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德国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高等院校都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堡垒,笼罩 着一派反对民主的气氛。魏玛共和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在 科隆和汉堡创办两所新的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在原有大学 中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和妇女学者走上讲台。 但总的说来成效不大。右翼民族主义教授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把持了各大 学的评议会,以反对大学“政治化”为标榜,抵制和破坏共和政府的干预,极力排 斥民主主义的左翼教授。大学生中间,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流行。 德国高等院校以标榜“非政治”来抵制共和政府干预的状况,右希特勒执政之前对 纳粹党打击共和政府有利;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却不符合其“一体化”需要。纳粹 头目们指责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的地方。1933年2 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邦文教 部长不久,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于是,在 德国的大学里开始了纳粹一体化的进程。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 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校长 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 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他下令 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 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犹太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很快失去教职。 据统计,纳粹党执政不久,全国有14.3%的大学教师和11% 的大学教授(约1200人) 被解雇。在5 年内,官方学术机构中45% 的成员被更换。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 大学教师资格规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 准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纳粹政治思想标准。 总的来说,在纳粹德国,高等学校教师是当局最不信任和最予轻蔑的一种职业, 并认为必须对之进行清洗和控制。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竟公开攻击高 级知识分子说:“一个科学家以一生发现一个细菌而自夸自得,而一个清道夫一扫 帚就能把一千个细菌扫入水沟”。为了严密控制教师,每个大学都成立包括全体教 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按照有关 法令规定,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 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在实际运行中,该联盟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 挑选和培训,开设学习班对在职教师进行政治培训,举办教师营对新教师进行任教 前6 周训练。纳粹党徒在教师营里对每个成员的政治见解和性格加以分析,作出鉴 定,然后教育部根据其政治可靠程度发给教学凭证。教师营还对成员进行军事训练。 纳粹党在大学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1933年4 月13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 其中写道:“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 非德意志精神一律应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我们要求根据德意志精神思想 上是否可靠来选择学生和教授。”大学生们被唆使起来充当纳粹当局大学清洗运动 的打手。他们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行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 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至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 从讲台上硬拽下来。 1937年1 月纳粹政府颁布《文职人员法》,从法律上对教师实行进一步的控制。 该法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准备“随时无保 留地保卫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 勒”。 在纳粹当局高压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卖身投靠。 法学家恩斯特·胡贝尔迎合纳粹当局旨意,撰写《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声称 “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人身自由”,指斥学术自由 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弗 赖堡大学校长、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表演说鼓吹革新大学精神,“使教授同 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众(Volk)”。 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和约翰内斯·施塔克攻击爱因斯坦,依靠官方力量获得 “德意志物理学”专家的正统地位。1933年3 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 名大学教 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基尔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1933 年2 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 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 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 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 ……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 但当时大部份德国学者听天由命,保持沉 默。 由于纳粹当局采取缩小高等教育规模的方针,同时全国上下轻视科学、轻视知 识,导致高等院校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20一1933年的魏玛时期,德国共有 2333名学者获得大学任教资格,而1933—1944年的纳粹统治时期降为1534名。 1932年全国高校学生注册人数11.8 万人,1938年降到云.1 刀人。1937年起 全国出现科技人员紧缺现象,纳粹当局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如给予理工科学生某 种津贴,允许无高中文凭的职业竞赛优胜者进入高校深造。战争爆发后,允许在军 队服役5 年以上的士兵优先进入大学。1943年大学生注册人数回升到8 万人。大学 生的专业结构发生变化,攻读工程技术的比例,从1935年到1939年增加1 倍。 大学的教学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教学制度受到政治活动和军事性体育 训练的冲击。1937年,纳粹政府教育、科学与国民教育部发出通知:“大学生由于 参加训练营等各种活动而导致缺课,不应该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在课程设置上 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教育,自然科学课程强调直接为军备建设和经济复兴服务,大幅 度削减基础知识的教学。由纳粹党分支组织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控制的 各大学学生会,直接参与有关课程设置、考试标准和教学内容的事宜,成了纳粹当 局控制大学、干预学术的得力工具。 纳粹当局的胡作非为给德国高等教育造成极大损害,大学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 平急剧下降。由于区分自然科学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使德国脱离 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根据纳粹主义观点 重新改写,其科学性日益减少。为了注释纳粹主义“理论”而兴办的研究所,如新 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和党卫队的遗传研究所等,更谈不上什么科学 性。不仅大学生人数减少,而且他们的正常学业受到冲击,素质和水平下降。由于 知识分子经常遭到纳粹当局抨击,教师更是经常受到清洗和干扰,致使青年普遍不 愿当教师。高校学生中师范生的比重从1935年的16% 降到1939年的6%. 这种状况甚 至影响到德国的战争经济,因而战争期间纳粹当局采取某些提高脑力劳动者社会地 位的做法。 戈培尔曾向全国宣告:脑力劳动者属于“民众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以及他 们的劳动价值不容贬低。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教育体制。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