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的研究与发展工作
“幸运儿”阿诺德心爱的研究与发展火炬由西奥多·冯卡曼点燃,然后传到了
最合适的人伯纳德·施里弗手中。施里弗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及有关的航天项目方
面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知道如何与他所需的3 个部门——军界、科学界和工
业界——相处。他向这三个有时相互对抗的集团灌输了以美国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军
事战略为重的意识,并使它们之间的交流不局限于纯技术问题。结果,他从有关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相比之下,如果他试图使他们局限于各自
的专业领域,他所能得到的帮助就会少得多。此外,他还成了数以千计的年轻科学
家和工程师的指路明灯,使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把担负重任看得比高工资更重要。
所有这些领导思想今天都值得研究和效法,因为今天研究与发展领域的高层领导权
已经几乎完全与使用武器的各军种无缘,而是落到了出于政治考虑才任命的“临时
工”手中,对于这些人来说,在研究与发展部门任职只是在仕途上向上爬的一个中
间站。
施里弗于1959年4 月当上了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司令官,并在此后不久就成
立了由本杰明·G ·霍尔兹曼准将领导的空军研究处。该处专门负责施里弗认为对
空军整个研究计划至关重要的基础研究。
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武器系统。它的兄弟司令部—
—空军器材司令部负责采购武器系统,以及在它们的寿命周期内提供维修、备件和
工程技术改进方面的支援。当然,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同空军器材司令部之间有
相互竞争和职能重叠的漫长历史。这可追溯到1917年。那时,设在麦库克基地的工
程处和器材处经常发生争论,它们与费尔菲尔德维修及供应基地在任务上也有矛盾。
多年来,名称和职能几经改变。到50年代,通过在各武器系统计划办公室配备来自
这两个司令部的人员,强行实现了协调一致。施里弗发现这两个司令部职能的重复
令人不能容忍,因此建议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负责空军所有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同时接管空军器材司令部的采购职责。尽管空军器材司令部和空军参谋长怀特上将
坚决反对,施里弗还是固执己见。
时间对他有利。由于担心苏联在航天方面取得进展,肯尼迪新政府鼓励空军部
长尤金·M ·朱克特将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和空军器材司令部合并。副国防部长
罗斯韦尔·卜吉尔帕特里克通知朱克特,如果“空军能把问题摆平”( 亦即解决了
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同空军器材司令部的矛盾) ,就把令人垂涎的航天任务交给
空军。朱克特欣然同意,怀特上将此时也看到了施里弗关于让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
部进行自己的某些采购工作( 接过空军器材司令部的采购任务) 的建议所具备的优
点。
在受影响的人员只提前两个星期接到通知的情况下,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和
空军器材司令部于1961年4 月1 日分别改名为空军系统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
时机极佳,因为4 月12日苏联发射了5 吨重的“东方号”宇宙飞船,载着尤里·加
加林少校作轨道飞行。美国人的自豪感受到打击,神经像受到刺激的青蛙腿那样不
停地抽搐。肯尼迪政府也认识到,必须拨出经费恢复美国作为技术领先强国的地位。
“东方号”宇宙飞船将作为不祥之兆成百次地飞越美国的城市而毫无阻拦,它与美
国的距离远比任何敌舰或敌机所能达到的距离为近。
晋升为上将的施里弗担任了空军系统司令部司令官,并使该司令部走上了健康
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给美国空军的研究和发展工作带来了繁荣昌盛,而且直
接导致了借以打赢波斯湾战争的那些先进武器和情报搜集系统的诞生。空军系统司
令部通过向部队提供武器系统还达到了一个超出其梦想或计划的目的,那就是这些
武器系统已使苏联确信,自己在争夺军备优势的竞赛中,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在这次改组中,施里弗也有一丝失望,那就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空军研究处脱离
了他的司令部,划归空军总部的航空航天研究办公室领导。但是,他只要看看新建
立的那些处,就可以为之感到自豪。这些处涵盖了航空航天研究的所有领域,增强
了空军系统司令部的科学基础。这些处包括航空系统处、弹道系统处、航天系统处
和电子系统处。它们都得到了特别顾问团体( 包括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工程组
