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与农报联盟 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即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简称更生运动),原本作为农 村经济危机的对策,后来逐渐演变为农村法西斯国民统制的主要形式。 1932年5 月,官办帝国农会所属兵库县农会首先提出,“为了打开目前农村危 机的局面,最大的当务之急是彻底扫除农家的萎靡消极情绪,唤起和发扬自力更生 意识”,并制定相关计划。日本政府因侵华战争军费开支庞大,经济危机对策的重 点又是救济垄断资本,不可能给救农事业拨付太多资金,右翼农民运动提出“自力 更生”正中下怀。?月,天皇对兵库县知事大加称赞。8 月,内务省向地方长官发 出《国民更生运动计划纲要》。 9 月,农林省设立经济更生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从此开始。 更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是以农林大臣后藤文夫为代表的新官僚,并得到军部支 持。后藤文夫在给地方长官的训令中指出,运动的方针是:“发扬农村部落(指自 然村)固有之美风邻保互助精神,将之贯彻于经济生活,有计划有组织地刷新农山 渔村的产业及经济”,并且“与精神教化运动密切联系协调,官民一致兴起自奋更 生之民风”,达到农山渔村更生之目的。在中央,设立农村大臣的咨询机构农村经 济更生委员会,在地方,设立以知事为会长的道府县农村经济更生委员会。 运动的开展以町村为单位。政府征集希望实行经济更生计划的町村,选择具备 条件的为指定町村,分期分批进行。指定町村建立町村经济更生委员会,制定经济 更生计划。町村经济更生委员会下设统制、经营、经济、教化4 个部。统制部负责 整顿各种机构和组织,一般以村公所为中心,由村长负责。经营部负责改进农业技 术,以农会长为负责人,以农会的技术人员为主开展工作。经济部负责资金、购销、 清理农户负债等事宜,主要是产业组合的工作,以产业组合长为负责人。教化部主 要由中小学教师为主,以校长为负责人。自然村即部落是运动的基层单位,部落和 每家农户都要制定综合性的经济更生计划,其内容包括生产、购销,生活,清偿债 务、收支均衡等各个方面。 1932——1941年指定町村共10648 个(1940年12月市区町村共11190 个,其中 6大都市的区82 个),政府向指定町村提供补助金,最初平均每个町村仅100 日元。 1936年实行特别补助制度后,平均每个町村约为主万日元。由于这一运动的开展, 加上其他条件,农村经济于1935、1936年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对于经济方面的 情况,在此不作赘述。现着重说明这一运动同建立农村法西斯统制体制的关系。 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中,整顿加强了自上而下的统制组织,纵向直至最基层的 单位部落,横向包括农村各个组织与领域。 以成立町村经济更生委员会为契机,以町村公所、农会、产业组合、学校为四 支柱,把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妇人会、消防团等都联合起来,加强了对町村全体 居民的统制。组织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强产业组合,重视。提高部落的作用。 后一点也同加强产业组合相关联。1934年的一期《国民新闻》载文评论说:政府 “最为注重的农村对策的中心就是产业组合运动。” 原来,自上而下包括农村全体或多数居民的主要组织系统有三;一是行政系统, 二是农会系统,三是产业组合系统。政府一向更重视行政系统和农会系统。各种政 策都通过町村行政机构加以贯彻。农会主要负责改良农业技术,这是以前农政的基 本任务,农户被强制加入农会。产业组合是农民的经济协作组织,也即农业合作社, 有信贷、贩卖、购买、利用4 种,多数产业组合兼有4 种职能。最贴近农户生产、 生活,同农民切身利益最休戚相关的是产业组合。