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笼络和社会心理拉平 希特勒作为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玩弄权术的“大师”,清楚地意识到,不能仅 仅凭借恐怖镇压手段来进行统治,而必须同时使用思想灌输和社会笼络手段。早在 1930年初,他就明确地表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 治。对此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用以维持一种统治,一种可信的必要的世界观”。 纳粹当局的社会笼络和社会心理拉平政策,正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1933年1 月希特勒上台执政时,德国经济在大危机冲击下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失业人数高达600 万,约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加上400 万做临时工者, 连同他们的家属,全国6600万人口几乎有一半是在贫困饥饿的死亡线边缘上挣扎。 因此,希特勒当政后的第三天(2 月1 日),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 》,声称纳粹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民族的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 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同年6 月1 日和9 月21日,纳粹 当局发布第一号和第二号《莱因哈特纲领》,在报刊上大吹大擂:“德国政府就业 大会战!“向失业发起总进攻!”(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我们在纳粹经济体制一章 中已有阐述。)由于采取了种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尤其是从1935年起大肆扩军 备战,纳粹德国基本上消除了失业。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 .3%,同时美国失业率 为18.9%,英国为8 .1%,比利时为8 .7%,荷兰为9 .9%. 纳粹当局大肆宣扬其 所推行的社会保险制度。1933年12月7 日,希特勒政府颁布《维持偿付残疾者、矿 工和职员保险法令》,恢复经济大危机期间停止执行的魏玛时期社会保险制度。 翌年7 月5 日,希特勒政府颁布新的《社会保险建设法令》,将魏玛时期的社 会保险机构自治管理制度,改由政府官员掌管。1937年12月和翌年12月,又先后发 布《扩大保险范围法令》和《关于德国手工业者养老金法令》,扩大社会保险的范 围,规定40岁以下的工人和职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个体经营者首次获得社 会保险。按照新的法令,每个人得到的保险金额减少,养老金和残疾金由每人每月 37.4 马克减为31马克,寡妇补助金由22.48马克减为19马克,孤儿抚育金由15. 49马克减为10.5 马克。发放的面广了,不过注入了纳粹主义的政治原则,只限于 发给“民族同志”。1933年之后,德国各种失业保险、残疾保险,职员保险等保险 储备基金明显增加。1938年保险储备基金达35.33亿马克。 其实,纳粹德国的社会保险政策,完全从属于建立德意志民众共同体的思想和 政治目的。戈培尔曾经坦率地表示:“我们不是从个人出发,我们并不代表这种观 点,以为必须给饥饿者饭吃,给干渴者水喝,给衣不蔽体者衣穿——这不是我们的 动机。 我们有完全另外的一种动机。概括为最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健康 的民族,旨在世界上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帝国的社会政策首要的不是保护勤 劳的人……抵制一种充满各种生活风险的灾难,它更多的是保障和维护德意志民众 生存,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由健康的、有效率的、乐于劳动的、有防卫力和有种 族价值的德意志人组成的民众共同体。” 社会救济在纳粹统治时期也被纳入服务于强化“民众共同体”意识的轨道。纳 粹宣传强调,纳粹救济慈善事业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教育,“影响受救济者的内心和 思想行动”,在受救济者和救援者之中唤起一种强大的共同意识,“帮助者……应 意识到有责任关心身处困难境地的同胞,受救济者应意识到自己已受到全体民众的 关心,他们共同属于一个患难与共的民众共同体”,基本原则是“一人为大家,大 家为一人”。纳粹德国的社会救济事务由纳粹党的附属协会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 会负责实施,主要项目有“冬赈服务”和“母子救济”。冬赈服务的主要任务是缓 解失业者在冬季所面临的饥寒困境,在1933至1937年间,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 向多子女家庭和贫困家庭发放近1 .5 亿马克的救济晶,其中主要是食品和煤炭。 经费大部分来自群众性的募捐活动,其余通过扣除在业工人的部分工资获得。母子 救济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对孕妇和产妇的经济资助,延长孤儿补助金和儿童补助金的 领取期限,使两者均至18周岁,同时补助多子女家庭以鼓励生育,1935—1936年起, 规定多子女家庭自第五个孩子起可获得一次性补助100 马克,从第六个孩子起可再 获得每月10马克的定期补助。 在纳粹当局推行社会笼络政策的过程中,德意志劳动阵线组织的力量来自欢乐 活动和劳动美化活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纳粹党全国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曾 在1933年11月对劳动阵线的官员们说:“虽然我们对工作日组织到了极其细致的程 度,但如果不组织16小时的业余生活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组织业余生活,在工作 之余使所有的劳动者感到心情舒畅,找到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 最要紧的是要保持兴奋的情绪……为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服务”。 纳粹德国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通过同企业主协商,把原来每 年3 天的带薪休假日延长为6 —12天,16岁以下的少年休假15天,其中参加希特勒 青年团组织的活动者休假18天。