和兰德公司之类的民间智囊团) 的支援。在随后的30年内,这些单位不仅产生了保
卫自由世界的武器系统,而且产生了美国空军的许多主要领导人。施里弗在其新机
构内,让以工程和科学才能而不是以战功著称的人能够晋升为上将,这使国家和空
军获益匪浅。
空军部长朱克特和施里弗合作得很好,其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他们与国防部长
麦克纳马拉的关系都不好。朱克特与麦克纳马拉的关系是官僚机构办事阴差阳错的
典范。朱克特曾经建议由麦克纳马拉接替他担任负责管理工作的助理空军部长,而
麦克纳马拉后来又选中朱克特担任空军部长。他俩显然都仰慕对方的才干。但是,
在1947年至1952年间当过斯图尔特·赛明顿的助理空军部长的朱克特,对于麦克纳
马拉抓权从而削弱了空军部长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一事极感不满。经常被逼到要辞职
地步的朱克特按捺不住对麦克纳马拉的厌恶,而麦克纳马拉则以最令人恼火的方式
——佯装没有看见——作出反应。
施里弗对麦克纳马拉那套工作方法的反感不亚于任何人,但他有机智和本领,
能用麦克纳马拉的一套方法与之融洽相处,亦即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用直觉预
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直觉预测才是施里弗的长处。
正由于施里弗有这个长处,朱克特才声称,他当空军部长的最大成就是指示施
里弗着手实施“预测工程”——为美国空军全面研究长远技术的发展趋势。朱克特
要求施里弗通过“预测工程”查明美国空中力量技术的现状,在今后5 至10年内会
有什么新发现,这些新发现会导致什么结果,以及整个科学的发展能对改进空军执
行任务的能力提供什么帮助。实际上,朱克特要求施里弗做的事情与当年阿诺德要
求冯卡曼做的事情一样:以有见识的眼光为美国空军展望未来。朱克特下达了这项
任务之后就退居幕后,让施里弗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施里弗像往常一样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并且注意利用他所熟悉的联系网。他
确定:“预测工程”要研究1966年至1975年的技术发展步伐,将技术的变化与空军
计划内的活动进行对照,然后看一看这对美国空军的武器会产生什么影响。
最终有将近500 人对“预测工程”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来自28个空军单位、政
府内的13个大单位( 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政府内的49个下级机构、26
所大专院校、70家公司和10个非营利机构。政府内、工业界和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都被网罗进了各个专门小组,它们分别负责研究6 大课题:技术,威胁,政策与军
事考虑,能力、成本与分析,评价,以及综合研究。
要使具有此种规模和任务范围的庞大委员会的行动不逾距,确实要有施里弗那
样的才能才行。他在当时还是一名少将的小查尔斯·H ·特休恩的协助下做到了这
一点。特休恩确保各专门小组只侧重于研究有关的技术,这些技术要对国家安全有
直接用处,要有实际获得成功的很大可能性,代价要合理,而且要比目前预见到的
系统大有改进。
在1964年3 月提交最后的报告之前,对于应将哪些项目列入最后的报告进行了
好几个月的斟酌,其间有筛选,有过滤,有争论,有交锋,当然也有必然要作出的
互相让步。
最后,选中了一些全部符合上述4 项要求的技术,包括通过采用高强度硼丝和
氧化物涂覆强化金属,开辟飞机和发动机制造方面的重大新领域。此种技术所带来
的新材料,使得制造庞大的货运飞机和垂直起飞飞机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
之举。比较难以捉摸的一项备选技术是把液氢用作远程侦察机的燃料。该报告建议
把高压氢氧发动机用在可多次使用的航天发射工具上,从而接近于达成上述目标。
在大量有希望的空气动力项目中,最突出的是减少层流化控制的机翼和变几何形机
翼。
建议追求的其他技术之中还包括改进型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有的减弱了辐射,
有的为了减少附带毁伤而采用低当量,还有的则拥有强化辐射裂变聚变核装置,这
种装置只杀伤敌方人员,而对装备则几乎不造成热辐射或冲击波破坏。后一种核武
器往往被称作“中子弹”,它遭到了某些团体的特别强烈的反对,它们莫名其妙地
认为杀人而不破坏物资器材比既杀人又破坏物资器材更不道德。
最重要的建议也许是在制导技术领域。新的光学图像匹配技术得到了发展,这
种技术有希望使空对地导弹的命中精度达到将近100%。
这些技术( 有时作了简化) 在武器系统( 从洛克希德C-5 飞机,到目前的大批
精确制导武器) 中都派上了用处。这些武器系统尽管很宝贵,但它们固有的重要性
却远逊于施里弗、空军系统司令部和“预测工程”采用的方法对空军研究与发展工
作所起的促进作用。在尔后的20年里,从空军系统司令部及其后继机构的各个处和
实验室里涌现出了无数的技术成果。它们对阵容强大的间谍卫星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卫星使美国享有了从未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享有过的巨大情报优势。这种