为了形成对农民自上而下的统制, 最重要的是生产的统制,必须依靠和利用产业组合。但1931年加入产业组合的农户 占农户总数的61% ,还远未普及。 过去不论行政还是农政,都以行政町村为基本单位,而不重视自然村部落的作 用。明治中期进行町村大合并,原有的村就成为行政村之下的部落或区(日文称 “大字”、“小字”,包含若干部落)。部落原是自然形成的农村地域共同体,同 一部落的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协作互助,拥有山林原野等共同财产和共用的水利设 施,还参拜同一神社等等。实行町村合并后,政府的政策是力促部落共同体的瓦解, 以加强行政町村。如整理统一部落共有财产,即将其划归行政町村所有,以及合并 统一神社等。这种政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尽管一再进行部落财产的整理统一, 仍有一部分部落保持共有的山林原野。 明治后期,许多部落的农户自发协商成立农家小组合,如农家组合、农事实行 组合、农家协同组合、养蚕组合、储蓄组合等多种组合,以新的协作方式,继续维 持农村共同体。1928年农家小组合有15万多个,大都分散独立活动,没有加入产业 组合。为了全面确立对农民的统制,必须把部落和农家小组合纳入统制体系。 1932年修改产业组合法,承认农家小组合为简易法人,可以加入产业组合,作 为其下属农事实行组合。1933—1937年和1938—1940年, 产业组合进行了两次扩 充运动,其组织率从1931年的61.1%. 提高到1940年的89.4%. 农家小组合改组为 农事实行组合的比率,1938年仅为16% ,1940年达到百分之百。 1941年农事实行组合在耕作者中的组织率已超过97%.于是,同行政、农会系统 并行,形成了国家——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组合——农户这一统制系统。依靠这 一系统,国家可以把农村经济全面而彻底地统制起来,诸如农产品销售、农用物资 配给以至农业生产,都被逐步纳入这一统制系统。 在经济作用之外,产业组合依恃自己人多势众,积极向政治上发展。1933年产 业组合领导人中有众议员49人、府县会议员539 人(占府县会议员的40% )。1935 年5 月,全国产业组合大会通过向政治发展的决议,要求把更多的产业组合成员选 入众议院和府县会。关于产业组合所搞的政治,《国民新闻》载文写道:“产业组 合运动领导人都是现状打破论者,资本主义修正论者。”当年,“打破现状”, “修正资本主义”往往就是“法西斯政治”的同义语。《国民新闻》也指出了产业 组合领导人同新官僚相结合的法西斯倾向。 在产业组合中央会领导下,1933年成立产业组合青年联盟(简称产青联)全国 联合会。其成员从成立时2 .5 万人迅速扩大到1937年的45万人。产青联自称它是 “更生运动的突击队”、“产业组合的先锋队”,提出开展“革新的政治运动、打 破现状的政治运动”。产青联全国联合会发行的《跃进途中的产青联》写得很清楚, “革新政治”、“打破现状”就是“革新旧时的农村经济结构,顺应统制政策,为 此而开展强有力的实践活动。”总之,产业组合的加强,为在农村推行法西斯极权 主义的政治、经济统制,作了最重要的组织准备。 更生运动的另一作用是强化法西斯思想统制。经济更生部部长小平权一曾说: “(运动的)根本是农民精神的更生,经济更生计划也特别将重点放在农民精神的 更生上。”在实行更生计划的町村里,到处可见醒目的标语:“经济更生首先是精 神更生!”所谓精神更生,就是宣扬日本主义,灌输天皇制意识形态,特别强调这 样两个相互联结的思想:一是忠君爱国,报恩报德,各守其分,一是发扬“古来邻保 互助之美风”,树立“社会连带意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精神更生归根到底 是驱使农民为法西斯和侵略战争效力,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前述农村的组织化,把农 民普遍纳入自上而下的统制体系。在政府指导下,各町村以学校为中心,青年、妇 女团体等组织相配合,通过座谈会、讲演会、集体住宿的讲习会,以及制定“村是” 等各种途径进行思想灌输。 