渗透到国家和政党内的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是 以国家组织和党组织的二元制为其特征的极权统治的本质。卡.约·弗里德里希在 《极权主义和独裁专制》(1957)一书中列举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意识 形态、一个党、恐怖主义的秘密警察、情报垄断、武器垄断和由中央控制的经济。 由上述诸项组成一个模式”,“在任何情况下,这六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特征 共同决定极权主义专政的性质”,“因此,不应当陷于这样的错误:从这些特点中 挑出这一项或那一项作为比较的根据”。弗里德里希认为,由于法西斯主义专政和 共产主义专政在上述六个万面的一致性,“与其它国家制度体制相比,包括比较老 的专政形式在内,这两种专政彼此更相似。” 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卡·迪.埃尔德曼就此评述说,当然这种一致性不是指经济 和社会渊源的特殊性,不是指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极权主义概念所表明的共 同性是统治技术和统治结构的共同性,而不是统治目的的共同性。他同时问道: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标准,还是一种内容上的标准呢?是仅仅涉及到一种统治的表 面形式,还是也涉及到它的本质?”他认为,这样,“极权主义概念就等于说明了 不同意识形态的党派专政的一种共同的本质特征。”他指出,“现在运用极权主义 概念并非没有争议的。“西方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对极权主义概念的适用性也提出 疑问。特别是那些致力于记录苏联统治范围内务国结构的自由化变革的研究人员是 这样做的。”极权主义同任何历史概念一样都有这样一种局限性,需要不断地检验 和补充,必要时通过实践加以修正。” 显然,埃尔德曼对前述弗里德里希等人关于极权主义所作出的概括是不很满意 的,而且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认为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属于极权主义的 研究人员,当这些国家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之后,也很难再将它们列入“极权主义” 概念适用性的范围之内。埃尔德曼本人却是认为,“正在发展的专制统治形式可以 分为三种不同类型:苏联式、极权式和法西斯式。“极权国家的形式是具有不同强 度和合法性的军事独裁如波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或是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国 王专政。”当然,他在这里说的是二次大战以前的事情。 日本历史学家山口定在评述极权主义理论时指出,“日本没有从正面研究这个 理论,只是认为它是企图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归纳到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去 的反共理论,不屑一顾”。“不能只从表面标志将两者等量齐观。有人主要指出两 者之间思想上的差异,那一方是具有体系的合理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 缺少体系的非合理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笔者强调,根本的思想差异 在于构成思想、运动基础或背景的社会阶层的不同。” 我们简要地回顾极权主义一词的由来,以及对于极权主义体制的不同阐释,主 要是说明同样使用这一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本书对 于极权主义体制的考察,应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务求揭示 其.内在实质,而不是不顾它的历史环境,撇开它的阶级实质,简单地罗列若干特 征进行类比。 作为国家体制的极权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 的历史时期,一些后起的、保留着严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帝国主义国家,面临长 时间危机的困扰,传统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已不足以应付和克服危机,原有的统 治力量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稳定统治、实行扩张的使命,并且失去社会各阶层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怀着很大失落感和失望情绪的社会中下层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从中 崛起的法西斯统治集团鼓吹实行新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他们决定废止在危机面 前显得软弱无力的以民主制为核心的传统体制,转而采取极端的统治形式和手段。 