优势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超级”和“魔术”破译工作也大为相形见绌。在后面
的某一章中,我将较详细地论述直到1995年还保密的“日冕”间谍卫星计划。
“预测工程”所预见到的某些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受到了因大量资金被用于越
南战争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是大多数预测都变成了现实。也许更重要的是,施里
弗通过此项工程把空军系统司令部从一个简单地由两个司令部合并而成的单位,改
造成了一个大得多的单位。他使空军系统司令部变成了可让民用科学与军事目的结
合在一起的机构,从而恢复了空军科学的活力。他既推动基础研究,又促进应用研
究,并把科学与国家政策及实际军事需要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平衡。
到1962年,空军系统司令部已经成长壮大,拥有官兵26650 人和文职人员37000
人,每年管理约54000 项合同,预算亦达70亿美元( 那时10亿美元就是一笔很可观
的金额了) 。空军系统司令部与国家航空航天局密切合作,提供了用于“水星计划”
宇宙飞行的“宇宙神”火箭,其中一枚把“友谊7 号”宇宙飞船送上了规定高度,
让海军陆战队中校约翰·格伦在轨道上进行了绕地球3 周的飞行。
从成立之时起,空军系统司令部的工作范围之广就很惊人。除了爱德华兹空军
基地飞行试验中心一切日常的繁忙活动,它还参与实施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局
和海军联合试验X-15火箭飞机的计划。罗伯特·怀特少校曾驾驶这种飞机飞出了每
小时4093英里的速度。空军系统司令部还使先进的“宇宙神”、“大力神”和“民
兵”式洲际弹道导弹达到了可供作战使用的状态。“发现者”系列卫星也被发射到
了轨道上,并因最终对环保工作产生了良好影响而受到赞扬——它们的真正任务则保
密了30年。除此之外,空军系统司令部还进行了其他许多工作( 这些工作并非都最
后取得了圆满成功) ,其中包括:在许多方面都开了航天飞机之先河的X-20“动力
翱翔”试验飞机,速度达到3 马赫的北美RS-70 侦察机,奇异的“面眼”照相机,
“赛其”半自动地面控制网防空系统,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监视从卫星到太空垃圾
的所有空间物体的空间探测与跟踪系统,以及某些虽不那么具有新闻价值但却极为
重要的工作,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成立了航空航天医学处。
空军系统司令部的复杂性,其任务的紧迫性,以及在建立洲际弹导弹力量时所
运用的成功方法,都促使施里弗同时地而不是按次序地推动各种不同项目的发展。
上层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包括当时国防部第三号有势力的
人物、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哈罗德·布朗的反对意见。然而,施里弗占了上风,
因为同时并举的工作方法基本上是管用的。施里弗计划中遭到反对的另一个部分是
鼓励工业界从事由联邦资助的基础研究工作。事实证明,这是空军系统司令部研究
与发展计划中最可贵的措施之一,但最终还是被扼杀了,因为它很容易成为政治斗
争中的攻击目标。有关的公司可能被指控利用政府的资金发展使它们在商业上获利
的产品( 从某些情况来看,这种指控无疑是正确的) 。结果,此种经费逐步削减到
了危及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地步。
空军系统司令部管理起来很麻烦。施里弗起初试图像他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力量
时控制弹道导弹处那样来控制空军系统司令部,但事实证明这样不行,因为国防部
内各级上司要求提交的报告和情况介绍越来越多,不得不增设许多非正式的管理层
次,以保证呈送到最高层的情况介绍材料内容丰富。施里弗的应对措施是说服国防
部,使之相信空军系统司令部的审查很严格,因此只需要由最高层作出最至关紧要
的决定。
越南战争导致空军系统司令部在将近10年的时间内受到了预算限额的制约,并
使它急忙把重点放在解决战争中出现的当前作战问题上。此项工作的一个例子就是
研制前面提到的电子光学目标识别系统。这是一种望远镜,可以使飞行员在较远的
距离上目视识别敌机。与此同时,空军系统司令部还促成了F-4E飞机的“急速铆接”
改装工作,亦即增添前缘缝翼,以便提高机动性和为内置式航炮提供更好的炮床。
虽然此类当前需要享有优先权,但是长远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其中包括研制诸如
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F-15和北美/ 罗克韦尔B-1 之类的飞机,以及研制诸如AGM-69A
短程攻击导弹和AGM-65“小牛”式电视制导空对地“灵巧”武器之类的导弹( 最终
总共制造了10万多枚“小牛”式导弹) 。研制中的武器系统还有预警与控制飞机,
它是后来被称为“力量倍增武器”的那些武器系统中的头一种,并于1977年作为波
音E-3A达到了可供作战使用的状态。
在和平时期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对武器系统发展工作中的风险比对延误更