三重县河合村制定的“村是”中,“村民训”为:日夜体察圣训之趣旨,各尽 其责,坚定农为国本之信念,努力建设理想农村;“道德是”为:以家族制度为重, 一家和睦,邻保互助,共济共荣,克已自制,自力更生。许多指定村都鼓吹早睡早 起、勤奋节俭的“精农主义”(精农即精耕细作的模范农民),控制着农民的日常 生活。为了催促农民早起,在村头悬挂吊钟。为推行夜间副业,专有勤劳委员进行 检查监督。甚至宣传“为皇国至死不放下锄头”。 更生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扶植“农村中坚人物”,即能够“真正领会农民 精神,贯彻勤俭主义”,“成为自村中心、地方表率,为经济更生积极带头”的人 物。他们的具体范围未见界定,主要是指具有皇道精神(农民精神)、懂技术,善 经营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少数佃农、耕作地主。其中又以农校毕业生、青年 团干部等青年农民居多。 1937年群马县农村中坚人物(指导改善农业经营的农民) 168 人,其中自耕农占49% ,半自耕农占38% ,佃农(其实是佃中农)占13%.不少 村成立农家经营计划讲习会、农家经营研究会等组织,其成员即为中坚人物。群马 县芳贺村农家经营研究会会员37人,自耕农8 人(22% )、半自耕农19人(51% )、 佃农兼商人1 人、耕作地主工人,其余成份不明。会长、副会长均为半自耕农。 对中坚人物的扶植,是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本村专为他们开办讲习会、研究 会,还有政府、农会、民间在各府县开办的农民道场(道场为集体进行修养训练的 场所),接收各町村选派的修炼生。让中坚人物进入町村各种组织,在其中起更大 作用,是扶植的主要方式。在町村各种事务中,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地位和作用显著 增强,这是更生运动中的总趋势,在农村经济比较发展的府县尤其如此。如长野县 五加村,历任村长都是耕作地主,而村会议员中,1929年自耕农半自耕农为2 人, 1936年为5 人,1940年为6 人;地主则分别为9 人、5 人、3 人(除1940年工人外, 均为耕作地主)。这个材料最典型地反映了农村阶级、政治力量的变动。一般而言, 在町村行政、农会、产业组合的领导人员中,地主仍有相当人数,并握有主导权, 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份量也明显增加;在最基础的农村组织中,自耕农半自耕农占压 倒优势。1941年一般农事实行组合长19万多人,地主占9 .27% ,自耕农半自耕农 占81.8%,佃农占7 .3%,其他为1 .5%. 扶植农村中坚人物是政府农政的一大转 变。明治维新以后,在农村建立以大地主为顶点,其下依次为中小地主、自耕农, 半自耕农、佃农这种统治秩序,町村行政、农政机构中大多是以大地主为首的地主 分子。一次大战后,尤其是经济大危机年代,佃农斗争高涨和地主传统权威下降, 政府单靠地主已无法控制农村。法西斯国防国家要求建立直到农村最低层的全面统 制,要求保证粮食等农产品的供应,这依靠地主也是无法实现的。扶植农村中坚人 物势在必行。他们是农村中间阶层(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带头人,通过他们可以 把农村生产的主力、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中间阶层更广泛地吸引到统治体制中来,加 强法西斯统治的社会基础。然后再让农村中间阶层去影响和带动贫农阶层,分化、 孤立贫农阶层中的进步势力。因此,扶植农村中坚人物是掌握农民的一种新方式, 也是前述统制组织和思想灌输得以奏效的保证。正是农村中坚人物及其代表的农村 中间阶层,是后来支持法西斯新体制运动的活跃力量。 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中,主要是加强产业组合、强调精神更生、扶植农村中坚 人物三管齐下,改组了农村的统治秩序。这个改组一开始就有法西斯主义色彩。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农村作为兵源、粮食供应地的重要性突出起来。