新老权势集团终于在克服危机、镇压革命、实现扩张方面找到共同利益。在这种共 同利益的基础上,法西斯统治集团同经过重新组合的原有权势集团结成联盟,他们 决心以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以及代表这一体制的政党和政界势力为代价,推行以强 权和强制为特点的极权主义体制。 为着区别极权主义体制不同于其它体制,当然有必要概括和分析它的基本特征。 在我们看来,极权主义体制是有下述四个紧密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国家权力的极度集中,实行个人独裁。在德国,称作“领袖(元首)国 家”;在意大利,称作“领袖主宰制”;在日本,则是凭借天皇权威的个人独裁。 极权主义体制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实行个人独裁制,将国家一切大权集 中于领袖一身。1942年德国国会为希特勒宣布的正式头衔,有“元首作为国家领袖、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政府首脑和最高行政长官、最高法官和党的领袖”等等所有最 高职务。墨索里尼除了担任法西斯大委员会主席、国家法西斯党领袖和政府首脑三 个最高职务外,还兼任多项领导职务。1929年,他在内阁总共13个部中兼任外交、 内政、职团、战争、陆军、海军,空军和公共工程8 个部的大臣。在职团系统,他 是职团全国评议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全部22个职团的会长。还担任法西斯国 家安全志愿民兵的司令。东条也在政府、军队和经济领域担任多项最高职务,只不 过他是在天皇总揽统治大权的名义下掌握实际权力,其独裁的范围和权威远逊于希 特勒、墨索里尼。 领袖独裁制不仅是掌握最高职务,更突出的是拥有无限权力,以领袖个人意志 和“绝对权威”取代法治原则。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权力结构,实行立法、 行政、司法三权鼎立和互相制衡原则。在纳粹德国,自1933年3 月国会通过暇权法 》以后,政府可以制订法律。但1935年起取消内阁例会,这一年仅举行12次临时召 集的内阁会议,1936年减至4 次,1937年为6 次,1938年2 月举行纳粹德国最后一 次内阁会议。而且魏玛宪法规定,内阁在总理主持下,实行集体原则和多数原则, 希特勒组阁,根本取消表决程序。由此,纳粹德国立法是从“议会立法”到“政府 立法”,再到“领袖立法”。在意大利,同样是将立法,行政、司法各项大权集中 于领袖一身。 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天皇,都是高踞于整部统治机器的顶端,凭着他 们的“绝对权威”,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当然,天皇本人并不直接行使权力。在 意大利,明文规定,墨索里尼可以任意颁布和修改国家法西斯党党章,可以任意规 定和改变最高权力机关法西斯大委员会的组成及其讨论事项,可以任意任免一切领 导成员并改变他们作出的决定,可以任意决定法西斯党各级党委、所有机构和附属 组织的工作、规章和准则;对所有法西斯机构及其成员进行政治监督,还可以行使 “他认为属于他的一切权力”。 实行个人独裁的集中表现,还在于决策程序和人事任免方面。希特勒早在《我 的奋斗》中就提出要以个人决定取代多数原则。他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 度”,“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做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 “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 实行个人独裁,归根到底, 还是要靠掌握决策权和人事权来体现。所以,推行极权制大体上都是从中央到地方 的各个部门、各级组织一概实行领袖原则(日本是统裁主义),并由领袖任命制取 代民主选举制。 有些西方学者曾对希特勒在纳粹德国的绝对统治地位提出疑问,认为当时统治 德国的是不同集团而不是希特勒个人,有所谓纳粹党和纳粹国家共同统治的“二元 国家”论,“党一国家一领袖”的三头结构论。此外,在日本,天皇制机构存在多 头分权现象,那么,是否还能认为是国家权力的极度集中呢? 我们所说领袖(包括天皇)拥有无限权力,指的是国家最高权力,高踞统治机 器顶端的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决策权、指挥权、裁决权,等等。实行独裁统治, 当然需要法西斯统治集团成员的支持和服从,需要各系统、各领域各种权势集团的 拥护和合作。这些力量构成独裁统治的基石,也是独裁者推行独裁统治的工具,是 他们听命于领袖而不是相反。在统治机器的各个层次上,政府、政党、军队、以至 秘密警察等各个系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机构,都按照领袖原则,由各自的领袖掌握相应的全权。这既是极权国家统治集团 管理分工的客观需要,也包含希特勒、墨索里尼“分而治之” 使不同集团相互牵制的统治策略。即使同一领域存在不同集团的不同利害关系, 拥有最高裁决权的仍然是大独裁者。在独裁制下,根本不能容忍出现凌驾于领袖之 上的政治势力,除非像墨索里尼那样,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分崩离析,才被以国王为 首的联盟所推翻。 第二,任意扩大国家职能,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实行全面的严密控制。