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统制的准则、法令与机构 一切必须按日本主义行事,一切必须依据国体论来判断是非取舍,这不仅是日 本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准则,也是思想文化统制的准则。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日本主义是兴起于19世纪末的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思潮, 其核心是国体论。它以尊重日本特有传统和国民性相标榜,以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 育敕语为依据,致力于确立国家至上、忠君爱国的国民道德规范,借以实现“国民 精神的统一”。它的主要鼓吹者高山樗牛宣称,日本主义是“国民实践道德的原理”。 日本主义初起之时颇有影响,很快于20世纪初趋于沉寂。 一次大战之后,主要由于法西斯分子和右翼的鼓吹,日本主义重新泛起。以国 体论为中心的基本内容不变,但往往混同于日本精神、皇道精神和大和魂。日本主 义原来就包含神国思想、大和民族优越论、崇尚武力、鼓吹对外扩张等内容或倾向, 这时变得更为庞杂离奇、片面极端,有着浓厚的迷信、神秘色彩。法西斯分子津津 乐道日本主义、日本精神,各种法西斯主义的货色都冠以“日本的”而被塞进日本 主义。日本主义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别称。 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文化领域日趋法西斯化,重要的新动向之一是国家权力 直接出面维护国体论,推进日本主义的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日益得势。1932年 文部省设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任务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以阐明日本国体和 国民精神的原理,批判外来思想,对抗马克思主义。1933年4 月,斋藤内阁设置 “思想对策协议委员”制度。经过近半年的讨论,决定了思想对策,其中提出“向 社会所有阶层彻底普及日本精神”,思想取缔的重点是“惩罚有关变革国体的犯罪”。 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中,冈田内阁两次发表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宣布“所有政教 百般事项,必须以万邦无比之我国国体本义为基准”。国体论从此成为唯一的思想、 政治准则。 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 想武器。法西斯文化统制首先在于自上而下地向国民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同时 取缔、压制一切有碍于这种灌输的思想、言论和倾向,而国体论又是用来打击、摧 残一切异己文化的棍子。 为了推行文化统制,当局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有关法令。 早在明治年代,就有《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对报刊、图书出版采取审查、 限制以至查禁的方针,对报刊,内务大臣有权禁止发行,陆、海、外务各大臣有权 禁止刊登军事、外交方面的消息、言论。明文规定对于冒渎皇室、改变政体、扰乱 国法的新闻、言论,必须处以刑罚。大正初年颁布《无线电讯法》,规定无线电讯 由政府掌管。据此,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都处于政府的监督、控制之下。1925年的《 治安维持法》以企图改变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的结社为对象,实际- 上也具有 思想取缔的作用。进入30年代后,这些法令被继续用来实行法西斯文化统制,有的 作了修改,有的作出新的实施规定,变得更为严厉。1934年修改出版法,新规定 “冒渎皇室尊严”、“妨害安宁秩序”、“煽动”犯罪的书刊禁止出版,作者将受 到追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报刊必须在出版后送审,广播电台的广播稿必 须事前经递信省审查。报刊和广播电台实际上都只能采用政府控制下的同盟通讯社 发布的新闻。 为了加强文化统制,政府颁布、实施新的统制法令,比较重要的如下,1939年 4月颁布《电影法》,它以纳粹德国1234 年的《电影审查法》为范本,规定事前送 审故事片剧本,强制放映新闻片等。同月颁布《宗教团体法》,规定对“妨碍安宁 秩序或违背臣民义务”者,实行限制、禁止等处分。1940年12月,颁布《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禁止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外电新闻,不许报导天气预报 ;对散布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处以一年徒刑以下的刑罚;出版物违禁,不仅禁 止发行该出版物,还可以禁止发行同一作者或同一出版社的出版物。 1941年1 月 颁布《新闻纸揭载限制令》,禁止刊登军事、官厅的“秘密”,禁止刊登有碍外交、 财政、经济等国策实施的事项。还颁布法令对书报用纸进行限制、配给,这固然与 纸张紧缺有关,同时当局也力图借此压制他们不喜欢的报社、出版社。 从事文化统制的机构,新旧并存。