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报国运动及其组织 产业报国运动(简称产报运动)有劳资双方参与,实际上是对工人进行法西斯 统制的官办国民运动。 “产业报国”一词从九一八事变时开始出现。这时国家对工人还不是直接统制, 而是鼓吹工人尽本份,推进劳资协调,以实现产业报国。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强化对工人的统制,消除阶级斗争,提高产量, 使生产为侵略战争服务,成为政府和垄断资本的当务之急。在此之前,由于物价上 涨,劳动条件恶化,劳资争议次数明显上升。按上下半年分开统计,1935年分别为 842 次和715 次,1936年分别为750 次和828 次,而1937年上半年多达1247次。抑 制劳资纠纷,安定生产秩序,是强化工人统制的主要出发点。 1938年3 月,协调会①时局对策委员会发表《劳资关系调整方策》,正式提出 开展产业报国运动。根据协调会的建议,政府任命了准备委员,于7 月30日成立产 报运动的中央机关——产业报国联盟。贵族院议员、前内务大臣河原田稼吉任理事 长,9 名理事中7 人是官僚、协调会成员和财界人士;另有社会大众党1 人,以众 议员身份任理事,还有右翼工会爱国劳动农民同志会工人,以个人身份陆军少将任 理事。正式的工会代表一个也没有。 8 月24日,厚生省、内务省两次官向地方长官发出《关于实施劳资关系调整方 策的遵令通牒》,要求地方长官指导、鼓励成立以工厂企业为单位的产业报国会。 有一批企业主要是大企业,20年代组织工场委员会或劳动委员会,也即公司工会, 在资方操纵之下,推行劳资协调,防止劳资争议。1936年年中,它们共有274 个, 所属工人31万多人。这些企业的资方先后把工场委员会或劳动委员会改组为单位产 业报国会。在其他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中,在地方警察机构的干预下,建立了一 批单位产业报国会。 产报运动之初, 允许产业报国会和合法工会并存。政府对产报运动的统制也 不太明显,因为资本家反对政府借此干预企业经营。产报联盟的活动仅限于发行机 关刊物,培养指导人员,召开演讲会和研究会,散发宣传晶等。单位产报会并不直 接受联盟的控制,而是自由加入联盟。至1939年3 月,1958个单位产报会中,加入 联盟的仅30余个。 侵华战争长期化引起物价继续攀升,工人实际收入不断减少,导致缺勤率、工 人流动性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熟练工人越来越多地被征往前线,军需生产 的规模却在扩大,工厂劳动力十分紧张,工人劳动强度增加,这也导致缺勤率,流 动性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作为对策, 政府从1939年起实行越来越严厉的劳 务统制,接连实施《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工资统制令》,《雇佣从业人员限 制令》(主要是防止熟练工人流动)、《国民征用令》、《从业人员流动防止令》、 《劳动手册令》等法令。 政府对产报运动的政策随之有所改变,垄断资本不得不接受政府更多的干预。 1939年4 月,厚生、内务两次官再次发布遵令通牒,要求在道府县设立以地方长官 (东京为警视总监)为首的产业报国联合会。从此形成中央、道府县,工厂企业三 级组织统制系统。在地方政府的直接督促下,成立单位产报会的步伐大为加快,1939 年12月共达60495 个。允许产报与工会并存的政策被放弃,“工会合并到产业报国 会”,“解散工会”等言论甚嚣尘上。警官出面干预,要求工厂企业的工会“自行” 解散。1939年,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会和个别工会联合组织宣告解散。 1940年近卫新体制运动中,政府对产报运动再次加以改组。 在各方面的推动、压力之下,6 —9 月日本劳动总同盟等合法工会组织几乎全 部解散。11月初, 内阁决定《确立勤劳新体制纲要》。据此,11月23日在东京军 人会馆举行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大会。由在任厚生大臣任总裁,首任理事长为内 务官僚汤泽之千男。28名理事中,官僚10人、财界8 人,还有一些翼赞会、协调会 等方面的人士,几名旧社会大众党和原工会人士,仅仅是一种点缀。道府县产报联 合会改组为道府县产业报国会,由道府县知事任会长。下设以警察署管区为单位的 支部,一般由警察署署长任支部长。单位产报会隶属支部,受警署的监督管辖之下。 单位产报会会长由社长或厂长担任,会务几乎被劳务科长等管理人员所包办。 1942 年?月,产业报国会归属大政翼赞会“统督”,但各级产报会仍隶属于内务省、厚 生省和地方当局。1943年12月,单位产报会共85993 个,580 多万工人全部被纳入 产报会组织。 产业报国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日本主义,其核心即国体精神。 厚生省劳动局编写的《产业报国运动纲要》宣称:“日本的国体是建国以来一 直实践的历史性存在是万古不易的日本之道”。“日本国民的本性在于以天皇为中 心,万民归一于天皇,各尽其责,翼赞御心:从而形成彻底的协调,完美的一体。” 