这也 就是极权主义本来意义上的由国家包容一切,主宰一切。 极权主义体制在政治领域,排斥和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和传统,废 止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肆意侵犯以至剥夺公民基本权利,打击镇压异己势力,实 行一党专政和党国合一。 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都颁布法令,宣布国家法西斯党和纳粹党为唯一政党, 取缔它们以外的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 日本则宣布翼赞政治会为唯一政治结社。在这些国家,议会徒有形式,其立法 权、审议权和监督权均被剥夺殆尽。它主要是作为政府蛊惑战争、发表声明的讲坛, 偶而充当表决机器。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主要依靠法西斯政党为核心的群众政治运动取得政权。他们 巩固政权的首要步骤,在意大利是“要使一切权力机构统统法西斯化”和“使法西 斯的非法行动合法化”;在德国是纳粹主义的“一体化”。在这种法西斯化的过程 中,他们不仅在中央政府排除了法西斯党和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治势力,而且从上 到下各级法西斯主义大小头目纷纷攫取各种政府机构的要职,形成党国一体。在这 方面,墨索里尼走得更远,甚至将作为国家法西斯党最高权力机关的法西斯大委员 会,同时成为意大利王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实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合一。 1925年,他更在内阁增设国家法西斯党部,由法西斯党总书记出任国务秘书大 臣,可谓真正实施他的“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观点。 在经济领域,极权主义体制广泛实施国家干预制,在法西斯统治集团与垄断资 本集团结成联盟的基础上,由国家直接管理或控制经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干预手段和程度方面,德、意、日三国各有自己的特点。 纳粹德国主要是凭借国家采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从经济活动的 总体上进行干预,以克服经济危机,进而扩军备战,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引向战 争经济体制。国家干预的主要方面,表现为国家大量兴办公共工程,超高速度增加 军备,统一分配军事订货及相关的原材料,加强对银行的干预,大量发行国家债券, 强化集中与垄断,强制推行卡特尔化、康采恩专业化和经济“雅利安化”,干预投 资方向,限制利润率6%,超过部分用于购买债券或储备金;严格控制农业,以及管 制外汇、外贸,冻结物价、工资,控制劳动力的分配等等。私人企业仍保持经营管 理的自主权。 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管理,在最初四年,事实上仍由垄断资本的权势集团掌握。 希特勒未在经济部门推行纳粹一体化,禁止纳粹党组织插手经济,以维护他与垄断 资本的联盟。沙赫特失势后,戈林出任四年计划全权总代表,大批纳粹分子进入经 济领导机构,垄断资本权势集团亦经重新组合。纳粹党统治集团与垄断资本进一步 融合。 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国家干预始终有利于大垄断集团。 以银行为例,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各大银行在1931年相继倒闭。 布吕宁政府动用国库,以按票面价值收购已经贬值的私营银行股票等措施予以挽救。 国家成为各大银行的主要股东及债权人,1932年拥有83家银行和金融公司总资产的 56.9%,占整个金融业总资金的17.4%. 国家还参与463 家工商业股份公司,约占 它们总资产的一半。1936—1937年,纳粹政府实行再私有化,将国家掌握的银行和 企业的股票重新转让给垄断资本家。 由于扩军备战,德国的国债从1933年的116 .3 亿马克,增加到1939年的373 .4 亿马克,超过1938—1939年度国家预算总额(318 亿马克)。战争期间,1942 年国债猛增到1417亿马克。 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康采恩掌握国债的90—92%.这使垄断资本不仅控制德国 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国家必须不断增加税收以偿付高额利息,使国民收入通过国 债进行了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分配。由国债筹措的资金又通过军事订货和承包军事 工程,保证垄断资本获得丰厚利润。 意大利在1923年开始建立对金融业实施国家干预的机构。 20年代中后期,围绕里拉升值、农业生产、行业生产监督、劳资关系、劳动就 业和I资制度,采取若干国家干预措施,大多是针对特定问题,带有临时、局部性 质。1931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控制着全国三分之一大中型企业的意大利三大 银行濒临破产。 