在法西斯统治确立以前,文化统制基本上由 各有关机构分别掌管。它们为内务省警保局(主要是图书检阅课)、文部省、司法 省刑事局思想课、外务省情报部、递信省电务局,以及陆军省新闻班、海军省军事 普及部等。 特高警察和宪兵也插手取缔思想,言论。1936年7 月,广田内阁正式成立内阁 情报委员会,内阁书记官长任委员长,有关各省次官及主管情报事务的局长任委员。 1937年9 月,内阁情报委员会扩大为内阁情报部,作为各官厅有关情报、报道、宣 传事务的联络协调机构。设有专职部长和情报官,有关各省的官员任联络调整委员。 4名军官任常任情报官, 标志着军部法西斯直接干预全面的文化统制。 在1940年新体制运动中,12月内阁情报部改组扩大为内阁情报局。在情报局总 裁之下,设5 部15课,分掌企划、调查,新闻、出版,对外宣传;审查,取缔;文 艺娱乐。除继承情报部的原有职权外,还负责新闻、出版、电影、戏剧之类的指导、 审查和取缔,包括推荐电影、戏剧、歌曲,组织巡迥演出等。情报局直属于内阁总 理大臣。情报局总裁与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企划院总裁并列为内阁四长官。它 是一个军部与法西斯官僚的结合体,成为法西斯文化统制的总部。它机构庞大,拥 有来自陆海军省,内务省、外务省等有关官厅的144 名官员和从民间文化团体聘任 的参与,全部人员达600 名之多。 情报部、情报局成立后,前述从事文化统制的政府机构,大都继续存在,有的 作了改组。1937年11月成立的大本营,内设陆军报导部和海军报导部。它们也插手 文化统制。 除了官方统制机构,还主要在情报局的推动、领导之下,建立了一批官办文化 团体,统一和取代分散的民间文化团体,作为官方进行文化统制的辅助机构。1940 年12月,由内阁情报部部长任筹备委员长,成立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其宗旨是“为 适应国家全面确立新体制的要求,刘·出版界实行一大革新,把全国出版事业置于 一元化新体制之下”,要求“出版事业有关者必须一切归一于出版报国”。名为自 主机构,实为官厅包办,会长等人员均由官方选定,协会决定的事项须经主管官厅 认可。协会于1943年改组为日本出版会。1941年5 月,根据情报局的要求,同盟通 讯社与各大报社成立日本新闻联盟,次年改组为日本新闻会,协助官方对报纸的编 辑、用纸配给,记者登记、培训等事项进行全面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6 月,在情报局领导下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其章程规定“本会的目的在于,结 集全日本文学者的全部力量,确立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 文化。”分设小说、剧本、评论、随笔、诗、短歌、俳句、国文学,外国文学、汉 诗汉文等分会。著名的国家主义的评论家德富苏峰任会长,共有会员2500余人。同 年12月,成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结集除文艺评论家以外的所有评论家,会员共910 余人。 情报局指定德富苏峰为会长,右翼哲学家鹿子木员信任常务理事兼事务局长。 任常务理事的还有其他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的思想家。言论报国会宣称:它的使 命在于不让日本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立日本主义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 亚新秩序的原理和设想,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规约第3 条) 上述准则、法令、情报局等有关军政机构和官办文化团体,构成法西斯文化统 制体制。除教育以外的各个文化领域,起主导作用的统制机构是情报局。各种文化 事业、活动都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只能按官方旨意行事,不能越雷池一步。情报 局向各报社、杂志社通报禁止报导、刊登的事项和不许撰稿的黑名单;一些与当局 不尽一致的自由主义者也被列入黑名单。每期杂志的编辑计划和撰稿人须事先申报, 获得批准。报纸的标题、照片、内容、广告都要接受审查。审查越来越挑剔,禁发 稿件简直是家常便饭。出版图书要预先申报计划,附上原稿或有关资料。出版社甚 至必须提交购买图书的“读者卡”,有关方面据此调查读者的思想倾向,有的读者 受到查问,有的军人受到处分。 思想迫害、学术治罪的事件不断发生,一些著名学者因言论,学术问题而被逐 出大学校园,甚或受到审判。 在文化统制之下,正当的文化备受摧残、窒息,战争和法西斯文化大肆泛滥。 新闻和广播早已被纳入煽动战争和法西斯化的轨道。哲学、人文学科的最高课题是 为战争和建立国防国家服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就出版、发表有关 “大东亚”的书籍约2000种,论文约5000篇,不厌其烦地议论“大东亚共荣圈”的 纲领、政策和意义。关于皇祖神话、国体本义、建国理想,皇国使命,皇道精神, 忠君爱国、极权主义(全体主义)等等的论调,连篇累牍,震耳欲聋。在文艺领域, 1937年后一批批作家被编成“钢笔部队”,随军采访,写作,为“提高战争意志” 出力。战争文学、国策文学(生产文学、农民文学、大陆文学,海洋文学等)、战 争电影、国策电影占领了文学、电影园地。本应绚丽多彩的文艺园地,所描写的不 外乎“忠勇义烈”的皇军、“勤奋增产”的农民之类,主题、情节、描写大同小异, 毫无新意。整个文化不论从质上述是量上,都呈衰落之势。到1945年8 月,一般出 版物已由1941年的29204 种减为878 种。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