劳动阵线把从德国工会联合会没收来的工会财产拨 出一部分,加上从劳动阵线成员中征集的钱和企业主的一些捐助,在疗养胜地鲁根 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达到高潮的1937 年1 年内,全国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 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 成为可能。力量来自欢乐组织还拥有交响乐队,经常组织工人观看廉价的话剧和歌 剧,参观展览会,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接受业务进修。 劳动美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据罗伯特.莱伊 1939年称:“1936—1938年,由“劳动美化” 组织为企业食堂,企业卫生所、工厂住宅等项目提供的开支由8000万马克增加 到2 亿马克”。据1940年德意志劳动阵线宣布,“劳动美化”组织为改善劳动环境, 提高劳动场所的卫生和美化程度,在劳动美化纲领范围内共修建2 .4 万个盥洗室 和更衣室,1800个新饭厅,1 .7 万座工厂花园和3000个工厂运动场。同时,纳粹 新闻媒体大肆宣传,国家投资建造住宅、公园和运动场。 英国历史学家达.舒恩鲍姆说得好:民族社会主义者不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 化”,而是对人们某几种共同生活形式“社会主义化”。这些措施明显地服务于纳 粹党的目标和国家的需要。 但至少从心理上看,正式的目标和实际的效果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社会笼络与社会心理拉平是紧密相连的,后者更着重于满足小资产阶级群众心 理上的“平等”要求。希特勒很懂得这一套,他在1933年萨尔布吕肯的一次演说中 声称:“我们努力按照人的内在价值来衡量人。我们不看其外表,不看其表面,努 力忘掉区分人的出身、等级、职业、财产、教育、知识、资本等东西。我们要冲破 这一切将人们争取过来”。罗伯特.莱伊也重复希特勒的说法,1933年11月他对劳 动阵线成员说:“我们必须摆脱旧的观念。我们赞成独立个人的存在。但是,我们 并不承认从一个独立个人中派生出特权。我们要进行建设,但不是为一个等级或一 个阶级,而是为了全体民众(Volk)”。 纳粹当局努力将这种民众共同体的幻想,作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现实进行宣传。 他们宣布将5 月1 日定为全民族的劳动庆祝日,表示“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将 10月4 日定为农民丰收节日,声称“农民是德意志人民的生命之源”。他们还大肆 颂扬中等阶层是“创造性等级”,以此满足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心理需要。 他们举办一系列象征性的庆典活动和聚餐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一种德意志 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感觉和印象。甚至规定固定的日子在城镇的街道和广场, 以及农村,举行吃“大锅饭”的聚餐活动。到了这一天,大企业主站在工人和职员 身边,地主贵族站在农民身边,军官站在士兵身边,全体德意志人同吃“大锅饭”, 作为形成民众共同体的象征。在希特勒青年团等一些纳粹组织举行活动时,也实行 富家子弟与工人子弟同穿一样的制服,同吃一样的饭菜、同样服义务劳役和接受军 事训练。罗伯特·莱伊得意地宣称:“我们是欧洲第一个克服阶级斗争的国家”。 1933年纳粹当局掀起的所谓生产“大众汽车”(Volkswag- en)的 活动,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事例。这一年的夏天,希特勒声称,纳粹德国要实观 “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轿车”。他为此下令生产一种每辆只售990 马克的小 轿车。由于私人企业无能力生产出如此廉价的小轿车,希特勒便命令罗伯特·莱伊 负责筹建一家国营大众汽车厂来生产。劳动阵线从其成员缴纳的会费中拨出5000万 马克,另外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要求每个职工通过所谓“先付款后得货”的分期 购买方式,每星期交付5 —15马克,达到750 马克时获得一张没有定期的大众汽车 定单号码,由此聚集了大量资金。可是,这个大众汽车厂并未生产出一辆这样的小 轿车,从1939年9 月欧战爆发后就全部投入了军工生产。 总的来说,纳粹德国的社会笼络和社会心理拉平活动,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控 制性,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活动“把对法西斯制度友泄道德愤怒的政 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些活动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并 没有给德国广大人民群众、即使是那些顺从地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纯粹德意志血 统者”带来什么巨大的实际利益。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述,德国民间消费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33年的78.6%降到1938年的58.7%;德国工人的计时 名义毛工资指数,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都低于1929年的水平。但同1929—1933年经 济大危机时期相比,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民众获得了工作,加上延长工时和同一家庭 参加工作的人数增加,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一系列社会笼络和心理拉平的象征性 活动,又使人们产生一种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加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挑动群众 斗群众的反犹行动,转移了人民群众的注意力,涣散了群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 抗情绪和力量,因此纳粹德国广大下层群众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