意大利政府先后拨付110 亿里拉巨款,进行“急救手术”,主要由国家金融机 构提供抵押贷款,及收购三大银行持股公司股票。 但仍然未能遏止企业倒闭风潮。为了对付严重经济危机,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墨索里尼决定将经济领域完全置于国家集中控制之下,使国家干预制度化、体系化。 到30年代后期,法西斯国家控制全国四分之三的工业企业,国家干预制成为整个意 大利经济体制的主体。 发展国家参与制,建立伊利模式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以及推行职团制,是意大 利推行国家干预制的主要形式。“伊利”是1933年成立的工业复兴协会(1937年改 为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的简称。它代表国家向三大银行提供资金,并强制它们同它 分别签订协议,由伊利承担三家银行的债务,后者将所拥有的大部分股权转交伊利, 不再接受任何性质金融机构的投资,也不再向工业企业进行股份或信贷投资。1934 年政府进一步规定,金融交易由国家统——控制,禁止资本输出。伊利向大工业企 业也进行控股活动。 在1935年10月发动浸略埃塞俄比亚战争之后,墨索里尼下令伊利增加与战争关 系密切的工业部门的资金供应,履行现代超级银行职责。伊利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 集团,形成将政治、经济、金融和管理溶为一体,包括庞大持股公司和次级持股公 司的经济忱系,控制着意大利军工产品的58% ,造船能力80% ,电力生产70% ,机 械生产42% ,钢产量45% ,铁产量77% ,以及大部分通讯和海洋运输业务。除伊利 公司之外,意大利还兴办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国家垄断资本公司,如纺织品公司, 天然气公司,等等。 伊利模式帮助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伊利的股票几乎都为私人垄断集团所购 买,从而使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各个行业、各个 企业内部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处理劳资关系的职团系统,既使国家统制及于各行 业、企业的内部活动,亦使私人垄断资本处于容易掌握实权的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全面的国家干预。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后,日本开始自上而下建立统制经济。经1940年近卫第二次内阁进一步推行经济 新体制,以东条内阁期间成立24个产业部门统制会为主要标志,最终形成统制经济 体制,亦称翼赞经济体制,是东条极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统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公益优先”为原则,推行“民有国营”,实施 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全面统制。民有国营,资本、产权仍为私人所有,其经营权却在 政府手中,使企业处于官方的完全控制之下。民有国营是统制经济的主体,其具体 方式,一是实行企业经营许可制。符合规定要求得到许可的企业必须接受政府严格 监督,企业必须向政府申报生产、价格、财务等一切重要情况,并获得政府认可; 一切重大事务,如企业的转让、合并,解散等必须得到政府批准。二是执行指令性 生产计划。政府通过统制会,在各重要产业部门、行业普遍推行。三是强制整顿企 业。要求各部门各行业强令部分企业合并、停业或撤销,将设备,器材、劳力转让 给重要产业或重点企业。四是指定军需企业,实行军管。 统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重大统制经济措施,构成统制经济 的庞大体系。它包括生产统制,金融统制、交通运输统制、贸易统制与物资配给、 劳动力统制、物价利润与工资统制,农地与地租统制,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直至个人经济与生活。可以说是无所不统,无所不管。 实行统制经济,曾被财界一部分人认为侵犯其利益而予以反对。所以,政府方 面强调“公益优先”,“树立全体经济观”,“从赢利本位转向生产本位”,以保 证战争需要。事实上,受损害的主要是中小企业主;对财阀和战争经济企业来说, 其资金、物资,劳动力和利润都受到官方尽可能的保障,而且统制会会长一般都由 各产业部门最大企业的领导人担任,足以充分维护它们的利益。它们终于接受统制 经济。这也意味着经由统制会的成立,政界与财界的权势集团结合更为紧密。 尽管德意日三国实行国家干预的手段和深度不一,但它们都确立了以系统实施 国家干预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这是共同的。由国家全面管理和控制经济,是极权 制肆意扩大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这种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实行 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原先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维护 私有制、有利于垄断资本为前提,以服务于侵略扩张为目的。