担心。“同时并举”的主张失了宠,因而研究与生产项目遭到了砍削,传统的“先
飞后买”的方法又重获采用。所有的发展项目都要在规定的发展阶段被缜密地估量
一番,特别着重估量似乎有风险的任何关键子系统的发展工作。无数次的审查所造
成的延误使成本增大了好几十亿美元。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若干年内,空军系统司令部每年的经费相对稳定在大约70
亿美元的水平上。到1982年,通货膨胀和扩大了的需要使经费增加到了大约260 亿
美元。虽然诸如通用动力F-16“战隼”式、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F-15“鹰”式和起
死回生的罗克韦尔B-1B“枪手”式之类的飞机,以及包括LGM-118A“维和者”(MX)
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AMRAAM)在内的一些导弹仍在发展或投入使用,但是空军系
统司令部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C3I(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 、情报搜集卫星
和其他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较小项目上。
即使在项目越来越专业化和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情况下,选进空军系统司令部的
人员在胜任工作的能力上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平,这要归功于该司令部的历届领导
人( 从施里弗到现任领导人) 。好几种弹道导弹在4 或5 年内就完成了从设计到发
射的整个研制过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本身的复杂性和国会的微观管理,
重要计划现在执行起来都需要长得使人难受的时间。由于这些计划通常十分保密,
从事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不仅自己所作的努力不为公众所知,而且不准
为了得到同行们的重视而在普通刊物上发表文章。
作为空军系统司令部所完成的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的一个例子,看一看该司令部
的一个处在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主要工作的简要清单是颇有教益的。在位于马萨诸
塞州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的电子系统处,正在研制的主要项目不下122 个,从波音E-4
空中指挥所、“军星”卫星通信系统和为沙特军队研制的改进型C3( 指挥、控制与
通信) 系统,到供机场使用的微波着陆系统,都包括在内。此外,还在进行一些由
于太保密因而连公开名称都没有的项目。
所有其他处及各工程与飞行试验中心的工作也具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协
调一致的工作的综合成果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那场战争中,过去为在
作战中利用太空而做的工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证实了空军系统司令部在以
往30年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空军系统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于1961年4 月成立时,一些观察家感到后
勤司令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从政治上说可能是这样,但实际上空军后勤司令部
的重要性多年来已有提高,其地位已超过了它过去作为空军器材司令部时所享有的
地位。其地位的提高有一个多少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那就是现代武器系统的
多用途性——加上取代这些武器系统要花惊人的代价——已使飞机和导弹的服役期
变得比过去长得多。在50年代,有10种新战斗机、5 种新轰炸机和4 种新弹道导弹
装备了部队。与那时不同,现在很少有新的武器系统了。相反,像B-52之类的较老
的武器系统则需要空军后勤司令部对其不断加以改进,以便将它们保留在部队内。
随着岁月的流逝,美国第一线战斗机、轰炸机和导弹的平均役龄已增至20年、30年,
而且还在增长下去。这批武器系统的寿命早已超过了许多部件制造商的寿命。维持
这样一支日益老化的力量是一项空前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空军后勤司令部还是
设法保持了美国空军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
最终,空军规模的缩减对空军后勤司令部和空军系统司令部产生了影响,使之
于1992年7 月1 日合并为新的空军器材司令部。名称和任务改变了,但传统保持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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