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劳资之间出现对立,引起政治经济混乱。 因此,必须以日本精神作为国家和国民行动的指针。特别是为了完成当前的“圣战”, 必须确立新的产业劳动体制。天皇将皇国产业委托给产业界,全体产业界人员不管 职业分工如何,都应竭尽全力发展产业,承担起委托,完成扶翼皇运的使命。 日本资方过去曾借口为了国家富强而要求工人努力生产,更多的是宣扬“企业 一家”,强调劳资协调。产业报国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忠君爱国、扶翼皇运摆 在首位,同时以一君万民、一国一家来抹煞劳资阶级对立,鼓吹阶级协调。前述《 纲要》继续写道:“企业正是实践扶翼皇运,产业报国之道的场所。所有的资本, 经营、技术、劳力都是实践产业报国的手段。所有资本家,经营者、技术者、劳务 者,人人都是为了扶翼皇运这一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全体人员如一家族, 应当相互亲和、相互协同,为国家兴隆作出贡献,履行臣民之道。”在官方鼓吹产 业报国的言论中,充斥着“全员一体”、“融洽一体”、“事业一体”等词语。产 业报国联盟纲领写道:“我等产业人员确信,产业为资本,经营、勤劳三者有机结 合之一体。事业者出以至诚充任经营指导,谋求就业者之福利,就业者忠实恪尽职 分,实现劳资一体、事业一家,以求产业的健全发展:” 按照这样的指导精神,产报运动把灌输天皇制意识形态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地 大搞遥拜宫城,唱国歌,升国旗、参拜神社,祈祷武运长久,以及各种教育、修养 活动,因而它有浓厚的精神主义倾向、当局还要求各单位产报会召开劳资双方代表 的恳谈会,把它作为“上意下达,下意上通”的机构。厚生、内务两次官第一次 “遵令通牒”把召开恳谈会作为产报事业的头一项,主张恳谈会“以产业报国精神 为基调,对于提高效率以及待遇、福利,共济、教养等各种问题,进行畅所欲言的 恳谈,努力实现相互完全的理解与协力,推进劳资一体产业报国。”⑧通牒明确地 把待遇、福利问题作为恳谈内容,欲借以推进劳资一体、产业报国。 以前设有工场委员会的工厂企业中,也有类似的恳谈会。根据两次官通牒,许 多单位产报会设立恳谈会。 不少工厂企业的资方对恳谈会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抵制。 1940年9 月对1151个恳谈会的调查,工人委员(工人代表)全部由厂方指定的 占46% ,全部选举的仅占16% 强,其余为选举指定并用或推荐指定的。恳谈会大多 数处于厂方操纵之下,有名无实。还有一大批工厂企业根本不召开恳谈会。1941年 2月对有的县进行调查,发现有60%的单位产报会不开恳谈会。 当然也有一批恳谈会曾以讨论待遇福利问题为主要内容。在资本家的压力之下, 官方改变对恳谈会的态度。1939年11月官方改口说,恳谈会不是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的机构,不是发表不平不满意见的机构。对于抵制恳谈会的行为,官方听之任之。 产业报国运动实际上不过是法西斯政权和垄断资本家奴役工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是为了驱使工人为法西斯的战争经济出力卖命。太平洋战争前夕,当局干脆摘下伪 善的面具,对工人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式强制命令。1941年8 月,实行单位产报会组 织与企业职务制度一体化,采用军队的组织形式,由企业各级负责人任各级指挥者, 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组成五人组,处于被指挥的最低一级。人们穿戴表示不 同身分职务的“职帽”和服装,从劳动时间、上下班仪式、对上级敬礼、命令传达 方式,到言语动作和相互称呼,都作了严格规定。五人组名义上是为了团结互助, 实际上是相互监督,负有连带责任。还组织巡迥检查队,维护这种法西斯军事纪律。 恳谈会变成“部队组织的辅助机关”,完全形式化。当局它宣扬“工厂和战场同样 都是为了防卫国家”,不断地开展“经营负责人阵头指挥运动”、“增强生产力总 进军运动”、“确立车间纪律运动”、“实现全勤运动”、“生产决战突击月”等, 甚至强迫工人“以玉碎的精神实现生产”。 产业报国会以纳粹德国的劳工阵线为样板,也有日本的“独创”之处,在有炉 方面对工人的法西斯极权统制更为严厉,工人的处境也更为困难。请看所附五国工 人战时实际收入指数变动统计表:自1930年以来,日本工人实际工资指数最高的是 1931年的111 ,1938年曾达106 ,以后直线下降。由于被迫过分劳动,日本工人的 工伤事故和患病率(主要为肺结核病)特别高。在严厉统制之下,劳资争议受到抑 制。伴有罢工、怠工等行为的争议次数,1937年为628 次,1940年后都在300 次以 下,最少的是1941年159 次。但是,工人缺勤率相当高,一般在10% 上下,③表明 工人改取消极抵抗的方式。1944年起,随着战败和生活恶化,工人缺勤更严重,产 业报国会的统制趋向动摇,瓦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