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 市场因素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国家强制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主导的、甚至决定性的作 用,因此,它们被通称为统制经济。 极权主义休制肆意扩大国家职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筑严密的社会控制 网络。德意日三国都建立了官办的各行各业以及各色人等的民众组织的庞大体系。 在纳粹德国,将从事各种职业、具有各种身份的每一个人都组织到相应的团枝之中, 对他们进行关于纳粹主义和民众共同休的思想灌输,组织各种群众性政治活动和文 化活动。在意大利,将法西斯青年团和职工、妇女,大学生等9 个组织列为国家法 西斯党的直属组织,退役军官联盟、法西斯文化联盟等18个组织列为国家法西斯党 的附属组织。日本则将各种职业的“报国会”和地域组织统统纳入大政翼赞会系统。 总之,社会各界的、各种职业的、各种地域性的、以至青少年各个年龄段的形形色 色名目繁多的民众组织相互交织,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网罗其中,作为思想 灌输、笼络民众、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加强社会控制,干预私人生 活的主要渠道。其统治的严密程度是历史上各种专制政体所难以达到的。 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极度强化国家监控与镇压体系,实行恐怖 统治。 德意日三国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过程中以及建立极权统治之后,无例外地都建立 并加强了打击敌对势力的监控镇压机构和组织,并使用恐怖主义的极端手段残酷迫 害以至屠杀政治对手。 其中最为恶名远扬、罪行累累的组织和机构,在纳粹德国有党卫队、盖世太保 (秘密国家警察)和集中营制度,在意大利有法西斯民兵(黑衫队),在日本有特 高警察和宪兵。尤其是纳粹德国,实施大规模暴力恐怖和种族灭绝的集体屠杀,以 至究竟有多少人成为法西斯恐怖统治的牺牲品,已很难肯定比较准确的数字。 在集中营内被杀害者,估计有1100万人,另有遭受残酷摧残的约1800万人。 极权主义体制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是与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紧密结合。 德意日法西斯政党、集团的政治纲领的核心在于极端民族主义,其集中表现便 是对外扩张,夺取“生存空间”。三国务有称霸世界的扩张目标。希特勒首先是要 统治欧洲,进而主宰世界。 墨索里尼醉心于他的地中海和非洲大帝国。日本要控制亚洲及太平洋。确立极 权制,为了加速扩军备战,集中一切力量支持战争。坚持和扩大侵略战争,要求进 一步强化和改善极权制。日本是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与国家体制的法西斯化同步进 行。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是先确立极权主义体制以准备战争。 上述后两个基本特征,人们较为熟悉,本书各编均有具体评述,此处不再多说。 总起来看,极权制的建立以废止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前提,在德国、意大利是取缔议 会民主制,在日本是削弱以至消除天皇制两重性中一定程度立宪政治一面,因而是 一种历史的倒退。君主专制的统治基础主要是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其权力来源通 常宣扬“君权神授”。极权制的统治基础在于法西斯统治集团与垄断资本以及其他 传统权势集团的联盟,其自称的权力源泉具有现代色彩,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归结于 种族主义的民众共同体,墨索里尼强调国家主义,日本法西斯宣扬由国体论引伸的 “一大家族国家”。极权制采用现代国家政治活动的方式,又加以改装以适应自身 需要。如政党制,依恃法西斯政党而又取消多党制,实行极权制立法,而又将立法 权归属于领袖意志,特别是社会控制网络和监控镇压体系采用现代国家的一些组织 形式和技术手段。这诸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极权制远比专制君主制的统治范围更为广 泛、深入和严密。极权制同侵略战争密切关连,法西斯统治集团要在侵略扩张中将 极权制强加于他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给整个人类造成极大的祸害。 我们衷心地希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这项研究,能够有助于推进我国二次大战 史和世界现代史的研究,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于当今世界历史演变和我国体制改革的 认识。书中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1994.9 .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