1938年6 月,农林省制定《关于战时在农山渔村强力推行国策的措施及其他重要的非常时期 农山渔村措施》的文件,其中确定如下方针:为完成国家战争目的,在农村实行总 动员,必须“充分发挥实行国策的末端机关的作用,使农山渔村村民彻底理解国策”, 对农山渔村有关计划的实施“加以不断的强有力的督促、鼓励”。经济更生运动中 的国家干预开始转化为法西斯专政下经济统制,国民统制的重要一环,而且这种统 制越来越升级。 1938年11月,以帝国农会为主,加上帝国水产会,全国山林会联合会等8 团体 联合组成农业报国联盟。1940、1941年尚存的保守的农民组合全部被迫解散,农业 报国联盟成为官办的唯一农村居民团体。从近卫新党运动到政治新体制运动,在更 生运动中扶植,壮大的中坚人物成为当局在农村推进法西斯政治运动的重要力量。 近卫亲信有马赖宁曾企图以产青联活动分子为中心,组建“革新”政党。这一企图 失败后,在农村建立翼赞会、翼壮团组织,产业组合和产青联成员是积极参加者。 根据某些村的调查统计,村翼赞会支部主要由地主和上层自耕农操纵,而农村翼壮 团团员中,农村中间阶层青壮年几乎占全部或绝大多数,在其干部中,中坚人物或 占约三分之一,或占三分之二。 在官方主导之下,在更生运动的基础上,以地主和上层自耕农为中心,得到农 村中坚人物及其代表的农村中间阶层的支持,通过农村行政机构、农业报国联盟、 产业组合、农村翼赞会和翼壮团等组织的相互配合,形成了农村的国民统制体制。 在农业生产统制方面,“向以农会为主,并列的还有产业组合。政府授权市町村农 会,对本市町村农业生产的各方面进行统制。 1943年3 月根据新颁布的《农业团体法》,道府县,市町村的农会与产业组合 合并为农业会。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农业会(原帝国农会)、经济机构全国农业 经济会(原产业组合中央会)、金融机构农村中央金库(原产业组合中央金库)三 者并存。农业会负责生产统制、物资配给和产品“供出”。但是,在此两年前,部 落会与农事实行组合的领导班子合二为一,新法令对此未作改变,并决定农事实行 组合不作为町村农业会的下属组织,而是与部落会一起隶属于町村公所。这一决定 多少反映了内务省与农林省的权力之争,其实际结果则使农事实行组合与部落会一 起,作为受内务省统辖的行政末端组织,加强了官方对农产和农业生产的直接统制。 对农民的统制与对工人的统制有重大的不同,工人统制就是劳务统制,而农民 统制同时又是农业生产的统制,因为日本农业是靠小农经营的。对农民统制的严厉 性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统制方面。关于1940—1942年的粮食管理措施,请见前述《 寄生地主制的衰落》部分。此外,1941年12月实施《农业生产统制令》,政府决定 全国生产计划,把生产指标下达道府县,由道府县农会分配给市町村农会,再逐级 分配给部落农事实行组合和农户。 1943年实行关于农产晶的部落责任供出制, 部落对于完成“供出”任务负有 连带责任,必须实现“供出”指标。1944年进一步实行事前分配指标制,即在耕种 之前就把“供出”指标分配到部落,不论收成如何必须完成,因而不少部落为了完 成任务不得不减少农户口粮。 在前述《寄生地主制的衰落》部分曾指出,自耕农的增加,地祖率的下降,并 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主要原因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都一无例外地被 置于国家权力的强力控制之下,仍然受到残酷的奴役、压榨。”部落责任“供出”、 强制“供出”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另外,农民卖米得到的钱,立即被各种名目的强 制储蓄(翼壮储蓄、在乡军人会储蓄、邻组储蓄、妇人会储蓄、青年团储蓄等等) 和购买国债所拿走。1937——1944年,农民的储蓄增加200 亿日元以上,同期政府 拨给农村的资金不足50亿日元。农民存入银行和买国债的钱都被用来发展军需生产, 流入财阀等垄断资本家的腰包。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